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刚｜“共同富裕”的蛋糕做大以后，分好蛋糕的关键何在？｜“要点、重点与堵点：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圆桌会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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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蛋糕做大以后，分好蛋糕的关键何在？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1期，原标题为《做大蛋糕的前提与分好蛋糕的关键》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袁志刚教授

收入差距扩大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作为共同富裕的一体两面，孰重孰轻取决于经济的发展阶段。当下，人类面临着严重的贫富差距挑战，而贫富差距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化解，则必然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安定团结造成严重的冲击。关于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日渐拉大的贫富差距，其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全球共性化因素，也有各国个性化因素。

就共性因素来说，首先，市场经济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要求生产要素报酬由其边际贡献所决定，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必定带来全球充裕生产要素的报酬下降，稀缺生产要素的报酬上升。其次，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其生产要素一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竞争性优化配置，国内要素报酬的分化是必然结果。再次，在任何国家，市场经济体系运行都不会十全十美，市场失灵普遍存在，垄断性权力带来各类“租金”，即“掠夺性”收入广泛存在，这是各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如自然垄断、资源垄断、知识和技术垄断、数据垄断、特许经营垄断，等等。如果一个国家无法对这些垄断领域进行有效的规制，垄断部门一定会坐享其成，在国民收入这个蛋糕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上述三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国民收入一次分配的情况。

就个性化因素来说，各国不同的政治制度、税收制度、财政支出安排，特别是公共产品的结构性变化，都会显著影响一个国家收入的二次分配。国民收入的三次分配则是建立在个人自愿基础上的捐赠、慈善等行为，需要国家的倡导、社会的发展和个人觉悟的提高。如果说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体现了人和物（资本、土地等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是人和人的关系），一般追求效率为上；二次分配体现了政府主导下的人和人关系的修复，一般追求公平为上；三次分配则更多体现了人和自己灵魂的关系——“助人为乐”，在追求个人精神升华所带来的幸福和满足的同时，实现更为公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此外，随着人类社会与世界经济迈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即以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时代，简单劳动在生产中或被替代或被赋能，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特点便是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同时社会也面临巨大的治理挑战。因为数据生产的边际成本等于零，且不断自我强化，具有自然垄断的天性。数字经济可能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并对社会阶层的分化产生影响。在大数据爆炸时代，数据很有可能被少数巨头垄断。而且，数据资源和知识产权一起构成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兼具非竞争性和赢者通吃的特征，为寡头垄断与超额利润的获取进一步打开方便之门。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样促进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造成了低技能劳动人群的边缘化，贫富差距被不断拉大的前景令人担忧。

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全球总需求无法吸纳总供给，就会导致全球产能过剩，进而带来经济危机。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所体现出来的全球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非均衡，到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及英国脱欧所代表的逆全球化趋势，再到2018年以来以中美贸易战为代表的贸易摩擦，无不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内需不足，那么其过剩产能就无法得到消化。我们尤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微观效率追求将导致宏观经济的非均衡和低效率，同时可能出现出口恶性竞争，导致国家整体收益缩减。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国家的央行无一例外地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试图吸收过剩产能，由此带来巨额流动性的释放，但全球经济的复苏依旧乏力。货币发行所导致的大量流动性在金融领域空转，金融工具被不断创新，推动资产价格包括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发展。金融的高度繁荣，不仅没能有效为实体经济服务，反而造成金融行业的普遍高薪，进而导致大量精英人才转向金融行业，实体经济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进一步受到压缩。而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曾在消费需求不足时，开启大规模投资（4万亿刺激政策），尤其是使得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资产负债快速扩张，财富和金融也继续扩张，对实体经济形成“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

做大蛋糕的前提：充分就业与高质量就业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是人类历史上收入增长最快和扶贫成就最显著的时期，不仅在做大蛋糕上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巨大进步与经济总量的跃升，而且在分好蛋糕这一问题上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在脱贫攻坚这一世界性难题上取得了胜利。从全球范围来看，一旦离开中国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减少贫困事业的成就乏善可陈。

与此同时，中国人均GDP是美国人均收入的1/6，客观存在的收入差距导致的内需不足问题，也使得内循环步履维艰。当前，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收入增长速度长期慢于其他要素（比如资本、土地、知识、管理和技术）收入增长速度，使得相当部分人口处于低收入水平。其中，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又突出体现在消费对GDP的贡献相对较低。因此，从宏观经济层面看，要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需要充分发挥中国14亿人的市场规模优势并促进消费。

由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现阶段分好蛋糕的前提是继续做大蛋糕。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十分重要，而且从现阶段看，中国做大蛋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还很大，只要我们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断深化改革，不断释放各要素的生产潜力，一定能够迎来新一波的经济增长（图1）。

新一波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如前所述，一方面，我们要促进要素确权和要素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公共产品均等化方面进一步发力，尤其要在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方面作出重大制度性安排。一言概之，我们需要将中国经济做大蛋糕的基础，建立在充分就业与高质量就业之上。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我们不仅要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充分就业，而且要在经济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转型中实现高质量就业，其基础都是中国劳动力素质结构的转型。

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对内改革的重点是农业与农村，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村亿万剩余劳动力；接着又不失时机地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使得近三亿劳动力从中西部农村转移到引进外资最多的东部城市。其使得中国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并成为全球产业链重要一环，不仅通过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了劳动力充分就业，同时实现了劳动力的结构性转变，7.5亿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参与全球分工，进入全球产业链。中国经济也由此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走向了现代经济，原本大量劳动力的隐性失业决定了中国实现充分就业的任务十分艰巨，彼时正好对接了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从而消除了隐性失业。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劳动力尽管融入全球产业链，大多仍处于产业链低端，附加值较低，进而导致收入水平较低。

我们还要关注到，目前中国劳动力增长趋于下降，独生子女一代成为劳动力的主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因此劳动力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转变是必经之路。与之相对，新一轮全球化正在重构产业链，每个经济体都面临着重新定位的境遇，中国制造业也要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面对经济增长驱动模式的转型，中国应把握机会，积极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劳动力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的趋势，也要求中国经济将做大蛋糕的基础，建立在实现充分就业与高质量就业之上。其中，高质量就业必然要求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转型又是这一转型的基础。

也就是说，中国在农业和工业转型取得成效之后，需要着力推动劳动力进入服务业，因为三次产业结构的提升要求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进行优化升级，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还是未来中国经济做大蛋糕的基础。与此同时，要继续提升中国企业、中国劳动力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和价值。因为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背后，体现的是对服务质量更高的要求以及服务范围更广的要求，而提高服务者的素质至关重要。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教育水平，同时发展更多样的职业技能教育来提高劳动者素质。

需要警惕的一种情形是，“民工”重复生产“民工”。也就是说，如果近期无法使劳动力素质得到快速提高，那么就业将难以实现向高质量就业的转换。而难以向高质量就业转换，将可能带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失业增加，以及低端服务业（比如快递小哥等）扩张等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人均收入将很难迈入更高的发展台阶，由此可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单纯以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将不再有效。

分好蛋糕的关键：公共产品均等化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正处于要素粗放投入向要素配置效率提高转型的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创新驱动的阶段，因此面临着两大核心任务：一是促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二是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这也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从而做大蛋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分好蛋糕的发力点。其中，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实现劳动力的高质量就业不仅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体现，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在要求，还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性工作。

为了实现劳动力的高质量就业，我们需要作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实现公共产品的均等化。公共产品均等化是二次分配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为了提高劳动力这一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实现劳动力的高质量就业，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公共产品均等化，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区域间的进一步流动。中国目前要促进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市场向纵深化发展，促进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深度融合，都需要促进要素实现无阻碍流动。

当然在新时期，公共产品的提供与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一定需要借鉴以往的经验并牢记过去的教训。如前所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外需回落的困境，也曾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开展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的确对恢复全球总需求、维持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也带来了资产负债快速扩张，产生“挤出”实体经济的负面效果。

当下中国继续依靠基础设施建设（“铁公基”）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很小；不过，在公共产品投入方面，中国各级政府的有为空间还很大。从短期来看，提供公共产品对地方政府所带来的收益尽管没有基础设施来得大；但从长期看，公共产品均等化具有多方面的效应。具体来说：

首先，公共产品均等化发展能够促进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吸引人口集聚从而提高城市化率；其次，人口集聚效应能够带动服务业的发展，实现劳动力的高质量就业；再次，优质公共产品的提供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带动我国产业链的转型升级。而向高端产业链跃进，有利于人均收入提升，收入提升又反过来会促进消费增长，从而进一步做大蛋糕，再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

毫无疑问，公共产品如何均等化共享，是当前中国推进城市化、区域一体化面临的最大问题。从中国农业产值和农业劳动力的比例来看，如果农业能够实现现代化，农村还存在大量可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中国的城市化率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处在较低水平，究其原因，在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中，城乡之间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城市与农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源，不论是在可及性还是享受成本上，仍存在巨大差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促进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无阻碍流动，让农村人口也能享受城市的公共产品。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还有利于打开农村农业建设的新局面，加快农业的现代化、机械化与规模化，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二是要加大投资，促进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提供，让广大农村人口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与医疗等公共产品。

城市化、区域一体化是中国经济增长做大蛋糕的又一次红利，即14亿人口的“空间红利”。在现阶段，中国如何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城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完善城乡居民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从而充分释放农村闲置劳动力，让农民工进城再就业，同时大幅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这一场伟大革命的关键依旧落在制度设计和政府激励上。只有在制度设计时将激励做对，才能形成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公共产品的供给及其制度建设对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动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农民手中的三块地尤其是宅基地如何确权、流转，如何与城市先进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文化乃至金融创新相结合，产生更高的土地要素收入，成为农民进城的原始禀赋，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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