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泽奇｜“我是想站着，还把钱赚了”——数字时代“不躺平”的前提是劳动尊严｜社会心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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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想站着，还把钱赚了”

——数字时代“不躺平”的前提是劳动尊严​

邱泽奇|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2期

原题《劳动与尊严——数字时代“不躺平”的逻辑前提》

为方便阅读，有删减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在中国文化里，勤劳是人尽其力的实践形态，是尊严的来源。勤劳的内涵不同，尊严的获取路径也大不相同。让劳动不只获得货币报酬，还依然享有尊严是数字时代的难题，数字时代同时赋予个体劳动者和数字平台企业获取尊严的工具。与此同时，倡导劳动光荣也是数字时代的命题，躺平绝不是获得人之尊严的路径；当然，劳动的尊严也是“不躺平”的逻辑前提。

同工厂革命时代相关方之间的争吵与磨合一样，数字时代正在发生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劳动革命，参与是形成共识的前提，也是谋求社会福祉最大化改善的路径。而“躺平”，因暂时地退出可能会延缓争论与磨合，却不会消除不同利益群体对数字劳动观点的分歧，也难以促进躺平目标的实现。无论如何，动态的共识和平衡总会达成，从原始零工劳动到工厂岗位劳动，尽管劳动属性发生了革命性改变，社会底线依然不变。数字时代有更加多样的劳动形态，零工劳动只是人尽其力的一种方式，而社会底线则是清楚的和稳定的：人尽其力，当享尊严。

电影《让子弹飞》裁图

人尽其力：劳动形态的历史演化

劳动的社会意义在于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人作出贡献。在逻辑上，每个人如此，自己便也因他人的贡献而获得了需求的满足，无论是什么需求。个体劳动与社会需求紧密关联。孔子讲推己及人，为了自己的劳动享有尊严，个体以尊重他人的劳动为前提，劳动与尊严之间的关系从此建立，对劳动的尊重让“勤劳”成为中国人崇尚的美德。个体劳动的社会性为劳动的商品性提供了机会，劳动交换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商品性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从“以劳易劳”“以劳易物”到“以劳易资”，商品形式的变化实则也是劳动属性的革命性变化。

“以劳易劳”在形式、内容、时空上都非常局限。个体的物理活动范围、能力维度和不同维度能力大小等，都限制了劳动交换的形式、内容、数量与范围。游牧群体的规模和村寨的规模是个体劳动可以触及的最大边界。在中国，个体用双脚走路在一天之内可以往返的半径，圈定了“以劳易劳”的极限空间。事实上，在给定形式、内容和数量的前提下，如果再给定劳动时间，空间范围会大大缩小。如果加上能力维度和大小的约束，“以劳易劳”便基本上局限在游牧群体内和村寨之内，这个判断如今依然可以在现存的牧业和农业社会中获得验证。

“以劳易物”在形式、内容、时空上有了扩展，也有了转换。其中，最重要的转换是把曾经自然发生的“易”变成了一种专门劳动。在传统劳动和新生交易的混杂场景中，施坚雅的研究表明，劳动者会汇集“易”的需求，在内容和空间上将范围扩展至村寨之外，村寨之间的交易活动会形成一个蜂巢结构。形象地说，半径是牲口拉车在一天之内可以往返的范围。“以劳易物”的出现不仅从劳动中衍生出“易”，也让传统劳动超出了“以劳易劳”的范围，使得村寨内需求极少的劳获得了施展的空间和机会，让“劳”有了多样化的人尽其力的可能。

“以劳易资”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属性的本质，将劳动与对等劳动或对等物质分离，将劳转换为货币报酬，让劳动成为可以进行普遍交易的商品。

如果说传统劳动的商品性被掩藏在“以劳易劳”的“劳”和“以劳易物”的“物”中，掩藏在局部和零星发生的“以劳易资”中的“劳”则是多样化的和灵活化的，工厂劳动就意味着劳动的革命性转折。第一，它改变了传统劳动的零工形态，让劳动变成了岗位工作，劳动者不再具有自主支配劳动的灵活性。第二，它改变了传统劳动的初始属性，即依靠劳动者的自然能力，让劳动变成了专门化岗位技能的实现形式，劳动者不再具有自在支配劳动的多样性。第三，它改变了传统劳动的时空配置，让劳动变成了固定时空的肢体和脑力活动，劳动者不再具有自由支配劳动的随意性。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它把劳动产出标准化，再商品化，进而市场化，让劳动因自主、自在、自由的贡献而获得的尊严转附于货币化的劳动报酬。

概言之，工厂劳动的革命性在于让传统劳动的零工性失效，劳动不再是人尽其力的社会选择，而是满足岗位需要的市场竞争，劳动也从最初的因贡献而获得尊严，异化为因报酬而支配尊严。马克思批判的正是资本支配的工业化生产对劳动价值和意义的异化。

以劳动市场化为特征的工厂革命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而言也是革命性的。如工业化需要标准化的劳动力，于是催生了现代教育体系；工业化需要劳动力聚集，于是催生了现代城市体系；工业化的产品需要拓展市场，于是催生了现代贸易体系和供应链，等等。劳动市场化的社会意义还在于，让劳动者曾经人尽其力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一方面，个体的劳动能力和劳动供给不再是村寨或牧场人皆共知的公共信息，而是变成了只有自己和身边人了解的私有信息，劳动能力信息的公共供给性消失，意味着人尽其力的机会消失。另一方面，社会的劳动需求不再是村寨或牧场可以口耳相传的公共信息，而是变成了市场供需的商品信息，劳动需求信息的公共需求性消失，让劳动变成了一种市场机会，人们需要去找工作，也意味着“人尽其力”丧失了供需自然匹配的机会。因此，工业化带来的劳动异化还包括劳动环境的异化。

“三自劳动”：数字技术赋能“人尽其力”

劳动供给和需求的断裂以及供需信息的商品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后果，也是工厂化革命给“人尽其力”带来的社会障碍。劳动力市场的兴起只为工厂化劳动的供需对接提供了机会，却没有给零工劳动供需的对接留有余地。在工厂劳动革命的历史洪流中，零工劳动被滚滚而来的劳动力市场淹没。曾经“人尽其力”的劳动尊严被劳动力市场遗忘，上班和退休成为个体一生聚焦的两个时空节点，丰富的个体劳动能力和贡献机会在两个时空节点外被动地变成无足轻重的社会性剩余，人的尊严在进入工作时空前不曾获得，在退休之后随之失去。如果只看短期历史，我们会把工厂化劳动这一革命性改变理解为历史的进步和不可避免的社会代价。但是只要稍稍延展一段历史便可以发现，数字时代给了我们另一个更加人性也更加温暖的可能。

如果说劳动工厂化的革命内涵是把劳动者用市场价格纳入组织，以有限时间为单位组织劳动，那么，数字时代的零工劳动则是在工厂化之外让劳动重归个体性自主、自在、自由。在此，实现“三自”的不仅是个体劳动意志，还有劳动选择的时空和形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自劳动”的实现不再基于有限时空的社会共识，不再源于村寨牧场的公共信息和供需匹配，而是源自数字技术对劳动供给与需求的汇聚与高效匹配。人们或许认为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生产是数字时代的新生劳动，如编写代码。不过，对新生劳动的组织仍然没有超出工厂化劳动和零工劳动这两种基本形态。因此，在劳动组织的意义上，新生劳动并不值得特别关注，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技术的运用激活了工厂化劳动时代被掩藏甚至掩埋的劳动机会。

第一，运用数字技术将供需信息汇聚进行优化匹配，让无法通过时空移动参与劳动的人口实现在地劳动，哪怕是最简单的劳动，都可以贡献于物质的跨时空流动，实现人尽其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女性梳理头发的能力是在个体成长中养成的，可在工厂化劳动时代，只有满足时空移动和技能考核要求的劳动者才有机会进入假发工厂从事岗位劳动。而供需信息的数字化汇集和匹配可以让跨境电商的生产本地化，使村寨的老弱病残劳动人口也能获得“人尽其力”的机会。在逻辑上，将供需信息进行数字化汇聚与匹配形成的是从最简单劳动到最复杂劳动的机会谱。无论是工厂化劳动，还是以劳动市场形式回归的零工劳动均陈列于机会谱之中。在苹果公司大大的圆形办公楼里写代码是劳动，95岁的老年妇女在自家梳理头发也是劳动，两者都是贡献于社会的劳动。

第二，运用数字技术将供需信息和实物汇聚进行优化匹配，让通过时空移动参与劳动的人可以随时随地劳动，哪怕一天只有短时、近距离的劳动，也能贡献于物质流动，实现人尽其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快递业的迅速崛起。快递小哥可以是全职劳动者，也可以是分时劳动者；可以是跨空间劳动者，也可以是给定空间的劳动者。开货运飞机是劳动，穿梭于大街小巷送餐是劳动，下班了想去开网约车也是劳动。时空的灵活性定义了劳动的灵活性，使差异性劳动能力都有机会获得匹配，给零工劳动回归“三自”和实现“人尽其力”提供了充分选择。当然数字时代的零工劳动与工厂化劳动之前的零工劳动在形式上已然有了本质区别，是崭新的“人尽其力”。

其崭新性在于，传统的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是熟人社会的、人际信息分享与匹配的；数字时代的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则是陌生人社会的、数字信息汇聚与优化匹配的，是市场化的和数字赋能的。其实，在这些形式上的本质差异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两种零工经济劳动属性的本质统一。也就是说，传统与数字时代的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都是基于个体自由意志的自主、自在、自由的劳动，可以不再像工厂化劳动那样受时空和技能等门槛条件的约束和限制。

当然，数字技术不只是为劳动者赋能，也是为劳动组织者赋能。数字时代零工劳动的发展是因为数字平台企业的发展，数字企业的发展则得益于数字技术对数据的汇聚与运用，人们也因此对数据获得了新的认识，将其作为第四类生产要素。数字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还催生了类似于工厂与岗位劳动的新型劳动关系。数字平台与数字劳动的关系非常复杂，不是因为数字平台复杂，而是因为数字劳动复杂。如果回头去观察工业时代，工厂形态多种多样，岗位劳动却千篇一律，即必须在岗位上从事有技能门槛的劳动。它只是人类劳动形态的一部分，也因此推动了劳动的异化。可见，数字劳动可以从自然劳动（如梳理头发）一直延展到极致——创新性劳动，可以覆盖整个人类劳动，每一种劳动都与数字平台企业有关。

在如此复杂的劳动关系生态中，从积极视角阐述劳动的赋能容易，从批判视角捕捉劳动的剥削也容易。可是，仅有这些并不能帮助我们推动劳动关系朝着社会福祉最大化的方向发展，还需要挖掘数字技术如何对劳动最大化赋能。“劳有所得”是市场法则。对社会而言，劳动的收获不应止于获取货币收益，更大的收获或真正的收益在于让劳动者在劳动中获得尊严。比如，偏远乡村的一位五保户，从前坐在家里等补贴过日子，如今通过梳头劳动每天可以获得几十元的收入，自己能拿出钱来给村里的小朋友买零食、买作业本，哪一种生活更有尊严？答案不言而喻。从向社会索取，依赖于社会生存，到给社会作贡献、实现自立，无论年龄、性别、技能，劳动让人有机会自立，从自立中建立自信，因自信享有尊严，这才是亘古不变的劳动意义。而提供劳动机会，让人们都有机会参加劳动，正是数字时代社会发展最大的积极面向。

电影《让子弹飞》裁图

劳动的尊严：数字时代不变的难题

从“以劳易劳”到“以劳易资”的历史发展，蕴涵着劳动的两个约束条件：第一，个体的劳动属性，即劳动研究中常说的技能；第二，社会的技能需求。在给定时空条件下，理论上社会对某一劳动技能的需求是一定的。换言之，“人尽其力”是社会对个体劳动技能需求的函数。劳动的尊严来自社会的需求和面向社会的劳动。在不同历史阶段，两个条件对劳动的约束方式有着本质差异。

“以劳易劳”和“以劳易物”是有限时空个体的“三自劳动”，原始零工劳动完全嵌入在对劳动有着充分共识的社会环境中，形象地说，即孔子讲的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劳动的尊严从社会共识中来，社会对劳动技能的需求也是对人的劳动需求，技能的社会意义以人的社会意义为依归。

“以劳易资”则是在无限时空展开的有限劳动。无限时空是指工业时代提供了劳动力在人类范围内流动的机会，有限劳动指岗位劳动是个体被动选择的、以岗位技能资质为标准的劳动，不是曾经的“三自劳动”。一方面，劳动和时空的差异性让劳动的社会环境千差万别，推己及人失去了应用的社会环境，劳动尊严被迫从社会共识转向市场竞争。换句话说，人的尊严是在市场竞争中由劳动价格赋予的，不再是劳动的社会性赋予的。另一方面，劳动技能与人分离，岗位劳动的标准是技能而不是社会性的人。人的尊严在岗位劳动里没有载体，转向市场竞争的尊严等于失去了人的尊严的载体。这让我们想到了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社会理性化的讨论，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可以用理性化的程度来衡量；同时也让我们回想起著名的霍桑实验，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在工厂车间会出现与生产无关的人际非正式群体。在劳动尊严的逻辑上，非正式群体可以被视为岗位劳动环境里安放人性的一种场景化解决方案。

“以劳易资”意味着在两百多年岗位劳动的发展中，市场完全放弃了传统社会劳动中的人性诉求，逐步形成了针对岗位技能的市场竞争共识。在这个共识中，劳动力市场聚焦于劳动者的劳动技能而无视人对尊严的诉求，形成了与尊严无关的报酬体系，使对劳动的尊重与对岗位的报酬分离，进而让尊严被劳动报酬彻底掩埋。

而数字技术赋能可以解决零工劳动者对劳动机会的诉求，并且实现机会普惠。与传统劳动在本质上不同的是，理论上数字零工劳动依然是基于岗位需求的劳动。数字技术对零工劳动的赋能在于为差异化的劳动者提供需求数据的汇聚和优化匹配。要实现有效率的匹配，数字平台企业要把需求数据岗位化。如果说工厂劳动的岗位化是生产或服务的岗位化，工厂规模和范围的有限性导致岗位技能类型和标准的有限性，那么，与工厂劳动的岗位化不同，数字零工劳动的岗位化是离散性生产或服务的岗位化，以线上销售或数字社交为例，由此触发的岗位劳动形成的是一个岗位生态：向上游可推及原材料的获取，如老人梳理头发；向下游可推及售后服务甚至弃用后的生态化处理。如此宽泛的岗位生态，对技能的需求几近覆盖人类劳动能力的自然谱系，给拥有不同技能包括自然技能的劳动者带来“人尽其力”的普惠机会。数字技术不仅激活了被工厂劳动革命掩埋的机会，还创造了无数新的机会。

可是，数字技术赋能同样无法直接解决劳动者对劳动尊严的诉求。初始的原因是，自工厂革命以来，人类无法回归熟人社会，也难以通过与熟人日积月累的相识相处而获得熟人社会的认可。生活在陌生人社会成为每个人当下必须具备的生存能力，而如何从陌生人中获得劳动的尊严则成为一道历史难题！人与人之间看似人格平等，却没有熟人社会相视一笑的轻松与温暖。无论是岗位劳动还是零工劳动，看似报酬不菲，却没有熟人社会相互谦让的自得与成就。数字时代的劳动依然只是获得报酬的手段，岗位劳动与零工劳动皆如此，而非获得尊严的场景。显然，让劳动不只获得货币报酬还享有尊严，不只是劳动形态的革命性变革难题，更是时代的难题。

寻求尊严:数字劳动的行动逻辑

就像工厂时代劳动者寻求劳动尊严一样，数字时代劳动者也寻求劳动尊严。从社会发展的立场出发，人们当然不希望看到19世纪那样风起云涌的、激烈的工人运动，那会耗费巨量的社会成本，不是社会福祉最优的选择。数字时代人类应该有更加理性的、智慧的问题解决的工具箱。

如果说传统的劳动尊严是劳动者的“三自”，工厂时代的劳动尊严是“岗位劳动的人性化和劳动报酬的公平性”，那么，在给定劳动机会普惠的前提下，数字时代劳动便暗含了“两类社会行动者的三个行动逻辑”。两类社会行动者即个体劳动者和数字平台企业；三个行动逻辑即劳动者劳动选择的逻辑，岗位劳动人性化的逻辑，劳动报酬公平性的逻辑。

个体劳动者的数字劳动内嵌着两类劳动：一是满足“三自”原则的零工劳动，二是依然具有工厂劳动属性的岗位劳动。零工劳动者的劳动选择逻辑可以表述为以自我能力和时空为约束的劳动选择，给定劳动机会的普惠性，劳动者只要愿意，便有机会参与劳动，劳动者再次实现了自主支配劳动的灵活性；劳动也不再是岗位对劳动者技能的选择，劳动者依靠自我的自然能力，经由数字平台企业精准匹配获得自在支配劳动的多样性；零工劳动以数字形态回归，便证明劳动可以不受固定时空的约束，劳动者重新拥有自由支配劳动的随意性。概言之，在零工劳动中，劳动者重新获得支配劳动的自主、自在、自由。

与此同时，数字劳动也面向个体劳动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劳动参与。如果说工业时代因为劳动技能的选择性带来了劳动机会的有限性，那么，数字时代不再有劳动技能的约束，也就没有了劳动机会的限制，让每个合法劳动者参与劳动不再受市场竞争的约束，社会便有责任推动劳动者参与劳动。也因此，倡导劳动光荣成为数字时代重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现代形态的时代命题，而躺平显然不是获得尊严的姿态。

岗位劳动的人性化意味着劳动者在“三自”之外另有诉求，如实现对工厂劳动环境的优化。数字平台企业的劳动环境已经不再是流水线生产的耗时耗力劳动，更多的是创新性劳动，也不再受劳动场所和劳动时间的限制，劳动的弹性似乎是在最大限度地尊重劳动者的人性。当然，如此尊重并非完全是数字平台企业的良心发现，也是岗位劳动属性变迁使然，即耗时耗力不利于达成生产目标，倒是人性化更有利于提高生产绩效。其实，社会只看到了数字平台企业“996”的一面，在“996”的背后是自主、自在、自由的岗位劳动安排，以及生活化的甚至娱乐化的工作环境。当然，企业不是慈善机构，企业的诉求依然是绩效最大化。因此，藏在人性化环境背后的是数字汇聚对劳动绩效的精准考核，类似KPI这样的指标便成为每一位数字平台企业员工的魔咒。

电影《让子弹飞》裁图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劳动尊严以报酬公平性为依归，则数字时代并没有新的机制替代市场化法则，数字时代也是市场时代。如果说工厂时代的行业差异、产业差异带来实现报酬公平性的困境，一家企业的努力不足以实现对报酬公平性的改善，那么，数字平台企业涉及的人群规模、运用数据获得的精准触达能力以及掌握的财富，则可能使企业有机会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达成报酬分配的公平，甚至报酬分配公平性可以像产品价格一样成为市场竞争的新标的。当然，实现有效率的公平显然不是企业单方可以达成的目标，因为，公平是人的感受，是劳动尊严的一部分，需要劳动者的共同参与才有机会共同追求和实现。

简言之，人总是需要尊严的，在中国文化里，勤劳是人尽其力的实践形态，是尊严的来源。在不同时代，勤劳的内涵不同，尊严的获取路径也不相同。尽管如此，依然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共同点：躺平绝不是获得人之尊严的路径，而劳动的尊严也是“不躺平”的逻辑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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