张宪丽 ​高奇琦｜社会风险化还是心理风险化——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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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险化还是心理风险化——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反思

张宪丽｜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8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似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论证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合理性。但实际上，这其中有许多可以讨论的问题。例如，究竟是人类社会的风险进一步增加，还是人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减弱？换言之，是社会的风险化，还是心理的风险化？对此，本文首先从贝克的核心结论入手，就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风险进行比较，然后再评价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稀缺困境的改善，进而讨论人类社会对风险认知的偏差以及西方目前流行的一些不当认识，最后将问题聚焦到风险应对中的社会团结问题。

人类社会的风险是在增多还是减少

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结论至关重要，即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的风险比之前大大增加。贝克明确指出，风险的“基础是工业的过度生产”。贝克认为，伴随着人类现代化的进步，社会风险不可避免地增多，这似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悖论。贝克明确指出，“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非常深刻，对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其核心结论似乎仍然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正如盖布·梅森（Gabe Mythen）所提醒的，尽管在各个学科之中风险社会理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需要对其中的结论作更加实证的分析。这里可以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进行对话的内容是，如何对风险进行整体评估，以确定目前人类社会的风险确实比传统的农业社会更多。这在统计学上是一个难题，不过我们可以举一些直观的例子，可能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有帮助。

瘟疫、饥荒和战争是人类在工业社会之前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正由于这三个因素在人类历史上的循环往复，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仍然难以摆脱其魔咒。例如，1347—1352年，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导致西欧的人口锐减约1/3。在中国历史上，王权更迭主要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下发生的，而发生农民战争的主要原因则是饥荒。从西汉到清末造成万人以上死亡的重大自然灾害有190 起，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为2290 万人。进入工业社会之后，饥荒导致人类死亡的比例逐渐下降，但是瘟疫和战争的威力仍然很强大。关于1918年大流感，早期的估算数据是，全球约有1/5的人口感染，至少2160万人死亡。1970年后的估算数据则将死亡人数确定为5000万到1亿之间。而当时全球人口总数约为18亿。同时，流感暴发也是一战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再以战争为例，一战中，大约有2000万人死亡，二战大约有6000万~8500万人死亡。但是，人类社会在进入核武器时代之后，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却在逐步减少。

简言之，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虽然人类社会之前面临的三大风险中的部分挑战仍有上升的趋势（如瘟疫），但是从整体来看，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在下降。就瘟疫而言，黑死病造成欧洲30%~50%的人死亡，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同样需要看到，在工业进步的背景下，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同样在提升，这一点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可以得到佐证。进入21世纪以来，SARS、埃博拉、禽流感、炭疽热、猪瘟等众多病毒的影响力都是相对比较小的。目前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有较大影响。同样也可以发现，在本次疫情应对过程中，某些发达国家出现的应对不利与其防控策略和整体动员能力有限有很大关系。

饥荒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正在逐步减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特别是食品工业的生产革命，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营养过剩的阶段。尽管目前在非洲或其他地区，由于战争或者极为贫困的原因，仍有少数儿童处在饥饿的边缘线上，但随着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等一系列国际性援助的推进，随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消除贫困运动的有力推动，这种情况正在不断减少。

战争则因为核武器的出现实现了一种新的恐怖平衡，也就是在核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变得不太可能。在核武器之下，大国之间从“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伙伴关系逐渐过渡到“相互确保生存”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使得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直至可能在实际上被排除。现在的战争主要是地区性战争，在核国家和非核国家之间展开，或者是在两个非核国家之间展开，主要表现为一种地区冲突。

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人类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可能存在定义的瑕疵，因为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是高度风险性的。贝克同样也认识到，“风险并不是现代性的发明”。可以想象，早期人类进行大型捕猎时面临的风险，比今天人类面临的风险要大很多。当时人类的平均寿命不超过20岁，而今天的人类的平均寿命可以达到70多岁。人口增长也是评估风险的重要指标。在工业革命之前，全球人口数量在6亿以内。而发展到今天，全球人口已经达到70亿以上。简言之，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是风险社会，并且上述例证试图证明人类社会目前面临的风险要比之前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小很多。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科技进步。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物质产出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而物质产出是应对风险的重要保障。

科技革命对人类生存风险的减弱效应

从生存意义上讲，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物质短缺，而现代的工业革命恰恰在科技和大工业的基础上逐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人类需要的能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食品为中心的摄入性能量；另一种是以使用为中心的辅助性能量，主要包括衣服、住宅和出行。摄入性能量的获取建立在食品工业革命和农业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之上。通过发展农药技术、农业机械工业以及转基因技术等，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尽管这些新技术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隐患，如关于转基因食品仍然存在争议，但人类社会恰恰在这种高度不确定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当面临食物短缺问题时，人类就会面临生存极限，因此，人类需要在生存和健康之间进行平衡。风险不可能被永远消除，人只能在风险的类别和大小之间作出平衡。

辅助性能量的大量获得同样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我们日常使用的大量物品如尼龙、塑料等，都可以通过石化工业生产出来。由于人是恒温动物，即需要保持体温恒定，所以衣服对人类至关重要。随着现代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住宅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然而在现代建筑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住宅问题也在不断得到改善。出行革命则建立在现代交通工具和能源革命的基础上。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目的就是让人们的交换更加频繁。这是一种效率革命。尽管现代城市同样面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现代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城市是一种高效率交换的产物。为何城市化进程不可阻挡？因为城市本身就是一个高效率交换场所。效率原则是解决人类物质短缺问题的重要法门。尽管人们对目前城市发展的问题有很多反思，但是我们同样要看到城市在提高人类产出和增加人类交换上的重大意义。

信息革命和正在发生的智能革命都对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信息革命有利于远距离的信息传输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使得人们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城市规模的限制。人类社会的高产出建立在大规模信息交换的基础上，所以信息革命是人类高交换的催化剂。智能革命所导致的自动化会产生一种更为深刻的生产力革命，使得许多物品的产出成本大大降低。如果对未来进行展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核聚变能将来可能会成为人类能源的重要解决方案，这会大大降低能源的采集成本。另外，光伏产业可以把阳光转化为光能储存起来，这样的能源既清洁又相对廉价。再如，我们目前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所高度依赖的半导体，其主要材料是硅，而硅是从沙子里分离提取出来的。另如，在新的材料革命中，碳纳米管、石墨烯这样的新材料更是建立在地球上最为丰富的碳元素之上。所以说，在新科技革命的基础上，人类对大自然的获取能力会进一步增强。换言之，人类社会最大的风险是短缺，而短缺的问题可以通过科技革命逐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面临的风险是在降低而不是增加。贝克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贝克的说法是，“你可以拥有财富，但必定会受风险的折磨”。蒂莫·鲁萨宁（Timo Rusanen）观察到，在欧洲出现了强烈的技术悲观主义（technopessimism），特别是那些在工业和文化上转型为后物质社会（postmaterial societies）的国家。甚至进一步讲，贝克的观点具有某种反工业文明的倾向——“风险是文明所强加的”。客观而言，贝克的这一观点很容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形成误导。需要深刻认识到的是，整体而言，工业文明可以增强人类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不是减弱。

风险感知的增加及人类脆弱性的增强

然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也具有其意义。贝克的理论提醒我们，由于对大自然获取能力的增加，未来蕴含了新的风险。同时，贝克的理论也反映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焦虑：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丰裕社会，但是我们的不安全感却大大增加。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绝对风险的减少和对风险感知的增加，成为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

另外，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心理承受能力似乎在减弱。在前现代社会中，非正常死亡是常态。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类的平均寿命从30岁左右增长到70岁左右。但是由于人类社会伦理知识的进一步进化，人们越来越不能承受非正常死亡。一旦某一例非正常死亡出现，通过新媒体的传播，这样的生命故事便会瞬间传遍整个社会。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信息传播不便，许多信息（特别是热点信息），很难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造成巨大影响。并且，由于信息传播的限制，一个整体性舆情事件的形成需要具备诸多条件。但是在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每一个生命非正常死亡的例子，都会瞬间变成新闻热点。换言之，从绝对意义上讲，这样的非正常死亡的数量减少了，但是由于新媒体的存在和人们伦理意识的增强，这样的生命故事会不断地在媒体上传播，让人们感觉到这样的风险似乎是更多了。因此，就形成了一个“绝对风险减少和人们感知到的风险增加”的悖论。贝克似乎也看到这一点：风险部分源自“普遍的缺乏信心和‘风险倍数’（risk multiplier）”。然而，贝克似乎将这一观点隐含在其复杂的逻辑之中。

另外，现代社会给每个人提供的尊严和舒适感，使得现代人越来越不能承受舒适之外的任何其他感受。例如，在农业社会时，人们风餐露宿是常态，饿肚子也是常态，这增强了人们对这种风险的承受能力。但是如果让一个现代人突然无准备地在野外生存，那将是一个极大挑战。再如，发达地区的人们往往存在过度使用空调的问题，即关掉热空调之后，马上打开冷空调，这使得人们对舒适感定义的范围越来越窄。然而，空调是一个现代产品。人类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并没有空调，生活并没有明显的不适。这恰恰说明如今人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典型的西方知识分子怀疑论的一种延伸，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西方末世论的另一新版本。在基督教的叙事框架中，人类社会由于人性之恶，最后会走向世界末日。末世论构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一种基本假设，而西方许多主流思想家的价值观都建立在这一末世论的基础上。从其逻辑上讲，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世界末日，而风险社会只是世界末日的另一种形式。罗马俱乐部所发行的《增长的极限》这类研究报告，也是西方末世论的一种体现。从知识传统来看，从霍布斯开始，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科学价值观的基本色调。霍布斯在人性恶的假设之上概括了丛林法则和自然状态，黑格尔则提出了历史终结的说法，福山对历史终结的讨论就是建立在黑格尔学说的基础上。简言之，末世论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假设。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并没有被西方社会抛弃，而是以另外一种现代和世俗的方式把其整合到社会科学的内涵之中。到海德格尔那里，人类社会更是走向了一条向死而生的不归路。这些都是对末世论的一种世俗表达。这些思想家背后的内核都是末世论，而风险社会理论只不过是关于末世论的一种最新表达而已。贝克明确地表达出那种无助：“使我们理解了那些惊颤、无助的暴怒和‘没有未来’的感觉。”风险社会理论可以给人们提供一种警示，但实际上它对人们应对风险本身并没有特别有效的价值，因为这一理论仅仅是一种作为先知的预警和警告，并没有对如何应对风险做出更多的讨论。

对强批判的批判与行动主义的必要性

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在风险应对中学到何种知识，而不应像杞人忧天那样强调一些无意义的风险，也不应像祥林嫂那样仅仅抱怨风险的源头和主体责任。在风险应对过程中，不仅要找到风险的源头，更重要的是首先“灭火”。“灭火”之后再重新反思其中的问题，并形成新的动员机制。人们不可能完全消除风险，人们更多是在风险的平衡中前行。

应对风险的过程是一种社会革命，会引发对我们之前的习惯进行重新思考，形成新的社会规范。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如何在短时期内进行社会的整体动员，并形成社会团结，以整体的力量来应对风险的冲击。许多风险的产生是综合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而要准确找到原因是非常困难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似乎适用的是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则。特别是在一些大型复杂性风险中，找到风险的源头极为困难。正如非典给我们的启示一样，我们还没完全搞清楚非典产生和暴发的相关原因时，非典作为一种流行病就已经被遏制住。我们对许多新生事物仍然有很多认识盲区。贝克用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更多表达的是一种不确定性。贝克指出：“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然而，人类社会恰恰是在不确定性的平衡之中向前进步。我们不能因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就停下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因为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同样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来解决。

在危机当中，最大的风险并不来自风险本身，而来自人们对风险的错误认知。人们对风险的恐慌往往很容易导致社会信任的消失，形成踩踏事件。例如，在社会危机暴发期间，一些地方发生入室抢劫事件等，这都属于社会信任的消失。再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美国许多人会去超市买枪支，难道可以用枪支消灭病毒吗？在危机暴发之后，恰恰是人们对危机的恐慌造成了社会危机。疫情的暴发本身是以一种新冠病毒为基础的公共卫生危机，而危机升级后产生的更大危机是人们社会信心的消失。

从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何一些国家试图通过自然感染而实现群体免疫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策略。许多专家（包括首都医科大学饶毅教授）都从医学的角度对群体免疫策略进行了批评。笔者这里则从社会心理以及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讨论其不可取之处。一些国家提出的群体免疫策略完全是一种甩锅给社会的不负责任做法，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基础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曾一度在西方特别流行。西方的一些重要思想，例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都建立在这样一种优胜劣汰、强者生存法则的基础之上，这同样可以回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和丛林法则理论加以解释。可见，群体免疫策略是建立在西方人性恶的文化理论基础之上的行为策略。从这一意义上讲，群体免疫的提出符合西方文化价值的基础，然而这样一种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策略，并不符合西方（特别是20世纪以来）在道德价值观上形成的新进展。在工业化的初期，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确实是大行其道。然而20世纪西方的知识界和理论界都对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例如，自由主义中的自由左派（以罗尔斯为代表）特别强调倾向于弱势群体的观点。在罗尔斯那里，这种体现就是差别原则。西方的其他理论如社群主义，更多是强调社群的整体性，例如沃尔泽的复合平等理论。而其他的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例如德沃金所提出的资源平等理论，力图让每一个人在最初的时候都能享受到资源上的平等，这其中也蕴含了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政策内涵。多元文化理论更加强调少数群体的特殊权利。后现代理论家更加偏向于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主张，这几乎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西方理论的最主要进展。例如，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深刻地指出，精神病患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权力机制制造出来的。这些思想在社会运动上则表现为同性恋、女性等少数群体的平权运动。

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强调这种群体免疫的政策，无疑在理论上面临巨大的困难。因此，社会科学界对群体免疫形成强烈的批评，已经是确定的事实。当然，一些国家提出群体免疫策略，也是对自己国家治理能力有限性的一种被迫反应。换言之，由于在紧急状态下的国家动员能力有限，那么在承认政策失败的前提下，做出这样的政策表态实际上也属无奈之举。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随便承认自己的政策失败，所以要将其包装成一种新的、看起来更有效的理论来进行推广，这就是群体免疫理论出台的基本背景。然而，这种理论实际上对社会团结的损伤极为巨大，因为其没有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让强者生存下来而弱者则被淘汰掉，这似乎又回到了工业革命初期的基本逻辑。

最大风险是人类团结的消失

因此，在面对类似于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时，疫情本身是一种风险，但更大的风险是社会团结的消失，以及人类社会重新回到短缺时期的社会心理。贝克也看到风险社会所导致的社会不团结。贝克认为，“风险社会产生了新的利益对立和新型的受威胁者共同体”。在丛林法则的指引下，人们不得不拿起武器寻找自助。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都会大大增加，那么人类社会在工业文明以来所做的许多努力都会前功尽弃。贝克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及危机状态下的共同体问题：“危险的共同性使利益群体组织的多元化结构面临着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

整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应对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如下：

第一，应该重新思考一个国家在面对突发性风险时，如何在短期内快速地提高整体动员能力去有效应对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对风险的准确识别和确认非常重要。贝克同样指出，在一个世界风险社会中，我们必须区分生态、金融危险（可以被概念化为副作用）和恐怖网络的威胁（作为蓄意灾难）。

第二，在应对危机时，国家如何通过各种基本物质条件的保障，将社会维持到尽量接近常态的状态，使人们不必因为物资短缺而重新回到丛林社会，从而减少紧急状态下人们的恐惧感。

第三，如何在应对风险过程中重新形成社会的高度团结，而不是在丛林法则的指引下，变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引发社会战争。如果后一情形发生，那么公共卫生事件就会变成一个导火索，点燃整个社会中的不安，从而导致社会的分裂。因此，在风险面前，我们更加需要思考共同体的意义。共同体的最大价值就是可以形成一种应对风险的团结力量。贝克也充分讨论了团结的问题，认为可以从需求型团结发展到焦虑促动型团结。然而，问题是在焦虑的压力之下，人类社会可能会更加陷入分裂，而不是团结，关键是要找到这一团结机制。用社会学的表述是，要强化应对风险时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风险之所以会对人类社会形成重大冲击，其内核是不确定性，而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就会相对降低。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醒我们对未来社会的风险要保持警惕，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一理论同样带有强烈的西方左翼批判理论的特征，而批判理论的特点是往往为了批判而批判，即时刻处于批判的状态，但是对解决问题很少给出直接的建设性方案。马克·莱西（Mark Lacy）指出，虽然贝克的作品可以对当代社会进行雄辩的描述，但它往往会限制我们对生态政治的理解，限制我们在这个日益重要的知识空间中探索问题的方式。莱西还认为，贝克提出的生态民主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既包括批判，也包括对问题的解决。例如，马克思明确反对哲学家仅仅停留在对世界的解释上，而是强调如何实现改变世界的目标。这里需要特别讨论马克思关于科技的态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科技有可能被资本利用并成为剥削工人的工具；另一方面，马克思也看到科学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生产力革命以及对人的解放潜能。

这种背离在某种程度上就会使得学者的观点与社会实践之间产生巨大的距离。出于其怀疑态度，思想家对某些人类社会的进步之处保持警惕，这具有其价值。但是，这种强批判往往对社会中已经出现的进步也会给予不恰当的批评，这在某种意义上就会陷入为了批评而批评的尴尬境地。这种强批判在导致学者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减弱的同时，也使得学者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同时，这种过度批判还可能会被某种商业利益所利用。例如，埃尔克·克拉曼（Elke Krahmann）指出，风险社会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营销风险的功能，西方的私营保安公司借助这种风险营销保证了持续的利润。

笔者的观点是，社会风险不可避免，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大量风险。我们在解决某一问题时，解决方案其实就蕴含着下一个问题的新风险。人类社会只不过是在不同种类的风险和风险的不同程度之间作出一种微妙的平衡而已。人类社会不可能处于完全风险真空的环境之下，也不可能绝对地实现风险免疫。从这一意义上讲，风险社会是人类社会在产生时就具备的常态。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对自身能力的掌控越来越强，整体的不确定性在减弱。但是由于新媒体的宣传作用和人类自身对风险承受能力的下降，人类对风险的感知反而在增强，这时过于强调风险的增加无益于风险的实际应对，而是应该对风险作出一种相对客观准确的评价，才有助于政府决策并提高社会大众对风险的理解。

过于强调风险的蔓延有可能导致社会焦虑的扩大化，从而使得整个社会重新回到丛林状态，这其实更加不利于风险的解决。基思·斯彭斯（Keith Spence）认为，美国在9·11事件之后提出的“反恐战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中提取出来的，或者至少是受到贝克的启发。美国用国家安全和主权词汇来构建“反恐战争”的话语叙事，而合理的风险谈判在其中被边缘化。这种排斥助长了恐怖和恐怖主义的加剧，而不是减少。因此，社会科学学者应该基于对整体知识的把握，对风险作出合理的判断，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大众传播恰当的信息，而不是毫无根据地放大风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确定性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而停止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不能倒洗澡水时把婴儿也一同倒掉。与风险共存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如何在风险中增强人类的风险承受能力，在风险中增强共同体的社会团结，在风险中增强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以减少风险对脆弱群体更大的伤害，这才是在应对风险中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

贝克对西方社会走向个体化也充满了忧虑，认为个体化雇员式社会在应对危机时会面临极大的困难。这是贝克在《风险社会》第三章中讨论的核心主题，即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在第四章中，贝克仍然在性别意义和家庭空间的基础上讨论了个体化的问题，实际上贝克所表达的核心焦虑是碎片化社会在应对风险时的困难。从这一意义上讲，贝克的焦虑是正确的，然而，贝克并未给出实现社会团结的具体方法。在关于世界风险社会的讨论中，贝克只是主张，在全球化时代，科学必须被重新确立为一门关于去民族化、跨国化和“再民族化”的跨国科学。家庭、阶级、社会不平等、民主、权力、国家等概念必须摆脱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束缚，必须在有待发展的世界性社会和政治科学的框架内重新概念化。可以说，贝克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然而其内核与实质并未完全展开。

结语

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重新反思，可以解释目前西方国家应对疫情不利的根本原因。美国是全世界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美国在应对疫情的效果上却非常糟糕。这其中蕴含的逻辑和原因令人费解，然而从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反思中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美国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出现了社会不团结的局面。例如，戴口罩本是应对疫情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关于戴口罩这一问题上，西方社会却产生了许多争论。一些人宣称，戴口罩是政府对公民自由的一种干预，并且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抵抗政府的号召。而且在疫情背景下，美国兴起的社会抗争和街头运动的数量似乎更多。一些本应该避免的聚会活动，似乎也没有减少，这都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风险。从根本上讲，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美国社会并未从整体性上表现出社会团结，反而出现了一个政府政策和社会认同之间的巨大反差。这与美国社会长期宣扬公民不服从等异质文化有密切关联。近代以来，美国社会在对抗教会权力的基础上产生了美国的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在传播过程中更多强调的是不服从和个人主义。这些强调忽视了社会团结，并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最大弱点。抗击疫情本是一种集体性行动，而个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不服从实际上就构成了对集体的挑战。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仅仅把风险看成是一种对未来的不可知，甚至是转化成对科技的批判。然而，面对风险时最大的问题是，每个个体对于风险感知的不一致，以及由于这种不一致导致其行动上的无法协调。这种协调的困难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分裂，并加剧了人们对社会风险的感知焦虑。焦虑又会激发人们的极化行为，并再次加剧社会分裂，因此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的脆弱性。

现代社会本身应在科技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物质意义上的丰裕，然而一系列事件表明，人们并没有因为物质上的丰裕而感到幸福，反而产生了新的空虚或焦虑等一系列精神疾病。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有密切的关系。西方主流的社会政治理论更多强调个体，让个体在现代社会物质丰裕的基础上变得愈加孤立，从而丧失了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这才是未来社会中最大的风险。风险更重要是一种感知，而孤立的人无法有效应对这种整体性风险。个人感受到的只有孤独感和恐惧感。因此，应对风险社会最重要的办法是实现社会团结，即行动一致地应对一些重大社会风险，而不是陷入无谓的社会争论。最大的风险就是，在争论中加剧风险的传播，最后导致个体的极化行为。这样做的糟糕后果是，人类社会的团结会在挤兑和踩踏中不断消耗，并引致更大程度的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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