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 | 道路的选择——美国媒体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在华早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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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选择

——美国媒体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在华早期传播

王笛 | 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1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内容摘要：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美国媒体在19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报道和评论，把社会主义的扩张放到中国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当时西方许多观察者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也不相信布尔什维主义能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青睐。他们错误地判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是青年学生的心血来潮，或者是受到外力鼓动的结果，却没有清楚看到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正酝酿着深层次的变革，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五四运动以后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关键阶段，正如学术界所普遍认为的，“五四”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Martin Wilbur）1960年在《纽约时报》发表为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所写的书评，指出那场运动是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冲突，催生出现代中国的文学和社会改革的潮流，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评估，对中国传统道德展开批判，这是“一个有生命的民族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开端”，它的呼声依然在遍布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回响。

五四时期以及192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当时多称为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扩展，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其一是因为巴黎和会的结果，让中国人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感到失望；其二是苏俄对中国表现出了更多善意，特别是其关于沙俄所掠夺领土和其他在华权益的表态，尽管中国最后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实际好处，但已足够赢得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青睐；其三是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运动的扩展；其四是国内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社会主义在中国日益流行，改良思潮处于次要地位；其五，布尔什维主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抵御基督教在华影响的武器。

美国媒体这个时期对中国的报道，为我们理解当时的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本文以《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当时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为中心，观察1920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影响。由于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要比其他媒体多一些，因此本文所采用的资料不可避免地更多来自主流媒体，但我尽量避免通过某个或某几个媒体的报道来得出结论，所以本文还尽量引用了同时期其他美国报刊关于中国的报道和分析，包括美国人在华创办的英文刊物如《密勒氏评论报》等，以求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这个时期美国媒体对中国事务的看法和评论。

本文的研究焦点是媒体的态度及其所记录的历史，因此，充分利用媒体报道，无疑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独特角度。在这个研究中，我尽可能搜集全部有关媒体报道 ，而不考虑其观点和立场，因此这些资料是没有经过选择的，这样更能真实反映当时美国媒体对中国事务的看法。另外，为了建构这段历史的完整叙事，我也尽可能参考了相关研究成果，作为对话和补充。

从总体上看，美国媒体的评论大多站在反对俄国革命的立场，这些报道把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影响的扩大，放到当时中国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当时的美国观察者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不适合中国。他们也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青睐。他们错误判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是青年学生的一时心血来潮，或者受到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而没有看到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正酝酿着深层次的变革，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都为苏俄的影响扩大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尽管美国媒体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析还是客观和务实的，但从长远来看，对于中国的道路选择，美国的观察者犯了判断上的错误。

美国媒体如何认识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

五四运动爆发时，杜威（John Dewey）正在中国巡回演讲。1920年，他在《新共和》（New Republic）发表写于北京的文章《学生骚乱的结果》（Sequel of the Student Revolt），指出一些中国官员认为这场运动不是爱国，而是布尔什维克影响的结果，游行示威成为他们“废除作为自由主义思想中心的大学和高等学堂的借口”。激情过去，高潮不会永远维持。杜威对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也不抱乐观的态度。杜威发现，“虽然马克思很难比柏拉图对中国目前的形势更有针对性，但他的著作被广泛翻译并讨论”。五四时期，是中国接触各种思潮的时期，所以杜威说，在中国，“所有新的主义都被讨论了”。他发现，无政府主义之所以拥有众多的追随者，一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对政府的蔑视”，二是因为法国对那些接触共产主义思想的学生的影响力。

美国政府曾请杜威提交一份关于中国布尔什维克的报告，认为杜威是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的最佳人选。其实，杜威本人“否认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存在”，他认为教师和学生在社会和经济思想上是激进的，但坚信他们不是布尔什维克。他看到，学生团体反对旧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特别是旧家庭制度。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是失败了，因此“在民主政治牢固地建立起来之前，一个思想上的变化首先发生”。学生“更倾向于新的想法和社会及经济变革的计划”。由于缺乏经验，学生们更多的是“只要是新的、只要和现存的东西不同，他们就欢迎”。杜威指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社会主义者，有些人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他发现，许多人认为俄国革命是“一件好事”，其中一些听起来“或多或少地有些布尔什维克的色彩”。但杜威相信，这不是受俄国影响，他“绝对肯定”布尔什维克宣传与中国激进思想“毫无关系”。最后他指出，运动的许多方面似乎是“愚蠢和肤浅的”，但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学生们已经认识到，拯救中国必须要有具体的行动。这里，杜威其实对布尔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相比杜威，美国媒体对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的影响看得更清楚一些。1919年1月22日，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发表题为《布尔什维克希望改变亚洲》（Bolsheviki Hope to Convert Asia）的文章，称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长期以来在中国、印度和波斯进行了大范围的革命宣传活动”，他们现已准备就绪。同年年底，该报又发表《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收获》（China Ripe for Bolshevism），称现在“狂热分子散布在全中国，为布尔什维主义铺平了道路”。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敦促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团，“为中国的领土完整启动在上海的会谈”。可见，《华盛顿邮报》对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持一种恐惧态度，但它准确地看到了，中国存在爆发革命的土壤。这个预测是准确的，192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便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对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的扩张同样密切关注，1919年6月15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转载美联社报道《日本看布尔什维克在上海的活动》（Japan Sees Bolsheviki at Work in Shanghai），称日本官员对中国的反日风潮很焦虑，尽管全国的事态已有好转，但在上海情况则更糟，这很可能与布尔什维克普遍参加有组织的反政府运动有关。日本官员表示，上海作为一个公共租界，任何干预都可能涉及其他国家，日本海军陆战队随时待命。另外，在华美国企业通过了要求日本履行承诺、归还山东给中国的决议，“美国人的行为被日本人指为是一种侮辱”。要求日本归还山东是美国朝野上下的一致态度，这引起日本人的极大不满。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以防止布尔什维克势力进入东西伯利亚、保护协约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为理由，日、美于1918年联合出兵西伯利亚。但是日本很快违背了日美间“有限出兵”的约定，并与美国围绕西伯利亚的政治控制产生深刻的矛盾，美国于1920年年初宣布单独撤军。1920年1月27日的《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发表《日本警惕布尔什维克》 （Japan Alarmed by Bolsheviks）的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日本对于布尔什维克的东移非常警惕，在军事上也有所准备，以防苏俄渗透中国和日本。

韦慕庭指出苏俄从五四运动中得益最多，并影响了部分运动的领导层。尽管许多五四运动的批评者称这个运动是由布尔什维克鼓动的，但韦慕庭认为，早在苏俄向中国抛出橄榄枝之前，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就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感兴趣。与协约国不同，革命后的苏俄宣布放弃所有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尽管没能兑现承诺，但这些宣传本身影响是很大的，“跟僵硬的西方帝国主义对比，苏俄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五四以后中国精英阶层分裂，自由主义者支持渐进主义，反对政治运动，他们多在学术领域活动；而激进派则直接进入政治，许多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还有一部分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根据美国外交史家孔华润（Warren I. Cohen）的研究，这个时期所有向美国国务院提供中国信息的人当中，只有乔治·索科尔斯基（George Sokolsky）和杜威两人认为中国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这两人并不在政府任职，不过他们的意见由美国官员转交给华盛顿。1921年3月，索科尔斯基认为，中国的学生运动失去了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的动力，但是在广州和杭州的知识分子群体自称为激进派，有些人甚至自称布尔什维克。这个群体最大的弱点，在于他们设想社会正义的基础是在其他措施实施之前必须摧毁家庭制度。这些青年人可能是反日运动的干将，但是被“日本的翻译质量极差的有关俄国的小册子牵着鼻子走”。索科尔斯基和杜威的看法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杜威竭力否认布尔什维克对学生的影响，而索科尔斯基却认为学生是被苏俄的宣传所左右。这也反映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人们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加拉罕宣言》的冲击

1919年7月，苏俄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列夫·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的名义宣布，放弃沙俄曾在中国享有的一切利益。特别是他宣称苏俄政府会无偿将中东铁路、沙俄原有的所有采矿和林业特许经营权还给中国人民，这便是著名的《加拉罕宣言》（Karakhan Manifesto）。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认为，这个建议使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好感，中国知识分子有着热情的回应，对苏俄充满了感激，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一个新世界的曙光”。而事实上，苏俄政府很快便不再承认这个文件，而在中国几乎没有人提到苏俄这个政策的改变，“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减轻公众的兴奋”。

1920年5月11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发表题为《布尔什维克的提议对中国有吸引力》 （Bolshevist Offer Tempting to China）的文章，指出《加拉罕宣言》提出了诱人的建议，那些正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表达的愿望。苏俄政府表示没有向东扩张的计划，而是为了将东方的“被奴役的人从外国金钱和军事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它向中国人承诺，持久和平必须建立在对于征服领土的互不承认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也宣告反对一切秘密条约，并呼吁对日本加诸中国的秘密条约予以特别关注。苏俄宣布放弃对中东铁路、矿业和林业的管理权，放弃庚子赔款，这是中国第一次得到“公平和权利认可基础上的建议”。文章指出，如果中国认为这种援助的背后并没有什么“居心叵测”，或者这并不是一个“企图奴役中国人民的新陷阱”，那么与苏俄签订协议的提议，在中国会得到一致支持。这个建议在形式上并没有渲染阶级偏见，而是以“同情的口吻告诉那些戴着列强镣铐的人们”，这当然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苏俄也的确根据照会迈出了第一步，先实际恢复了中国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将如此重要的铁路线归还中国，“给了让中国人满意的承诺”。不过，这项提议的目的仍是令人怀疑的。

这段时间里，美国媒体对这个问题有不少报道和评述，它们显然意识到了苏俄对华政策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1920年10月一篇题为《中国和俄国》（China and Russia）的文章便指出苏俄政府出台了一项精明的外交政策，这使得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被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其他国家没有跟随苏俄的脚步，那么中国将会“偏向于布尔什维主义”。而当时美国政府宣布不承认苏维埃从沙俄手中夺取的权力，认为苏维埃政权没有处理任何沙俄领土的权利，国务卿照会欧洲国家要求其站在美国一边。苏俄取消了治外法权，所有的西方国家在中国都享有领事裁判权，处理各自国民相关的案件。其实这个领事裁判权不仅仅为西方国家所享有，也延及在华的日本、土耳其以及埃及人，而这些国家也已经废除了过去强加给它们的领事裁判权。中国希望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得到一样的尊重，但是美国和欧洲列强并不准备跟随苏俄的脚步。苏俄这样的表态对中国的巨大正面影响可想而知。

1920年《生活时代》（The Living Age）刊登威尔赫姆·斯卡尔（Wilhelm Schuler）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有可能在中国立足吗？》（Is Bolshevism Possible in China? ），指出布尔什维克在中国影响扩大是符合逻辑的结果。苏俄放弃了治外法权，让西方国家感到尴尬，因为在华外国人有自己的法庭，中国急于获得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应有的地位，但美国和欧洲列强还没有打算遵循苏俄前例，而当时中国迫切需要恢复自己的主权。斯卡尔表示并不清楚布尔什维克对中国人做了怎样的宣传，但其主要纲领是广为人知的，对亚洲各被压迫民族有吸引力，即民族自决、政治独立和自由。布尔什维克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主要是为了消灭帝国主义，按照这个纲领，解放受到外国资本主义束缚和压迫的国家，废除外国人享有的特权，把所有地上和地下的自然资源归还给国民等主张，显然对当时的中国人有着无限的吸引力。

关于《加拉罕宣言》在中国的反响，孔华润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讨论。他引用了史华慈的分析：在俄国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哪怕那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竭力寻找拯救中国的良方。没有列宁的“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似乎与中国的局势无关。孙中山、陈独秀和李大钊三人都是向西方寻求指导，在1919年之前“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后两人成为中共的创始人。列宁一直关注中国，支持孙中山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鼓励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向列宁发去贺电。孙中山在他继续革命的过程中，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感到失望，而被列宁的成功所吸引。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是：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对被奴役的中国很少表示同情或关心，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保护各自的利益，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耻辱，永远不会被中国人民所忘记。与帝国主义国家相反的是苏维埃政权，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加拉罕宣言》以及十月革命，在全世界“产生的救世主式的希望”，有利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孔华润认为，虽然杜威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很大影响，但列宁却更为成功，“列宁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意识形态”，陈独秀、李大钊和他们的许多学生，包括毛泽东，都选择追随共产主义的道路。

除了加拉罕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建议之外，苏俄领导人曾与孙中山携手并争取中国的知识精英，与任何可能发挥影响的人物、势力合作，如孙中山、李大钊和陈炯明。孔华润认为，虽然学生的行动毫无疑问地受到苏俄的影响，苏俄还给中国学生运动提供了资助，但是把所有的学生抗议和公众不满情绪都归结于苏俄影响，“是相当愚蠢的”，因为这种观点“完全忽略了西方对中国人所犯下的错误，以及多年累积的怨恨”。如果中国的学生运动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那么西方国家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呢？因此，苏俄的影响，最根本的在于“如何对待中国和中国人”，苏俄谴责不平等条约、宣布放弃治外法权和归还租界，平等地对待中国人，因此“比歧视中国的西方能够更有效地对中国人产生影响”。挽回西方世界对中国影响的唯一方法，就是给予中国人平等的对待，也就是采取像苏俄那样的友好态度，“直到不平等条约被废除，直到放弃迫使中国同意的租界，直到外国人平等对待中国人，中国政治形势导致的怒火才有可能被平息”。

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

针对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部分美国人士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前文所引1920年斯卡尔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有可能在中国立足吗？》，指出“五四”之后，苏俄的宣传相比西方国家占有明显优势。观察家们都看到了苏俄的态度在中国广受欢迎，吸引了无数绝望的人们，抓住了中国人民“对列强贪婪的对立情绪”。《凡尔赛和约》对中国的背叛，加强并扩大了这种潜在的仇恨。这种敌视目前主要是针对日本，所以抵制日货运动到处可见。布尔什维克“聪明地利用了这种情绪”，不仅引导民众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也针对欧美帝国主义。他们掌握了中国人的情绪，宣传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人们拥有神圣的意志以推翻无能的统治者，不允许资本家和垄断集团剥削人民。文章指出苏俄有一个计划，以“人民绝对权威作为指导思想”，劳动和生产的阶级，大部分是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拥有组建国家和政府的权利，最终目的是团结所有亚洲人组成一个“共和国”的联邦。

斯卡尔指出，由于内战及其所造成的不稳定，中国人逐渐认识到现在统治各省的军阀影响着国内的和平。布尔什维克告诉人们，当“布尔什维克的太平盛世到来之时，他们就可以立刻得到他们所应该得到的”，到时候人们便可以“自由支配整个国家的财富”。目前中国人对于“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都十分欢迎”，因为被压迫的人们普遍存在着不满。一旦有一个领袖能够成功地把他们动员起来，他们“将群情激奋，这种不满的情绪使他们投身到摧枯拉朽的运动之中”。

斯卡尔也看到了中国的变化。“和谐和传统的社会结构”被打破，西方工业体制开始传入中国。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变化并不是剧烈的，仅限于通商口岸。1919年官方数字称中国有25000多家工厂，但是规模大多非常小，平均每家只有20个雇工。只有大约700家是西方概念中的工厂。“雇工和老板很少有利益上的冲突”，劳工的阶级意识不是很强，而更多地认同自己所在村落的宗族。斯卡尔认为中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淡薄。的确，早期中国工人大都来自农村，他们过去并没有受到阶级观念的启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他们被逐步组织起来，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

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一步步扩大其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社会主义的宣传，马克思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社会主义文学广为传播。劳工被发动起来，意识到他们遭受的剥削，恶劣的工作条件、超负荷的劳动时间和强度、童工的使用以及低工资等，都造成了他们对现状的不满，罢工开始频繁出现。斯卡尔还称，“一战”后从法国和比利时返回的中国劳工，带回了新思想。自从推翻了君主制，西方个人主义的哲学开始挑战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斯卡尔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在有大工业基础的中国东北地区站稳了脚跟，那里的工人已经与苏俄布尔什维克总部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斯卡尔对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全面扩张，并不抱很乐观的态度。他指出在中国农村还存在相当大的障碍。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对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并无影响，尽管大量中国劳动者生活在贫困边缘，但他们“并未遭受来自政府的沉重负担”，因为他们“交税很少”。中国不是一个有很多封地、世袭贵族或贵族等级的地方。总体来说，中国的贫富差距不能和西方相比，阶级仇恨在中国并不多见，人们接受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而且由于宗族观念的影响，“同宗的富人避免压迫其宗族中最穷的人，使他们免于极度的贫困和痛苦”。斯卡尔似乎更多强调了中国乡村社会相对稳定的一方面，事实上，近代以来，由于乡村经济的破产和赋税的增加，中国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特别是遇到战乱和灾荒，更是民不聊生，农村的破败为革命造成了必要的条件，而他在这方面的认识显然是不足的。

这个时期中国与苏俄布尔什维克新政权的关系，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仅在1920年10月初，几个主要大报就接连发表多篇报道。10月1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发表《芮恩施为中国政府的态度辩护》（Reinsch Defends Chinese Government’s Attitude），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造成中国政府取消对原驻京俄国公使的承认，芮恩施（Paul S. Reinsch）说中国政府暂停支付庚子赔款给俄国，并撤销对俄国外交和领事官员的承认，在华的俄国人也反对继续留任这些官员。中国政府采取的行动可谓深思熟虑，并反映了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第二天的《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发表题为《中国被美国叫停》（China is Halted by United States）的文章，称10月1日中国接受苏俄当局的提议，即苏俄正式放弃所有特权及俄国之前在中国的租界。美国认为所有俄国利益的归属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应该被暂时搁置，直到一个被认可的政府就任。美国国务院也向中国政府表达了这一态度，并要求英、法、意、日等国采取共同行动。美国的这个政策，显然违背了当时中国人的意愿，因为他们急于接受苏俄的友好姿态。当时美国希望中国与美国一致抵制苏维埃政权，却忽视了中国收回主权的迫切愿望。两相比较，中国人选择接受苏维埃的好意就不足为怪了。

两天以后，即1920年10月4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苏维埃对华压力被否认》（Soviet Pressure on China Denied）的报道。报道称，据传中国政府受到苏俄的压力，取消了俄国在华利益和特权，但根据中国政府顾问芮恩施的说法，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方在苏俄代表到达北京之前就做出了决定，苏维埃代表来华是为了解决关于贸易和边界的问题，本次会议在几个月之前就已敲定。中国政府特别要求布尔什维克保证不在中国进行鼓动，有关部门已接到指示，要严防布尔什维克利用中东铁路进行宣传，并在沿边城镇维持秩序。美国政府表示历来遵循“尊重中国的原则”，特别是主张“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宣称要将中国对过去俄国权益的处理，与布尔什维克的扩展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在1920年代初，美国媒体对中国向何处去并不是很清楚。美国政府坚守对苏俄不承认的态度，希望北洋政府和美国共同行动。虽然美国意识到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和沙俄攫取的领土赢得了中国的民心，但仍然拒绝走这条似乎行之有效的道路。显然，美国已经无力阻止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工人运动逐步走向布尔什维主义的方向。

布尔什维主义对学生运动的影响

这一时期，中国青年学生的动向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1921年《卫斯理公会评论》（Methodist Review）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生思想的苏醒》（The Awakening Student Mind of China）的文章，作者保罗·哈钦森（Paul Hutchinson）比较看好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展现出它的效用，它很快会在教会学校的学生中受到欢迎”，或者“能够拯救饱受践踏的中国底层大众”，革命将随之起来“反对这个国家的不公”。学生们也不断在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穷人必须要这么辛苦工作却只得到如此微薄的回报？”他们讨论了各种变革的方法，打算尽自己所能改善“当今无法容忍的苦力、女工和童工的生存状况”。在女校中，人们发起了对女权的讨论，包括离婚和自由恋爱等，而这些思想经常被教会宣传。基督教学校的女生提倡男女同校，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男女平等，女人获得和男人一样的受教育权利，她们还希望“改变根植于过去家庭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这篇文章的预测应该是准确的。几年后，西方记者发现布尔什维克思想在中国进一步流行。1925年4月1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报道《中国布尔什维克化》（Bolshevizing China）。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大型集会上，苏联大使加拉罕（即发布《加拉罕宣言》的那位）“对青年人进行鼓动”。这篇评论称，那些年轻人的思想正在形成当中，苏联和加拉罕推动“幼稚的中国学生走向民族主义”。报道说布尔什维主义者“聪明地选择了在中国存在最少阻力的一条路线”，即把目标放在很容易被说服的青年和劳工身上。对他们很容易灌输这样一种信念——“中国的问题都是外国人造成的”。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其目的就是单纯地、简单地挑动起易受影响的”青年人来抵制外国人，以达到其目的。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民众很快把矛头对准了西方帝国主义。

1925年5月30日，即五卅运动爆发的那天，在上海由美国人所办的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发表查理·戴利（Charles Dailey）的文章《布尔什维克学生让美国捐赠受损》（Bolshevik Students Put Check on American Donations）。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学潮显然在五卅运动爆发之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其规模和影响。戴利称，美国人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做了很多，也给予了很多，但考虑到目前中国学校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尤其是频繁发生在美国教会学校或由美国富人捐赠的学校中的，美国人发现他们的慷慨付出和爱，并没有得到感激和回报。但作者也相信，受益于美国学院和学校教育的人，“决不会赞同那些学生激烈的演讲、罢课和罢工中所表达的看法”。例如，在北京美国大学俱乐部（American College Club of Peking）的聚会上，一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任中国重要外交职务的先生告诉戴利，现在正是美国各大学准备毕业典礼的时候，非常多的中国人获得了学位。但是在中国，教育总长却因学生的要求而辞职，一些教会学校要么关闭，要么遭到攻击。有的学校由自治的学生团体控制，坚持学校按照他们的意愿运作，甚至课程也要由他们自己来确定。

根据戴利的文章，由美国长老教会妇女海外宣传会（American Wome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创办的北京卫理学院（Peking Methodist Academy），这一次也受到严重损害，原因在于警察“粗暴的处理方式”。当时，“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各校学生联合起来攻击了教育总长的宅邸，攻占政府行政长官官邸，要求内阁成员辞职。每次这类事件发生以后，各个教会学校所得到的捐款都会减少，捐款被转移给其他国家。上面提到的那位美国博士告诉戴利，美国人不再为中国捐钱了，“我为我的祖国将来可能会成为的样子感到不耻”。显然，这位博士属于青年人中的保守派，不赞成大多数激进学生的行为。戴利进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现在的学生成熟了，并且开始掌握中国政治、商业和经济的命运，美国将得到什么回报？在这篇文章中，他表达了对学生激进和反西方倾向的失望。

戴利在文中称，他前几天去外交部采访，发现大厅里聚集着一大群学生，约有两百人，都是一个俄语学校的学生，要求解除他们学校校长的职务，因为校长太严厉，“坚持要求学生要么学习，要么退学”。但这所学校并不在教育部的管辖范围之内，而是由外交部管理。这所学校是靠中东铁路收入来维持的，其目的是教中国年轻人俄语，让他们以后可以进入由俄国人控制的中东铁路服务。学校同时也招收那些在外交部门工作的中国人，让他们可以胜任在俄罗斯城市中的工作。学生们要求面见外交总长，但总长拒绝同他们会面，只派了一个小职员传话：“校长非但不能开除，还应该鼓励他用更严格的纪律。学生罢课与否都不要紧，只要学生自己满意就行，但是学校不能交给学生来管理。”

戴利宣称要写一本书，试着阐释为什么教会学校会“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学生们为何产生排外、反基督教的诉求。这些诉求导致了学生罢课以及一些教员请辞，传教士教员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当戴利和一位教员谈话时，教员希望美国公众继续捐献，他正在为学校房屋修建筹集资金，这样才能招收更多学生。在传教士递交给美国教会本部的报告中，他们并不总是把中国的全部情况讲出来。大多数传教士的报告都是讲他们怎样努力扩大信徒的人数，而并未提到多少中国年轻人接受了基督教。其实许多学生进入教会学校，仅仅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而不是皈依了基督教。当罢课和学潮爆发的时候，他们反而攻击恩惠于他们的教会学校。

戴利对教会学校的学生活动持否定态度，认为学生的游行使情况变得很糟糕，如果这些学生代表了中国的未来，那是令人担忧的事情，甚至连女生都是“让人反感的精神状态”。1925年5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发起了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校长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她开除了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校长坚持那些要进入社会并教书的年轻女士，本身必须达到一个必要的教育标准。5月11日，学生自治会召集所有学生在学校礼堂聚集，决定驱逐杨女士，按照她们自己的意愿来管理学校。学生们封锁了校长和秘书办公室的门，阻止她们进入学校。杨女士决定不直接与学生对抗，而是回家等待官方让她恢复原职的政令，同时女子师范大学由学生自主运营。

戴利的文章没有提到这一事件的起因：1925年3月18日，北京学生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向北洋政府请愿，遭军警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遇难。校长杨荫榆因未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受到学生的抵制和谴责。鲁迅还为此写了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杨荫榆192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后回国任教，1924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由于不满她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和从严治校，1925年1月，学生自治会要求她去职，但教育总长章士钊支持杨荫榆。女师大学生决定驱逐杨荫榆后，鲁迅、钱玄同等7人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达对学生的支持。1925年8月杨荫榆提出辞职。其实，在那个激进的年代，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都不赞同学生投入政治运动，认为他们在学校就应该认真学习。五四运动中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也主要是因为与学生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

戴利还描述了1925年5月7日在北京的大游行，有9所大学参与，其中甚至有来自两所美国教会学校的中国教师，这次“反外大游行”发生在“国耻日”（1915年5月7日日本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学生们要求教育总长章士钊辞职，还要求对死伤的学生进行赔偿。但是戴利称，学生们“除了只有一点轻伤外，所有的控诉都是假的，好几件类似的冲突，警察可以提供一个真实的数字”。学校罢课，教育总长提交辞职信，但是临时政府总统没有允准。在辞职信中，章士钊重述了他在教育改革和学校纪律方面的努力，以及他想为祖国青年人做事的愿望。他也抱怨关于改革的想法现在遭到憎恶，一些人对此想尽办法阻止，甚至想把他赶下台。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而罔顾法律和他人尊严。如果惩罚他们，他自己会感到不安；但如果让他们任意而为，将会招致和他们一样的过失。章士钊抱怨，当前社会对任何建设都提不起兴趣，如果大多数教育者对当前教育情况感到满足，那他也不用进行教育改革了。

学生们反对帝国主义，谴责不平等条约，反外情绪高涨，反基督教运动也伴随而来。燕京大学和长江流域一些教会学校的学生，“强烈抵制读圣经”。戴利认为，所有这些均是布尔什维克在中国青年人的“思想中播下种子的结果”。传教使团呼吁：教会学校要继续帮助中国训练未来的领袖，基督教学校将会改变这个大国。在中国，基督教学校是“最大的纪念碑，我们可以做一个殉道士”。对于学生的暴力、反外、反基督教，“这些把一生都奉献于传教事业的传教士相信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布尔什维主义不会在中国继续下去。传教士们甚至还形成了和解协会，其宗旨为废除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根据戴利的观察，这个时期教会学校已经感到了深切的危机，实际上他们在与布尔什维克争夺中国年轻一代的斗争中，显然已处于下风，尽管他们在中国经营的时间要长得多。他们当然不甘心眼看着长期的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

1925年6月6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戴利的另一篇文章《学生的希望和危险》（Students a Hope and a Danger），讨论布尔什维克宣传对学生的影响。由此文可见，戴利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学生运动，而是反对学生的布尔什维克化。他指出，五四运动在中国的爆发，为“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种爱国主义旨在发动中国人“对外部侵略和内部官僚腐败的抵抗”。世界将此运动视为“中国的希望所在”，是从过去“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的无望中苏醒来的象征”。但是，戴利对1920年代以后的学生运动持批评态度，他认为“现在的学生运动已经失控了”，被引导去反对外国传教士，反对基督教和教会学校，反对自己的教授，把他们赶出学校，或者驱逐他们去租界的学校，学生自己掌控学校，取消他们不喜欢的课程，“以符合他们自己的方式经营学校”。

戴利指出，中国不能把自己的过去统统抛弃，而完全用一个西方的意识形态来取代。中国的年轻人开始肩负命运，那么中国的未来将会如何？没有纪律和约束，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国家”。除了努力工作和学习，没有通往成功的捷径。戴利批评他们“丢弃过去使中国变得伟大的经验，转而采用一个来自外国却未经本国尝试的政治学说”，现在中国学生正在引起各国不满。在戴利看来，学生们摧毁了教育前辈的事业，“这些教育者将最新的学识，以及曾使其他民族变强大的知识和经验带到了中国”。然而，现在激进学生正把中国引向“可能会使中国彻底丧失主权和独立”的道路，甚至更糟。

《纽约时报》则于1925年12月6日发表《红色在中国弥漫》（Finds Red Influence Growing in China），这篇报道根据的是瑞莫德·瑞奇（Raymond T. Rich）在外交政策协会午宴上的发言。瑞奇曾任教于广州格致书院（Canton Christian College），他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说，“当地人不相信美国”，但是“苏俄的政策很流行”。他发现“中国对美国的诚意变得越来越疑惑”。1924年夏天以来，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大大增长。不过他认为， “对中国人有吸引力的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苏联的外交政策”。其实这里所反映的是美国在中国的信誉受损，巴黎和会时期就已经有媒体对此提出警告，显然这已成为现实。他指出“我们愚蠢的对抗立场已经反过来损害我们了”，而俄国则不做其他列强所做的事情，在中国赢得了民心。瑞奇引用“基督将军”冯玉祥告诉他的话：“除非美国改变它的对华政策，中国除了跟布尔什维克同一阵线外，别无他法。”瑞奇批评美国所坚持的在其放弃在华特权之前中国必须建立一个稳定政府的政策，“这无异于说我们会给你所有的权利，只要你能够迫使我们这样做”。因此这是不现实的，也是美国在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因之一。

《纽约时报》就治外法权、关税自主和修改条约等问题，还采访了不同人士，其中包括郭秉文（Ping Wen Kuo）和查理·巴切尔德（Charles C. Batchelder），两人有着不同的立场。郭秉文博士是世界教育会（World Federation of Educational Associations）的副主席并主管亚洲分会，而巴切尔德是美国驻华公使馆的前代理商务参赞，后在纽约大学任职。郭秉文指出，中国旨在收回鸦片战争后丧失的权利，相关条约是多年前作为战败的代价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中国在最近数十年间取得了很大进步，制定了法律，建立了现代的法庭，“教育也足以媲美世界上最好的系统”。郭指出，列强很久以前就放弃了在日本、暹罗和土耳其的治外法权，而德国、奥地利、玻利维亚和苏俄都放弃了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虽然中国政府还有欠债、腐败、渎职等问题，但这些哪怕是美国也不能完全避免。中国并非唯一还债困难的国家，有外人担心，如果恢复关税自主，外国商业利益将会受损。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当中国收回主权，商业会蓬勃发展，购买力会上升，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国际社会也会因此获益。

而巴切尔德的看法显然与郭秉文不同，他指出学生应该把他们的矛头对着中国的腐败政府，中国人是“勤劳诚实的”，执政者和民众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事实上，上一任总统是靠贿赂国会当选的（应指1923年曹锟贿选事件）。中国的年轻人是诚实的，可惜他们不是掌权的人，而各国想等到这些诚实的年轻人掌权时，才放弃条约权利，不是显得很荒谬吗？巴切尔德看到，军阀是“强盗和封建主”，他们的人控制了官僚体系，所以跟中国政府签订条约是无用的，因为不知道能维持多久。所以现在真正需要做的不是针对西方的治外法权问题，而是要解决中国国内的问题，特别是要发展生产，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在华南地区，平均年收入只有60美元，而养活五口之家则需要150美元。但可惜的是，这些年轻的中国人，“专注在排外运动”，而非试图去“改变这种贫困的状况”。因此，在巴切尔德看来，中国国内的军阀统治才是问题的根源，中国只有建立一个稳定和值得信赖的政府，才能真正解决主权问题。

1926年，美国教育家保罗·孟禄（Paul Monroe）在《论坛》（Forum）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学生政治》（Student Politics in China）的文章，在回答中国学生为什么越来越多地接受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时，孟禄认为学生比其他阶层更了解现代政治议题，他们经常发表政见，逐渐在民众中产生了影响。但是“由此带来的最主要的危险，在于他们可能左右中国的未来发展趋势”，因为他们“追随一种全新的却并未充分考虑其实践可能性的理论”。孟禄认为苏联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主要不在于是否使中国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思想，而更在于苏维埃“谴责了那些不平等条约，把中国当作平等国来对待”。就是说，照孟禄看来，中国学生接受布尔什维主义，关键并不在于这种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因为其从来没有经过验证），而在于他们对苏联的好感，这种好感主要来自当时苏联对中国的态度。

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

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另一方面表现是工人运动的发展。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讨论道，虽然杜威在五四时期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处，然而他充分地意识到，由于缺乏劳工保障的法律，中国是剥削者的天堂。中国还处于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如果中国不愿重蹈其他国家的覆辙，希望避免劳资关系产生的各种罪恶，防止劳工的低薪以及对童工、女工的压迫等，如果中国想从其他国家19世纪的经历中获取教训，中国就必须对这些问题先有准备。因此，杜威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如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等一样，认为中国必须要防范将来的社会革命。当时杜威的追随者、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攻击儒家和中国的旧传统，而马克思主义者把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当时西方对于布尔什维克将怎样改变中国，还不是很清楚。1920年罗素在中国的演讲还公开地支持某些共产主义的理想，称赞苏俄革命以后的成功，认为其实现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平等。他的结论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协助苏俄维持共产主义制度，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应该试验一下这种卓越的新主义”。

1921年11月5日纽约的《文摘》（Literary [NY] Digest）发表《中国劳工组织起来》（Chinese Labor Organizing）一文，反映了国际舆论开始注意到中国工人的团结和保卫他们自己利益的趋向。但有些西方观察者担心，中国工人太热衷于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对他们雇主情况的考虑”。他们担忧，中国大城市的劳工运动，“注定要成为远东最大的问题之一”，香港和广州的劳工开始像欧洲的工人那样组织起来。一份香港的报告指出，近期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劳工群体的快速增长，他们“效仿西方工会的运营模式和组织方式”。幸运的是，多数罢工最后能圆满解决，并最终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有些还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时间。香港的工人组织也得到高度发展，以至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成功取得对所有工人的控制”。

1922年7月1日《生活时代》杂志发表劳得尼·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 的文章《中国的新劳工运动》（China’s New Labor Movement），报道了广州劳工的游行：在旗帜、标语后面的游行队伍达一两公里长，劳工们都衣着简陋，因为体面的服装“对于每日只挣20文的他们来说并非易事”，队伍中没有一个人穿着袜子，游行者都穿着常见的苦力或劳工的服装——一件棉袄和一条棉裤。队伍中有巨大的横幅，要求选票、要求权利。广州人对这种场面已经见惯不惊，据运动组织者称，整个城市三分之一的人参加过这类示威游行，表达他们的诉求。另外三分之二的人还在观望之中。

这场工人运动是为了争取能够生存的薪水，这是他们“面对饥饿和灭亡的唯一可行的选择”。显然，运动的方法、形式“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社会的剧变之中，他们“吸收了西方语言”和“外国精神”，有了新的“政治武器”。但是这也让“外国旁观者”忧心忡忡，他们“强烈地渴望知道是谁，是什么激发了这场运动”。劳工组织的报纸翻译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相当数量的这类文字传播开来，有些语言非常激进。

吉尔伯特自己也想对工运的组织者有所了解，于是采访了一个工运组织者谢先生。谢先生告诉他，自己是议员并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他坚持无论是他的组织，还是参加运动的其他劳工，“都不曾受到政治上的煽动”。他1915年出国后，开始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并在纽约加入了社会党，他称那是美国式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而非共产党，是为了帮助工人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提高他们的教育程度，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知识，“远不止停留在表面”。谢先生说他自己被认为是劳工组织的激进派，他的追随者都是激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恋爱自由者，年轻人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然而，也有人谴责工运领袖是“胆小的投机分子”，中国目前“没有开展工运的土壤”。他们断言，现在中国还是农耕社会而非工业社会，当克伦斯基被推翻时，俄国也并没有大量的无产阶级，而且俄国也不是“一个应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地方”。在这派人看来，不仅当时的中国不适合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甚至俄国革命也不存在坚实的无产阶级基础。

这篇报道还透露，当时广州的劳工协会已超过两百个，散布于各行各业，例如在木匠和木工业中，便分成了建筑木匠协会、木雕协会、家具制作协会等。广东省的其他城市和香港都有相关的协会，成百上千的工人加入其中，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缴纳会费，以便为大型罢工积累资金，同样也可以起到政治、救济的目的。广州和香港从去年开始罢工“就像流行的传染病一样”，如果不想让它失去控制，就必须“理智地引导它”。同时人们也倾向于相信，无论运动的趋势如何，都有教育的价值；如果能很好地引导，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比现在学生运动“向人们传递健全的民主思想的更好的途径”。

显然，1920年代的中国工人运动，并没有按照吉尔伯特所期望的那种趋势发展，而是变得如火如荼，越来越激进。到1925年，中国工运空前高涨，该年6月4日《华盛顿邮报》发表《骚乱继续，罢工造成上海食品短缺》（Strikes Cut Food Supply in Shanghai as Riots Continue），报道了上海超过15万工人参加罢工，整个城市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在沪的外国人行动起来，以保证食物供应和电话、电灯、电力等重要行业的运行。但有消息称，“排外的情绪迅速传播”，上海的外交官十分关切外国人和在内地的传教士的安危。北洋政府的态度使在京的外交使团觉得政府支持罢工，“以及联合所有的政治派别抵制外国人”。报道称，骚乱造成21人死亡，约百人受伤。这个报道应该是指五卅惨案引起的大罢工。西方人似乎对北洋政府多有抱怨，认为政府对运动压制不力，甚至怀疑政府在幕后支持，这当然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实际上，在这次大罢工中，中国共产党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

同年9月25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罢工是经济问题还是布尔什维克问题？》（Is the Labor Strike Economic or Bolshevik?）。文章指出，挣微薄工资的中国劳工，“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好和平、最温和的人”。当前中国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被大多数人“视为爱国运动”，但另一方面，罢工的信息在外国“作为反外情绪被广泛传播”，要不就是“被当作布尔什维克的煽动”。这些带有偏见的看法，促成了当前存在于中国的“两股相反势力的斗争”。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依靠土地养育她日益增长的巨大人口。现代工业直到20世纪才被引进，如果没有现代集中的工业，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就不可能产生。目前拥有最多劳工的行业有纺织、烟草、印刷、丝绸、铁路和船运等。文章认为，中国第一次全国性大罢工发生在1918年，是一场抵制日本侵略的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只维持了几天；第二次是1921年香港的海员罢工，持续了49天，并以实现罢工者所要求的加薪而落幕。

这篇报道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工人骚乱”最开始出现在上海的日资棉纺厂，原因是厂方残酷对待工人，这显然是指五卅惨案。骚乱平息后不久，另一起类似的罢工在青岛的日资棉纺工厂发生，参加者上万，持续了三周。随后罢工又转向上海的日资棉纺厂。这些事件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劳工问题，但不久之后，“布尔什维克因素加入进来，这些因素不仅改变了罢工的规模和组织，而且鼓励把罢工扩散到其他工厂”。五卅事件也许可被看作一个象征，劳工只有一个选择，即联合起来对抗外国的和中国的资本家。最开始，这只是一个“单纯的爱国运动，整个国家至少在表面上支持它的原则”。但是事件的趋向“慢慢从外资企业转变到华资企业”，与此相伴随的是各种劳工组织的组建。目前差不多每一个雇工超过百人的工厂都有一个工会，并且工会通过各种努力让工厂主认可其存在。

文章指出，罢工对工厂主最直接的影响是财产的损失，以及工人从10%到20%的工资增长。但是一些“更严重或更隐蔽的情况可能会跟随罢工的发生”，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影响。罢工对工人自己来说，是“争取提高待遇的斗争”；对一般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纯粹的爱国运动；对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意味着布尔什维克的到来”；对一般外国人来说，“意味着排外情绪”。罢工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也不同，其中船运业受到的影响最严重；在烟草工厂中，英美烟草公司作为老牌大公司，产品卖到中国每一个角落，价格上涨也只对瘾君子有影响；华资和外资印刷工厂，因为没有来自外部的直接竞争，也都受损不大。遭受损失较大的是棉纺和缫丝业，这些行业都遭遇了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棉纺业是那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工业之一，工人数量超过其他行业，总人数约20万。在这些企业中，日资企业约占45%，英资约10%，剩下的才是华资。中国劳工的“报酬和工作效率也许是世界上最低的”，因为妇女和小孩占据全部劳工人数的70%。

这篇文章指出，劳工并不是商品，但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的企业中，“劳工确实是一件商品”。许多中国资本家也仍然相信，这种“商品”的价格完全由供求关系决定。在中国，由于人口众多，这种“商品”的供应大大超过需求，因此工人要十分幸运才能得到一份工作，哪怕付给他们的工钱非常少。在华资工厂，有两类不同报酬的工人：劳工和工头。前者无论多忠诚、多优秀、多聪明，也不可能被提升到后者的地位；后者可能对业务一无所知，却有监督前者的绝对权力。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这样的区分更为明显，高工资、好待遇以及各种获得外快的机会，实际上总是给了外国人。作为不平等条约的结果，中国没有保护性的关税，不能通过关税手段来保护“弱小的民族工业”。“一战”后棉纺织业的意外繁荣，导致大量投资进入这个行业，资本和新厂都趋于饱和。

从劳工的角度来看，罢工的参加者真正想要的是增加工资。文章指出，当时流行的布尔什维主义、爱国主义、排外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对他们都“没有多少意义”。当他们将自己的薪水和西方国家工人比较时，他们便感到十分愤慨。西方观察者注意到，中国劳工正在发生变化，老规矩、旧道德的自我约束，“都已经不见了”。过去他们接受了资本家给予的微薄工资，现在他们要求提高待遇，“对资本家的憎恨刻印在他们的思想中，这也许会引发这片土地上对立双方持续的冲突”。通过罢工实现工资增长是一种新的想法，“也是一种有效的武器”。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报酬“是世界上最低的”，想增加收入，提升生活质量，“新潮流进入他们头脑中太突然太快”。

另一方面，文章也从企业主和行业的角度来看待工运问题，认为罢工对于中国工业来说“弊大于利”。事实上，中国所有的工业都处于发展初期，因为没有保护性关税，工资增长便意味着“产品成本的增加”，而在与外国产品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工人必须接受技术训练、科学教育、安全保护。同时，企业管理者必须学习现代经营方法，以便指导工人做好工作。不过，这一切在几天或几个月之内是无法完成的，这些都需要投资和增加成本，现在人们不得不为中国制造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这篇报道也看到，中国的罢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结果”。当前罢工的种子“早已在数年前就种下了”，与中国内部和外部因素都有关。生活的成本一直在增加，工人不得不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所以，“无论是否有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工人罢工都是正常的”。某些外国公司出售价值上百万元的军火给军阀，官僚贪污腐败，还有传闻官吏把上百万元存入外国银行，而不愿用他们的财富发展国内工业，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指责那些又穷、收入又低的工人仅仅为了每天增加五分钱而进行的斗争呢？中国人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成功，他们必须解决怎样生产比进口的更便宜的商品的问题。日本的棉纺厂从中国购入原棉，纺成纱或织成布，然后出口成品卖给中国。但是中国棉花产区的棉纺厂却无法与之竞争，因为中国工厂的效率低下。虽然中国的资本家很熟悉中国的做事方式以及市场情形，但他们不怎么懂得提高效率。中国需要一次经济大调整，等罢工平息之后，工厂会提高效率，建立更多的大工业，使中国成为“更繁荣的工业国家”。

上面这篇文章对中国的劳工问题有比较深刻的反思和分析，它站在不同角度进行观察，既从劳工的角度，也从企业的角度来解读。它不像有的文章仅仅把劳工运动看作布尔什维克鼓动和组织的结果，而是看到了这种运动在中国出现的内在逻辑和合理性；不仅看到了劳工组织罢工的必要性，以及批判和谴责现行的雇佣制度和工厂管理制度，而且还提出建设性的方案。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去砸烂旧制度，而应同时考虑怎样改革才能真正建立合理的劳资关系和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

结论：中国社会的剧变是不可避免的

总体而言，1920年代美国媒体对社会主义（按照它们当时的用词是“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是深感忧虑的。它们几乎都认为，当时的中国不能走太激进的道路，无论是对政府的改造，还是处理国际问题，都应该稳妥地进行。令美国观察家们感到沮丧的是，布尔什维克成功地把中国民众的注意点转向了反对西方和帝国主义，推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那么，考察西方观察者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兴起的认识，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看到了中国问题的实质，而在怎样的程度上存在着判断失误？其错误判断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对我们今天认识历史有何启示呢？

第一，美国媒体虽然认识到巴黎和会的消极影响，但是没有正确估计其对中国的伤害程度。事实上，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给近代中国人民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巴黎和会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的幻想破灭，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衰落而苏俄布尔什维主义流行。这种情形的出现固然原因很多，但巴黎和会是一个转折点，这是当时西方和中国知识分子都已经清楚意识到的，随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会经常联想到1919年巴黎和会上所受到的创痛，这使得美国在与苏俄的舆论战中处于下风。显然，美国已经无力阻止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工人运动逐步走向布尔什维主义的方向。

第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策略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民众很快把矛头对准了西方帝国主义。沙俄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和对中国的暴行，随着沙俄政权的倒台，很少再被中国人所注意，而英美等西方列强还得继续为它们损害中国的行为付出代价。

第三，关于如何对待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虽然美国媒体对此有许多讨论，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并没有积极作为。美国在策略上犯了极大的错误。威尔逊竭力让国会批准《凡尔赛和约》，苏俄则对反帝的潜在力量有更深的了解。《加拉罕宣言》使苏俄共产党取得了反帝运动的领导权，而美国却因为《凡尔赛和约》失去了对重建世界秩序的领导。共产党的势力在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功。

第四，美国的观察家对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估计不足，认为中国农村不具备发生革命的条件。虽然不能否认，中国各地农村的区别是非常大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也有所不同。但是美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一些农村地区的阶级矛盾在激化，农村中存在着强烈的求变的诉求和动力，这也是共产主义革命能够在中国农村发动起来、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最后成功的基础。

美国观察家对中国的未来道路发生误判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几乎都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需要的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深刻的社会改革。他们不赞成任何可能造成内战和流血的动荡。应该说他们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还有一些美国观察家坚信，中国自身有着使自己强大的动力和思想资源，如戴利所说的“使中国变得伟大的经验”，而不应该去采用一个来自外国的政治学说。的确，今天中国不断强调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要珍惜自身的传统，不能照搬外国理论。但是，如果从1920年代的中国来看，这种看法无疑是过于保守了。“五四”的先驱者正是因为看到了传统不能拯救中国，才向传统发动了猛烈的抨击，才提出中国需要“德先生”和“赛先生”。因此，我们评价历史，也必须持历史的眼光，了解到时代不同、诉求不同，甚至正确错误的标准也可能不同，历史认识的复杂性也正在于此。

当然，彼时美国媒体的一些看法，在今天看来也并非一无所取，其中有不少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的问题关键还在于中国内部。如果仔细分析中国近代的各种矛盾，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种种乱象，诸如军阀混战、南北争斗等，大多是内部的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带来的恶果。中国必须解决好自己内部的问题，才能走向独立自主、和平繁荣。其实这种观点，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要方向殊途同归，因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始终是国内的“封建官僚集团”和各种“反动势力”（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强调中国问题主要在于内部，应该是看到了问题的实际所在。美国媒体之所以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对北洋政府彻底失望。从这段时期美国媒体对北洋军阀的批评来看，他们认为这个政府充满罪恶，要为中国的种种灾难负责。美国媒体所指出的问题都是实际存在的，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必须为中国的灾难承担责任。不过，北洋时期也有相对开明的一面（也可以说是北洋政府还没有能力行使专制的权力），因此那段时期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的发展等。

其实，正如同情中国的美国媒体所指出，当时的中国人面临着艰难的道路选择：是首先解决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问题，还是首先解决国内的政府腐败、财政危机、人民生活贫穷等问题呢？代表西方价值观的美国媒体，虽然批评了美国政府在中国事务上的种种错误，但是也认为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可能触及西方的价值观和根本利益，因此，它们不可能赞同任何激烈的革命。它们无法意识到，中国的问题积重难返，中国人试图用激进的手段、思想和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一点都不奇怪。美国的观察者们并不赞同中国走激进革命的道路，而是希望在现存的体制之下，逐步地改良政府，同时实现经济、教育和社会的进步。在今天看来，这两条道路似乎各有其理由。有时不解决国家体制问题，便不能解决国内的经济、教育和社会问题；但仅仅解决了体制的问题，也并不等于走向民主、平等和富强。理解社会主义道路何以成为近代中国的选择，需要站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上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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