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辛亥革命与湖州②：湖州辛亥革命群英谱（上）

湖州发布 2023-01-12

“学习强国”湖州学习平台、湖州发布、湖州晚报、爱湖州联合推出栏目《湖州味道》，通过个人记忆及研究还原城市现场，展现湖州在历史各阶段的风物、风味、风气和风度。除了邀约之外，也欢迎网友投稿，稿酬从优。稿件可发送至963458800@qq.com ，主题请写上“湖州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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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特邀作者：沐辛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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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赓续不绝的文明史证明了其内在生生不息、自我更新的动力。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到中华民国建立的这段时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江河日暮的清王朝经历了洋务运动失败、戊戌变法的夭折与新政骗局的破产后，用自己的接连失败证明了仅靠原有体制的自我更新不足以承担救亡图存的任务。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先驱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明白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彻底推翻昏聩无能的清政府，彻底推翻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走民主共和的道路，才有可能挽救中华。

晚清的社会政治生态其实已经悄然酝酿了革命的土壤，地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肇端的中心地带的湖州已经悄然呼吸着现代世界传来的新鲜空气：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使得士大夫们原有的天下观与夷夏观受到重大冲击，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救亡图存集体焦虑感；上海的开埠使得一批有着冒险精神与敏锐嗅觉的湖商，加入了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序列，培育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群体，催生了新的阶级需求；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清朝官方认识到通过日本这座桥梁快速追赶西方列强的必要性，加上科举制的废除，涌现了大量负笈东瀛的中国留学生，热忱的爱国青年学生聚集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帜下，构成了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及后来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基础。在诸多内外因素的推动下，拥有强烈家国意识的湖州人，在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为同盟会的发展与辛亥革命的奋斗上做出巨大贡献也就理所当然。

本期湖州味道讲述的人物，既有怀着刚毅与血性奋身投入革命战斗的青年人，也有用自身更稳健的方式去支持革命与国家发展的人，这些湖州人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具有强烈的地缘色彩，他们紧紧围绕着同盟会中部总部与上海起义这一核心，但纵览诸多湖州志士的一生，有心的读者可以了解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所拥有的视野，所背负的革命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可能性。

杨信之（1848-1923），名兆鏊，祖籍浙江湖州菱湖镇，世居湖州马军巷。爱国实业家。杨信之振兴和发展了长江下游几个省的丝绸工业。将中国的丝绸产品大量销往欧洲市场，提高了我国丝绸在国际上的声誉；并大力支助同盟会和陈英士的革命活动，功不可没。

杨信之从曾祖始三代均获清朝荣禄大夫四品，书香门第。杨信之幼时，聪明好学，能文。16岁时太平天国军队攻打湖州，战乱中，其家被充作军产，只身赴沪，开始了个人创业的历程。

一九一二年摄于上海，右一杨谱笙，右二陈蔼士，右三陈英士

杨信之先在一家店铺当学徒，业余去学校旁听苦攻英语，得教师垂爱，特别加以培养。后经人推荐，先后在上海意大利信义洋行和荷兰安达银行供职。有积蓄后，就自行投资发展民族工业。湖州丝绸、有“衣披天下”之称，杨信之即从丝绸入手，在江浙两省开办多家丝厂，在上海设立丝栈，因谙熟英语，易与外商打交道，产品远销欧洲，又因货真价廉，生意越做越大，曾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勋章。杨信之为人厚道，质朴清廉，乐善好施。他每年春季，必亲自到江浙两省产茧区收购蚕茧，精通从桑树种植，蚕茧养殖到丝绸成品出口的每道程序。因此，云集在上海的丝绸商，都纷纷依附门下，遂成为上海丝绸行业中的巨擘。他担任上海总商会会董、上海丝业会馆会董、上海苏浙皖丝总公所总董、旅沪湖州会馆总董、旅沪湖州同乡会总董等职务数十年。

在1905年前后，江浙两省富商，计划集股筹备成立铁路公司，以建造沪（上海）杭（杭州）甬（宁波）铁路。英美帝国眼见中国人自筹资金筑铁路，不易夺取路权，遂对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逼使向美国借款筑路，妄图由美国人操纵路权。要签约借款的消息传出，民众激愤，举国上下，斥责清政府卖国的呼声四起。起初，清政府以为江浙富商集不到这笔筑路巨款，即声称如地方上有钱，可由地方自筑。此时，杨信之首先向社会表示，他将代表湖州方面投资白银500万两，数额之巨，震惊朝野。各富商深知他言必信的为人，纷纷响应，加上强大的社会舆论，终使清政府屈服，停议借款，保全路权。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拒款保路运动。

杨信之

杨信之接受新学，大力支持反清革命。在他的培育下，四弟杨诚之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出使德国、比利时；杨信之的九妹杨兆良进蔡元培为校长的上海爱国女校就读（后嫁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王宠惠）；表侄陈英士当年已在他开设在上海的丝栈中任助理会计，因常去学校接送杨兆良，得以认识蔡元培、章太炎等一批爱国志士。陈英士早年东渡日本留学，是杨信之出钱资助。

杨信之与杨谱笙还将自己的寓所及湖州旅沪公学，作为中部同盟会的秘密联络机关，并提供活动经费，为上海的光复，作出过很大贡献。民国政府成立后，杨信之被推为上海工商界发起的共和建设会干事，由国民政府聘为农商部顾问，授二等嘉和勋章。

1922年，浙江西部发生极大洪灾，灾区之大，灾民之多，为当地历史上所罕见。是时，杨信之已重病在身，但仍担任了华洋义赈会的队长，自己捐出巨资，并积极多方募捐送往灾区。上海繁华，离浙江较近，大批灾民如水涌入，沿街乞讨，生活艰难；杨信之发动湖州旅沪公学学生，上街设摊施粥。他又发起创办义国公学，接纳流离失所的儿童免费入学，最多时，学生达1600名。在他去世时，留下遗命，嘱儿子泰颐、泰华继续捐送银洋给上海贫儿园。

1923年2月23日，杨信之在上海病逝，享年76岁。著名学者章太炎撰写了行状。当年上海最大的报刊《申报》报道了消息。灵柩后来归葬故里湖州道场浜，与道场山山顶建于三国时期的多宝塔遥遥相对。他与大艺术家吴昌硕、大词人朱祖谋等交往甚密，曾合创“九老会”。他的长女嫁给吴昌硕之子吴子茹，成为姻亲。故而杨信之的墓碑及墓道两进牌楼石柱上的楹联，均为吴昌硕篆书，一为“世泽永传清白吏”，一为“子孙守为万石家”。

杨谱笙

杨信之的五弟杨谱笙（1879-1949），更为直接地参与到了辛亥革命运动中。杨谱笙，吴兴菱湖人，字兆釜，政治家、商人、书法家，是中部同盟会的骨干与南社早期社员。幼年起随父生活在上海，后在兄长杨信之开办的康泰丝栈工作。

1903年表侄陈英士初到上海，时露锋芒，其兄勤士曾托谱笙“就近督教之”，此期间受表侄陈英士影响下倾向革命。1906年与杨信之一起创办湖州旅沪公学，参与中国同盟会，并帮助陈英士赴日留学。1908年至1911年随陈英士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7月31日与陈英士、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任会计干事，分工筹款、采购和运输枪械，处理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给总会的函电。其在浙江路821号（今浙江北路61号）的寓所成为了革命秘密接洽机关。11月3日陈英士决定上海武装起义，杨谱笙与高尔登于11月3日首先带领民军敢死队攻打制造局。后任沪军都督府参谋兼军需科长，参与江浙皖各省的光复斗争和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都督府撤销后，杨谱笙就不问政治，只保存了中部同盟会的大批资料。

1931年2月至次年8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1933年任监察委员，后任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等职。抗战爆发后因病留沪。1943年两次拒绝汪精卫要其出任伪职的邀请，又反对蒋介石政府的独裁和腐败，1949年4月17日病逝于上海。

王一亭（1867—1938），名震，号白龙山人。吴兴白龙山村（今属湖州吴兴区杨家埠镇）人。王一亭兼实业家、书画家、慈善家于一身，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王一亭遗作颇多，已刊行出版的有《白龙山人画集》一至四册，《二十四孝画册》《王一亭选集》《孔子哲学》《王一亭诗画选集》等多种。

王一亭

1867年王一亭生于上海周浦镇外婆家，他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由外婆抚养成人。青少年时代的王一亭勤勉聪慧，在成长过程中显示出了艺术与商业的双重天赋。1880年王一亭到怡春堂裱画店当学徒，次年进上海慎余钱庄当学徒，晚上利用业余时间学外语。1882年拜徐小仓为师学画，两年后转入恒泰钱庄学生意，被著名画家任伯年发现收为弟子。王生性颖悟，一经名师指点，技艺日进。王一亭20岁时任天余号跑街，并开始到日本做生意。1895年王一亭在苏州怡园画集时结识吴昌硕，后随吴昌硕学画，并成为莫逆之交。1902年任“大阪商船”上海支社买办，到1907年日本日清汽轮株式会社在上海设立分社，王一亭被李云书推荐任日清分社买办，至九一八事变爆发，为清末上海三大洋行买办之一。同年与顾馨一等创办大面粉厂，与钱慧安、倪墨耕等发起组织豫园书画善会，后任会长。王一亭这位事业如日中天的买办与实业家，曾任上海信诚商业储蓄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湖州电灯公司、中华银行、大达轮船公司、立大面粉厂等多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并两度出任上海总商会主席。

1910年王一亭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任上海分会机关部的财务科长。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义时，陈英士攻打江南制造局失利，被清军拘禁，时闸北已光复。清军扬言从宁、松两地反扑，无论革命军、商团被擒者一律正法，形势十分危急，李云书、沈缦云、叶惠钧等商议于商团分所，李犹疑不决，王一亭慷概陈词：“事亟矣，进或亦死，退则必死，等死耳，与其引颈待戮，毋宁为国殉身。若有所济，则于民国前途裨益良巨。”众人遂决议再攻制造局，王一亭命长子王孟南组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终于攻克，陈英士得救脱险。王一亭在革命生死成败的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定力与气魄可见一斑。

上海各界人士欢迎黄兴合影。前排左起第八人为黄兴，第九人为陈英士，第十人为姚勇忱，第十一人为王一亭，第十四人为庞青城

沪军都督府成立后，王担任商务部长、农商部长兼交通部长，常出面邀集商绅筹措革命经费，支援革命。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改国民党上海分部，王一亭任部长。1913年，国民党反袁派宋教仁遇刺，王筹集巨款支援孙中山、陈英士讨袁的“二次革命”，受袁世凯通缉。后以家有80岁老母须供养为由，退出国民党，遂深居简出，作画事佛，在佛教团体中颇有影响。先后担任上海总商会协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华商电汽公司董事、中华银行董事、湖州电灯公司董事长、中国佛教协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佛教书局董事长、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等职。

王一亭与吴昌硕

王一亭在艺术上的造诣深厚。他在退出政界后，深居简出，学画事佛，经常与吴昌硕切磋画艺，亦师亦友，过从甚密。受吴影响，画风从工笔细趋向阔笔写意，画仍保持写实特色。他用笔酣畅雄健，构图讲究诗、书、画三位一体，作品气势磅礴，设色鲜艳，为人写照，即便寥寥数笔，亦形神兼备。吴昌硕在《白龙山人小传》中称他“书法醇穆雄健皓类平原，画则山水花木，郁有奇气，更善作佛像，信笔庄严，即呈和蔼之状。”至今江南各大寺院尚存不少碑刻佛像出自王的手笔。王一亭一生中有40年与日本关系密切，曾多次应邀东渡赴日本举办画展，他的画深受日本人推崇，被认为有“浑厚”气势，人称其为“王菩萨”。在日本天皇叔父接见时，王当场挥毫赠画。

抗战前王一亭每年销日本作品可得数万元，大多用于国内慈善事业，因此王也是上海有名的慈善家。50岁后，王一亭经营企业受到打击，信佛益笃，每日焚香礼佛，菇素持斋。曾发起举办华洋义赈会、孤儿院、残疾院、中国救济妇孺会、同仁辅元堂、普善山庄、浙绍医院等多处慈善机构。1923年9月1日日本大地震，王任“日灾义赈会”副会长，代表上海工商界租赁招商局轮船一艘，满载救济物资白米950包，面粉2万包，以及衣物食品等。12日驶抵神户，将物资赠送日本灾民，是日本来自国外的第一批救济物资。是年冬，王一亭又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名义赠日“幽冥钟”一口，由日方安放在东京墨田区“震灾纪念堂”（后改名为东京都慰灵堂），当时并举行隆重的接钟仪式。次后每年9月1日即在钟楼举行震灾纪念。

1937年8月，淞沪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谋组伪政权，见王一亭与日本有旧谊，邀请王一亭出任“维持会长”，他断然拒绝。战火燃到上海后，王一亭居住的梓园被日本人给抢掠一空并纵火烧毁。王一亭毅然放弃在沪一切事业，赴香港转内地，后因病滞港一年，1938年病重，11月由港返沪，于13日病故于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觉园寓所，享年72岁。追悼会在上海湖社召开，上海各界人士1800余人为王一亭送行。

沈谱琴（1873-1939），原名毓麟，湖州菱湖区竹墩乡人。家资丰厚。家住湖州承天寺巷靠东街路口，故居尚存。善书法，工篆刻。沈谱琴是清光绪举人，是湖州当地颇具影响力的士绅，1901年至1907年沈与刘锦藻、张增熙等人打了一场制止美国传教士亨特利（Henteley）、汉密德（Hamind）、比利文（Biliwen）等人侵占湖州海岛（今湖州市全民健身中心）地产的官司，这场历时持久的官司从归安县衙一直打到美国国务院，最终获胜，史称“海岛教案”。

清末戊戌政变失败后，清廷迫于形势，在教育上进行一系列改革。湖州原有爱山书院撤消。1901年，沈谱琴首先在东街私宅创办湖州历史上最早的私立新学堂——吴兴志正学堂。1902年，原爱山书院撤销，由沈谱琴等筹办程安高等小学堂，因吴兴县原系乌程、归安二县合并故名，这是湖州历史上第一所官办新学制小学堂，学制四年。1907年，沈谱琴又在私宅创办吴兴女校，经费全由私人负担，另聘专任校长，先后有潘芸生、汤国梨（湖州人，后为章太炎夫人）等。这是湖州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校内设师范科、刺绣科及小学部。该校初建时受封建思想阻力很大，沈谱琴等带头送女亲属入学，广为劝导，以后逐渐受到社会重视并获得一致好评。1914年，沈谱琴因经费不支停办，改办吴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经费由县财政拨付，沈谱琴为第一任校长。

1902年，湖州府中学堂成立；1907年，沈谱琴接任校长（监督），至1911年止，是府中历任校长中任期最长的人。他负责该校后，对学生大力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并施以严格的军事教育，使学校成为以后辛亥革命在湖州地区的重要基地。他在选聘教师时要求很高，并不惜以重金礼聘。所聘知名教师杨笏斋、钱恂、钱玄同以及几位日本教师等等，均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学生中有以后成为革命烈士的钱壮飞、文学巨匠沈雁冰（茅盾）、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等均为该校毕业生。茅盾晚年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对沈谱琴这位中学校长肯定道：“聘请的大都是有学问的人”。

沈谱琴

沈谱琴热心地方教育事业，慷慨捐资兴学。他创办志正学堂、是兴女校两校，就先后耗资12700银元，当时地方政府曾奏请朝延建坊旌表。至民国初期，沈捐资兴学共达10余万银元。

沈谱琴1905年赴日留学，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和湖州籍同盟会会员陈英士、张静江、戴季陶等过从甚密。回国后追随陈英士等在上海参加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革命活动，协助联络在浙、沪、京、津各地党人，密谋起义，惜均告失败。1911年10月武汉起义告成，陈英士立即在上海响应，攻克清廷设在上海的兵工厂，即江南制造局。11月6日上海光复后设上海军政府，陈英士被推为沪军都督。陈立即派俞寰澄到湖州，与沈谱琴取得密切联系。当时沈谱琴任湖州府中学堂督（校长），以“驱除鞑虏、振兴中华”为主旨，对学生积极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并施以严格的军事训练。学校内原备有一些老式武器毛瑟枪，沈谱琴立即商请陈英士同意，补充新式步枪，并运来了湖州织里人、同盟会上海主要成员姚勇忱所制造的手榴弹两大箱，以补充实力，声威大震。沈谱琴会同校内进步教师、著名学者、湖州人钱恂、钱玄同等组成学生军，共同说服清廷湖州知府吴继彪及驻城水军统领，迫令他们立即解除武装，并到厘卡总局（清政府财税机构）收缴全部税款。接着宣布全城成严，由学生军在要道布岗。上海光复后三天，沈谱琴率领学生军一举推翻了满清王朝在湖州的地方政权，乌程、归安两县县署高插白旗，县知事闻风而逃。兵不血刃，光复湖州。接着，沈谱琴在湖州城内右文馆（现月河街道团结巷）建立了“湖州军政分府”，属上海沪军都督府领导。陈英士特派同盟会员、德清人俞寰澄为代表，带同上海光复军一个营，又赠沈军马两匹，到湖州协助防务。公推沈谱琴为湖州军政府军政长，钱恂为民政长，沈树人为财政长。

湖州军政府成立后，立即进行一系列政体改革。首先废除湖州府制，将原乌程、归安两县合并为吴兴县，豁免田赋，整顿财税，减轻民负。革命政府明令禁止民间传统的“缠足”和“蓄辫”两项陋习，这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主要先从知识分子开始，以身作则。当时沈谱琴所办的吴兴女校教师汤国梨、钮有恒率先将裹脚布当场撕毁，表示坚决放足，全校女生纷纷响应。不久社会上对女孩子不再强迫缠足了，已缠的也实行解放。又有家住湖州小市巷的潘廉深（清末举人，留日学生，后任湖州的浙省三中校长），是湖州历史上第一个剪辫的人，接着有潘芸生、谭建丞等人效法，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这种革命行动，当时走在浙江前列。

1912年浙江全省平定，各地区军政府撤消，沈谱琴也同时离开湖州军政长职务。原学生军先已调一部分支援松江，因钮永建在松江响应上海光复，特组织学生军总部，一举光复松江。协助陈英士在上海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南京，对于奠定东南革命事业，有其举足轻重之势。留湖部分学生军尚有100余人，沈谱琴另创办湖州经武学校，聘请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湖州人陈其采、吴祖荫为教员，一年毕业后，给证解散。他们不少人以后去广州黄埔军官学校读书。

沈谱琴曾被国民党任命为上海市第一任“公安局”局长。但沈无意仕途，不久即辞职回湖，在家优游岁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长期以来与会党有着密切联系，沈谱琴是帮会前辈，据说是“通”字辈，徒子徒孙不少，有困难时往往向他借钱，他总是乐于资助。

俞寰澄(1881-1967)，名凤韶，字寰澄，号任庐，原籍吴兴双林，生于德清新市，民主革命家、金融家，著有《管子之统制经济》。因排行第七，乡人称为“七先生”。俞自幼聪颖，熟读四书，16岁中秀才。18岁时俞到南浔读书，寻求新知，20岁时考中举人，与梁希、张静江、张澹如、李次九等友善。毕业后，与张氏兄弟合伙经营珠宝首饰业，始足商界。

俞寰澄有丝商家庭的背景和专卖丝绸的实践经验，20多岁时便对国内外蚕丝贸易极为熟悉。当时，俞寰澄敏锐地察觉了中国蚕丝业已初现衰退征兆，便著文大声疾呼，提出“以聚合众商运销外洋为上策；灵通西市整饬联约为次策；究育蚕、改缫法为根本之图；仿织绸、扩销路为成功之的”的挽救丝业衰弱四对策，以唤起国内漠然无知的同仁注意。同时，还身体力行，与族人俞铝、丝商俞镛等研讨，参照东西洋缫丝机械制造了新丝车，并砌造茧灶，用自育及族人所育的500多斤鲜茧，烘焙备缫，还派人下乡宣传，劝说乡民在收茧以后前来观摩学习新式缫法，产生较大反响，成为我国蚕丝改良的先驱。

俞寰澄

1905年11月，俞寰澄随张静江赴法国巴黎经营珠宝业时结识孙中山先生，同年加入同盟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开设在北京和上海的通运公司表面上虽以经营珠宝为业，暗中却是革命人士秘密集会的场所。其间，俞寰澄与革命领导人陈英士、宋教仁、杨谱笙等都有密切来往。1911年俞寰澄参与陈英士领导的上海起义。11月3日，陈英士率敢死队200多人进攻江南制造局时，不幸被擒。得知内情后，俞寰澄与杨谱笙等人，想方设法恳求闸北警察署长陈汉钦，共同攻江南制造局，才把陈英士救出。

上海光复后，俞寰澄是沪军都督府参谋团成员之一。不久，上海方面派俞寰澄、李次九、严浚宣等人带广东学生军两个连赴湖州，并与杭州联系后接管湖州军政分府，被委任军政分府主任，在任期间受命清除号称“陈四皇帝”的重兆恶霸陈云轩等黑恶势力。1912年，俞寰澄当选为浙江省参议会议员。次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成立，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并由同盟会转入国民党，与沈钧儒、柳亚子、黄郛、杨永泰等友好。国会解散后，移居上海。1916年5月18日，俞寰澄得知陈英士被刺的噩耗，悲痛万分，送挽联致哀，并与孙中山等六十三人发起召开陈英士暨癸丑以后诸烈士追悼大会，追念先烈，励精图治。9月，俞寰澄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次年，段祺瑞政府召开新国会，废除“临时约法”。俞寰澄闻讯，愤然辞职，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不久，护法运动失败，俞寰澄离开广州回到上海，开始走上金融及创办实体事业的道路。

1918年，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参与孙中山、虞洽卿、盛丕华、张静江等人申请开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0年，自己创办恒大金号，被选为华商证券交易所理事；后又创办了新建证券所，专门经营金融业务，开创中国证券交易之始。

1936年，俞寰澄就任禁烟督察处副处长，举家从上海迁居汉口，期间曾购得今天武康县莫干山511号别墅。抗战爆发后迁徙广州、廉江，后避居香港。1941年12月，日寇攻占香港，俞又回到上海租界。为避免与敌伪打交道，俞深居简出，闭门谢客，留长须，念佛经，过上了几乎隐居般的生活。为了不与失节旧友来往，曾携眷到温州，又转到南田县（今浙江三门县）山乡躲避。抗战后期，他被聘为浙江省通志馆编纂，编辑整理200多卷地方文献。回到上海后，重新登记开设新建证券号。

抗战胜利后，俞寰澄当选为上海市商会监事，上海证券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其间，还出任江南造纸厂董事长、东南信托银行董事、招商局业务部负责人等职。

1946年1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的筹备活动。1948年5月，俞寰澄出任由黄炎培主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展望》杂志社社长，副社长为黄炎培、陈仁炳。山雨欲来风满楼。由于俞寰澄积极参与民主革命活动，行动受到监视。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俞寰澄与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一起离开上海赴香港，受到潘汉年、夏衍的热情接待。《展望》也终于在1949年3月被国民党政查封。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俞寰澄出现在邀请名单之中。继而，他转道天津赴北平，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欢迎和接待。5月初，俞寰澄接到参加第二批南下工作组的任务，在上海解放之日（5月27日）抵沪，参加了陈毅市长首次公开的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召集的工商界人士茶会，俞寰澄是十三位发言代表之一。8月，俞寰澄连署组建上海工商联，并作为工商界代表出席新政协会议，亲眼目睹了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刻。

俞寰澄先后在上海、北京工作。历任上海江南造纸公司董事长、首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一至三届代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首届中央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第二届中央常务委员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55年冬俞随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观察团回故乡视察，提出疏浚苕溪、治疗血吸虫病等建议。1967年9月29日病逝于北京。

莫永贞（1877-1928），字伯衡，安吉梅溪人。莫永贞祖上为宋嘉佑年间进士莫君陈。莫永贞幼年就以博学聪颖闻名乡里，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举人。民国初年，莫永贞先后出任浙江省临时议会议长、浙江省议会议长、自治法会议副主席、财政厅长及国宪起草会委员诸职，在民国初期浙江的政治舞台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甲午战败、八国联军侵华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危机，清政府开始明令派遣留学生，科举制的废除使得中国本土青年士人寻求新出路，邻国日本在交通、语言、经费上的优势使得负笈东瀛成为了莫永贞这样处于时代转折期的青年士人最好的选择，他在乡试时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日本论学堂，谓以东洋道德，西洋工技，合之始成，是其得力。西学只体育智育，而德育仍属之本国。中国伦理至粹，惟采西法，应与日同。然日能合并东西，陶镕一冶，非徒恃美，备之法度，尤在运用之精神。今学堂欲仿日制，应如何考镜，以握其要策……日本维新之初举国靡，然放弃伦理，号为欧化时代，赖井上馨、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诸志士，倡国粹主义，以保存之而后土，竟于艺兵、竟于武而国以富强，然则日人所以合并东西，陶镕一冶者，精神其本也，方法制度其末也。今将规仿日制以育我国民，盍考其立法之本末而完我中国之精神乎。”

莫永贞

彼时存有救亡图存焦虑的精英阶层，都急于通过日本这座桥梁，获取西方列强的先进经验，同时在根本观念上又抱有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折中处理办法。莫永贞190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七年多后毕业获法科进士，这在今天看来未免漫长，但是当我们回顾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日本的学生惨淡的大学录取率及毕业率时，就能明白莫永贞实属当时的精英一份子。在日期间，常与黄兴、宋教仁、徐锡麟诸先烈纵谈革命，后结识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

怀揣着救国图强梦想的莫永贞于1911年毕业回国，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中，大力宣传民主进步思想，促进青年的觉醒，传播日本近代的教育和军事思想，推动中国新式教育、军事的近代化发展。

1911年11月5日，浙江省光复，12月10日，浙江省临时议会召开，莫永贞被推选为议长，至1912年11月临时议会结束，期间共举行3次会议，临时议会在议长莫永贞的带领下，积极行使立法职能，对民国初期的浙江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孙中山在湖广会馆主持国民党成立大会，莫永贞出席并与阎锡山、褚辅成、于右任、马君武、等一起被推举为参议。

1913年2月18日，浙江省议会开幕，莫永贞当选为议长，成为浙江省第一届议会议长，兼管财政，领国民党浙江支部兼干部参议。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准备北上组阁的国民党元老宋教仁，莫永贞悲愤万分，公开表示愤慨。随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莫永贞等18名议员致函浙江都督朱瑞，敦促其反袁世凯，宣布浙江省独立，朱瑞却受袁世凯的命令对其进行查办，无奈之下，莫永贞逃离浙江，再次东渡日本，写下了爱国诗篇《去国》：

“回望神州落照中，欲将搔首问天公。早知世事成骑虎，空有心情学宰龙。春梦已随飞鸟尽，血花还向故山浓。知君余恨今多少，海水千年独到东。”

1915年莫永贞回国，与诸宗元同居于浙江督都朱瑞府中，数次苦劝朱瑞举兵反袁世凯无果。1916年4 月朱瑞被驱逐，浙江加入护国运动。同年莫永贞当选为省参议会议员，1917年5月至次年2月，任浙江财政厅长，后历任苏浙太湖水利局会办、渔业局总办、国宪起草会委员、浙江省自治法会议副主席等职。

任职期间，浙西诸郡每年要向北平运送60余万石米，称之为“漕运”，莫永贞以“其秕政害民”，决定改革以每石3元代征，造福于人民，得百姓称赞。任职10余年，兴利除弊，“守己容众，海内贤之”。1922年12月莫永贞在为《浙西水利议事年刊》序中写道：“所谓以一方之民谋一方之利益，历时十载，更迭数次，而同人等赓续任事，战战兢兢，弗敢失坠。”，可见其在任苏浙太湖水利局会办等职时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文人气息太重的莫永贞“性故高傲，不肯随人”在宦海中沉浮，备尝艰辛后淡出政坛，卸官居于沪上，闲暇之时以考辩金石、赋诗作画为娱。艺术大师吴昌硕对莫永贞很是赞赏。莫称吴为表叔，即是其后辈又是同乡，同时他也是吴昌硕亲族中当时从政最高的人，二人平时关系很好，之间多有诗文书画相和，特别是莫永贞寓居沪上多次参与吴昌硕等文人雅集活动。如今拍卖市场上也屡有莫永贞上款的吴昌硕书画，或是吴昌硕的信札等作品出现。

莫永贞在1928年十月三十一日卒于上海，享年52岁。逝世时，各界隆重哀悼，于右任等很多国民党要员都送有挽联。同年，其遗体由上海归葬于梅溪镇姚㘰村。

鲁迅的经典短篇小说《药》在以辛亥革命烈士、同盟会早期成员秋瑾为原型，讲述了为革命而牺牲却不为普通人民所理解的夏瑜，他以犀利的笔触洞察了辛亥革命自身的限制与困境，至今引人深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必然会流血牺牲，虽然孙中山本人对太平天国历史与军事有所研究，也曾尝试创办过青山军校，但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经历了数次武装起义的失败，革命党人是在实践中经历了血的教训才愈加明白组织对革命的意义。这并不意味着在革命胜利之前，那些刚毅而有血性的革命党人的血就白流了。

历史上的黄墨林（1890—1967）是个幸运儿，这位吴兴青年原本可能在教学岗位上奉献自己的一生，但他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火速奔赴前线，投身革命，参加了保卫汉口的战斗，并被湖北革命军政府任命为前线督战员。清军溃退后，调任革命军总指挥黄兴的卫队长。武汉保卫战结束后，他与黄兴等人一起去南京参加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盛典。回沪途中，黄兴为其改名为“首民”，意即参加武昌起义首义之民。但夹浦吴城人赵子猷（1868-1910）更像是现实中的夏瑜，赵壮年之时受五庙桥村周峰帆先生之聘，在鼎新镇（今丁甲桥）私塾任教。1910年与新塘钱家斗村民卢慎吾，经革命党人吕公望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回到长兴秘密发展会员。辛亥之年，武昌首义之后，赵子猷在长兴率先第一个剪掉了辫子；上海、杭州、湖州、南京等地相继光复后，清廷长兴知县仍顽固不化。1912年1月16日，赵子猷孤身赶赴县衙，对知县晓以大义，力劝其易帜投身革命。就在他满怀希望告辞转身而出时，遭知县阴枪，英勇牺牲。后来孙中山先生题写了“见义勇为”匾额一块，悬挂于赵家中堂。

历史与现实都足够凭借其复杂让后来者沉默，而正是无数革命者用鲜血书写的故事，让人深刻明白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中所作出回顾总结的分量：“英雄的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屈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展现了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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