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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王一翁：同包的他，读《资本论》的牧羊人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王一翁，生于1948年，1967年北京市第25中学高中毕业。1968年赴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吉诺尔公社哈拉图大队插队落户七年。回城后在企业做过工人、工程师、管理干部，2008年退休。
原题
我们包的白南生
作者：王一翁
1968年8月底，我和白南生等来自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四个男知青，按照大队的分配，来到东乌旗额吉诺尔公社哈拉图大队东作业组的艾力布家，和他一家人组成一个浩特，放牧一千多只的一群羊，还有一群一百多头的牛。
艾力布，大家都称他阿加，称他妻子阿嘎。他们12岁的儿子元登在公社小学上学，他们全家只有元登会些简单的汉语，是他赶着几辆牛车把我们接到家，我们草原知青的生活就从学蒙语、学骑马放牧开始了。艾力布是个典型的蒙古大汉，褐色的眼睛、魁梧的体格、手掌很大、臂力过人，做事严谨认真，别的牧民说他会放牧、会持家，他家在哈拉图算是较富裕的。
1969年11月，我在放牧时得了急性阑尾炎，在东乌旗医院手术以后回到大队，为照顾我的身体，队里安排我和白南生去放老弱病残羊，蒙语叫"包赖"羊。这些羊是从各个羊群里挑出来的，如果不单独饲养，它们是活不过严寒冬季的。放"包赖"羊可以住在土坯房里，冬季要比住蒙古包暖和一些，也不必搬家，还有棚圈。大队在秋天贮存了许多饲草，晚上把羊圈在棚里。
每天一个人去放羊，一个人在家里做家务。晚上，羊群回来以后圈起来，添些草料，这样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要比在牧民浩特里放牧好多了。当然工分也少一些。大队配给我们俩只有一匹马，要用这匹马每天放牧，有的时候还要骑马去二三十里外的公社买粮食或办其它事。冬天马吃不到青草，很瘦，所以我们尽量节省马的体力，能自己步行办的事情就不骑马。
南生是1967届的初中毕业生，儿时患小儿麻痹症，不得不休学一年，病愈后右腿留下明显残疾，由于两腿力量不均，他比别人更容易从马上跌落。我体力比他好，一起干活的时候我尽量多干一些，而他却从不认为自己是需要照顾的人。
我们住的土坯房，位于硝泡子附近的队部北面约五六里的地方，周围长满了芨芨草。那边有水井，每隔一天羊群要到井上饮一次水。夏天有不少羊群牛群马群还有骆驼都要在这口井喝水，冬天就少多了。
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先去看看我们的羊和马，再给马添些草。我们俩外出放羊和做家务是轮换的，烧好茶，吃些炒米，放羊的人就骑上马出发放牧这群"包赖"羊，傍晚时赶着羊群回来。
1971年，白南生放牧，照片上的文字是他加上的
饮羊是一件很费力的活儿，我们俩同去。把羊群赶到水井旁，羊儿会咩咩叫着争先恐后地跑向水井。水井边有一个木水槽，由于冬季寒冷结满了厚厚的冰，有时候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凿冰。水井里也结了冰，要用长木棍在冰面上捣一个洞再打水。如果隔了几天没有人打过水，捣这个洞可就费大劲了。在夏天，打水饮羊可以用马拉着水车，人骑着马转水车。而冬天一上冻，水车用不了，只好用帆布桶打水。
好在井深三四米，四五百只老弱病残羊两百多桶水就够了。喝饱了水的羊自管自吃草去了，那些弱小的羊羔有些走到冰面上，一下被其它的羊挤倒，半天喝不到水，还得帮它们一下。等所有羊都喝好了，还要再除除井边的冰，免得累积成一个大冰坡，下次羊都上不去了。
那一个冬天放"包赖"羊有比较多的空余时间。1970年初，南生开始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和通读《资本论》。他自己准备了一个小木箱，把书和笔记本放在里面，每一次搬家以前，总是首先把这个小木箱整理好，而其他的生活用品经常丢三落四的。几次搬家之后，他的其它东西几乎都丢光了，只有这个小木箱里的东西和书籍齐齐整整一件也不少。
很多次傍晚我放羊回来时，看到他依然盘腿坐在行李上，身边摆满了参考书、字典和笔记本，专心致志地看书。为了节省宝贵的燃料牛粪，这位老弟也不生火，穿着皮袍还披着被子。内蒙古东乌旗草原冬季白天最高气温也有零下二十几度，夜间经常到零下三十多度，如果不生火，蒙古包内不比包外高几度。
有一天晚上，吃完每日一餐的干羊肉煮面条以后，我蒙上被子睡着了。半夜醒来，看见他还在看书，麻烦的是把我们原计划用半个月的点灯煤油几乎用光了。他见我醒来，这才歉意地熄灯睡觉。第二天，他步行几里路，然后搭车到公社供销社，买回来一小铁桶煤油。然而这小桶煤油也没有用多久就光了，于是改点羊油灯。羊油燃烧时冒很浓的黑烟，一个晚上就把我们俩的鼻孔薰得黑黑的，一个冬天把那间小土坯房的墙壁薰成炭黑了。
三月底，草原上依然是北风刺骨，被风吹成一堆堆的积雪随处可见。那是"深挖洞，广积粮"的年代，大队按公社军管会的指示，组织知青民兵到山里挖地道，让我带着我们的蒙古包进山，给南生安排了去牧民家放牧。这群"包赖"羊由一个老年牧民接管。我们暂时分开了。
1968年秋天，大队用一头牛换一峰骆驼，换来了一百多峰骆驼，从苏尼特走了五六百里路，把这些骆驼赶回哈拉图。在这之前，我们队是没有骆驼的。
骆驼每胎产一只驼羔，春天是小驼羔出生的季节。1969年春，我和南生曾经去接生过一只难产的驼羔．这是我们到草原以后第一次经历骆驼生产。
一天早晨，老远就看到骆驼群慢慢向硝泡子那边走去。不一会，只见放骆驼的牧民杨森骑马一溜烟儿朝我们的蒙古包飞奔而来。见到我们就说要找一段绳子，拿了一条捆行李用的绳子给他看，他说可以。拿过绳子，杨森一边骑马往骆驼群跑，一边喊着让我们跟他过去。当时我们家放牧的马不在，我们两个连颠带跑来到骆驼群。只见一头母骆驼躺在地上不停地挣扎，一会儿仰起头试着站起来，一会儿又侧躺在地上，还不时发出叫声，四条腿不停地乱蹬，一只小骆驼的后腿已经从它妈妈的身后露出来，显然这是难产。
杨森小心翼翼地把绳子拴在小骆驼的双腿上，母骆驼还在拼命挣扎，两只后腿不断地乱踢。杨森把绳子的另一头让我们抓住，叫我们用力拉，大家"一二三"喊着，一块用力。三四下之后，哗啦一声，小骆驼裹着胎衣和羊水一下子出来了。小骆驼身上冒着热气，它在妈妈的帮助下努力站立起来。摇摇晃晃站起来又摔倒，摔倒又重新试着站起来。它的妈妈一直不停为它舔身体，还发出一声一声地呼唤，好一幅母子情深的图画！
终于，小骆驼打着晃站住了，四条细长腿支着小小的身体。小家伙很瘦，个子很高，从头到脚足有一米五。一会儿小脑袋本能地去找妈妈要奶吃，一个顽强的新生命开始了！
1971年，我担任了大队的管理员，由于要看管仓库，管理生产和生活物资，住在队部的时间比较多，和南生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1972年初，一天听牧民说，他们开会时一致同意推荐我到呼和浩特上师范学院。我很感激牧民朋友对我的认可，但是自己心里很清楚，当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后来接到公社通知，让我去旗里填报名表，有家庭出身一栏，我知道问题的关键来了，总要对组织忠诚老实吧！于是填了"旧军人"。
招生的老师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如实说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国民党空军，到美国接受训练后，在B -24重型轰炸机上担任通讯长。1949年初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经秘密交通员护送到解放区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上海解放以后调上海市军管会空军部任职。1950年夏调到北京，在位于东城区灯市口大街的空军训练部工作，主要就是编写空勤通讯员教案，并且要经常去东北的各航校培养飞行学员。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任务很紧，三年多父亲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后来我和大妹妹跟着母亲也从上海搬到北京。
招生的老师又问，那现在呢？我老老实实说：运动中革命群众怀疑父亲是美蒋特务，被审查在五七干校监督劳动。于是，结果就是与事先预料的一样了。
南生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对我家庭基本情况是知道的，而我也知道南生他完全不赞成那个风靡一时而又臭名昭著的出身对联，所以我和南生在一起没有感觉到出身不同产生的鸿沟。后来南生多次见到我父母，一直都表现得很尊敬。八十年代，大环境逐步宽松，空军政治部专门给起义人员开大会，颁发了起义证书，父亲和他那些生死战友相聚，感慨万千！我也感觉压在身上的一座山没有了。
1972年，大学没有上成，那就好好干活吧！后来，我赶着十几辆牛车和几个牧民一起去宝格达山拉过木头，来回三个来月。之后，在队里垒棚圈，盖房子，打井，干杂活，我和南生又在一起了。他还是那样工作之余按部就班地学习。廖京秀（后来成了我的夫人）带着她们一个女知青蒙古包也加入了我们的基建队，其实什么杂活都干，哪里需要哪里去。
白南生在洗衣服
有时候，在一起干活的有十来个人，集体开伙会出现剩饭，有人提议养一只小猪仔，很快，一只可爱的小猪来到了我们中间。小猪一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小猪的智力不比小狗差，它记住了我们每一个人，有生人来了也会表示不欢迎，哼哼唧唧地拿臭嘴拱人。遇到熟人抚摸，它会逐渐躺下，翻过肚皮，让你抓痒痒，模样极可爱。我们要搬家了，它也像小狗一样颠前跑后。落下了，"嘞嘞嘞……"一声招呼，它撒开四条小短腿，哼哧哼哧追上来！它成了我们的小宠物，给单调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欢乐！有人故意叫小猪："小白，小白！"它也有反应，歪过头来看着，大家哈哈大笑，南生也不生气，还跟着大伙笑！
我们大队每一年秋天都要在葱根山里打冬储饲草。打草的地点是一条山沟，两边是比较缓和的山坡，面积大约有几千亩，适合拖拉机作业。这里的草一个夏天都没有被牲畜吃过，雨水好的年份，有的地方的草可以齐腰。打草的季节性很强，打得太早，草还很嫩，打下草的总量少，不够一个冬季大队里的种畜和老弱病残畜吃；打得太晚，草变黄，草的质量就差。我们一般每年8月下旬进山，打完草以后再把打下的草运到各处棚圈储存好，往往要到11月初，天气已经很冷了才能结束。
1974年春，南生根据政策规定，办理病退回北京。离开草原之前，回到我们共同居住了六年的蒙古包道别。当时正值接羔大忙季节，不能远送他，好在我的相机在家，拍照留念。在草原上分手之际，南生说："若干年以后，我还要重新回来。"
南生回北京之后，分配到北京市东四家具修理厂当细木工。很巧，我小妹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调回北京，也分配到这个厂当油漆工。
1976年7月，我突然接到父亲发来的加急电报："焰住院急回"。等我赶到医院，已经是几天以后了。原来小妹在上班途中，骑自行车被拥挤的车流冲倒，在东单路口被一辆重载解放卡车碾压，造成骨盆粉碎性骨折，幸亏及时送到附近的北京医院，得到顶级专家抢救，捡回一条性命。小妹说，医院首先通知了家具厂，是南生第一个赶来，帮助办手续，照顾她。之后又日夜陪护，直到厂里派女工友轮流值班照顾为止。
1977年恢复高考，我在外地报了名。一直没有听到南生的消息，问了小妹才知道，一次厂里的政治学习会上，南生发表了对时局不同的看法，领导勒令他出去，据厂里工友说，南生立马起身摔门而去。小妹当时还没有出院，这些情况她也是听说的。后来我问他，他说：当时有穿堂风，关门的时候可能手也重了一点，就像摔门！结果可想而知，他的高考报名表，单位领导同意盖章的一栏是空白，连高考的门都没有进去！我问他下一步呢？他只淡淡说了一句，早点准备，明年再考呗！
1978年，南生如愿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工业经济系，1982年本科毕业，之后南生一直从事农业和农村方面发展的研究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各方面都有很多变化。一次，我们在北京见面，他说去了泰国几次，待的时间也比较长，主要是详细调查了正大饲养肉鸡场的经营方式。公司是企业化管理，核心部分是科研和资金高度集中的种鸡厂和饲料厂。公司向周边农户提供小鸡苗和饲料，几个月后公司回收成品鸡，屠宰加工销售都是公司负责，国际标准，规模很大。他写了调查报告，后来听说他的调查报告引起高层注意，一时正大集团的资金流入国内，涉及各个领域。
上世纪90年代，他转到农业部下属的研究所了。
2004年，一天，接到南生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聚一下，说他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手续已经办好了。
好消息，那一定要去啦！下午四五点钟，我来到五道口那边一个自助餐厅，南生已经到了，正坐在一个桌子边，打开笔记本忙着。他说是到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任教，马上要上课了，赶紧备课，让我自己随意点餐。祝贺他之后，我就不再打搅他了。
2005年春节前，我应南生的邀请参加他们一个关于农民工项目的调查，出发前我帮他从沙子口文化用品批发市场买了几百本挂历，准备带去给采访农户。
这个调查是一个跟进项目。1995年，调查部门从农民工两个输出大省：四川和安徽，每个省选三个县，每个县抽选三个乡镇，每个乡镇再抽选十几名外出务工者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完成后，形成了六十多万字的农民工状况调查资料。这一次，是相隔十年之后的跟进调查。
我参加的小组有五个人，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担任组长。我们去的是安徽省枞阳县。三个乡镇距离挺远，到县里后没有几天，下起雨夹雪，村里的道路又湿又滑，虽然有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提前帮我们联系了被采访人，但有的人外出务工还没有回来，为了不漏掉每一位采访对象，有时需要多次去。
多数农户非常欢迎我们去，认为是北京来的大学老师，是中央派来了解情况的，有什么情况都想说，不管是不是提纲里要求的。有的人家里还珍藏着十年前采访时送给他们的挂历。
跟有外出打工经历的人沟通很容易，有人在北京干过，谈起来更亲切。每一天我至少要采访几个人，一边听叙述，一边记下要点，回到住处尽快写出报告，以免忘记。安徽的冬季还是挺冷的，常常手冻得握不住笔。
有的农户很热情地要请我们吃饭，只能谢绝，这也是条纪律。项目经费并不多，小组伙食费统一交给乡镇政府，他们请专人做饭给我们吃。南生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挺严格的，他老是想用有限的经费做更多的事。好在来做这个项目的老师大多数都有上山下乡或参军的经历，参加调查项目的大多数学生也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感觉这些困难不算回事。我参加一次调查，就体会了南生工作的艰辛，而他们是常年如此，多个项目同时进行。为了全国农民都过上好日子，为了全国农村都变成金山银山，南生和他的团队立志踏遍祖国的万水千山！
2009年深秋，突然接到朋友电话，说南生病重住院了。我和老伴马上赶到医院，在病房里见到手术之后的南生。他非常虚弱，看见我微微地说了一句："你们来啦！"我赶紧靠近他轻轻说："别说话，好好休息！"守在病床边的学生陪我走到病房外，告诉我说，南生前些时候带着学生去了山西农村做调查，一下子病倒了，当地医院大夫只说赶紧回北京检查，到北京后马上住院手术了。大夫说是癌症晚期，病情非常严重，明显已经病了一段时间，真不知道南生是怎样忍着病痛挺过来的！很多朋友同事都来看望他，希望能帮到他，但是2010年4月15日，南生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
告别仪式上，曾经在草原牧区插队的朋友们送了一副挽幛，上书：
悼南生好兄弟
怀揣理想驰骋草原磨炼身心饮风卧雪苦读经典堪称一代进取好男儿
念及国事踏遍乡村倾听民声呕心沥血奋笔著说力促农村发展献终生
内蒙古草原插队同学
及牧民兄弟姐妹敬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