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甘明：在​延安上工地出民工，与女生干了三架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甘明，1952年出生，1968届初中生，1969年从北京到延安插队，1973年到西北工大念书；1976年到3347厂工作；1980年考上江苏大学研究生；1983年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其间在清华大学土木系攻读博士学位。教授级工程师， 已退休。

原题

初到延安

作者：甘明

1969年，2月1日，北京站一声汽笛，火车缓缓地开出，车厢内一片哭声。我觉得很奇怪，哭什么？！“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摘自唐·李益:《塞下曲》）

男子汉大丈夫为何做女儿态?!我心里默默地唱着我仅会唱的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想着父亲临行前让我算的一道数学题：“美国的国民经济是中国的10倍，中国经济的增速每年10%，美国的经济每年增长1%，中国经济需要多少年才能和美国持平？”我用对数求出答案26年（1/（log1.1-1og1.01）。父亲告诉我这是理想化的结果，估计需要50多年中国才能赶上美国。他告诉我：“你下去看看农村什么样子，接受艰苦锻炼，对于生长在蜜罐子里的你是有好处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小时候我们受的教育是父辈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打出一片江山，我们要努力学习，将来艰苦奋斗，把祖国建设好。

1969年1月，16岁的作者（戴皮帽）插队前在自家阳台和妹妹、弟弟及邻家小孩合影

我带着一箱子书，有《数理化自学丛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5年版）17本，有人告诉我，当年带着这17本书下乡的人后来大部分学业有成。因为我们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自学的，艰苦的环境把我们磨练得更加坚强。我同时也想起老宁送我走前在家里做了几个菜，他告诉我，他父亲有个战友在延安地区革委会工作，让我有事找他。后来这位伯伯在关键时刻还真帮我的忙了。

2月2日到铜川，2月3日到延安，2月4日到冯庄公社，2月5日才到了我们插队的地方陈家河大队。

冯庄公社位于延安城东30公里的丰富川境内，沿着延河的一个支流走，在李渠汇入延河。看着两边的荒山，窄窄的土路，我心里一片凄凉，我告诉自己，在上大学前我就要在这里度过我的学前生涯。

到了村里，老乡敲锣打鼓地欢迎了我们一通儿，其实老乡心里想的是什么，刚一去还不了解，但毛主席说了“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到了农村，第一个困难就是要自己挑水。从窑洞到水边要翻几个坎，刚开始，挑几步就需要休息一下，直到四五天后掌握了挑水技能，才能一口气把两大桶水挑回窑洞。第二个困难就是没有电灯，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适应了在煤油灯下看书。

再一件头疼的事情就是生火。在北京家里有液化石油气罐，用火柴一点，火就着了。后来一直到离开延安，我生火的办法都是在劈柴上洒煤油，然后点着后加上煤块，不会直接用劈柴把煤块点着。

和我们一个大队的女同学是北京女十中的，家里都是一般家庭，由于从小学开始自己就不太愿意和女生说话，因此和她们交流不多。才来不久，北京35中的男同学就全到了二队，女十中的女同学全到了一队。后来她们在1972年分配了三个人，赵世芬、段志平去了咸阳钢管厂，记得付桂英去了延安印刷厂；蔡宁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没走，我记得她调到另一个队，我把剩下的土豆、酸菜都给她了。这几个女同学家里经济条件不好，都希望早点儿招工，早点儿挣钱，早点儿经济上自给自足。自她们分配后，我和她们再无联系，至今也不知道她们的下落。

插队时，由于我来自男校，又由于各种观点不同，追求不同，与她们交往不多，有时还发生一些争执。后来再想想，自己不对得多，总想如有可能见面，一起坐下来吃个饭。但由于没有联系方式，只好作罢。

到了农村，自己才了解了中国农民的艰辛。在陕北，收成都是靠天吃饭，没有灌溉设施，没有运输条件，连地里用的粪全靠毛驴驮上去，一亩地最多产100斤粮食，典型的广种薄收。来了知识青年，又给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村添了几张吃饭的嘴。后来我到工地上，有一个老乡和我开玩笑说，陕北遭了两次大难，一次是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次是1969年北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自己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生活能力差，首先不会做饭，不会补衣服，不会生火。不会补衣服还好办，那时知青的医药费是可以报销的，我要了许多橡皮膏，无论衣服上哪个地方破了，就用橡皮膏贴上；裤子开线了，就用橡皮膏黏上，往往裤子从下到上全贴上橡皮膏，一道整齐的白线。再加上买了一个羊皮袄，配上头上系的羊肚子手巾，唱着不成调的信天游，自认为自己就是陕北娃了。平常经常和老乡开玩笑，记得有个老乡问我小名，我告诉老乡我的小名叫“发者”，全村老乡信以为真，叫了我很长时间“father”，这事在同学中传为笑谈。

还有一次，北京干部老房对我说：“现在推广普通话，你们怎么一口陕北话，以后不许说婆姨了，只许说爱人！”第二天上工，我就大喊：“爱人们都上工了！”一帮女娃上工时，都用土疙瘩扔我。我理直气壮地说：“这是老房下的命令，以后不能叫婆姨，只能叫爱人！”总之陕北老乡就爱开玩笑，我也是爱开玩笑的人，一天到晚，和老乡在一起胡说八道，自得其乐。

但是不会生火做饭，可是很难办的事。开始同学还可以原谅几天，日子长了总不是个事。我很苦恼，从小我就住校，什么家务事都不用做。后来，父亲觉得应当让我学着做家务事，而且认为我从小就在干部子弟堆里，不利于我的成长，上中学不让我报海淀的住校，让报西城区的走读学校。可是北京35中是按家庭住址分班，我们班同学住在三里河、阜外大街、展览路一线。结果大部分同学来自计委大院、水利部宿舍、财政部宿舍，班里的主流还是干部子弟，这使得父亲很不高兴又无可奈何。上中学时，我依然满脑子想的是三年后的中考，希望那时自己能够到四中学习，根本不学家务事。

到了陕北后真是一筹莫展，突然在当年3月收到了好朋友老容的信，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的一个空军基地当机械师，部队正好组织他们这些新兵到延安参观，邀我到延安见面。见面后，我对他说了我不会做饭的事，正好他们带队领导有个老战友在我们公社当干部（老宋）也在现场，于是老宋就问我愿不愿意到工地当民工，我觉得喜从天降，这样我就不用做饭了，大叫“天不灭甘”。

我回去和队里说了这事，队里觉得正好可以少派一个劳力，觉得是好事，立刻就同意了。由于有老宋这层关系，我在延安插队共四年，主要时间都是在工地度过的。1969年去的工地是修咸榆公路李渠段，1970年在冯庄公社的公路工地，1971年在李渠公社的公路工地，1972年在青化砭工地，1973年在康坪坝工地。这样，就不用做饭，图的就是个省心。

当时规定北京知青第一年应在队里接受再教育，一般不许出民工。但是由于我文笔比较好，老宋给我安了个业余通讯员，就是劳动完了，还要编工地快报，就这样我就当了一名民工。老宋还给了我一些优惠，我每次到工地都能分到一个人住的房子，由于晚上要写稿子，有时还要当会计，于是煤油实报实销，他把他的烤火煤炭也分我一些，所以我从不受冻。

每天的任务就是到山上拉石头，把石头装在手推车上，在车后面有根粗钢丝拦住石头。把手推车抬起，利用车尾和地面的摩擦力，减缓手推车下山的惯性力，使劲抬起车尾，利用惯性力跑下山。刚开始老乡害怕我出闪失，后来看我跑了几次没出什么事情，才放心。

到了工地，一天三顿饭都有大师傅做，一天一斤半粮食，每天吃酸菜土豆，一个星期大约有一次肉菜。头一年我的粮食是国家供应，直接到公社粮库拉粮。

下了工，我就自学数理化，当时有个问题是，在北京我如果遇到不会的、理解不清楚的问题就问邻居小薛阿姨，到了这我无人可问，只好自己苦思冥想。由于没了老师，才知道老师的重要性。想起小学和老师顶嘴，1966年在中学贴了魏金华老师的大字报，觉得很不应该。其实无论是小学老师还是魏金华老师，对我本人都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觉得我交友不慎，尽和伍亚为、潘利平等他们认为学习不好的人靠近，怕我学坏。

可是老师不知道北京的干部子弟都有大院情结，我和伍亚为都是北京建工系统的子弟，家又住得很近，每个星期上学一块去，回家一块回。他父亲和我母亲很熟，他母亲又托我帮助他学数学；潘利平的母亲和我父亲同在华北局工交政治部工作，也曾让我帮他复习功课。我认为老师应当对任何学生都视如己出，不能歧视学习不好的同学，真正做到有教无类。但是作为学生，应当尊重老师，当面顶嘴是不应该的，给老师扣上“打击迫害工农革干子弟”的帽子更是幼稚可笑。

和我一起插队的同班同学共三个（胡建光、潘利平和我），小学同学就我和伍亚为两个人。当时我们公社北京知青男生的代表是王岐山，他对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大摇脑袋，认为都是难剃的头。胡建光刚到那不久就糟蹋了女十中的一个女生，结果我回队后他到我那住，女生摸上门，照他脑袋砍了十几刀，幸好我的刀钝，再加上女生劲小，没出人命，从此我就再没有见他。潘利平每天不干活，他是准备在农村待一年后利用他叔叔的关系当兵。反正第一年粮食是国家供应，他就每天游手好闲，吃喝玩闹。

我之所以难管，是因为和女生吵架。我和女生吵架的原因现在看来很可笑。当时正好是中共九大召开不久，工地指挥部有几个脱产的女生（广播员、会计、通讯员），她们提出要和我一起学习九大文件，我给顶了回去。我告诉她们：第一，我是冯庄连的民工，不归她们管。我从小学就不和女生说话（当然也不是全部，为了学习还是和个别女生一起探讨过功课）。第二，她们成天坐在办公室里，晒不着太阳，淋不到雨，就是一群花瓶！

她们知道我在劳动之余学习数理化，一次我送稿件到她们办公室，她们批判我是白专，我回击她们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她们说这句话反动，我迅即翻开《毛主席语录》找到这句话，她们立刻傻眼了。

那年头，只要我把她们这句话向上面反映，她们就可能被拉出去遭批斗。我当然不会向上面反映她们，只是觉得她们都是一些饭桶！早在1965年，我就能把《毛主席语录》都背下来。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我给她们背了一遍《为人民服务》，告诉她们我毛主席著作学得比她们好，以后不许说我白专了。这是第一架。

当时有许多同学当兵走了，临走前把没吃完的粮食都给我了，我把除了小米的杂粮都换成白面，阴天下雨就自己做顿面条（火是从厨房夹几块煤引着的）。这件事被那几个女生知道了，就偷偷地趁我不在在我屋里做饭。这在今天当然应该不算什么事情，但当时由于她们挑衅在先，我就觉得她们是小偷！老乡告诉我她们溜到我屋里偷偷烙饼，我就回去对她们说我要换衣服，把她们赶出我住的屋子，在锅里撒了一泡尿，扬长而去。她们以为我把烙饼给拿走了，准备再烙，一看锅里是尿，只好生气地走了。这是第二架。

再就是有一次下雨，陕北的雨水一下，黄土泥地很滑，她们由于被雨淋了，想用热水洗涮，但是缸里没水，找到我那向我要水，我对她们说：“我的水里面有‘白专’的细菌，会玷污了你们干净的躯体，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接吧！”由于老乡住得都较远，她们不敢去。又没有热水，因此回去就哭了，我听到她们的哭声，心里那叫一个高兴，就在我屋里高唱电影《洪湖赤卫队》的插曲《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洪湖边，将儿的坟墓向东方，让儿常听那洪湖的浪，常见家乡红太阳……”我一边唱，一边笑。她们在隔壁一边听一边哭。这就是第三架。

之所以王岐山说到我们班同学都是出名的淘气，是因为他到工地给我们调解纠纷时，我把他气了一顿。他讲到“大家都是北京来的，应当团结”。我对他说：“是不是不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要组成一个北京知青小团体，推举你当领袖？”他说：“你知道女同志有例假”，我马上装傻充愣地说：“什么叫例假，按例放假？我有假吗？”真把他气笑了，说：“我现在才知道魏金华老师为什么说你们初一（6）最不好管的是甘明。”

老宋看着王岐山管不了我，在旁边打圆场说：“甘明，看我的面子，以后下雨你给女生挑水，行吗？”我看着他，想到他对我的照顾，让我当民工，把他的灯油和煤炭匀给我一份，只好说：“知道了。”我后来听他说王岐山曾经问过他，我为什么听他的，他告诉王，对付甘明这种人不能靠讲道理，要靠哥们儿义气。

延安县冯庄公社康坪村北京知青在村头，左起刘捷、王岐山、贾延烽

我开始了民工生活，每天拉石头、看书，后来工地规定了每人一天拉40车石头。老乡一般拉一车歇一会儿，我是急匆匆地拉完，就回窑洞看书。老宋告诉我，这样不行！于是我上午拉19车后，就躲在山上看书，到饭点再把最后一车拉完；下午故技重施。我在山上找了个山窝，那有一棵大树，树冠很大，故树荫下也很凉快，成了我读书的好地方。我那时在拉车上来的路上背英语单词，上午在大树下学习数学，下午学物理或化学，晚上回去把学习心得总结一下。每天悠然自得，其乐融融。

一天当我坐在手推车上，以树枝为笔，在树荫下演算一道数学题时，肩膀被拍了一下，一个女生问我：“你在干吗？”我从小就不喜欢和女生说话，更不喜欢被女生碰着，抬起头来说：“做立体几何题呢！”

那个女生说：“我叫尚晓丽，××公社的，告诉你：这块儿是我们女同胞方便的区域，以后你的活动范围就在大树下，不许越界！”我心说了，你们又不是满清贵族，凭什么跑马占地！但看她那凶巴巴的样子，想想自己也就在这里活动，也没有必要到别的地方去，就迟疑了一下，最后点头同意了。

她看我不情愿的样子，就把手一挥说道：“要不是看你这半天一直在地上画，算你老实，我们连大树下也不让你呆。”她又问：“哥们儿，你哪个公社的，哪届的？”我说：“冯庄公社的，68届的。”她带着疑问说：“68届的就看立体几何了，平面几何学过吗？”我告诉她：“我67年就开始学平面几何了。”她听完不置一词，转身走了。

我觉得很丢脸，从小学到“文革”，我在女生面前都是机智百出、巧舌如簧、口吐莲花，从来都是把对手说得哑口无言，从没有自己说不出话的时候。而且从小到大，没有哪个女生敢碰过我。拉着车下山后，自己直摇头，觉得这个叫尚晓丽的女生太鲁了。

过了一些时候，我上工的时候，一边拉着手推车走一边背英语单词，突然一个单词记不住了，我陡然停下来从裤兜里掏单词本，忽然听到后面女生“哎哟”一声，原来我突然停下来，尚晓丽在后面躲闪不及，小腿撞到我的手推车尾部。我只好道歉，说“对不起”。她看了我一下，不满地问：“你为什么突然停下来？”我老实招认：“背单词时，忘了一个词是怎么拼的，想从裤兜里掏单词本。”她问我大书放哪了，我指指上衣怀里，意思说放这呢，她把手一挥说：“滚吧！”

晚上，我正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就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是尚晓丽和另一个女生，她告诉我那个女生叫苏楠。我看到尚晓丽小腿上贴了胶布，以为是来找我算账的，让我赔她钱的。马上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们花了多少药钱？”尚晓丽哈哈大笑说：“我是工地卫生员，想拿什么药拿什么药，不花钱。”我说：“那我赔你误工费。”她挥手说：“一点儿小伤，没误工。你不是要赔吗，那就给我们讲讲这几道几何题怎么做吧。”我心说，你们都是66届的，应该会呀！但没有说出来，不知怎么回事，在尚晓丽面前，我往往有很多话不敢说，现在明白，这就是气场，不知为什么，她的气场就是特别强。

我看了她们的学习课本也是《数理化自学丛书》，那套书的《平面几何》我是1967年学的，每道题都做过，应该没问题，我就答应了。讲了几道题，她们听懂了，我想可算把这个女魔头给打发了，就说：“我讲完了，咱们这账也就清了。”尚晓丽却说：“以后我们有问题会随时找上门来的。”我当然不愿意了，我说：“就撞了你一次，不能赖上了吧？”尚晓丽说：“你不是会背《为人民服务》吗？毛主席不是讲‘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就这么定了，以后我们会‘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你呢，就好好地诲人不倦吧！”真没见过求人也这么霸气的，她们走了后，我真是欲哭无泪。

一天下雨，我按老宋说的帮那几个女生挑了水，又给自己挑水，当我挑着水走到我的窑洞前，发现窑洞竟然生火冒烟了。我认为可能又有人偷我的粮食了，把水放下，抽出扁担就冲进窑洞，大喝一声：“谁？”进屋一看是尚晓丽和苏楠，她们把我的衣服、被子都给洗了，把我贴在裤子上的胶布都给撕了，我好不容易黏上去的，再搞那么多胶布很不容易。我忽然想到，尚晓丽不是卫生员吗，搞胶布应该很容易。我赶忙对她说：“你们把我的胶布都给撕了，将来从你那顺点儿呀！”她却告诉我她们会用针线帮我缝好的。我心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肯定等着我的不是什么好事。我说：“你们要干吗呀？”尚晓丽告诉我，她们买了一只鸡，用我的面烙了饼，准备摆一桌拜师宴，一日为师，终生受教。我说应当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她大笑说：“52年的小孩子，还敢充大辈！”她说：“你那点儿破事早就传开了。听说你对老乡讲你的小名叫‘发者’，全村人都叫你‘father’，你怎么这么浑呀？给全村人当爹，亏你也想得出来！”

吃饭的时候，她们又说起我往锅里撒尿的事，我告诉她们就撒在你们烙饼的这个锅里，苏楠听后差点儿没吐出来。虽然我说已经用碱水洗过了，苏楠心里膈应，就只吃鸡，不吃烙饼了。尚晓丽却说：“童子尿没事。”

一边聊，她告诉我没听到我的那些破事时，看我学习挺刻苦的，认为我是出身书香门第；听了我的那些破事后，判断我出身于有文化的干部家庭，而且上学时肯定是成绩好的坏学生，“文革”中肯定是积极了几个月就回家看书的主儿。我惊奇地看着她，甚至认为她会看相。

尚晓丽问我，你父亲是哪的，我告诉她是华北局的。她接着问属于哪个单位，我说工交政治部。她嘟嘟囔囔地说：“甘东叔叔。”我心说这也能猜出来，神了！她告诉我，她父亲是×××。我问她，你不随父姓？她点点头。我告诉她，我和你弟弟立川是小学同班同学，中学同级同学。她告诉我，我讲了我是冯庄68届后，她就向她弟弟的同学打听我的事，但不知道我就是甘东的儿子。我和立川是小学同学，但他是五年级才插进我们班的，再加上他是好学生，和我比较疏远。虽然考上了同一所中学，但上学后也无来往。

我和尚晓丽开始交往，但是这种交往只限于普通朋友的层级，她这个人大大咧咧，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也大大咧咧，但是对于与女同学交往还是害怕坊间舆论的。其实她这个人仗义、乐于助人、不吹不拍、讨厌作秀。她的政治消息很多，对高层政治有许多见解，所以我们两个人挺谈得来的。但是我最烦她的就是动不动拍男生肩膀，还有就是拿柳梢抽人。

有一次，尚晓丽问我数学题，怎么讲她也不明白，我生气了，就说：“你还是初三的呢，老师给讲过还不会，我自己学的都能弄清楚。”她抄起柳梢就抽了我一下。我生气了：“你动不动就打人，将来谁敢娶你！”她忽然沉默了，眼泪夺眶而出。我很惊奇，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汉子怎么也会做娇弱女儿态？！面对这种局面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只好对她说对不起。稍顷，她平复了情绪，挥手对我说：“没事儿！”过一会儿，她突然对我说：“甘明，以后别气我了好吗？苏楠参军去了，我现在就你一个可以说说话的朋友。”

她又告诉我，她原先有个男朋友参军去了，也不给她来信，估计吹了。她还说，他们村的知青很多都是来自胡同的，一天到晚聊的话题就是油、米、盐、菜，知青小组开了几次会就讨论这些问题。她烦了，找了她父亲在延安的老朋友，想办法把她和苏楠弄到工地上当卫生员。她说她数学确实不行，请我耐心点儿。她告诉我她给立川写信问了我的情况，她弟弟讲我小学时功课很好，就是爱气老师、爱捉弄女同学。她父亲因为30年代的一些问题，现在还在受审查。我父亲就是专案组组长，对她父亲还不错，起码没有扣工资。我看着这个女汉子流着眼泪的面孔，突然念起唐朝白居易《长恨歌》里的诗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从那后，我们也讨论唐诗宋词，说的话题也有“文革”的事，也有对1966年8月的反思。

1969年，我是秋天回家的。那年正准备从延安坐汽车到铜川，再坐火车到西安，再换乘火车到北京。

一天尚晓丽找我，提议从延安坐汽车去绥德，渡黄河，在山西旅游，告诉我所有找汽车的事，她来想办法。还和我说，好多人坐火车都逃票，咱们也试试。我有些犹豫，和女孩子一路走，传出去可不太好。她似乎看出我在想些什么，笑着说：“去山西玩玩，又不花钱。”说走就走，第二天一早，我们两人就在公社门口等到了一辆中吉普，是辆军车，我们坐到后面，一路顺风就开到了绥德。当时黄河大桥还在施工，中间有二十几米没有铺桥面。我顺着桥梁攀爬过去，从小我就爬烟囱，走女儿墙，这对我不算什么。可是尚晓丽恐高，吓得两腿筛糠发抖，含着眼泪乞求我帮她。我笑着说：“不是你拿柳梢抽人的时候了？”但忙还得帮，我又爬回去，护着她爬过来，当她刚爬过来时，一下扑到我怀里，哇哇大哭。我看到这个女强人还有这种懦弱的时候，心里百般滋味，不可言传。平静后，她说她天生恐高，看着桥下滚滚黄河水，要不是拉着我的手，她真没有勇气爬过这二十几米。

过了黄河，就是山西地界，尚晓丽找了辆军车载着我们在山西转了一圈，去了五台山、恒山，看了应县古塔，最后这辆军车一直送我们到了石家庄。

我替潘利平送了封信给他父亲，他父亲那时在河北省革委会当农业组组长。潘叔叔问我利平在延安的表现，我含糊应付过去了，只说利平就是想当兵。

在怎么回北京的问题上，我和尚晓丽有了分歧，我主张老老实实地买票回去，她想玩刺激，逃票回去。我说为5块钱冒险不值得，她说如果我和她一起混火车，她省下的钱也归我。她说她就是想寻刺激，还说她的好多朋友都是这么回去的。于是我们买了张到河北正定的火车票，上车后在到正定前查了一次票，我们就一直顺顺利利地到北京了。

两人又就在哪下车一事发生了争执，我主张在丰台站下车，坐35路车进城，她却觉得不刺激，非要在北京站下车，只好依她了。

到了北京站，我们找到南面的矮墙，我用手一撑，就可以翻过去；她翻不过去，我只好蹲在地上，让她踩着我的肩膀翻过去。在北京站南面的胡同往外溜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老工人，他说：“你们是逃票的吧？”我打起悲情牌，故作可怜状地说：“老师傅，我们是插队知青，一年挣的那点儿工分哪够回北京的呀。家里也没钱，奶奶想我了，每天都哭，以泪洗面，只好蹭着回北京。”老师傅仰天长叹：“我家里也有知青，他们是老实人，没钱只能在山西呆着，回不来呀。走吧，这世道！”

出了胡同，尚晓丽直笑，说我太能演戏了，我说那我应该说实话：“我父亲12级干部，给我寄了回家的钱，我身边这个女魔头，非逼我扒车。”尚晓丽一声怒喝：“滚！”

找车时，发现3路无轨电车变成了103路无轨电车。尚晓丽一定要给我5块钱，我不想要，她硬塞给我。至此，这段冒险旅程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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