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11本书（上）| 需要多少热情来阻止一本书的流传

11月的11本书（上）

11

《无中生有》

/ 刘天昭  著

这么厚的小说，很难不成为回忆性的，但刘天昭远比写《我的奋斗》的克瑙斯高更在乎文字和表述的economy，精简，点到为止，这些都很重要，可以避免一味沉浸在追忆性的情感之中，更重要的是，避开了类似作品土气的味道。这本书基本上处理了那个很棘手的问题：乡土的关怀如何才能超越于鸡飞狗跳的关怀，乡土的神圣如何才能不只是地方性的神圣。

然而精简有精简的造作，为此，不少评论性的段落会显得为写而写：“文明对孩子说谎，抢在现实之前注射价值观。人首先是肉虫、卑如蚁、被造之物——痛苦里也并没有崇高。”为了精简，为了合上节奏感，他跨得太快了，“美如神是一种向往，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模仿自己的向往，也许有微茫的机会——弄假成真？但是因此这向往这模仿都更加迷人。”这个“也许”，以及后边的转折，制造出的是箴言的效果（所谓“画风”），而不是箴言。

必须说，这是一次有很高水平的尝试，需要大勇敢。刘天昭极其愿意思考再思考，反省再反省，但是，如果反省只能落实为文字里的“伶仃感”，那种常见的修辞性惆怅的话……必须承认，这种诱惑很难抵御；回忆性的作品就是给生命插上一面面萎靡的红旗，《无中生有》也不例外。

 

10

《索尔·贝娄之心》

/（美）格雷格·贝娄  著

朱云  译

对于了解贝娄，这本书必不可少，儿子写爹，得天独厚，而且格雷格的确十分懂得索尔想看到一本怎样的回忆录。索尔一生都在尝试做到知行合一，也就是说，把他读的那些哲学和神秘学，把他那些高贵的朋友如艾伦·布鲁姆、德尔莫·舒瓦茨的人文理想落实到创作里，以及遵照斯坦纳的属灵哲学认真地活一段时间，可最终的结果要么打折扣，要么转化为又一场一边实践一边自嘲的战斗。

跟《无中生有》一样是回忆，可身在大作家的树阴下，格雷格不必建构自己的东西。对我来说，格雷格关于《塞姆勒先生的行星》的评论真的很恰切，这本集中表现了索尔的忧虑的小说，有着硕果累累的深秋的悲情。跟塞姆勒一样，索尔“在很多方面都选择视而不见”，他持续二十年不关心犹太人大屠杀的事实，可是，这种有意识的回避，就像先知预告灾难一样，是等待痛苦发生的一部分。索尔这辈子，为之妥协退让的时候，远比他战而胜之时候来得多。有时甚至有这种感觉：他得到的辉煌，只是因为他还没死亡。

 

09

《白鹭》

/（圣卢西亚）德瑞克·沃尔科特 著

程一身  译

沃尔科特跟布罗茨基是挚友，两人也的确有着一些近似，都很“综合”，十八般武艺俱全，譬如一把剑劈过来，他可以同时辨识作为实体的剑和作为重力的剑，以及剑刃，剑劈出的风，还有通过剑身传达过来的敌手的情绪。他的诗中，描述始终危机四伏，评论则尖刻、任性，词语之间新奇的组合，至少在五分钟内不会让人审美疲劳。

不需要点评译文：对于译者而言，这种滋补自己的大好机会，他怎么可能草率对付呢。翻搅风景的人自己也成了风景；有了这本书，更能理解沃尔科特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的话了：他说在圣卢西亚，人们不怎么依靠钟表计时来生活，相反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在圣卢西亚，能学到“耐心和包容”，学到“怎样把自己变成一件艺术品，而不是去做一位艺术家。”

 

08

《最危险的书：

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

/（美）凯文·伯明翰  著

辛彩娜、冯洋  译

Ulysses就是奥德修斯，《尤利西斯》这本书也走过了一段奥德修斯的历程。伯明翰的这本书令人眼界大开，诲淫诲盗的罪名不仅长期缠绕着《尤利西斯》，还卷入了那么多人，为它愤怒，为它辩护，为它三过家门而不入。

人值得花费多少热情用来阻止一本书的流传？这个问题是满有诱导性的：即便《我的奋斗》，在希特勒未露头角之前也不过尔尔吧。然而，伯明翰的厉害就在于，他写出了那些事后看起来很无用、很荒诞的热情，都曾是有理由的，甚至是值得尊重的，只要相关人等不甘心做机械的执行者，他即便犯傻都不乏犯傻的道德。

而出版是生意，它的每一个环节，都不会主动超越生意的单纯，而引进伦理。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刻画得如同浮雕一般的环节：“第戎市的印刷大师莫里斯·达朗季埃是旧时代的老艺人。他的老印刷机坐落于一个覆满葡萄藤的印刷房中……数十年来，印刷工早已使用铸造排字机去铸排整行整行的文字，然后达朗季埃的排字工，却要花费好几个小时将细小的金属块从浩大的排版架中抠出来。他们正在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手工组装《尤利西斯》。”而这样的细节可是太多了。

 

07

《作家和出版人》

/（德）西格弗里德·温塞德  著

卢盛舟  译

除了文字，什么都不要信任——也不要联想。这是温塞德的这本书最集中的教训。他写到的黑塞、布莱希特、里尔克、罗伯特·瓦尔泽等人作品的出版过程，使用的都是没有二话的事实，和成文的证据，像是书信和别人的书面评论；出版就是一门生意，趋利避害，如果说有理想主义的成分，那也得放在现实考虑之下来谈；一个杰出的作品也许市场不好，但市场表现一定会影响到对它的杰出的评价。

在写布莱希特的时候，作者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即席勒为什么离开了他的出版商格奥尔格·约阿希姆·葛申而转投科塔。”席勒与科塔关系非常好，但是当席勒发现科塔为同时代另一位诗人维兰德殚精竭虑地做书，“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觉得自己受伤了，他写了一封信来表达失望。维兰德总是改稿子，还要求很高的预付款，而葛申为他押上了整个出版社的财力，同时出版他四个版本的全集，每个版本都有三十卷……他的拼命换来了维兰德的感戴，却以牺牲了与席勒的友谊为代价。

这本书看着像行业八卦，实际上没有一点道听途说或揭名人老底的味道，而都是实打实地在写一些用力生活的人们。所以要信任德国人，正如信任文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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