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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新路径与大智慧

2022年12月10日，北京师范大学首届“数字全球化与全球治理20人论坛”暨《全球化研究（2022）》新书发布会在珠海成功举办并圆满落幕。本次论坛和发布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重大专项课题组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合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珠海校区党委书记韦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殿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研究》主编张志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郗卫东，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胡必亮莅临会议并发表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全国20多所高校和研究单位的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开幕式和新书发布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晓源教授主持。线下与会学者发言线上与会学者发言

一、开幕式暨新书发布会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珠海校区党委书记韦蔚书记首先发表致辞，韦书记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对论坛和新书发布会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韦蔚
接着韦书记高屋建瓴，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指出当今世界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是大势所趋，全球化不仅是人类发展的主流，而且是人类共同的未来，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为新的全球化注入源源不绝的生命力，是世界各国应当肩负起的时代任务。在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的基础上，韦书记倡导将本届论坛纳入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顺应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去，主张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将中国的全球化研究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并呼吁国内全球化研究领域的各位顶级专家、学者借助北京师范大学这一平台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敢为人先，为中国的全球化研究贡献集体的智慧、积累丰富的硕果。韦书记指出，全球化与文化发展研究院以薛晓源院长领衔主编的《全球化研究（2022）》集刊汇聚了国内外全球化研究领域顶尖学者的最新成果，由此，她由衷地期待该书的发布能为全球化研究开启新时代的大门、书写新时代的篇章、发出新时代的最强音。最后，韦书记着重引用《全球化研究（2022）》发刊词中的金句——“释放全球化的善意，发挥全球化的美德”，她相信这份寄寓“善意”和“美德”的《全球化研究（2022）》集刊的创办一定会成为研究院发展的新起点，必将逐步影响乃至引领世界的全球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研究》主编张志强致辞强调，当前全球化的发展正遭遇混沌期，中国开始成为全球化真正的担当者，而且势必会成为全球化升级版本的创造者，这是中国全球化责任之所在，是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之所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化发展之体现。他强调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开展的全球化，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创造，而是用基础设施增进不同区域、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社会之间互联互通的全球化，一种以世界人民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通过广泛的统一的基础建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经济和物质基础的全球化。中国在这一轮新科技革命中逐渐进入了领跑的无人区，而在数字基础建设方面中国更是走在世界的前列。如何利用好数字技术基础建设方面的优势，并将其发展为全面的数字全球的优势，而从根本上避免数字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悬浮全球化的各种问题。避免这种数字全球化配合着新自由主义的悬浮全球化成为瓦解人类真实世界交往基础的力量，这是中国发展全球数字化的一种责任所在。虽然任重道远，但他相信前途将一片光明。最后张志强先生希望本届论坛能够为中国的数字化全球化发展贡献出更多的真知灼见，也祝愿《全球化研究》成为集中探讨全球化问题的高端平台。
张志强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吴志成对全球治理的现状及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介绍。他认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赤字愈益加重。他将全球治理赤字的具体表现概括为全球治理成效弱化、治理成果分配不均、国家供给公共产品动能不足、全球治理机制陷入困境等，并指出其实质在于全球治理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他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正通过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和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着力加强全球治理能力建设，不断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他表示，现阶段国内外学者正在努力地探索和应答，这种学术使命和责任在呼唤更多的中国学者紧跟时代的步伐和脉动，坚持深化研究、创新研究，打造更多的全球化研究平台，推出更多自主性、集成性的研究成果，共同推进全球化研究的创新发展。吴志成
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郗卫东在发言中倡导学界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来开展数字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相关问题的研究。郗社长表示，近年来，新冠疫情全球肆虐、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对世界造成巨大影响，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不断扩大的数字经济对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数字全球化如何发展，全球治理如何创新，已成为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论述，阐述中国主张，提出中国方案，为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数字全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也需要学界围绕这些问题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期待与会学者通过深入研讨，产生积极成果。从今年开始，中央编译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共同推出《全球化研究》学术集刊，旨在整合双方优势，聚焦全球化发展最新态势，集中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为传播中国声音、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
郗卫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于殿利教授重点阐述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化和去全球化浪潮产生的原因及后果。他认为，全球化和去全球化都有着人性的基础，全球化是个人、组织、民族和国家，因互通有无、相互学习而导致的多样性向着统一性方向发展的结果，而去全球化则体现在由人的自我本性所产生的差异性而引发的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他强调新时代下全球化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的新问题，各个国家必须着眼于人类共同命运的角度和理念，才能确保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始终行驶在正确、有效的轨道上。最后，他肯定了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为此做出的努力，并再次对此《全球化研究》的新刊出版表示祝贺。

于殿利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胡必亮教授从资本固有的逐利属性和各国间资源差异的角度论证了经济全球化不但永远不可能“死去”，而且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只会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深入。胡教授在讲话开头以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建厂的事件引发当今世界全球化格局的变动为例，并引用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的著名论断“全球化几乎死去了，自由贸易也几乎死去了”引起大家思考：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全球化“死了”？胡教授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大家心目中固守着一种固定的全球化模式——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回顾以往历史，全球化并不是一来就是由美国主导的，比如我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就属于由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主导的另一种模式的全球化。由美国引领的全球化离我们远去，并不代表着全球化的远去。如今各种全球化浪潮正在风起云涌，中国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由“一带一路”战略所引领的全球化，中国正与全球将近150个国家一道掀起一股崭新的全球化发展浪潮。胡教授希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能聚合成一种力量，掀起一种新的全球化，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胡必亮

二、论坛演讲第一场

论坛演讲第一场由《国外社会科学》（2023年1月改刊为《世界社会科学》）副主编张静主持，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刘雪莲评议。
张静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晓源教授就数字全球化与新型全球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五个方面的分析：第一，数字全球化把全球化催逼成突然加速的社会。在数字化的推动下，全球化不再是顺着自然历史发展方向进行缓慢演化，而是往往会在一夜之间引发社会生产、事件（本有，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哲学术语）态势、社会交往、生产链、运输链、消费链等诸多社会层面的全面加速，令人应接不暇。第二，数字全球化把全球化催逼成高风险社会。全球生态风险、经济风险、大国竞争风险、数字风险、疾病风险几乎无处不在。第三，数字全球化把全球化催逼成高度透明的社会。无孔不在的摄像头、人脸识别、网络印记、人肉搜索、数据监控把人网格化、定位化，这使得法国哲学家福柯当年所说的无所不在的“全景观监控”变成现实。第四，数字全球化把全球化打扮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数字全球化是一体两面的双刃剑，我们既要看到它带给我们的好处，也要注意到它带给我们的挑战。第五，数字全球化呼吁一种关心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真实人性社会，而不是数据统治人的冰冷社会。薛教授最后指出，新型全球化应该是全新的全球化，应该是建立在一个人类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全球化。
薛晓源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结合各位学者的发言，详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字文明新形态。他指出，中国从最大工业制造国转型为最大数字化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其原因由以下几方面构成：首先，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大一统，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制度、体制、市场优势；同时，“人民至上”的思想使得中国人民与政府密切联系、相互信任；此外，中国采用了独立自主的“并联式”叠加发展模式。他认为，数字化时代，尤其在疫情背景下中国具有数字化转型的优势——疫情使得居家办公、远程办公很可能在将来成为一个新常态；二线城市的崛起、全球零工经济、政府权利的回归，都有利于中央集权和中国的数字化的转型；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的“新冷战”挑战，因此，中国要继续开拓“一带一路”市场，解决人类的信息壁垒和数字鸿沟。他强调，数字文明时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人类文明共同体时代则是我要通过你而成为我。数字文明时代更加呼吁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以资本的无序扩张和盲目的崇拜技术，更不能以单一的自以为是的方式来主导这种依附性的产业体系和全球化体系。所以，今天我们要强调美美与共与命运自主，只有命运自主才能够建立共同体，这就是数字文明时代由内而外的中国的逻辑、世俗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
王义桅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中外人文交流基地执行主任、国际关系学院王栋教授就数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战略竞争过程中的数字要素、数字理念及数字治理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和评价。王栋教授首先抛出问题：中美作为数字全球化中两大驱动力，美国在数字发展领域先发优势明显，中国在后起奋发中积累了扎实的数字实力。美国所定义的与中国竞争的关系，将在数字全球化进程得到突出体现。那么数字全球化的特征与影响是什么？数字全球化如何为中美战略竞争提供驱动，又如何拓展中美战略竞争的边界，随后他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在数字要素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数字企业表现突出。其中，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数字全球化发展的基础，数字经济是数字全球化时代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驱动力，也是最新的驱动力；数字人才，是国家发展数字竞争力的重要优势；另外，在数字全球化时代加强数字企业竞争力，加快企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进而推动数字化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最后，他强调在数字全球化进程中，中美应该迎着风浪共同前行，进行建设性、良性、规则性的竞争，这是中美作为两个世界大国应当承担的全球责任。
王栋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郭忠华围绕“整合与张力结构中的数字全球化”，结合当今社会全球化的现状，阐述了数字全球化的定义、特性、形成前提、体现路径及其影响作用。他指出，数字全球化作为“双刃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认为数字全球化虽然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和福利，但也有不少风险和隐患。因此，我们不能对数字全球化仅仅抱持盲目乐观的态度，而要正视其诸多阴暗面。他分析，数字全球化主要出现在技术层面，它不能取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等领域；同时，由于算法带来了乘数的效应，并随着放大优势或者放大不足使得裂痕或优势进一步加大，因而形成了马太效应。最后，郭教授以全球治理研究带来的新议题总结了此次发言：全球治理在典型的民族国家时代，是否有一种办法能够一方面让数字全球化的良性面得到最佳的发展，同时又能摒弃其阴暗面带来负面的因素？
郭忠华
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从近期智库二轨外交出发，分析了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来源、表现形式、未来趋势、应对政策及中国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全球化现已走到了新的路口，并随着新技术发展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而深度调整。他指出，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将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中外人文往来及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也更为凸显，尤其是在2022年CCG两度出访后近距离接触了美欧亚数百位学者、政要、媒体、智库负责人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人士。他结合当前各方关注的话题和形势分析：一方面，我们深切感受到人文交流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石和润滑剂，在国际局势紧张情况下可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正在成为世界和平稳定新的压舱石；另一方面，新技术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下的数字全球化势头强劲，加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也成为完善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到来的必要之举。
王辉耀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贞晔指出，当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人类对信息加工能力的发展，国际舞台上的数据竞争日益加剧。由于目前世界范围内缺乏统一完善的数据保护、流动和使用的统一规范，各国和主要国际组织从自身利益和观念立场出发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数据保护、流动和使用的标准。这些标准之间除了技术上的差异之外，还存在观念和利益立场上的矛盾与冲突，致使全球数字领域的治理陷入“数字秩序”状态。同时，世界各国繁杂的数据立法和数据本地化措施形成各种保护壁垒，再加上对数据流动采取的无差别监管严重影响了企业数据业务的正常经营和技术能力发挥；个人数据保护措施的相对模糊也增加了企业经营合规成本；主要大国政治性明显的审查和监管更是对企业维护合法权益构成了巨大风险。对此，刘教授分析了全球“数字失序”产生的影响和风险，并针对中国企业海外业务拓展和利益保护所面临的风险提出了应对方略。
刘贞晔
（评议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刘雪莲对薛晓源、王义桅、王栋、郭忠华、王辉耀、刘贞晔的演讲做了精彩的点评。刘雪莲认为薛晓源院长的演讲引领着数字全球化的潮流；而王义桅老师的演讲很好地提出了数字文明的一个中国逻辑；王栋老师是研究中美关系的大家，其关于中美两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需迎着风浪共同前行的愿景表示赞同；郭忠华老师基于风险结构的角度对数字全球化的理解给大家带来很多启示；王辉耀老师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人文交流是新的压舱石；刘贞晔老师的观点集中而深刻，其观点建立在全球失序的概念基础之上，并提出了全球失序的表现、风险以及应对策略。

三、论坛演讲第二场

论坛演讲第二场由《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副主编潘鹏主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陈建奇所长评议。
潘鹏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喻国明指出智能化传播的本质表现为社会不断升级的媒介化，而传播媒介正在经历着从物理介质到关系介质，再到算法介质的改变，他强调“元宇宙”即人类社会的深度媒介化，智能化传播视域下的时代标签与未来传播场景的基本特点可表现为四个时代：即微粒化时代，体验时代，游戏化时代，算法即媒介化的时代。具体说来，他的演讲是从传播和传媒发展的角度来看传播和传媒给社会带来哪些改变，反过来对传播学的学科重构提出哪些全新的要求。他认为当前整个社会已经全然由智能媒介所浸透，我们所作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智能媒介和算法在其中加以加持和保障。而所谓媒介化，社会的媒介化，千行百业的媒介化是指由智能化媒体对人类实践全域的渗透和作用所导致的社会方方面面和千行百业按照传播逻辑、传播机制重构的一种全新的变化。媒介形态也正发生着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个巨大的改变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物理介质的媒介向着关系媒介性质转变进而向着算法媒介的改变。从学术共同体认知的角度来说，媒介本质上就是一种中介桥梁，而这种中介桥梁就是对人的社会关系的连接、扩张和跨界。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的社会发展会被打上若干时代的标签，这个标签我们把它概括为四个时代的到来，即微粒化时代，体验时代，游戏化时代，算法即媒介化的时代。
喻国明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教授认为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范式有必要在本体论层面提出互动本体论，他主张从元宇宙带来的本体论思考出发，重新认识我们当下社会。但是吴冠军认为该范式仍存在问题，即该范式有必要在本体论层面提出互动本体论，以此弥补该范式在本体论层面上并未探讨互动的不足。他强调，在当前技术变化非常的时代里，或许我们可以引入更加激进的视角、更加颠覆的视角，用互动本体论来重构现代性的推进或者对现代性进行分析性的批判，它不仅仅只是认可主体性为前提，恰恰相反，没有彼此的互动，没有彼此互动性的关联，我们就不存在个体实体性的存在，所以有了互动才有我们的个体性的存在，所以互动先于存在，这是在本体论层面上一个全新的颠覆性的讨论；其次，吴冠军因势利导，进一步提出“元宇宙吸引人的根本原因在于互动”的观点，他认为元宇宙的世界符合互动的本体论，没有互动，就没有游戏的世界，有了互动，世界才存在。最后，吴冠军主张从元宇宙带来的本体论思考出发，重新认识我们当下的社会，他指出动态、互动、交往、合作和谐共存共享的语境，有利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与世界，这是我们当下准确地把握世界的本体论内核、把握现代文明形态及其智慧的基石。
吴冠军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正高级工程师胡良霖重点介绍了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数据伦理的重要成果，以及我国当前学界数字化转型、数据伦理等相关研究的现状，他期待我国学界可以深入推动数据伦理的研究和实践。他强调数据在全球数字化转型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数据是数字化转型的首要产物、媒介和再生动力源泉，数据在其全生存周期内的合规性采集、存储、加工、传播和利用是全社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接着胡良霖基于对当前数字化转型的国际现状的认识，重点介绍了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数据伦理的重要成果，以及我国当前学界数字化转型、数据伦理等相关研究的现状，然后结合自然科学领域科学活动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初步探讨了数据伦理框架和国际合作，力求为我国学界深入推动数据伦理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初步参考。最后，胡良霖提了两点建议：第一是要重视起来，大家齐心协力把工作往前推，因为伦理是数据资源利用在法律前面的一层保障；第二是要联合起来，包括跨学科、多角度度探讨，包括产学研用，要打破原来的隔离，因为数据是跨越所有行业的。最后，胡良霖认为今天的论坛是面向国际化的论坛，无论对于未来的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引领还是在某一个领域中的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数据伦理在其中都将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胡良霖
南京大学教授蓝江指出，在智能算法之下，我们需要在智能关联主义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人与非人的系统关系。蓝江首先以噪音与信息的关系解释了个体化的赋形与消散。如果信息和个体不具有绝对稳定性，那么随着系统变化，一旦个体丧失了让其赋形的形式，意味着在变革的形态或新的系统中，旧的个体不再具有可识别性和可理解性。于是信息的赋形变成了耗散，个体不再作为系统的个体而存在，而是重新沦为噪音。基于此，研究者需要在智能关联主义下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人类主体与人类主体的互动、人类主体与智能体之间的互动、非人行动元与非人行动元之间的互动和关联。当下，人工智能和人类关系的发展已经走出了人类与智能体是竞争、合作还是取代的简单的讨论。人通过数字化“自我”的作用形成个体化的信息，将自己变成与其他个体一样作用的行动元，而所有这些行动元共同构成了大数据时代下的新生命形式。在数字信息化的背景下，人作为一个个被高度编码和数字描绘的行动元，已经被整合到数字生态下的物体系之中。人类不能以噪音的形式存在，唯有将我们自己变成系统可读、可理解的信息，才能重新在这个数字化的世界里获得生命。蓝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王卷乐研究员结合总体分析和科学数据案例剖析后指出，数据是科技创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要素，开放数据将显著促进全球治理中的开放数据共享、行业数字转型、数据驱动科学发现，以及促进数字领域的人人平等，但其同时也面临着数据造假、隐私泄露、核心数据丢失以及数字网络空间安全等问题。开放数据的发展能够给社会、国家乃至全球带来低成本提高政府能力、提高公民参与度等诸多好处，数据治理和开放对于社会安全有着积极的作用和价值。与此同时，开放数据后全球治理也将面临数据治理的政策法规不健全、资源的管理与保护不力、大数据服务提供商和大数据专业人才短缺、个人隐私泄露等诸多挑战。针对以上现状，王卷乐建议面向全球治理进一步系统和深入分析开放数据的工具使用策略，建立开放数据对于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率先在优先领域开展开放数据社会治理的实践和示范。
王卷乐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教授陈建奇首先充分肯定了五位教授对全球化问题的深层次探讨。他指出，本场讨论从“理论和实践”及“哲学”两个层面分析了数字治理带来的影响；尤其是针对“哲学”层面，他以“元宇宙”为例分析了相关研究，强调了数字化带来的深层次变革在哲学层面的深刻体现。最后，陈教授总结了当前应对数字化变革需着眼于未来和现实两方面。

四、论坛演讲第三场

论坛演讲第三场由《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编审主持，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郭忠华进行学术评议。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胡必亮教授主要围绕“一带一路”与数字化的关系展开讨论。胡教授的发言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一带一路”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第二，新一轮全球化主要驱动力在于数字化；第三，结果就是“一带一路”建设应该聚焦数字化发展。胡必亮在发言中指出，资本固有的逐利属性和各国间资源的差异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永远不可能“死去”，数字技术的发展只会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深。胡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全球自工业革命以来共经历了三次全球化。第一轮是1750-1914年由英国主导的全球化。第二轮是1945-2011年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第三轮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引发的新一轮的全球化。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第三轮的新兴全球化航程已经开始扬帆启航了。中国正和将近150个国家戮力同心、共建共享，坚持建立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全球化，其最终目标是要超越以往单一国家主导全球化的模式，通过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胡教授还提到，鉴于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量是数字化，因此他主要从战略调整、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产业的数字化和数字治理六个方面为“一带一路”加强数字化建设献计献策。
胡必亮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宁着眼于数字人文，以《我们如何思维：数字媒体与当代技术创新》一书为例，分析了当前数字人文研究的前沿动态。他认为，在当今的人文学科研究中，一种新的范式即数字人文的兴起使得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发生了激烈的变革，但任何一种良好的愿望能否实现尚有待于我们实践的检验。尽管如此，数字人文已对我们人文学科教学和学术研究产生某种革命性影响，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新的学术范式以及阅读和研究方法的兴起。他认为，科学与人文并非总是呈对立状态，而在一个更高层次上，二者的相通之处已日益彰显出来，并且我们可以在这二者之间找到沟通和交流之处，最终使得科学与人文取得双赢。他分析，“数字人文”现阶段实际上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一些保守的人文学者仍对此有诸如“这一新的学科领域的建立是否会摈弃传统的人文精神和正常的人际交流”“它是否会导致人的进一步异化”等质疑，并试图通过坚守人文主义的立场来阻挡这一科学的或非人文主义的潮流。他强调，“数字人文”作为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的新范式，完全可以直面质疑，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一座可以沟通和对话的桥梁，使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服务于我们的人文学科教学、研究、出版以及成果的评价。
王宁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教授陈建奇从数字化与科技革命出发，围绕区块链和数字治理展开了论述。他指出，当前社会普遍认为数字化会引发一场对各个方面产生冲击的革命，这种革命所影响的广度跟深度前所未有，因此我们才借“革命”一词来说明当前全球治理可能会面临的巨大的挑战。陈教授结合“区域链”与“元宇宙”概念进一步对全球治理进行了探讨。他分析了区块链的缘起与现状；指出了目前对区块链和元宇宙的定义尚不明确，建设数字规则、数字标准等为时尚早。他强调，要从重机理、轻治理及重现实、轻理论两方面入手，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判断，为理论探索做准备。最后他表示，要真正分析全球治理跟数字化的问题，必须把握全球治理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即思考数字革命、科技革命之路究竟在何方。
陈建奇
刘雪莲围绕“数字全球化的价值与局限”，探讨了什么是数字全球化、数字全球化的价值以及数字全球化的局限性三个重要问题。刘教授将数字全球化定义为以数字为手段的全球化和以数字为本体的全球化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了界定和区分。她指出，数字全球化的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全球化的助力，如带来了全球新的互联互通、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等；二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如逐步实现精准化治理、支撑全球数字助力格局的差序化转变等。然而，数字全球化并没有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乃至加剧了全球治理方面的新矛盾。据此，刘雪莲提出今后的研究可以依据“巴斯德象限”来确立思维和立足点。刘雪莲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刘兴华副教授指出，跨国数字公司是数字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它们以高频率的技术革新引领数字全球化的浪潮，拥有依附性权力、市场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三种重要的权力。第一种从母国和所在国的政府那里获取依附性权力。跨国数字公司的对外投资及其带来的贸易收益、在所在国开展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其所引发的数字依存关系、全球数字竞争中跨国数字公司对母国技术地位和战略的重要节点意义，都使它们获取了特殊的政治性权力，这些权力依赖于国家授权、国民认同、技术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世界各地的国家治理需求与数字公司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对接，是数字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二种是市场性权力。数字全球化的演进中，跨国数字公司的产品开发和产业经营日益具有全球性，数字化的超越国界特性使这种全球扩张更为迅速。数字全球化受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全球拓展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打上数字公司政治经济野心的烙印。传统的经济形态不断转化为数字经济，新兴数字经济产业不断被挖掘。跨国数字公司所占据的全球市场份额成为它们影响全球市场价格和格局的重要权力来源。市场性权力诱发了数字公司寻求全球数字寡头的动机，数字全球化相比传统全球化而言，在较短的时间内缔造了多个数字巨无霸，是一种不断创造“市场等级制”的全球化。第三种是社会性权力。数字全球化意味着数据的全球流动，跨国数字公司掌握着海量的全球用户数据，获得了全球用户的忠诚度。因此它们能够将数据资源、用户资源转化为社会性权力，影响全球社交、全球舆论、全球认同和全球文化。这种巨大的社会性权力建构了数字全球化的社会互动场域。
刘兴华
（评议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郭忠华教授对胡必亮、王宁、陈建奇、刘雪莲、刘兴华的演讲做了系统而扼要的点评。胡必亮教授语言逻辑性强，并能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谈论一带一路与数字全球化的关系，其演讲极具深刻性；王宁教授的发言将人文学术与数字化相结合，具有专业性、跨学科性和前瞻性；陈建奇教授从区块链的角度看全球治理、数字治理，将学术研究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不乏深邃性和理性；刘雪莲教授从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做研究，并将其与数字信息化的发展相结合，演讲思路清晰而具有启发性；刘兴华教授从依附性权利、释放性权利和社会性权利三个角度讲述数字全球化的影响，视角独特而分析全面。
郭忠华

五、论坛演讲第四场

论坛演讲第四场由《江海学刊》主编赵涛编审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沈湘平进行学术评议。赵涛
北理工珠海学院荣誉学院执行院长，生态文明拓展中心主任杨富斌教授以“元宇宙与全球生态治理”为题，从元宇宙的定义、特征出发，阐述了元宇宙技术为全球生态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他认为，“元宇宙”技术横空出世，推动并标志着数字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以元宇宙为技术平台的数字全球化生发出诸多新特征，引起诸多新变化。他指出，“元宇宙”一方面映射现实世界而真实存在，一方面又通过虚拟增强的物理现实，呈现为一个具有收敛性、物理持久性、基于未来互联网的、具有连接感知和共享特征的3D虚拟空间。基于此，杨教授进一步分析，元宇宙世界作为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统一，与现实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发生相互作用，因此会为人类社会的生态治理带来诸多不确定风险，但其信息实时性、操作可模拟性、可实验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又能给生态治理带来低成本、低风险、远程遥感和控制性强等益处。因此，他强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利用元宇宙平台充分地发挥薛晓源院长倡导释放全球化的善意，发挥全球化的美德，使以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为价值指向的真正全球化能现实地造福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杨富斌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未来教育学院教授袁莉围绕“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教育全球治理”，为我们阐述了其发展趋势和具体对策。首先，她指出，当今时代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逆转，无论对于社会、国家、组织还是个人，明智的选择就是积极面对全球化、理解全球化和回应全球化，而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和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其次，她从各国应对教育数字化的措施出发，分析了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再者，她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论述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引发的全球教育数字变革。在此基础上，袁教授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教育全球化所带来的慕课的兴起和发展、大型科技公司和私人资本对教育的掌控这两大趋势，并结合数字教育全球化中出现如高等教育质化、高等教育商业化及不公、数据的商品化、人工智能教育殖民主义等问题和风险，详细地论述了数字教育全球化治理的具体对策和措施。最后，她强调，各方组织应通力合作，强化在人工智能教育中的数智驱动、人机协同教育、网络与数据安全、5G应用、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新技术的创新、实施、伦理等诸多方面，共同制定智能教育发展的国际准则，以推动人类教育的可持续、公平与健康发展目标的实现。
袁莉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杨娜教授强调数字技术方略是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关键要素，并指出欧盟数字技术方略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及其启示是需要学界给予更多关注的重要研究方向。杨教授强调，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由主导国家引领技术变革，这些率先掌握新技术的国家经济增速实现快速飞跃，进而在国家安全层面也占据主动地位，因此在当今这个技术政治的时代，数字技术已然成为国家参与权力竞争的政策工具以及实现国家外对政策目标的重要方略。与此同时，各国对数字技术展开了激烈争夺，大家都想利用好数字技术改变各自的国际地位，数字权力本身因而也就成为了一种国家权力。因而，数字技术方略既是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关键要素，又是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构成。对欧盟而言，数字技术对整个共同体发展更是十分重要。欧盟采取了构建“数字主权”、出台制度法规并实施监管以及增强自身素质技术能力的数字技术方略。杨娜教授尝试在研究中构建出数字技术方略的实施路径，并表示欧盟数字技术方略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及其启示是需要思考的重要方向。
杨娜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大卫·巴拓识从赫尔曼·黑塞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著作《玻璃球游戏》一书中所描述的未来社会引出了对人工智能领域中的最新进展的讨论。《玻璃球游戏》所呈现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是一个精英社会，在其中精英们参与到了一个被称为玻璃球游戏的集科学与艺术于一体的系统中。大卫将“玻璃球游戏”与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等人工智能领域中的最新进展相关联，并探讨了全球性的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全球性的文化记忆如何在这一基础上成为可能。
大卫·巴拓识
暨南大学数字创新与公共传播研究中心研究院赵罗希研究员强调，只有加强国家、社会、企业的多方协同，提升中国企业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才能更好参与全球治理、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做出更多贡献。赵罗希首先介绍了数字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在中美激烈竞争和全球化遭遇严峻挑战背景下，不同行为主体就全球治理往往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数字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浪潮，数字科技企业的国际经营所产生的“数字影响力”，将其带入全球治理的场域。他认为，在此背景下，数字科技企业的能力既展现出服务消费的一面，也表现出服务生产的一面，在推动科技创新、传统行业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等领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发展动能。近年来，国内的华为、腾讯等中国数字科技龙头企业，在国内层面，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与产业应用，加强同制造业联动的“数实融合”；在国际层面，通过提供更普惠服务，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缩小数字鸿沟、促进双碳计划等。这些数字科技企业的作用与职能愈发从服务属性向战略属性延伸拓展，成为了国家的战略型企业。但与此同时，中国数字科技企业面临着美西方国家政策打压、企业激烈内外竞争、海外社会环境复杂等系列挑战。他指出，只有加强国家、社会、企业多方协同，提升中国企业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才能更好参与全球治理，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做更多贡献。
赵罗希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余明锋的报告从德国思想家韩炳哲的数字时代化出发，对数字时代的社会病理学做出初步探索，并主要谈论两个问题：一是数字人的诞生，二是数据主义的迷雾。具体来说，余明锋教授对数字人进行了详细诠释：第一，数字人并非一个新潮的概念，数字人和电子人之间存在承接关系，二者区别在于电子人是过量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互联网上的数字人拥有电子人所没有的主体性，他们不再仅仅倾听，而是要点赞转发，主动表达，自我塑造、自我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数字人又是自媒体人。第二，数字人看似非常活跃，但有一个基本特征是匿名化；第三，与这种表面上广泛而爆裂的主体性不同，数字人缺乏真正的行动力；第四，数字人的崛起并不意味着毫无政治学的意义，恰恰相反，数字人给真正有建设性的政治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第五，数字人注定远离现实。我们意识到自己在数字时代正在经历一场主体化，再主体化，再一次的重新编程。余明锋认为我们仍然没有丧失生活中的主体性，可这种主体性正在加速让位于另一种名为数字人的主体性，尤其在当下青少年教育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种主体性的交织以及数字人的主体性反过来影响它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主体化的机制。这是我们通过韩炳哲的数字时代论提出的重要哲学问题。
余明锋
（评议人）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沈湘平对杨富斌、袁莉、杨娜、大卫·巴拓识、赵罗希、余明锋的演讲做了深入而全面的点评。杨富斌教授的演讲将元宇宙和全球生态治理的研究相结合，系统深入而富有独特价值；袁莉老师从数字教育全球治理的角度，聚焦数字全球化对教育的影响，凸显了未来教育家专家的专业素养；杨娜教授从政策工具的角度系统阐述数字技术的方略和实施路径，关注点尤为可贵；巴拓识先生提出用数字化去构建全球文化整合新模式的畅想，极具启发性；赵罗希研究员从企业的角度阐述数字科技企业在数字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担当的角色问题，这让在场嘉宾备受鼓舞；余明锋副教授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分析数字时代的思想，充满哲理而引人深思。
沈湘平

六、大会总结

最后，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晓源教授以“智慧碰撞，思想盛宴”八个字对本次论坛及新书发布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来自全国各地20多所高校和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今日齐聚一堂，围绕“数字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这一核心议题，分别从数字全球化与新型全球化、数字全球化的逻辑、数字全球化的价值与局限、区域链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元宇宙与深度媒介化、数字全球化与国际竞争、数字全球化对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数字全球化与文化的互动、数字科技企业的国际经营与全球治理、数字化时代的社会病理学等方面进行探讨，从 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文学等专业的角度纷纷表达出推动数字全球化研究的强烈愿望，普遍认为数字全球化虽然带给我们诸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总是多于挑战。他肯定了与会学者对数字全球化的现实问题进行的多维度分析，指出各位专家学者会聚线下线上，对数字全球化直面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聚焦和深层次的解读，呈现出数字全球化研究在当下中国最前沿的学术成果。他表示，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将再接再厉、开拓创新，八方聚集世界一流学者，积极推动论坛的持续举办，不断为数字全球化的发展注入崭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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