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1943 年出生于昆明，1979年移民香港。1988–2007 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其间参与多项中国大陆的农村扶贫项目，并编撰数本中国研究论文集。主编《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中外名学者论21世纪初的中国》，著有《家在云之南》、《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近年从事民间历史写作、推广、资料收集。文 |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来源 |香港三联书店《读书杂志》第8期，作者授权发布
多年前曾经阅读美国周锡瑞教授研究一个中国家族的著作《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当时就觉得从家族史的视角来探测20世纪中国人的处境和命运，是一个特别有价值和意义的视角，今年获赠熊景明老师在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家族史著作《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读过之后恰可与周书形成南北中国两个大家族的对照，而后者除了作者对亲身经历的家族往事的追忆、记录和感悟，还有她基于多年沉浸在收集、整理和解读现代中国各种回忆录、口述史过程而获得的文史研究的能力，对于她出身的家族的史海钩沉和情境再现，这些富有生命体温和历史反思的文字，对于我们理解和反思20世纪中国的历史、政治与文化不无意义。旅美华人作家王鼎钧先生如此推荐这本书：“只有大家庭的背景，才产生这样的故事。平静叙述，没有怨尤；写传统与革命的冲突，举重若轻；写母亲多诗笔，写父亲多史笔。”鼎公的回忆录四部曲是有关20世纪中国历史记忆的经典，而他对于熊景明老师这部家族史著作的评价，在我看来切中肯綮字字珠玑。这本书涉及作者祖上和外祖父（苏家）两个大家族诸多人物的生命和人生悲剧，可为一部历史的多重奏，而在这众声喧哗的历史记忆之中，中国知识人的家国天下情怀始终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这种家国天下情怀不是一种空洞的口号和廉价的标签，而是切实地灌注在这些云南地方精英的日常人生、文化生活和政治实践之中。精英在20世纪中国的命运毫无疑问是地覆天翻的，在传统中国，知识精英首先意味着责任心、文化传承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而到了民国，精英的内涵增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即基于现代科学发展出来的专业技术能力，也就是用专业和科学的方式投身现代中国的建设。毫无疑问，熊家、苏家两个大家族在清末民初的转型过程，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士大夫群体并非此前教科书和公共舆论所描述的因循守旧一味复古的刻板形象，而是能够在这个转型时代主动接触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文化甚至新的生活方式，进而在云南这个西南边陲的地域社会开风气之先。
1938年熊家四代合影
熊景明老师在4月份出版的《明报月刊》有一篇短文讨论其家族长辈的家国情结（也即我前文所言的家国情怀），扼要地叙述了她的家族往事：“我的故乡云南，直到1940年代，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不知国为何物。我的曾祖父1866年出生，百折不挠地在科举制度的阶梯上攀爬，动力来自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来自光宗耀祖。等到20世纪初接受了国民革命的思想，才将建立富强中国的理想，作为毕生目标。到晚年，国家遭到日本入侵者蹂躏，恨不得再上战场。‘哀吾生瞬近八旬，复睹兴邦已无及；尚此战延长卅载，再来杀敌未为迟。’祖父出生于1889年，这一代人在鸦片战争激发的为国为民，奋发图强的理念熏陶下长大。他曾经加入共产党员，参与云南的县自治运动，后在六个县主事，大部分是贫困县。外公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建设富强的中华民族不仅是他思想的主线索，也是教导子女的重心。曾祖父和祖父、外公都曾将对家族，对父老乡亲的责任投射到对国家的认同与责任。同时，中华文化对他们，好像水对鱼那样，是生存的必须也是必然，不仅仅是一种认同。到我父母这一辈，爱国的情怀，除了学校和家庭教育，更来自八年抗战惨痛的经历。我的三舅在抗战后期进入云南省的人才计划，赴美国留学。他一辈子不用日本货。中美建交后，是第一个回昆明探亲的美籍华人，他并用行动报答云南父老乡亲。就在这三代人之间，千百年来以光宗耀祖为人生目标的孝道与宗族认同，悄悄退位；爱国，报效国家，成为社教化（socialization）的主要内容。”余英时先生1973年曾经在熊景明老师服务的中文大学做过一个有关史学、史家与时代的讲演，他在讲演中指出：“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这也是我读《长辈的故事》最深切的体验，可以说这本书都是围绕家族各种人物的人生、性格和命运来展开的，而他们所遭逢的恰恰是一个不是让人生就是让人死的大时代，这个家族的男性大都是在严格的儒家文化和现代的多元文化熏陶滋养出来的，他们对于时代和国家有着一份浓得化不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这家族的女性大多具有传统的美德，在历史的深处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同时还有一些开办各类女子学校引领地方女性解放潮流的新女性。作为跟云南地方政治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在1950年代之后其成员的命运大都是半生蹉跎，非死即贬，或者流放异乡，只剩下漫长的余生和无尽的苦难。读此书，常常感慨国家和时代对精英的辜负，当一个社会系统性地压抑其知识精英的专业能力、公共空间甚至个体生命，这种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自然就大打折扣。云南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边陲小城成为晚清民国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其根源就在于从熊的曾祖父、祖父和外祖父这一辈地方精英的“开眼看世界”和源源不断地推动留学潮流、新式教育和各种社团等。即此而言，知识精英尤其是深受儒家士大夫文化影响的精英阶层，恰恰是推动中国走向一个更加民主、自由、多元而平等的现代世界的极为珍贵的智性力量，而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主旋律恰恰是反精英主义的崛起，这或许是理解20世纪中国精英文化花果飘零和激进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奥秘之一吧。回到作者这本书所记述的长辈故事，我深深被作者的祖父、父亲和干爹黄湛的政治理想、专业建树和人生际遇所触动。正如作者所言，年轻时与曾祖父不和而参加共产党的祖父熊光琦，在历经云南地方政治风云的波诡云谲之后，在1927年国共纷争后毅然退党，在60岁之年更是退出江湖隐入乡村的佛教世界，可就是这样一位不苟言笑让作者一辈子都觉得生疏刻板的老者，在其主政1920年代云南地方的县治改革时，居然有着如此专业而缜密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建议，当时担任省训政讲习所教务主任兼区长训练所所长的他，负责撰写县自治讲习所十种讲义中最重要的一份文件——《云南全省暂行县制释义》，这份《释义》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蓝本，同时参考了当时所能搜索到的许多资料，并且援引了湖南、浙江、广东、四川等省的县自治规定，做出了有独立见解的阐发，比如对民权和皇权的界分、对普选的肯定、对民间组织、国家和民众关系的界定等，都不乏现代的理念，照此施行地方政治其实也是有利于长治久安。作者的父亲熊蕴石和干爹黄湛是一对好朋友，也是在1920、30年代充满活力的云南地方社会迅速成长起来并且术业有专攻的青年才俊。大家庭出身的青年熊蕴石自小在一个父亲严厉、祖母过度宠爱、阖家老少大都喜欢的环境中成长，生活在一个国共两党都高度渗入的大家庭却有着远离政治的自觉，1929年考入昆明新建的工业学校，在西风东渐的昆明是最早接触翻译小说、留声机和小提琴的一代，也喜欢骑摩托车和自己动手安装大大小小的收音机，并用照相机为1930、40年代的大家庭留下了珍贵的影像。也就是这样一个青年人，在二十岁左右在云南省公路经费委员会滇东马过河桥工程处任建工员，与好友黄湛参与滇缅公路、滇缅铁路的抢修，后来受到与他志同道合兴趣相投的黄湛的邀约，参加昆明自来水厂的创建并曾担任总工程师和厂长。正如作者所言：“父亲虽然只进过中等专业学校，钻研科学技术的热忱令他不断进步，在1930年代就自学考取工程师资格 。因为不是党员，历任职位都是副职，但实际上却负技术和业务上的全责。”就是这样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在建国后面临的同样是“限制、利用和改造”的命运。在作者母亲中年就因心脏病卧床十八年中，勤勉工作守护家庭的父亲恪尽职守，轻易不透露内心，直到作者读到父亲1956年写的自传、文革时写的将近十万字的交代和文革后写给市领导的信，才算真正地理解了父亲：“因为太骄傲、太男子汉，他将所有的委屈在妻儿面前藏起来，要么化作脾气发泄。此外，妻子体弱，四十出头便卧病在床，子女尚幼，不是倾诉对象，待我们稍年长，任何影响我们对党光荣、伟大、正确看法的言论，都不可发出。经过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为彼此的平安，亲友之间更不能吐露心声。儿女眼中，父亲是事业成功的专家，虽然文革中受了罪，与黄湛相比，他何其顺利。不似心地极为善良的母亲，父亲自我中心而不解人意，从未赢得我们由衷的敬佩。而今父亲墓木已拱，方知这终日劳碌的工程师，曾被官僚蹂躏，在一个又一个的挫败之下何等沮丧；这性格孤高的大男人，怎样地在政治的淫威下低头。”父亲好友、作者干爹黄湛同样出身名门，父亲是留日归来的武将，母亲是出身书香门第的淑女。1932年黄湛考入云南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长期在铁路、公路系统工作，因家庭原因和担任三青团昆明分支主任等职1951年被捕，在刑讯逼供之下却宁折不弯，因此被挟私怨的公安干部折磨成疾，并被发配到冰雪之地北大荒度过后半生。即使在这样一个恶劣的自然和生存环境中，黄湛仍旧勉力活得有价值和有尊严。1964到1968年间，他带领几位犯人技术员，为三百多平方公里的海伦、红光、星火、绥东等十几个大型国营农场绘制出数百张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他还主持设计了海十公路和糖醛厂六层高塔和三层厂房。黄湛在晚年回忆录里如此描述那时候的人生日常，白天在冰天雪地中丈量土地，中午啃冻得硬硬的干馒头，夜晚在油灯下绘图。冬天冒着零下30至40度的严寒在野外工作，夏天常有暴雨冰雹，到处是沼泽，稍不留意陷进去就是灭顶之灾。就是在如此严酷的环境，黄湛以专业技术和强韧的意志力为当地人民做了很多有长久价值的建设工作。他在回忆录《永远的北大荒》以《宽恕》一章如此结尾：“我也想不到自己在农场会干得那么卖命。这一片冰冷广袤的流放地，我曾诅咒了半辈子，怎么会对它如此关切？我年青时的梦想便是用科学技术令中国强盛。当囚犯的三十年，公民之身任职的如今，我在北大荒所做的，也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读到这里，我不由自主想起了艾青长诗里的名句：“为什么我总是眼含热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样一群有专业技术而又不乏国家认同的精英无疑是一腔热血爱国的，可国家爱护他们吗？！《长辈的故事》除了上述精英男性让人扼腕唏嘘的故事之外，也有好些在黑暗时代守住底线有情有义的故事，同样是这部家族史作品弥漫出来的人性的光辉。心怀怨恨地诅咒恶并非难事，而在一个极端的年代里守住摇曳不定的人性之光，则更加让人有持久而内在的感动，这就像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群像》所记述的那样。此前的历史叙述和关于晚清民国的家族小说，大都是在家庭革命的主题先行之中将家庭、家族描述得一无是处，似乎只有走出家庭才能冲决网罗成就人生。但从熊家的历史可见，恰恰是曾祖母竭尽全力支持儿女接受新式教育和到海外留学。作者所描述的二舅和三舅的人生也特别让人动容，二舅年轻时英俊风流潇洒，建国后担任机关里一名默默无闻的会计，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以谨言慎行和遗世独立的方式尽量保全自己，甚至对国家和政党信服，而自己却完全与政治不沾边，同时尽最大的努力照顾家族里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用作者的话来说，二舅是“一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负责得无法再负责的会计。在五彩的世界中他是一个黑白之间单纯的灰色。”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1950年代以后留在大陆的大家庭中的唯一的男儿，对父母的孝道、对姐妹们的责任就成了他人生的使命，是他生活的主轴。他经常来探望作者卧病在床的母亲，几乎每个星期一次从不间断，为了安葬其父母的骨灰也是苦心孤诣竭尽全力。而作者的三舅青年时代在云南接受西南联大最优秀的留学前教育后赴美留学，后阴差阳错留在美国工作，在建国后整个家族风雨飘摇人人自危的漫长岁月，他始终坚持不懈通过各种方式援助家族成员，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他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些宗教美德身体力行了一辈子，而作为文革后期云南首位归国探亲的华侨，他回到昆明要办的一件要紧事，是将当初云南父老资助他赴美留学的费用还给政府。他到云南省外事办去交涉，对方说无法接受。后来他将这笔钱购买了一批英文书籍，赠送给昆明工学院。之后几次自费回国讲学，以此偿还他心中对故乡父老的“债务”。母亲苏尔端是作者全书的第一篇，可见母亲在她心目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1914年出生的母亲，二十一岁结婚，育有三子一女，出生于一个云南官宦家庭的她小时候感染白喉，几乎丧命，虽复原却心脏受损，四十二岁便卧病不起，一躺十八载。作者饱含深情地如此评价自己的母亲：“母亲就像她那个时代无数的贤妻良母，一生毫无保留，心甘情愿地为家庭奉献自己；在永远温良、谦和、美丽的外表下，有惊人的顽强意志；恪守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又能宽容地接受别人，有如罗曼．罗兰笔下一位平凡的妇人：‘能够用目光、举止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恬静的、令人舒慰的气氛，活泼的生命。’”作者母亲在昆华女子学校中学毕业后考入云南师范学院，读到二年级为了陪其父亲去外地做县官就辍学了，之后嫁到熊家。熊家是官僚世家，生活方式、家庭关系与苏家截然不同，但母亲以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并和光同尘的心性和为人处世方式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和尊重。在作者的记忆中，不论做忙忙碌碌的家庭主妇，或者建国后担任会计去上班，还是躺在床上的病人，母亲都是穿戴整齐，头发眉毛理得一丝不苟，几乎从不化妆的她美得圣洁而自然。因心脏病，母亲在中年之后卧床，从此在病床上受尽疾病煎熬。但她以乐观的精神、坚韧的意志和博爱乐施的心灵，尤其是对于普通人和亲人的那份平易、自然而亲切的关爱，成为了这个备受时代风浪波及的家庭的“定海神针”式的中坚力量，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源源不断地从羸弱的身体里向周围散发爱的光泽和暖意的女性。作者所记述的曾祖父、外公、姨外婆、姨妈、姑姑、田伯母等家族亲友长辈的故事，在娓娓道来的叙事中如同一颗颗熠熠闪光的珍珠，这些经历了各式人生所凝聚而成的生命故事，无论是悲喜还是离合，无论是人性的良善，还是世道的险恶，都诠释了云南地方精英在漫长而短促的20世纪中国的处境、抉择和命运，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也同时见证了历史，而相对于更多完全沉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来说，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被讲述出来的人生就成为了某种具有永恒性的存在，讲述本身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记忆和对长辈的致敬，也是对自我人性的治疗式救赎和对未来的某种历史责任。即此而言，我很赞同作者印在书的封面上的一句话：“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我也相信读者诸君会深深认同地认同这个理念，也期望更多的读者走进自己的家庭、家族的历史深处，去聆听、挖掘和理解长辈的故事，因为，在那里隐伏着你理解生命的源流和奥秘的全部暗码。（本文原题：唐小兵：20世纪中国一个云南家族的历史、记忆和反思——读熊景明《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
点“阅读原文”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