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覃江华：实证性翻译学研究的局限

作者简介：覃江华，哲学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哲学。

源自：《翻译论坛》2019年第1期，侵删。

实证研究是一种科学取向，其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然而，人类经验、能力和技术手段是有限的，即便样本再大，数据再丰富，也不可能是穷尽的。有些信息甚至难以通过观察、实验或调查采集、测量和分析。研究设计再完备，也难以控制所有变量，对数据的搜集、整理和解读也难以完全准确客观，无法彻底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甚至会掺杂一些有意迎合、主观臆断和个人偏见，表述出来的结果有其适用的特定时空范围 (2) 。而且，自然、社会现象（尤其是人类行为）复杂多样、变化多端，研究结论即便总体上正确，也难以排除例外情况。因此，实证研究所得只是部分真理，不是整体性的全部真理。此外，实证研究论文结构模块化，有其规范性、直观性、便利性，但往往缺乏灵气与个性。

那么，非实证研究是否就可以避免这些不足呢？我们认为，寸有所长，尺有所短。非实证研究同样也有其局限性。此类研究以理论思辨见长，研究者思考能力、经验、方式和对象范围不同，思考的结果及其价值大小各异。这些理论思考很多源自个人直觉和体验，带有个体倾向性，也可能是基于亲身观察、实验和调查的直接知识，还有很多源自二手材料和他人思想成果的间接知识。所谓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科学便由此诞生，但同时也带来了脱离现实的空想、妄想、迷信和伪科学。这些多样化思想成果常常难以完全被证实或证伪，对其评价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是常态，莫衷一是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非实证研究是最简单的，拍拍脑袋就行；又是最困难的，因为理论上有所突破，是实践提升的前提和归宿。

此外，与非实证研究相比，实证研究尤为重视学术规范。前者虽然也讲究规范，但在某些领域，打破规范不仅是常见的，而且是得到鼓励的；实证研究常常从小处入手，关注具体的现实问题。非实证研究往往从大处着眼，注重抽象性理论思辨。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样把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进行二分，是一种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是范畴性思维的体现，难免有缺陷。实际上，二者各有所长、相辅相成，在很多研究项目里同时并用，其研究方法（如观察、调查和访谈等）也经常可以通用。要保证研究的深入性、系统性，实证研究离不开理论思辨，非实证研究也需要证据支撑。而且，现实关怀和理论建构本来就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因此，不宜将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简单对立起来。

翻译过程研究是典型的实证研究。目前，翻译过程研究主要有两大分支，一支采取的是社会学路径，另一支采取的是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路径。这两大路径都强调实证。在当下翻译学界，实证性翻译过程研究已蔚然成为一门显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路径的研究，以善于采用最尖端、最时髦的技术手段著称。截至目前，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不少令人振奋的成绩，尤其是在语料库、眼动追踪、键盘记录技术应用等方面（许钧，2018）。然而，这一路径面临的挑战也有不少，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生态效度问题，即实验室小样本封闭式研究得出来的结论，能否解释社会化翻译活动的动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二是研究范围问题，即受试主要为学生译员，高水平职业译员少之又少；三是创新性问题，即很多人怀疑这些结论并未超出翻译学常识，仅仅是对众所周知的事实进行了验证和修补而已。虽然在研究方法和技术路径上有所突破，但并未提出什么有重大影响的新理论。

提出这些挑战的人，有些可能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过程研究所经历的深刻变革缺乏了解，也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当前，针对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设计越来越科学，目标越来越远大，技术手段越来越丰富，多方验证运用越来越广泛，实验设备越来越人性化，侵入性越来越小。就理论方面而言，国外学者认为，认知路径的翻译研究主要目标有三，且相互关联：一是弄清翻译过程中认知主体能力的结构和组织；二是构建更好的翻译理论和模式；三是开发更高效的翻译教育方法和项目（Serban, 2018:411）。可见，理论建构是其重要目标之一。虽然翻译过程研究缺乏一种主导型理论（master theory），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类研究缺乏理论指导，或没有理论追求。它们往往基于不同学科理论框架，着眼于解决不同具体问题的一些马赛克式的动态项目集合（同上）。虽则如此，研究问题的分散化，理论上的一盘散沙，仍然是实证性翻译过程研究急需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还有人提出上述挑战，则有可能是站在一定思想高度，看到了这一路径翻译过程研究的贡献与局限。我们认为，当前的实证研究有一种技术导向/倾向。但技术不同于科学，技术重应用，更新快（过时也快），科学重理论、求本质。熟悉新技术的翻译过程研究者，不能缺乏真正的科学思维。但反过来，用科学革命的标准来评价技术革新，既是一种高估，也是一种苛求。即便是科学本身，也无法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研究者还需要具备哲学视野，尤其不能缺少对人类语言、思维与世界的关系、意义、价值与交际等理论与现实问题（难题）的深刻洞察。否则，容易被人诟病为小打小闹。缺乏终极关怀的研究，往往是盲目的、功利性的，难免一叶障目，见树不见林。然而，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知识的积累就好像滚雪球，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孔子、先知、佛陀等滚下了雪球的核心，雄心壮志的后来者都想滚一滚。雪球越滚越大，但核心没有变。换言之，对于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核心问题，轴心时代思想家大多思考过，后人不过是一点点增加而已。当然，如果真能有一些小小的推动，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因此，对于基于新技术手段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我们乐见其成，但也不必急于求成，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总有其特定过程和规律。我们对实证性翻译学研究的上述反思，并非是要否定相关研究的合理性及其对人类知识积累的重要历史贡献。恰恰相反，我们是支持和鼓励实证研究的，也为其所取得的每一重大进展而欢欣鼓舞。希望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客观地认识各种研究范式的短长，并在研究的选题和设计，数据的搜集和整理，结果的阐释和讨论过程中，能够以一种更加公正平和、科学理性的态度予以对待，得出更具有解释力和普适性的结论，不仅是要验证现有理论模式的合理性，而且要为新的理论建构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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