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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 | 韩兆琪：那年，大学毕业先入军营
作者简历
韩兆琪，1963年9月-1968年12月，北京机械学院自控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1968年12月-197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3213部队；1970年3月-1977年10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77年10月后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多年来主要从事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以及科技开发、行政管理，参加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及部院科技课题，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院级科技进步奖。
原题
忆我大学毕业后
在部队的锻炼
作者: 韩兆琪
1968年底我大学毕业，由此结束了五年多的大学生活，按照中央“四个面向”精神，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但需先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213部队锻炼。
此时，“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过“高潮”期，1966至1968年的三届毕业生中，先后有数万人奔赴部队锻炼，包括一部分“上层建筑”人士。
当时我个人理解，中央决定的主要意图是：1、当时战备形势的需要，为保护一批干部，特别是科技骨干；2、三届大学毕业生几十万人基本堆积在同一年毕业，亦需分流；3、知识分子（当时社会上称为“臭老九”）更需到解放军“大熔炉”中进行“脱胎换骨”的锻炼。
1970年2-3月，中央下达文件，大学毕业生结束了锻炼，陆续离开部队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就我而言，我在部队历时1年零3个月。
我校被分配到部队锻炼的同学较多，部队将派人来北京“领兵”。
在留校等待期间，我们自动控制系工业自动化专业的四位同学“不辞辛劳”，亦不顾及“脸面”，满头大汗地“搜刮”了毕业生们遗弃的“破烂”，大约卖了二十几元钱。而后，我们决定去前门“全聚德”烤鸭店饱餐一顿。说实话，我在北京生活了23年，还真没有领略过“全聚德”的烤鸭是何“名牌”？！
我们倒也实惠，“务实不务虚”地要了半只烤鸭（当时仅几元钱），几个炒菜、冷盘，几升啤酒，美美地坐在“百年老店”的餐桌前，品尝着“天下第一鸭”。同伴们说，吃了这一顿，就算是为我们的饯行！
该去部队报到了。
记得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在灯火通明的北京站，一列开往大连的客车停靠在人群攒动的站台旁。低年级的同学前来送行了，其中有我们校文工团管乐队的不少战友兄弟们，还有我的邻居发小。此时此刻，大家有说不完的话，握不尽的手，含着热泪，依依不舍，挥手告别......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送行的人群中绝大多数人至今未有再谋面的机会，这既正常，又遗憾！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现在都在何方？我想念你们！
列车徐徐开动，奔向祖国的大东北，途经天津、唐山、山海关、沈阳、鞍山等城市。次日傍晚时分，列车抵达东北的最南端——大连。
一出站，我们就看到小战士们热情地迎了上来，他们把我们带到早已候在站前广场的军车上，军车急驰部队驻地旅顺口。
我们的营房是一间可容纳一两百人的大屋，上下双人铺，人是多了些，房也大了点，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来改造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来说，有这样的条件已经很满足了。
来3213部队锻炼的人很快到齐了，这才得知大家都是被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大型企业的毕业生，均来自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机械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几所北京的高等院校，后来又分配了几位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党刊《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同志。领导把这些人组建了两个学生连，并分别任命了现役连排干部。
部队的生活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65年5~7月我就曾“下连当兵”2个月。
依然是清晨军号声响，大家穿衣、起床、出操，跑步高喊“一、二、三.....四”，然后是洗漱、整理内务。所不同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今非昔比了，饭前要列队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那情景也只有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才有此记忆吧！
刚到部队时，我们整天地处于政治整训、学习毛主席著作、谈活学活用体会，至于晚“点名”、作总结这类活动成了我们生活的常规内容。不久我们开赴山区抬石头，修建战备营房。
我和我的同学楚某在一组，两人担起一堆总重约二百斤的大石块，艰难地行进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重担压弯了腰，磨破了肩。即便这样，谁也不吭一声，仍然违心地咬牙坚持着，甚至不堪重负却还要再多担几块石头，为的就是要表现自己吃苦耐劳改造世界观的决心和毅力，这对于我们从小生活在大都市的“学生兵”来说，无疑是勉为其难！
现在想想，当时的政治氛围就是那样，积极与不积极是衡量一个人政治上是否上进不上进的标准，人人心中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谁也不愿戴上个“政治落后”的帽子啊！
时间过得自感又慢又长，然而大自然的规律不可阻挡，春天到了，窗外已是柳绿草青。我团将士随满载大炮、军车的专列开跋丹东东沟县我团农场，去执行军农任务。
耕地、放水、插秧开始了。部队插秧与众不同，用两短杆拉线，再顺线插秧，其结果是整齐划一，不在话下。当时连队的“劳动竟赛”也是层出不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声不绝于耳。农民出身的连长身先士卒，脱了衣服，一个飞跃跳进了水田，腰一弯，甩开膀子就干了起来。“学生兵”们一看这架势，还犹豫什么呢？“追连长啊！”水田上空回荡着“学生兵”们的呼叫声。
这下子真难为了那些体质本来就很虚弱的女同学，她们憋了一股劲地追赶，有的累得双腿跪在水田里插秧，眼晴里还噙着泪水......由于过度劳累，从此我落下了腰肌劳损的疾患，听说别的同学也有患上风湿、腰损等毛病的。我们年纪轻轻，就在广阔天地里与天斗，与地斗，最终付出了自身健康的代价，后人也许是很难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壮举”的。
我们的农场没有固定营房，大家都住在老乡家里，如同战争年代的老八路一样。平时帮老乡打扫院子、挑水自然是家常便饭。开伙由连队炊事班担当，用餐大家一起蹲在地上吃。
当时总后勤部规定旅大地区陆军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四毛三分一厘八，我们不是现役，故每月要从工资中扣除伙食费。那时东北的供应基本上是粗粮，即玉米、高粱等为主。后来我回长春一汽时，每月1斤大米、8斤白面，其余均为粗粮。而部队则有一半比例的大米白面，远高于地方老百姓。
副食方面因连队自搞生产，种菜、养猪等，故伙食质量尚“佳”。我们的饭场旁边有一知青点，我注意到他们的饭食经常是“清汤寡水”，每每见到他们投来羡慕的眼神，一阵阵心酸不时涌上我的心头，对小弟弟、小妹妹们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很快收获的季节到了，割稻开始了。当时并非机械化操作，而是人工作业。只见茫茫稻田金浪滚滚，镰刀飞舞汗水淋淋。由于腰有疾患，比起别人割稻，我更是难上加难。然而努力改造思想、争当“五好”战士的信念始终充斥着我的脑海，一贯不甘落后的我干活不比别人差，割稻速度不慢，有时甚至名列前矛。由于我们大学生连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团首长的好评，他感叹：你们比我们的战士还“战士”！
正当割稻处于最紧张、最高潮，我的力气也已用尽之时，“曙光”出现了。
一天团长的警卫员来到地里对连长耳语了几句，于是我被通知去团长的办公室。我三步并作两步地一气奔到了办公室门口，我一声“报告”，话音未落，“儒雅”气质的团长便迎了上来，亲切而客气地说：“来，来，老韩，咱们不讲究这个......”团里命令我搭乘团部电影放映队的卡车返回旅顺口，到团政治处文艺宣传队编导组报到，任务是文艺节目创作，担当作曲工作。
提起作曲，我也曾有过“小试牛刀”的经历。文化大革命中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一经发表，一二个小时我就谱好了曲，于是立即被传唱。我在担任校文工团管乐队指挥期间，也曾试搞过乐曲配器。然而给一台约两个小时的演出节目作曲尚属首次，当然属于“赶鸭子上架”，底气不足。对于一个只是业余喜欢音乐，却不具备系统、专业乐理知识修养的一介草民而言，我的心“突突”地跳，“能完成这个使命吗？！”，心中实在没谱啊！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转向脑力劳动，我还是向往的，我盼望并信奉“车到山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尽力而为之吧！
团直文艺宣传队编导组3人各住一室，设施条件当然不能与“学生连”的住宿条件相提并论。我们既住过高大宽敞的俄式将军楼，又领略过日式将领的小别墅。
记得刚到团政治处报到时，领导就给我们（另一人也是从学生连抽调的，任务是“作词”）送来团机关干部灶的饭卡，自然是细粮多，伙食不错的！但是我们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和关怀，坚决要求与宣传队在一起同吃、同住！
一天凌晨，我们早已进入“梦乡”，突然我团旅顺口留守部队紧急集合，我火速穿衣、打背包，几分钟之后匆忙跑向集结地点，随部队悄然出城进入山里。当时R国犯我边疆，双方冲突频繁，战事不断。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高度戒备。当晚，据悉R国导弹已上导弹架，随时可能发射侵犯我领地，故我部紧急“防御”，以避不测！
在山里的日子，我与宣传队队员一起，还打了实弹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冲锋枪射击，不过中靶不理想，回想我在学生连用自动步枪打靶时，九发子弹命中八十一环，评级优秀。
作曲开始时，我创作的第一曲是给一个小歌剧的主题歌谱曲。当初稿刚一问世，消息传到队长那里，他即跑来对我说“听说你作的曲子很好听，唱给我听听！”我唱毕，队长夸奖道“很好，继续干！” 这第一炮的成功打响，无疑增强了我的信心，顿时我力量倍增。
紧接着我创作的激情及灵感一发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写成了小歌剧的全场音乐、舞蹈“快乐的战地炊事班”旋律、器乐合奏 ——四个“乐章”的“珍宝岛英雄打得好！”等作品。
汇报演出时，我们的节目受到团首长及全团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和好评，可以说我较出色地完成了这次的音乐创作任务，后来听说我们创作的曲目还流传到了社会上，亦曾得到内行人的赞誉。此时，自感有点儿作曲小“灵感”，又有点儿“胆儿突突”的我，开心地笑了！
前左三为本文作者
两三个月的团直文艺宣传队的创作生活既快乐，又刺激，然而一纸中央文件“到部队锻炼的大学生一律都要参加农村‘支左’”的指示，让我又要重新踏上“归程”了。于是，团直宣传队的全体人员敲锣打鼓地、依依不舍地把我欢送回原大学生连队，随后我们奔赴辽宁“亮甲店”农村地区“支左”。
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激烈场面已逐渐平息，派解放军到农村“支左”，就是去农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抓革命，促生产，协助地方干部处理好农村有关事宜，努力维持革命、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我理解是一场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亮甲店”农村，我们依然是住在老乡家里，一开始睡的是“石板炕”，即用“青石板”铺在炕表面，没有柴禾烧炕，虽说底下垫上了塑料布，又铺上了厚厚的褥子，然而当时正值数九寒冬、“滴水成冰”的季节，感觉很冷，次日起床一看，褥子潮漉漉的，塑料布上也是布满了滴滴水珠，对于有风湿病的人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好在这样的日子不长，不久我们便调换到一处有“土炕”的住所了。
在此“支左”期间，我们“大学生连”除执行常规的政策宣传、协助实施以外，还自编了一些配合政治宣传的小节目，与地方同志同台演出。
其间也有一小插曲，在演出时我们曾借用地方学校的“萨克斯”乐器，不知是谁把紧固簧片的管卡子弄丢失了，归还时势必会影响军民关系，连长急得团团转，先后派出几个人四处奔走寻觅购买，均未果。之后派我去大连碰碰运气，同时指示我当天必须返回不得在外过夜。
我深知军令如山的道理，拿出与时间赛跑的劲头，一大早顶着星星、踩着冰霜出了门，乘坐火车急奔大连。在大连一家乐器修理行，我与负责人友好地交谈、周旋，也许他觉得我们之间谈得很投缘，我还能说上一些在他认为的内行话，他误以为我是解放军军乐团的了，大有“相见恨晚”之势。最后从当初的告知“我们也没有管卡子”到令管理员拿出自备的管卡子送给我，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令我欣喜若狂！
说来也巧，我在归途中意外遇到了先期分配在大连机床厂的校友，同学异地相见格外亲切兴奋，因牢记出发前连长对我的嘱咐，我不得不谢绝了同学相邀我去机床厂做客的美意，疲于奔命般地又顶着星星往回赶。
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出了小火车站，周围没有人，也看不见路，但是在我出来时便有心牢记了部队驻地与小火车站之间的方向，一边看星座，一边观察难得一见的农宅的“坐落”（一般坐北朝南），仔细辨别着“回家”的方向，高一脚低一脚地穿越块块农田。大约一个小时后，我终于顺利返回了部队驻地。连长见了我高兴极了，急命炊事员伙食“伺候”，这时我才感到肚子早就“咕咕”叫了！
由于我在部队一系列的表现，同时为部队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客观上为我日后评选“五好”战士埋下了伏笔。当年终发放“五好”战士证书时，按顺序我是九班战士，连长却第一个报了我的名字；同时我注意到后来返家探亲时，连长故意比别人多给了我一天的假，或许也是连长对我褒奖的一番心意吧！
1970年二三月间，中央发出了结束大学毕业生部队锻炼的指令，自此才结束了大学生的军营生活，各自奔赴新的工作单位。
朝夕相处建友谊，患难与共见真情！离别之际，大家合影留念，依依惜别。
我们启程了，团首长亲临旅顺火车站，与每位大学生握手告别，并预祝大家“一路顺风”！其场面之热烈，气氛之亲切，令人感动而难忘！
老五届之窗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