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报音频节目·周读 | 杜君立：书评的创造性不可缺

乾嘉学派的学者钱大昕在给王鸣盛的《答西庄书》里曾说道：“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钱大昕的建议对书评写作大有益处。

原文 ：《书评的创造性不可缺》

作者 | 河南  杜君立

图片 | 网络

中国古代没有把书评作为一个专有评论门类，对当时的知识阶层来说，对一本新书的评论，和对历史的评论、对友人新写的诗文、小说的点评没什么不同。《史记》里的“太史公曰”，就是中国古代比较朴素的一种评论形式。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虽不是书评，但他们写作的形式和题材，启发了后世学者的书评创作。

到了明清时期，文人们倾向用注释、疏通、点评的方式来回顾前人作品，比如大众熟知的金圣叹点评《水浒传》、李贽评《西厢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都是这么个形式。这当中金圣叹最大胆，他不但点评，还对原作加以修改，甚至不乏全局性的删削。

清末民初，现代式的书评文化逐步传入中国。梁启超、李大钊、胡适等人利用自己的刊物、媒体资源，介绍和点评国外著作，开启了学人争相撰写书评的风气。其中有像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这样从一本书介绍到一个人的文学主张、写作风格的文章，也有如梁启超、李大钊等的作品，行文大开大合，如山石崩裂。时值救亡启蒙之世道，书评人大多关心时事，书评如同文字化的演讲。

如今，书评已然成为批评的重要形式，是旁观者了解一本书的成色的重要渠道。

在西方的学术评议制度里，书评的独立性十分被看重，为了避免书评沦为面子工程，西方的书评制度中大抵有这般流程：“每个学术出版社出版一本学术专著后，都要寄给权威的学术期刊，由期刊主编挑选其中值得评的书，去约请与该专著研究领域相关的专家来撰写书评，同时也就把这本书送给写书评的人。这种由杂志自身来选择权威专家的做法，很好地避免了由作者本人或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把自己写的书或编的书送给书评作者，因为后者必然产生人情稿子。”（《荣新江：如何写出一篇好书评》）

而今，在我们周边，受制于成本与观念，不少书评都源于作者本人或出版社编辑的约稿，导致人情稿子堆积。书评的报酬并不多，书评家耐心阅读完一本新书，写出一篇经得起推敲的评论，收入反不如一个写手蹭热点。有时候，他们发觉人情稿子稿费来得容易，甚至降低了自己的写作伦理底线。

与此同时，有批评性的书评，对出版社和媒体来说反而不讨好。学者荣新江指出，在中国书评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一个作者的书受到批评，这些书评有时会被某些人利用来攻击作者，使得作者的职称评不上，甚至分配房子、提升工资也受影响。

种种因素不仅破坏了严肃批评的氛围，也进一步挤压了批判性书评的言说空间。久而久之，犀利的批评家减少了。

有人眼见于此，怀念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批评风气。像李陀在接受查建英访谈时曾回忆，八十年代的批评很开放，朋友、后辈与晚辈，都下得去嘴。一个小年轻敢于对大作家说：“你写得不行。”一位作家纵使面色不悦，也会耐心听进去同行的批评。

八十年代的书评风气更开放，但并非毫无问题。批评家对西方现代理论的迷恋、对大词的沉湎以及自身学养的缺陷都客观存在。九十年代后，书评的专业度上升，评论者对西方的知识不再是全盘接受，而是进入到反思阶段，这对书评的严谨化是一件好事，加之国内刊物的规范化，近二十年的书评，严格来说是比上一时期的质量更高的。相较而言，八十年代的书评人顺应当时的文化风气，富有浪漫精神，渴望用批评影响社会大众，因此他们的遣词造句更通俗、气派，注重批评的想象与再创造力。而九十年代后的书评有两个转向：一个是学院化程度更深，行文更加经院气，就跟写学术论文一样；一个是更通俗了，干脆剔除了书评中批判性的成分，纯粹变成对一本书的通俗介绍，比如近年来流行的听书音频，它依托的讲书稿其实就是这类书评的变体。

在这两种流向中，书评渐渐失去了创造力。原本，创造力和批判精神是保持书评生命力的关键，但在今天的文化工业体系里，学院对秩序的推崇、对批判意识的培养不足，导致了青年批评家很早就习得了温吞的话术，生产出理性、严谨、规范、四平八稳的“鉴赏文章”。随之，书评越来越远离大众，沦为一类群体体认彼此的工具。

近百年前，鲁迅在论及“对于批评家的希望”时，说“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一言以蔽之，批评家应掌握相关领域的常识，使批评落到实处，不至于沦为空谈，如此，才能创作出“真切的批评”。“真切的批评”不只有精辟的文本解读，也能洞察被批评对象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联，开辟出广阔的言说空间。

而在今天，与其说我们缺少了“真切的批评”，不如说在今天的批评里，真正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书评太少，操着学院腔、生产安全解释的书评太多。要改变这一状况，只有重拾批判性思维，对不讨好的批评有更宽容的心态，不再把书评作为一种依附，而是发掘它创造性的一面，扶持那些还敢于批评的作者。

毕竟，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批评。这本是文化界的常识，但在一个常识稀缺的环境里，重提常识也成了难得之事。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733期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拓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