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一百二十年祭（杜课568期）

From 杜骏飞杜课 2019-04-29

戊戌一百二十年祭

杜骏飞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的一月，康有为上书皇帝，提出三条变法纲领：立即宣布实行变法；广开才路，各级官吏都有权向皇帝上奏折；全盘改革政权机关。上书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到处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主张，改良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赞成变法的人也越来越多。

待到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宣布变法，接受改良派的政治纲领。在维新派的影响和直接参与下，从这一日到九月二十一日的约一百天里，光绪皇帝一连下了超过一百一十道的诏令，要对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各方面大作改革，其急切迫促之心可想而知。考其变法内容，大致有：在中央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局，推动工商业的发展；精简旧衙门和官员；废除八股文，改革考试制度；准许自由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奖励科学发明等等。

与人们想象的不同，光绪亲政后，除军国大事慈禧会过问之外，其他事务光绪均可一人做主。慈禧在开始时未过多干涉变法，只是光绪突然下旨撤换礼部六堂官，动摇了一众干臣的根本利益时，慈禧才开始插手，要求光绪切勿操之过急。但真正导致慈禧决心干涉变法事务的，是九月十八日杨崇伊奏折中指称：变法党人欲请伊藤博文来华，“将专政柄”。变法者要将祖宗天下交给日本人手中，无异于自由派要勾结境外敌对势力，要知道，经历了《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及甲午战争的惨败，当时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如今变法的愿景却成了通国于日人，这是甲午战争时充当主战派的慈禧所无法容忍的。

在戊戌前若干年，《马关条约》未签订时，慈禧对老臣刘坤一说：“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在日本提出割让辽东、台湾的条件后，慈禧颁布谕旨：“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这两段分别来自刘坤一来京陛见时的记录《慈谕恭纪》和翁同龢当时日记中的记述，与康有为在《我史》中记述的慈禧说：“中国甚大，台湾一点地，去了何妨！”完全不同。

关于戊戌历史里这类悬殊的细节陈述，大约对我们这些读史者喻示了一个道理：单调的记忆从来是不可靠的，尤其是历史事件的记忆；站在不同的立场，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察；出自不同的目的，当事人也会不断建构不同的记忆。讨论戊戌变法，如果仅仅从康梁的变法者视角予以讨论，未必就会得到真相，自然，从变法运动中的其他阶层视角看，也未必能还原历史的全部。也许，我们今天能如何看一个历史事件，不是取决于那一段历史本身的实然，而是取决于我们历史观的应然。

（康有为）

譬如，史料也曾证实，康梁等人确实在与日本人谋划“中日合邦”计划。这一计划因戊戌变法失败而夭折。12年后，“中日合邦”的翻版在朝鲜上演，日本以《日韩合并条约》为由吞并朝鲜。

史料还曾证实，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伪造、编造了大量史料，诸如《我史》、《戊戌政变记》、《戊戌奏稿》等，以伪杂真，以真杂伪，令读者真伪莫辨。这些“史料”衍生出了更多故事传说，进一步阻滞了后人对史实的理解。当然，史实姗姗来迟，并不意味着不能带来及时的反思；要知道，在历史的每一瞬间，历史学家的明智都是恰逢其时的。

回到那一年的夏天，考据表明：慈禧对于康有为早就心存提防，由于维新派不断上奏折要求罢免老臣，所以她决定开始要插手变法。光绪皇帝判断到慈禧又要开始收权了，害怕新政难以继续，于是颁了道密诏给杨锐，杨锐属于维新派里的右翼分子，与康有为的急躁冒进式的变法颇有不同。

当杨锐把这密诏给康有为看了之后，康有为觉得只有彻底铲除慈禧、荣禄等人，才能将自己的亲信擢拔为朝中大员，才能继续实施变法。

于是康有为派谭嗣同带着光绪皇帝的密诏去法华寺找袁世凯，要他带兵杀荣禄、围颐和园。而袁世凯选择向荣禄告密，这也可以视为他的自保。袁世凯与荣禄二人当晚赶往北京告知慈禧，慈禧没想到康有为等人竟然想“围园捕后”。在荣禄、李鸿章等人的劝谏下，她并没有废帝，而只是重新“训政”。

当晚慈禧决定镇压动乱，捉拿“乱党”。可到了康有为的住所时，却发现康有为早已不在了，只剩下他的胞弟康广仁。谭嗣同后来那被篡改的后两句诗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中，“公罪”二字，实为康党的谋反之罪。的确，杀荣禄、杀慈禧可能确实会为维新扫清道路，可毕竟是谋反，所以是公罪。从这个意义上看，戊戌变法已超出维新或改革，而等同于流产的流血革命了。

而根据康有为向外国记者的讲述，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是慈禧太后主动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又废除了一切新政法令。当此时也，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

（谭嗣同）

那天，谭嗣同本有机会选择与梁启超一同离开，可他还是选择了回到浏阳会馆。依史书所记，二十一日，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筹谋营救光绪帝，但计划均告落空，于是，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三日后，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又五日后，谭嗣同与维新人士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就义，年仅三十三岁。于是，这场始于热血变革的运动，未及流帝制的血，未及流公众的血，而止于牺牲变革者自己。

关于社会变革，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在中国, 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近代以来，许多运动与改革的失败，都被归因于守旧势力过于庞大。然而，什么是守旧易于说明，什么是维新却难以定义。若论革命在封建体制下不易成功，后来之辛亥革命却如星火燎原，一蹴而就；若论革命流血为正途，法国和俄国大革命所给人民带来的，却是灾难远多于福祉。当我们今天回顾每一个变革时代，感叹变法之艰难时，究其原因，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强大，政治系统的思想僵化之外，难免还要问到变革时机、条件、方法，那些需要以智略来权衡之处，是否未明其事、未得其人？

那时，朝廷重臣里，李鸿章早已预料这次变法不可为，所以变法前离开了大清去了西洋周游列国；张之洞虽远在南洋，可也早就洞穿了新政急躁的气息，所以未雨绸缪地写了一本《劝学篇》，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植流天下。”

今天我们回忆起来，戊戌变法曾被描述为“从一开始注定是要失败的变法”，大约是不无道理的。问题是，注定失败的理由是什么？表面上看，这理由是大清的帝制、僵化的体制，或是未开放的社会、衰微的国力，但仔细推究起来，终极答案还是在变法者身上。一次如此剧烈的历史巨轮的转向，要着落在光绪、康梁等少数帝党身上，以当年他们那些菲薄之条件、躁急之言行、“合邦”之妄想论，不论成败，都将祸多福少，按形势和经验计，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十之七八隳于历史。

以比较政治史的角度看，和西方大部分国家的文明演化相反，中国近代的改革运动方向是从洋务运动代表的军事经济，到戊戌运动代表的政治法律，再到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思想。无疑，这注定是一条峻急而绝不平和的道路。有人曾说，如果新文化运动先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也许我国的近代史会有另一番图景，我自然认同这样的说法，一个社会的文明意识的启蒙，必定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基础。即使放在今天之中国，这个道理也是显明而确证的。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数十年里，早已有林则徐、魏源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但是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被政府付诸实践；之后，横跨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倒也轰轰烈烈，然而，那运动的前提是意识形态的不可动摇，整个国家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发展观，只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自强”、“求富”而不动摇政治根本。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这样的改革并不能救中国。于是，才有了戊戌变法更为激进的革命主张，以及它的更为惨淡的结局。

戊戌间，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顽固派（包括洋务派），就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不过，今天来看，维新派思想的传播究竟还停留在少数无权无势的知识阶层。维新派人物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也是到辛亥革命前夕，方才颇见实行。至于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文勃兴，维新派倡导“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那已是后话，既是文化思想界对社会的补偿，也是出自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

回到戊戌变法的历史现场，对于这看上去注定要失败的运动，你会问：那时的人们是否有必要还去付出努力，甚至是牺牲生命呢？这个被假设的哲学问题，倒是极难回答。毕竟，历史是层层累积而成，我们不能因为晨曦的光亮而跳过子夜的昏沉。在戊戌年的故事中，我们熟知的这些人物，无论扮演的角色是正面还是反面，无论是伟大还是卑微，他们都努力去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从而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

一百二十年前那一场戊戌故事，是近代中国最有意味的一次变革，这意味不在成功，而在失败；不在激烈，而在智略；不在史实，而在讲述；不在批评，而在理解；不在牺牲，而在幸存；不在百姓，而在精英；不在革命，而在和平；不在百日，而在百年；不在过往，而在今天。

此刻，在一片苍茫的暮色里，我们遥祭着那段历史，也反思着纪念的意义。戊戌年那个夏天发生的一切，仍是对今日之中国所发出的深刻探询。

记于六月十一日夜，花神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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