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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斌 | 让我国儿童“习得”外语还是“学得”外语?

SCRELE 应用语言学研习 202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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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2日,由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编辑部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三亚中学联合主办的全国基础外语教育“三亚论坛”(2022)成功举办。我国外语教育界的多位专家学者从外语教育理念、新课程目标、教学评价、教材、外语教育与国际理解、“双减”政策、语言学习认知过程、基础外语教育创新等方面带来了多场精彩的主题报告。


本公众号将陆续刊出经整理的专家发言内容,期待进一步推动我国基础外语教育的思考和研究。

让我国儿童“习得”外语还是“学得”外语?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王文斌

我们在此的调研、观察和思考得到国家语委2021年度重点项目“服务文明互鉴的外语教育学科体系建设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ZDI145-8)的资助。

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让我国儿童‘习得’外语还是‘学得’外语”。前面几位专家也都提到,目前学界对外语教育的微词依然较多,对此我今天暂不做评论。首先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金句:“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如果中国要走向国际,参与国际治理,宣传中国文化,积极推进世界文明互鉴,外语从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不言而明。也借机引用一下查理曼大帝的话“To have another language is to possess a second soul”,他把语言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将其看作一个灵魂,而把掌握一门外语看作是拥有第二个灵魂。英国作家威兰斯也提到“You can never understand one language until you understand at least two”。由此可见,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今天,我们光掌握一门语言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仅需要掌握一门外语,而且还需要学会多种外语,而这一项工作就需要从儿童抓起。我今天的发言主要分两个部分,一是“引言”;二是“我国儿童外语教育的现实问题”,中间穿插着陈述我个人的一些浅见。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基础外语教育。相关文件对处于基础外语教育学段的儿童年龄有过界定。在国际《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中国在1991年12月29号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批准中国加入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因此也把儿童鉴定为“18岁以下的任何人”。按心理来划分,孩子从6岁到12岁算儿童期。语言习得研究将2岁至12岁左右称为critical period,即临界期。12岁以后至18岁算是少年期。也有人认为,12岁以前是儿童期。这个界定尚有争议。医院里,儿科医治病人的年龄段是0岁到14岁。综上,处于幼儿园、小学、初中的学生肯定属于儿童年龄,也就是处于我们的基础教育学段。如果把儿童年龄放宽到18岁,那么高中生也基本上包容进来了,他们也是属于基础学段。


我们现在来谈谈二语习得的问题。Krashen在1981年、1982年先后提出“习得和学得假说”(acquisition and learning hypothesis)。简单地讲,习得是指在自然语言的环境下潜意识地学习。我在此把learning汉译为“学得”,便于与习得这一概念相对应。学得是有意识地学习语言。在Krashen的表述中,有一个重要概念是“元语言意识”,即metalinguistic awareness。关于这一概念,目前学界,是国际上谈得较多,但在我们国内,其讨论相对偏少。但是,我认为在外语教育过程中,尤其是在基础外语教育阶段,也就是在我前面所说的儿童的外语教育过程中,该如何培养儿童的元语言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在外语教育过程中就难以使儿童处于习得状态,那么要想儿童达到元语言意识是很难的。换言之,若我们不给儿童提供一种自然的外语学习条件,让儿童在非自然语言的状态中学得外语,要想达到元语言意识,则是难乎其难。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给处于儿童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提供一种真正的习得环境,这个目的就很有可能会达到。就像束定芳教授曾介绍过的,在上外附中,很多学生的外语水平都很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很好的自然外语环境。然而,我们在此需要关切的是,我们的眼光不但需要关注大城市,还应当关切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以及大城市的郊区,另外还需要关切地区差异、省份差异,而且即便是大城市之内,市内跟处于郊区的县市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他们难以提供优越的自然外语学习条件,基础外语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十分明显。元语言意识主要注重两个方面。其一,要达到的目标是“Be able to think about thinking”。换句话说,学外语不仅仅是形式或结构上的,而是学外语就要学会用外语思维,这是一个关键点。其二,不管是母语还是外语,当我们真正习得以后,一旦具备了其元语言意识,就会有助于习得另外一种新的语言。真正掌握母语极为重要,可以说,深谙母语有利于我们掌握外语。



下面我们来探讨第二个方面“我国儿童外语教育的现实问题”,可以从五个方面展开。第一,我国基础教育的外语教师人数和学生人数。根据2018年的数据(最新数据可能因为疫情尚未公布),我国基础外语教师的总人数达到132万多,包括小学学段、初中学段和高中学段。根据2019年的数据,目前全国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是两亿多。学前教育人数就更多。因为目前在有些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幼儿园里也开始学英语或者学其他的一些语种,所以人数就更多一些。


第二,外语教师的专业水平。今天讨论的外语教育,不仅仅是英语教育,尽管讨论时主要都在谈英语。我们谈的外语教育也不仅仅是大学外语教育,儿童外语教育或者说基础外语教育,在整个外语教育当中不仅仅是半壁江山,而且是占了大头。所以上午跟晓堂教授在交流的时候,我也提到了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很重要,将大力促进我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发展。在这一方面,程晓堂教授、王蔷教授等长期以来都致力于基础外语教育的研究工作,并为此已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相关研究的有些数据可能只是来自于大城市。如果到偏远的农村去看一看,例如我走过的三个省份——新疆、贵州和云南,发现他们偏远地区的基础外语教育条件很不理想,外语教师的专业素养也亟待提高。大城市的基础外语教育并不是我国基础外语教育的全部,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础外语教育不仅仅是大城市中的基础外语教育,而更是包括各农村以及各偏远地区在内的基础外语教育。如果我们不走下去深入农村和偏远地区,仅关在书斋里,就很难能了解到全面而实际的情况。所以我最近在说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研究。我们中国共产党一个法宝就是调查。毛泽东主席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因为他实地考察了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之后写成的,在掌握了很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了很多有益于革命发展的结论。像“农村包围城市”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都是在大量的调研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不是仅发几页问卷就能把握全局,而是需要自己亲身、亲历到这些偏远的场景中去,倾听一线教师的讲课情况,跟他们做面对面的会谈,并了解他们的各种实际困难。若能在那里并在课堂上待上几天,我们的感受可能比我们纸面上读到的会更深切。在此我们通过某省的一个农村小学的外语教师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外语教师(这里呈现的基本上是英语教师)大部分人的确是英语专业毕业的,但是有些是专科毕业的,有些是中专毕业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转岗转过来的,比如说之前是语文教师或者数学教师,有些甚至是体育教师、音乐教师、地理教师等。这些教师往往是赶鸭子上架,基本上没有经过系统的外语教育培训。我在一个学校里了解到:校长认为你只要会26个英语字母,你就可以教英语。这种情况尽管比较极端,但是绝对不是个案。另外就是关于外语教师对于课标的熟悉程度。课标凝聚了众多专家的心血和智慧。前面很多教授也提到了新课标里的四个核心素养,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但能不能真正地落地,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从一个中学所收集到的数据发现,对于英语课标非常熟悉的英语教师只有6%,熟悉的25%,知道一些的56%,占大头。不知道课标这个概念的达到13%左右。现在的大城市或者中小城市以及偏远农村,尤其是一些乡村小学、少数民族地区等等,基础外语教育发展极不平衡,也极不充分。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是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外语教育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这就会产生一个短板理论——决定水桶容量的不是最长的那块长板,而是最短的那块短板。如果基础外语教育质量和水平上不来,势必会影响我们国家整体的外语教育水平。


 第三,关于高中英语课标提出的四项核心素养的落地问题。首先,我认为教师要先具备四项核心素养。如果连我们教师都不具备,怎么能要求学生能具备?前面七位专家大部分都提到了四项核心素养。我们发现,在座的各位专家对这个四个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各有各的解读。有些要素具有共识,可有些要素却各不一样。如果把所有这些专家对这四项核心素养的各组成要素汇总起来,那么构成要素的数量会更多,这么多的要素不但学生达不到,可能连教师本人也达不到。


第四,对于实际教学中的基础性问题,我认为也需要有更多的探讨。根据我的了解,现在有些小学是不教英语的音标、语法的。英语是表音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表意文字倒是要学拼音,表音文字反而不学音标了,这着实令人费解。在学习一门外语的过程中,教师如果不教语法、不教音标,那么只有在学习者处于自然语言环境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掌握外语,即只有学生处于习得的环境中才能自然习得语音和语法,但我们的绝大部分学生是否被赋予了这样的自然条件?进入学得这个阶段,比如高中,如果不教语法,学生则更难掌握外语。反观当下,甚至有一些教授、副教授、博士生的外语基本功都不甚扎实,更何况基础外语教师,这实际上是跟这些教师当年自己处于基础学段的外语学习有直接的关联。如果教师本人都不具备良好的外语语音和语法,怎能给学生提供自然的外语习得环境?我认为,这些实际教学中的基础性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第五是关于教材中存在的问题。在此举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一本幼儿园的英语教材,把“中国的地图最美丽”翻译为“The map of China is beautiful”。这样的表述是否准确值得商榷;第二个例子中教材的插图里只有一只熊猫,对应的英语用了复数pandas;第三个例子是将“这里是海洋。神仙鱼、鲨鱼和海豚生活在这里。”表达为“Here is the sea. The angelfish, sharks and the dolphins live here”。此句中的“angelfish”前面是否需要加定冠词?后面要不要加“-es”表示复数形式?与“fish”的单复数形式是否一样?“dolphins”前面的定冠词是否需要?第四个例子是将“无论天气冷热,都不影响人们锻炼的步伐。”表达为“People do sports, no matter it is cold or hot.”在此的“no matter it is cold or hot”到底对不对?我认为应该是“no matter whether it is cold or hot”或者“no matter how cold or hot it is”。对于教材中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有三:一是基础学段的外语学习十分需要提供真正的习得条件。在这个年龄段,为学习者提供自然的外语习得环境,外语学习进展就会很快,能尽快提升元语言意识。二是我前面提到的母语学习。如果我们有真正的母语元语言意识,那么当外语学到一定的程度,母语水平就是外语水平的天花板,这一点在我们国家可以找到很多的例证,比如林语堂的母语水平很高,他的外语水平也很高,他的博士论文是用德语写的,因此德语水平也很高;他还能直接用英语写小说,也在美国发表英语小说《京华烟云》。再比如像钱钟书,他的《英文文集》基本上没有中式英语的痕迹,而且他会六、七种外语。还有曹禺,大家都认为他是汉语文学创作大家,可很多人也许不知道,他曾在美国用英语发表过关于剧本创作研究的论文,并能用英语演讲。现如今,我们探讨了很多的理论,探讨了很多的方法,然而我们到底有多少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到底为什么我们比不上上个世纪?我认为原因固然有多种,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母语水平有待提高,我们在研究中需要考虑到这一点。三是充分的外语输入至关重要,只有能确保足够的外语输入,学生才可以对外语具备广泛和具有深度的接触(wide and deep exposure),才能激发学生外语学习的兴趣、动机以及对语言的敏感性等。中国有句古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们现在之所以能流利地用汉语表达,并不是仅仅从学校的课堂里几节课里学来的,而是能随时随地接触母语。如果学习外语而不广泛地阅读,光是听几节课,我想是学不好的。只有我们真正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使学生课外广泛地阅读,才能达到像中国人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水平。如果学生不去阅读,光靠教材有限的语料,光靠课堂语言的资料,让学生真正学得外语是很难的。当然,要想真正解决现实教学中的诸多问题,关键还是要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下大力气培养教师,提升教师的水平,从而破解我国外语教育的现实问题。外语教师的专业水平高,外语教育的水平则高。当年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培养出一大批像许国璋、王佐良、许渊冲、巫宁坤等那样的优秀外语人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西南联大具有像陈福田、叶公超、钱钟书、吴宓、卞之琳、柳无忌那样的一批优秀外语教师。



因时间关系,我就匆匆谈了这些不成熟的看法,难以全部展开和各位再做详细而深入的交流,很难说具有系统性,但至少是基于一些实情的观察。若有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正!谢谢!


专家简介


王文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英汉语言对比与语言教学、词汇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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