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雅典与耶路撒冷》| 认识与意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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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雅典与耶路撒冷》| 认识与意志自由

列夫·舍斯托夫罗伯特议事规则 2020-10-25

《雅典与耶路撒冷》

列夫·舍斯托夫著

张冰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02。

（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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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在法拉利公牛的肚子里

（认识与意志自由）

Beatitudonon est praemium virtutis， sed ipsa virtus.

（极乐不是对美德的赞赏，而自身即美德。）

——斯宾诺莎：《伦理学》

V，42

Eritis sicut Dei， scientes bonum et malum

（你们便和神能知善恶）

——《创世纪》，Ⅲ，5

一

P116

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的前言中写道：“Die Philosophie aber muss sichhuten erbaulich sein zu wollen ”（“但哲学应当避免教训”）。黑格尔，正如在他身上常常发现的那样，在这段话里，不过是在重申斯宾诺莎的观点，后者肯定说，他认为他的哲学不是好的，而是真的；他说话的口气，初看上去，似乎真是所谓的发自内心的。但实际上，重申斯宾诺莎的黑格尔，在说此话之时，和斯宾诺莎当时一样，同样缺乏真诚。早在苏格拉底以前，尤其是在苏格拉底之后，还从未有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不曾不教训和不教导自己的读者和听众的。

（p117）而那些一味只知教训和指点人的人，多数都和黑格尔一样天真，深信他们的任务就专门是为探索真理并且只探索真理。我甚至认为，在这方面，就连苏格拉底自己也不例外，尽管如所周知，他丝毫也未曾隐瞒他想纠正人们的意图。他只不过是巧妙地把知识和教训交织在一起了，以致于当他教训时，看上去却像在探索真理；反之，当他在探讨真理时，他实际上却是在教训。创造后来被称之为自主道德的荣誉和功劳，是属于苏格拉底的，而说苏格拉底还奠定了科学认识的基础，也同样完全正确。是苏格拉底首次把“好”与“坏”、“善”与“恶”对立起来。但教导美德即知识，一个有知识的人不可能不是一个善良的人的，也是他。但在苏格拉底身上也同样发生了一件已成为哲学界常见现象的，在把“好”与“坏”、“善”与“恶”相比较时可能发生的神秘的 [-希腊文-]（飞跃到别的领域）也同样发生了。当人开始谈论坏时，常常会在根本不费任何事、完全无意地、自己及别人也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将话题转入恶，反之亦然，而且做得十分自然，像是理应如此似的，用善偷换好，或用好偷换善…

在上文所引黑格尔那段话以及斯宾诺莎的话里，隐藏着一个绝大的谜，对于这个谜，值得我们为之动一番脑筋。我们无论涉及什么哲学问题，到处都可以看到明显的、受到苏格拉底公然纵容的、混淆概念的痕迹，即把知识与善等同起来，对此，与苏格拉底思想的基本前提有所不同的后来的哲学家们，仍然不能甚至也许是不愿加以避免。看样子，这种概念的混淆乃是 articulus stantis et cadentisphilosophiae（哲学能否存在端取决于它的那个立脚点），而如果哲学拒绝这种偷换，或是——而这会更加可怕承认，说哲学之所以能存在，仅仅是由于有了这种偷换——的话，哲学就失去 reison d' etre。如今，任何人也不敢步苏格拉底之后尘而断言，知识和善是同一码事。

（p118）

就连一个最愚蠢的人也确确实实知道，一个人可以既是罪人同时又很有知识，正如一个人可以既是圣徒而又无知一样。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连日常生活中健全理性也都明明白白的事，在苏格拉底那儿却要给隐藏起来了呢？谁都不愿问一问这个问题。人们更不愿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那些领悟到知识并不就是美德的愚人们是对的，而那些宣称知识即善的人中最大的智者错了时，哲学还能否存在下去。自来，和一般都认为，以康德及其后继者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对斯宾诺莎主义的一次征服。在这一历史论断中，只有一点是对的，即实际上，德国唯心主义者中，甚至像费希特和谢林这样的代表人物，都本来会把斯宾诺莎称作为自己哲学上的初恋的，他们只是在其生命之旅临近终点时，才千方百计地想要与斯宾诺莎划清界线。他们尊敬斯宾诺莎，但又疏远并害怕他。莱布尼茨曾礼貌而又友好地与洛克论战，但在他反驳斯宾诺莎的话里，可以感觉得到一种冷漠的敌意：他大约不愿看到人们把他和斯宾诺莎相混淆。而当康德偶或谈及斯宾诺莎时，其语气中也包含着一种敌意。至于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那么，他们的表现似乎使人觉得，他们早已把斯宾诺莎远远地抛在了自已身后，并且已经永远把他给战胜了。但实际上，德国的哲学运动所能证实的，恰恰与之相反。的的确确距斯宾诺莎比别人更远的，是康德。然而，恰恰正是使康德最大限度有别于斯宾诺莎的那些方面，在后康德哲学最无情的批判中，遭到了否定。德国唯心主义向前迈出的每一个新的步骤，都是向斯宾诺莎主义的一种回归，而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我们也有权看出，即便不是就其形式，也是就其内容的 restitutio in integrum斯宾诺莎主义“原初状态的产生”）。黑格尔断言，哲学不应当教训。斯宾诺莎说他探求的不是好的，而是真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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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P146

意志自由问题往往与伦理学问题相关。但是，从前一章的叙述，已经可以部分地看出，这个问题的联系，远更紧密。确切地说，一方面，意志自由与我们有关善恶的理念相关；另一方面，它又与我们关于认识本质的观念厮缠在一起，以致于如欲说清这些问题、抛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然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当莱布尼茨充满信心地断言，一个人哪怕他双手被捆住，也仍然可以是自由的时，他的信心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即知识有权回答我们的意志是否自由的问题，而且，对于知识所提供给我们的答案，我们应当把它当作是终极的，彻底的和无须任何最高审级进行审核的答案来接受。斯宾诺莎也有着与此相同的信念。但是，“知识”给斯宾诺莎的提示，与给莱布尼茨的完全不同。而斯宾诺莎却是不自由的。鹿特丹的埃拉斯谟斯和路德之间那场著名论战，焦点即在于此。埃拉斯谟斯写了Diatribae de libero arbitro（《论自由意志》），路德答之以De servo arbitrio（《论奴化意志》）。

（p147）

而，假如我们问一下自己，这究竟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埃拉斯谟斯和莱布尼茨“得知”意志是自由的，而斯宾诺莎和路德却说意志并不自由呢？这样一来，我们便掉进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中去了，以致用通常的办法、即检验他们各自所提出的依据，是永远也不可能使我们摆脱这一困境的。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论战的双方都同样是真诚的，这也就是说，他们都忠实的证实了自己的内心体验。但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什么经验能证实真理呢？而如果再考虑到下述情况，即不光不同的人，而且，即使是同一个人，也会时而觉得自己自由，时而感到自己并不自由，这样一来，便使得问题更复杂了。斯宾诺莎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年轻时曾肯定意志自由，而到了老年，则否定之。La liberte dst un mystere——马勒伯朗士如是所云（法语：“自由是个谜”）②。和所有身上带有秘密烙印的万物一样，自由也包含内在矛盾，而想要摆脱此种矛盾的企图永远都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其所得以摆脱的，不是矛盾而是所提出的问题。而究竟有没有必要对斯宾诺莎提出警告呢？他说，一头被牵到距它相等距离的两捆干草之间的驴子，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的话，那驴子即便饿死，也不会吃其中任何一捆干草。而人和驴子的处境相仿：人会迎着自己的死亡前进，尽管他知道，等待他的是灭亡，可是，即使他意识到了空前的危险性，也无法把他从被古已有之，一成不变的 ordo et commexio rerum（万物的秩序和关联）注定所处的昏睡中唤醒——这就像一只被眼镜王蛇蛊惑了的小鸟，由于恐惧和绝望，自己投身于那巨怪的大口之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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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马勒伯朗施，（1638年8月6日—1675年10月13日），法国哲学家、反教会改革派天主教哲学界及十七世纪古典形而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以用机会论解决心物平行论问题著称。主要著作有： De la recherche de la verite P.1674.俄文有E-B-斯梅洛娃译本：《马勒伯朗施.真理的探索》，第1-2卷，圣彼得堡，1903年版。

（p148）

如果我们把斯宾诺莎的思想译成比较简单的语言，那么其推论的内涵实质上与路德对埃拉斯谟斯所说的话，并无二致：人就其天性是自由的，但他的自由却被不知什么或什么人给戕害了。下述这种如此沉重、如此折磨人的神秘矛盾，其源盖在于此一个珍视自由甚于世上一切的人，却感到，他的自由被剥夺了，而且，他看不到任何归还自由的可能性。他所能做的一切，他所采取的一切预防措施，非但不能解放他，反而使他更深地被奴役。他活动、写作、思考，他千方百计地完善自我，可是，他越努力，越是加强自我完善，越是更多地思考，就越是确信，在他所处的生存条件之下，凭他自己的力量和意愿，根本不可能做出哪怕丝毫改变，而且，对他的意志毒害最深、销磨最大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即恰恰是人们通常往往会将之与对解放所抱的所有期望联系在一起的那样一种思想。当人尚未开始“思考问题”时，他会认为， Deum ad certum finem aliguemomnia dirigere（上帝引导万物走向特定目标）。然而，人只要一开始想问题，便会突然确信，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成见、一种迷误，是由自由意志一手造成的。而他，曾是多么狂热地向往意志自由，而在从前某个时期，自由意志的确也曾拥有将我们的愿望变成现实的统治权，可是，现在它已变得软弱无力、被大大地削弱了，因而，它只能通过不断向人提醒早已沉入永劫成为虚无的过去来折磨人而已。当她还是她自身时，她要人们树立这样一种信念，即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实现许多崇高而又伟大的目标；这个世界上既有好，也有坏；既有美，也有丑，等等。可是，当问题涉及到真理和存在时，“知识”却解除了意志的武装，剥夺了它投出决定性一票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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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百度百科】

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二十世纪俄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信仰基督教，1866年2月13日出生于基辅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大商人。舍斯托夫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后来转学法律，于1889年毕业于基辅大学法律系。卒于1938年11月20日。

1895—1914年间居住在瑞士，但经常回国参加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宗教—哲学会议，投身于当时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复兴运动。苏俄十月革命后，于1919年流亡国外，主要居住在巴黎。在此期间他曾在大学任教，并撰写论著，与著名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斯·舍勒等，著名文学家布伯尔、纪德等交往，并在这种高层次的思想交流中充实和发展了他自己的哲学。

舍斯托夫毕生的学术创作都集中于猛烈抨击传统形而上学和追寻圣经中全能的上帝。十月革命之后，舍斯托夫被迫流亡巴黎。成为二、三十年代俄国流亡文化的杰出代表。“文化与流亡”携手并进，古已有之。但只有二十世纪的俄国哲人与诗人的流亡才成流亡文化史上最壮丽的一大景观，这一大批流亡的哲人中有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基洛夫等，而尤以哲人舍斯托夫的言论最为孟浪激烈。与其他人相比，舍斯托夫在理论上独树一帜。正由于此，他不仅受到来自思潮外部的尖锐批评，而且也受到别尔嘉耶夫等人的批评。不过，别尔嘉耶夫等在批评舍斯托夫的极端非理性主义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他的贡献，说他“以自己的全部存在进行哲学思考，对他来说，哲学不是学院专业，而是生死事业”。他的哲学“把认识过程同人的整个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存在的奥秘只有在人的生存中才能认识”。

1938年11月，正值他最重要的压卷之作《雅典与耶路撒冷》(Athensand jerusalem)问世之际，这位俄罗斯的儿子客死异乡巴黎。

哲学史家一般将舍斯托夫归类为存在哲学家、非理性主义者。

关于《雅典与耶路撒冷》…（1）

前言…（1）

第一章论形而上真理的来源（被缚的巴门尼德斯）

…（27）

第二章在法拉利公牛的肚子里（认识与意志自由）

…（116）

第三章论中世纪哲学（Concupiscentia irrestibilis）

…（240）

第四章论思维的第二个维度（斗争与思辨）

…（371）

关于《雅典与耶路撒冷》

P1-3

《雅典与耶路撒冷》于1938年年初，首次用法文出版（《A thenes et Jerusalem（Essai de philiosophie religieuse）》。书中收集了舍斯托夫在此前十年中所写的论文，其中多数写于1934年以前。《被缚的巴门尼德斯》一文的写作，开始于1929年，后来成为此书的第一章。该章及第四章反映了作者与艾·胡塞尔初次相识期间的谈话内容。P·克罗涅尔将谈话用德文发表于《逻各斯》杂志（1931年第1期，3月号）。1932年初，YMCA- -PRESS出版了《被缚的巴门尼德斯》单行本。应M·古别尔的邀请，1930年5月26日，舍斯托夫根据此文的材料在法兰克福做报告，5月27日在哈勒市的康德学会，5月28日在柏林的康德协会，分别两次重复了以上报告（巴拉诺娃舍斯托娃：《列夫·舍斯托夫生平》，2，50-—51页）。1931年年末，舍斯托夫开始写作后来构成《在法拉利公牛的肚子里》一章第二节的，草稿中题名为《意志自由与道德》，或《意志的自由与知识》一文。1932年年初，此文刚一写完，当即就被列维·布留尔在《哲学评论》（1932年第1，2期，3，4期合刊）上发表了它的法文本。此文中改述C·克尔凯戈尔创作的，有5节，在舍斯托夫为报刊所写的，有关一位他在这一时期中努力研究的哲学家中，这还是第一次。

舍斯托夫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克尔凯戈尔的创作的。1928年4月，舍斯托夫在法兰克福碰见了M·古别尔。舍斯托夫对芳丹讲述道：“当我抵达法兰克福时，我发现那里大家都在谈论克尔凯戈尔。要想回避此类议论是不可能的。而我却不得不承认自己不知道他，他的名字在俄国默默无闻”。随后又补充说：“甚至就连无书不读的别尔嘉耶夫，也不知道他”。同年1月，在弗莱堡，经艾·胡塞尔介绍，舍斯托夫认识了海德格尔。在此之前，舍斯托夫已经读过海德格尔出版于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一书。舍斯托夫嗣后曾说：“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写的著作反映了克尔凯戈尔的思想和影响，海德格尔个人的贡献，仅仅在于他竭力把这些思想纳入胡塞尔思想的框架中去而已……等海德格尔走后，胡塞尔又对我说，邀我答应他回去后一定读一读克尔凯戈尔。我当时还不理解，为什么胡塞尔一再坚持要我读一读克尔凯戈尔，因为克尔凯戈尔的哲学思想与胡塞尔的思想，无任何共同之处。如今我才弄明白了，原来他想要我读克尔凯戈尔，只是为了让我能更好地理解海德格尔”。（同上书，2，21）。起初，舍斯托夫仅只发现，他与克尔凯戈尔的某些思想是相同的，但随着时间的迁移，他越来越对其思想感兴趣了。1929年2月，他写道：“正在读克尔凯戈尔的一些东西，的确发现有相同之处…”有时，我甚至感到，他读过《无根据颂》或是我曾读过他的什么书。区别仅仅在于，在与黑格尔论战时，他总是想要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反对黑格尔，他大约会觉得有关无根据性思想是不可接受，甚至不是什么思想吧。可尽管如此，他还是这样写道：“恐惧是自由的可能性——原编者注。抑或：“在可能性中一切全都同样可能原编者注。抑或：“恐惧，死亡，寂灭，与每个人并肩站立着——原编者注等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从《无根据颂》中拿来的…”（同上书，2，26）。在此期写给施莱策尔——音乐及文学批评家，舍斯托夫的朋友及其著作的法文译者——的信中，舍斯托夫屡屡谈到克尔凯戈尔：“过去的一年——是我与克尔凯戈尔相识的一年——对于我来说十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