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 | 文明兴衰的行为逻辑——“文明批评史”的视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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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兴衰的行为逻辑
——“文明批评史”的视角
陈忠｜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7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营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离不开对文明本质、文明兴衰的把握。历史中“最惹人注目的，不是平稳的进步，而是兴亡盛衰的故事”。反思文明史，兴衰是文明的常态。以四大文明古国为例，只有中华文明延绵至今保持了连续性，其他三大文明都曾经中断，但即使是中华文明，也是跌宕起伏，经历了兴衰变迁。
帕特农神庙
文明兴衰历来是思想者关注的重点问题。黑格尔认为，文明兴衰由绝对理念决定，当绝对理念同一个文明体合一时，这个文明体便会兴盛，反之，当绝对理念离开时，这个文明体便会走向衰落。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推动着社会变迁、文明演变。斯宾格勒认为，文明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任何一种文明，都有一个出生、成长、壮大、衰亡的过程。当代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学诸多领域的学者更是从不同角度对文明兴衰进行了思考，对自然环境变迁与文明兴衰、战争疾病与文明兴衰、制度变迁与文明兴衰、技术革新与文明兴衰、文化精神与文明兴衰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笔者认为，文明兴衰是一个多因素、多变量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其中，人们的行为是影响文明兴衰的枢纽性因素。历史由人创造，文明是人们在复杂环境中的行为过程与行为结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文化传统的变化都能传承、延续，靠的是创始人和继承人等有意识的行为和深思熟虑的选择。”厘清文明与行为的关系，把握影响文明变迁的原型行为，对深化文明探源、文明互鉴、文明新形态等研究具有基础意义。本文对文明兴衰进行“行为哲学与文明批评史”反思，并重点反思文明兴衰中的涂层陷阱。
文明兴衰的行为本质
探索文明兴衰的原因是当代学术界的跨学科热点。在《文明》的作者、历史学家弗格森看来，现代西方之所以走向兴盛，原因在于西方找到并实施了六大“撒手锏”：竞争、科学革命、法治与代议制政府、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工作伦理。“西方之所以能在1500年后崛起并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要归因于一系列的体制革新，我将之称为‘撒手锏’。”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医学生理学教授戴蒙德看来，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的差异是导致不同区域文明存在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不同社会之所以在不同大陆得到不同发展，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只有在能够积累粮食盈余的稠密定居人群中，也就是依赖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现的农业崛起作为粮食来源的人群中，才有可能诞生先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和其他复杂社会特征。然而，对于农业崛起至关重要的可驯化野生动植物物种在各个大陆的分布却极为不均。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只集中在全球9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地区也因而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这些地方的原住民由此获得了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先机。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和基因，随同他们的牲口作物技术和书写体系，成了古代和现代世界的主宰。”在《规模》的作者、理论物理学家韦斯特看来，规模是决定生命、企业、城市、文明变迁的根本因素。“规模和规模缩放是高度复杂、不断进化的系统的通用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企业、城市、国家都是一种复杂生命体，生命体不会以线性的方式变化，而是存在同规模大小密切相关的亚线性或超线性现象，也就是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现象。比如“公司的增长和死亡曲线与生物体的生长和死亡曲线近似也就不足为奇了。二者都显示出了系统性亚线性规模缩放、规模经济、受限生长有限寿命的特点”。“总的说来，复杂系统的普遍特点是整体大于其组成部分的简单线性总和，而且整体通常也与其他组成部分存在极大的不同。”只有找到、形成合适的规模，才可能使企业、城市、文明体的生命时间延长、生命质量提升。
西班牙殖民者凭借枪炮、病菌与钢铁征服印加帝国
油画-西班牙总督皮萨罗俘虏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
探索文明兴衰是世界文明史研究者的重要工作。二战以后，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不同区域之文明的多样性、多元性、差异性日益为人们所认知、确认，文化人类学、世界文明史等以多样、比较为价值与方法底蕴的研究成为显学。中外诸多学者对世界文明、区域文明的变迁进行了研究。从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本特利等的世界文明史著作，及苏秉琦、严文明等的中华文明史著作，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生态、战争、疾病、市场、技术等各类原因，世界文明、区域文明在总体上呈现一种此起彼伏的涟漪式格局。比如，从古代苏美尔文明所在的两河流域向古希腊罗马文明所在的地中海区域、亚平宁半岛，再向葡萄牙、西班牙所在的伊比里亚半岛，英国所在的大不列颠岛，向美国所在的北美转换，西方文明的主角不断变化，总体上呈现出一个从东向西、水波式转换的过程。再比如，中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区域，由于生态变化、战争影响、生产力变迁等原因，也存在一个由北向南、由西向东，文明核心区域逐渐转换的现象。可以说，由于各类原因，没有哪个文明体、文明区域能够长久占有世界文明或区域文明主角的位置，往往呈现出一个不同区域此消彼长、轮动发展、交替领先的格局。这种转换，也就是文明兴衰的转换。对其原因，人们进行了诸多反思，对造成此转换的自然原因、技术原因、制度原因、文化原因等进行了探索。总体观之，很少有学者会注重单一原因，人们更为强调多因素论，比如，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思、本特利、斯特恩斯、布利特等世界文明史专家，及我国的文明史、考古学家，都对影响文明的众多因素、原因进行了阐述。
但问题在于，应该如何定位造成文明兴衰的根本原因？探古是为了推今，探索历史上文明兴衰的原因，根本目的是探索可落地、可实行的推动今天文明发展的策略，是为了减少文明兴衰的代价与振荡，形成更为合理的文明发展格局，使更多人可以更为均等地参与文明发展、共享文明成果。文明在根本上是人的创造物，文明成果由人的行为生成，文明问题也生成于人的行为。虽然自然气候、地理条件等的变化会根本性地影响文明的命运，但是它们只是文明存在、文明变迁的语境性因素、条件性因素。没有好的环境，文明无法生成，但即使有了合理的环境，如果没有人的自觉行为，文明也不会自动生成、自动发展。当一个地区的环境不适合生产生活时，人们可能选择向更为适宜的环境迁徙、流动，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文明迁徙其重要原因正是人们希望寻找、进入新的更为适宜的环境。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组织方式、认识能力等的进步，环境保护、环境再造能力不断提升，人们日益有能力对所处环境进行更为合理的开发、修复、再造，调适文明发展方式，形成更为合理的制度、机制、组织方式，以形成人与自然相互支持、持续共生的格局。战争、技术、市场、制度、组织、文化等当然是影响文明兴衰的重要原因，但它们的本质都是人的行为，一种有组织的人类行为，生成于人的行为，并通过人的行为产生作用。不影响人的行为、不能诉诸人的行为的所谓战争、制度、组织、文化具有抽象性，往往只停留在思维层面，而不会对文明产生真实的影响。马克思说，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通过行为，如何改变世界呢？探寻文明兴衰需要一种行为研究、行为哲学的视角。
哈萨克族转场迁徙
文明的成就，源于人的合理行为，其本质是人的行为的合理化；文明的问题，也根源于人的行为，是人们不合理行为的后果，其本质是人的行为的不合理化；行为是生成文明的根本，也是理解、检验、形成文明兴衰的根本。这里，需要区别实践与行为这两个范畴。一般而言，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将实践理解为一种道德化、具有美德底蕴的行为，可以说，实践是指行为中比较优秀的部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比古希腊哲学中的实践概念更为宽泛，包括了物质生产活动等更为世俗的内容，但也基本是指正向、有价值和意义的行动。本人所使用的行为，则更为广义，包括有正向价值的行为，也包括有负面价值的行为，是指人的对象化的感性活动、社会化的感性活动，一种具有正确或错误的观念的社会化的人所进行的对他人、事件等有正向、负向等综合影响的行为。马克思哲学不仅是一种实践哲学，更是一种行为与行动哲学。当马克思反对抽象的哲学研究时，其本质是倡导一种更为全面的行为与行动哲学，倡导改变世界，倡导对人们改变世界的行为进行更为全面的反思，既包括对正向行为的确认，也包括对负面行为的反省。马克思并没有主张相对狭义、只包括正面向行为的实践哲学。在1980、1990年代的语境下，主张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哲学有其巨大的思想解放意义，对反对哲学的抽象化、反对从固化思维出发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有重要意义。但在今天的语境下，在人的行为的重要性与两面性都日益重要的情况下，显然需要在坚持实践哲学的基础上，更为注重马克思哲学中行为哲学、行动哲学的意蕴。对文明兴衰而言，可以说，文明之兴源于人的正向行为，或者说源于人的实践；文明之衰则源于人的不合理行为、负面行为。在正向与负向的统一中，行为是理解文明兴衰的重要维度、核心维度。
柯林武德主张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他们持有这些似乎反常识主张的根本，在于他们是从行为、行动出发理解历史的。历史是由有思维、意识的人创造的，人在从事行为活动、进行创造时总是具有意识的，或者正确的思想，或者错误的思想，但总归是有意识的，所以才会有一切历史是思想史的说法。这种历史不一定是正确的、合理的，思想、行为、历史都有可能是不合理的。一切历史都是由活生生的人通过当下的行为生成、创造的，过去时的历史由过去的鲜活的人通过行为生成，当下时的历史由当下的人通过行为生成，未来时的历史由未来的人通过行为生成，所以才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当然，作为当代史的历史，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也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是需要反思反省的。把握历史的行为本质、历史哲学的行为哲学本质，对理解诸多历史问题、历史思想有基础意义。对文明史、文明兴衰研究而言，引入行为哲学，对于澄清诸多文明问题、文明思想的生成、争论也具有重要意义。行为逻辑、行动逻辑是文明生成、转换、兴衰的深层逻辑，推进文明、文明兴衰研究，需要更为具体的行为研究、行为哲学研究。
文明兴衰的行为结构
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器物、制度、社会、精神等成果的总称。杜兰特认为：“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含了四大因素，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马克垚认为：“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与精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史也就是世界通史。”不论人们更为注重器物、制度，或社会、精神，这些文明内容都是由人所创造的，都离不开人的行为，尤其是社会化的感性行为。这里，理解文明的关键不仅在于指认文明由人的社会化感性行为所生成，更在于确认生成、创制文明的行为的具体行为，否则，所谓的文明的行为本质仍将是抽象的。
文明的内容与形式多种多样并不断推新，这从人们使用的文明概念可见一斑。既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也有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以及乡村文明、城市文明。可以说，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文明的内容与形式不断增多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人的行为内容与行为方式不断增多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分工的细化、文明的多样化、行为的多样化，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也是相互激发、相互促进的过程。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文明不断进步，分工日益细化，人的行为也日益精细化、多样化。但这是否意味着分工、行为、文明的分化、多样化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日益走向没有共性的过程？
部落中分工明确
反思文明史，一方面，行为与文明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或者说行为与文明的样式不断多样化，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客观趋势；另一方面，行为与文明在具有多样性的同时，又具有共同性，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从史前的新石器时代到现代的数字化时代，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社会运行与组织的基本规律、人的机体与精神的基本规律、人的需要的总体结构等，没有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基本保持稳定。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文明与行为多样性背后的共同性。对文明研究的行为维度、行为哲学维度而言，既要把握文明与行为的多样性，又要把握文明与行为的共同性。确认海量人类行为中的基本行为，把握文明生成、转换中的基本行为，这对于文明兴衰、探源等研究具有基础意义。
生成多样文明的行为主要有三类，即打磨（剥离）、涂层（覆盖）和编织（交织）。正是这三类行为，构成了无限多样的文明现象。这三类行为是生成文明的原型行为，也是理解文明共同性、多样性的深层机理、变迁逻辑的重要线索。
不同国度与区域的研究者，会对人们进入文明期、划分文明阶段的标志物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以生产工具进行划分，如石器、铜器、铁器；有的主张用生活用具、礼用器具划分，如陶器、玉器、青铜器；有的主张用组织方式，如母权、父权、神权、民权；有的主张以人们所使用的能源划分，如体力、木材、煤炭、燃油、核能；有的主张以记录与传播工具划分，比如结绳记事、象型文字、符号文字、泥板书、纸张。可以看到，虽然不同地域的研究者主张不同，他往往从自身角度出发确立与论证某种主张并主张某种标志物，但一般而言，学界主要是将文字与语言、建筑与城市、器物与工具、国家与宗教作为一个地域是否进入文明期的重要标志。
新石器时代彩陶
良渚文化玉琮
兽面纹鼎
“抓住历史的某一方面钻牛角尖是于事无补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文明不是一个单纯的标志物现象，比如，只有石器或陶器、玉器、铜器、铁器，而没有其他器物，以及制度、组织、心理、精神、文化等。任何文明都是具体文明体的文明，都是一种综合性现象、综合性存在。从创造过程看，人们在创造某类文明物，如制作石器、陶器时，往往并不具有单一的目的，人们需要以既有的组织、制度、心性等为条件，同时，在制作石器、陶器的过程中，生产、再生产了整个文明，再生产了制度、组织、文化。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独立的、分裂的制度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器物文明，而是只存在一种生产与再生产文明的行为。社会分工、社会角色的多样化当然需要人们行为的分工、分化、专业化，但这种专业化、分工化的行为，比如进行秩序营建，也必然涉及和影响精神、器物。任何一种人类活动都具有复合性。其直接特点都是体力与脑力的同时付出，都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只是对象化的具体对象、具体目的不同。制度文明的本质是特定的主体通过体力与脑力付出，通过作用于人与物，生成、维护社会的秩序；精神文明的本质是特定主体通过体力与脑力付出，通过作用于人与物，生成、维护知识；生态文明的本质是特定主体通过体力与脑力付出，通过作用于人与物，生成、维护环境；社会文明的本质是特定主体通过体力与脑力付出，通过作用于人与物，生成、维护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独立的精神、制度、生态、社会等活动，而只存在人类行为，只存在人们体力与脑力的付出，只存在感性对象化的人类活动、社会化的人的行为行动。只是出于不同的目的，人们将人类行为分类为器物、制度、精神活动，或分类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活动。从另一个角度看，并不存在单纯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而只存在人们侧重点不同的统一的人的类行动。政治、经济、文化等从来都是一个一体化的过程。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或其他分类的文明，比如数字文明、城市文明等，在本质上都需要涉及三种行为，即打磨、涂层、编织。阅读考古学资料可以发现，自新石器时代，打磨、涂层、编织，就是人类创制文明的重要行为。打磨，也就是对对象进行敲打、刻磨，通过减少对象、给对象做减法生成、创制新对象，比如制作各类石器、玉器、骨器。涂层，是用覆盖的方式、通过给对象做加法生成新对象，以达到特定效果与目的，比如人们用衣物遮盖身体，用颜色涂抹身体、岩洞、陶器，用泥巴涂抹墙壁。编织，是将不同的对象有规则地交错在一起生成新对象，如用草、藤条、毛发等编织衣物，把石器与木棍结在一起制作新工具。
原始人缝制衣服想象图
在反思的意义上，正是这三种行为，生成了史前文明。或者说，正是因为人们通过摸索逐渐掌握、发展、推新这三种行为，使文明得以生成并不断推进。比如，器物文明，当然涉及这三种行为，只是其对象主要是客观的物。制度文明也涉及这三种行为，只是其对象主要是人的身体与精神。制度文明的本质是生产秩序，而生产秩序无非有三种行为策略。其一，打磨，也就是敲打、约束、减少人们的某种行为；其二，涂层，也就是向人类灌输某种观念，让平常物具有非凡的意义；其三，编织，也就是把人们组织成不同的集合。精神、生态等文明，主要行为策略也是这三类。最近数十年突现的数字文明也是如此，只是涉及的对象更为复杂。数字文明也是打磨、涂层、编织的产物，可以预见，在未来，极为可能产生新的样式的文明，但其涉及的基本行为，也极为可能是打磨、涂层、编织，只是其对象与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从这个维度看，无论人类文明的具体样态与形式如何发展，其根本内核都没有变化。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原初性地发现了打磨、涂层、编织这三类行为，并通过这类行为的合理配合不断创新，加速地生产出新的文明。把握了这三类行为，也就把握了文明的行为密码，找到了理解文明多样性、共同性的钥匙。
在文明样态、文明的定语不断创新的今天，尤其需要有对文明的行为、行为哲学的自觉。文明再简单、再原始，也不会只有一种行为。文明再复杂、再多样，其根本生成路径也是人们的行为，是打磨、涂层、编织三种行为的对象化。从史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今天的数字文明，打磨、涂层、编织有一个由实到虚、由简单到多样的转换过程。虽然，打磨、涂层、编织的样态与形式不断更新，但其基本内涵基本保持一致：打磨是削减、涂层是覆盖、编织是整合。理解文明的关键在于把握行为逻辑，而把握行为逻辑的关键在于找到生成文明的基本行为，并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打磨、涂层、编织三种行为的不断更新、转换也就是文明的变迁，其转换的结构合理，也就是文明的合理化，在变迁中保持合理，也就是文明的兴盛。当这三种行为偏离正确的目标、开始结构失衡时，也就是文明出现问题的开始、走向衰落的开始。
文明兴衰的行为机理
文明是人的能动性造物，人的能动性通过行为得以实现，文明通过、因为人的行为而生成、转换、更新、衰落。反思历史，所谓文明兴衰，主要有这样几层含义：其一，从文明的主体看，文明兴衰指世界文明的总体状态的变迁，或者某种具体文明体的存在状态；其二，从文明的具体构成看，文明兴衰指城市、技术、制度、文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状态；其三，从文明的创造主体与服务看，文明兴衰指文明的具体内容与构成是否有利于人的安全、生活、发展。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认为，评判文明兴衰最根本的标准是看文明的内容、构成的变迁状态，及其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存、生活、发展。一方面，人是文明的创造者，另一方面，文明的状态也会影响人的创造，这两个方面统一于人的行为，文明、文化通过人的行为得以传承、变迁。人通过打磨、涂层、编织等行为创造文明，但也受其影响。当这种具体的互动是良性的，人的行为是合理时，文明及人自身都得以进步，走向兴盛；反之，当这种互动走向非良性，人的行为走向不合理时，文明及人自身则会走向衰落。
从行为视角看，造成文明出现问题、走向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行为的目的未得到有效厘清。文明是人的行为创造，文明也应该以经过反思、规范的人性为目的。但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在现实的文明变迁过程中，不同层面的主体往往会受制于最直接、即时性的生存、安全、财富、尊严、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而不会过多考虑甚至不会去考虑更为长远、更大范围、更为根本的目的。文明史本身就是一部摸索、试错的历史，我们不可能具有先天性、超验性的文明反思能力、文明综合判断能力，对文明是什么也不具有先天、超验性的知识，无法根据完善、完美的文明图景进行文明营建。在具体的历史过程、行为过程中，经过不断试错，人们逐渐认识到行为存在合理性、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问题，只有符合规律、理性、目的的行为才可能持续、长久，符合规律、理性、目的的文明才是可持续的文明。通过人的行为进行的文明创造需要以人为目的，也需要符合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本身的运行规律，只有这样，所谓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的文明。现实的文明营建中，由于竞争、境遇等原因，人们的行为往往会以自我为中心，以少数人为中心，而不去综合考虑自然、环境、他人等变量，不考虑长远的后果。行为的即时目的与长远目的、局部目的与整体目的存在冲突，是导致文明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行为的演进、创新被制约、压抑。反思文明史，文明之所以不断进步，根本原因是人们在适宜的环境中生成、选择了适当的行为方式，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人的需要进行行为调适。这种行为调适既包括生成新的行为，也包括更新已有行为；既包括传承、发展自身群落的行为，也包括学习、借鉴其他群落的行为。虽然与文明相关的核心行为、原型主要有打磨、涂层、编织三类，但这不意味着这三类行为永不变化。不管是打磨、涂层、编织，还是三种行为的复合、组合，都有一个不断变化、推进的过程。以人们所掌握的行为为例，史前文明时，一个人可以兼备打磨、涂层、编织技能；农耕文明时，一个人可能只能掌握打磨、涂层、编织中的一种，甚至打磨、涂层、编织自身类型中的一种；工业文明时，一个人则可能只能掌握打磨、涂层、编织中更为局部的部分；当代信息文明时代，人们更是只能、只需要掌握不断裂变的专业行为中的一个小类，就可能安身立命。可以说，行为能否不断专业化、精细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文明主体的兴衰。当一个文明体因为体制、文化、战争等各类原因无法推进人们行为的进一步专业化、精细化，就会进入停滞甚至衰落的状态，失去多元文明主体格局中的比较优势。行为的分化和创新被压抑、压制从而失去动力，这是导致文明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工业革命时期分工进一步专业化、精细化
其三，不同行为间的融通、互鉴出现了失调、隔断。文明发展的实在论内容是不断再生产新的器物、制度、文化，其行为论内容不仅来自打磨、涂层、编织等行为的不断分化、裂变、专业化、精细化，也来自打磨、涂层、编织等行为的相互通融、借鉴、组合、交汇。可以说，没有不同行为间的相互融通，就没有文明的发展，但在利益分化、观念固化、体制僵化等条件下，不同类型的行为间以及作为不同类型行为的组织化载体的不同领域、部门、区域间的交流、借鉴、互通往往被阻断，这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文明的发展。这一点正如柴尔德对传统与创新的分析，在他看来，人类通过自身的行为创造了自身，创造了文明，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传统，也就是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的稳定对于文明的再生产、延续具有重要意义。但行为方式的成熟也有惰性的一面，会形成一种保守主义、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成为阻遏进步与创新的力量。比如，“人类创造的迷信与他想象的虚幻世界，也许对他们安于现状和承受生活是必需的。然而，求助巫术和宗教承诺的空洞希望和虚幻捷径，却一再地阻碍了人类以理解来控制‘自然’的艰难之路”。反思文明史，诸多文明体之所以走向衰落，重要原因正在于其过于成功、成熟，以至于不能面对变化了的世界与环境，不能进行行为的更新、创新。行为层面的故步自封，是导致文明衰落的重要实在论原因。
综合而言，现代性语境下，左右文明兴衰、导致文明衰落的一个结构性原因是行为的涂层化。一方面，涂层这种行为已呈现出深刻的异化性，从起源看，涂层原来是一种功能性行为，或增加对象的强度，或美化对象的外观，但现代市场社会、利益社会语境下，随着利益博弈、综合竞争的加剧，涂层成为人们谋取短期利益、短期成功的手段，成为一种可能脱离功能、实在、结构、内容的形式主义行为；另一方面，打磨、编织这两种行为也走向了涂层化，成为服务于涂层，以营建短期、即时美好形象、外观为目的的行为。从起源看，编织、打磨，也是一种功能性行为，其目的在于为人们营建更为安全、美好的器物、制度、文化等。但在现代性语境下，编织、打磨都走向了涂层化。在生产产品、空间等器物时，在治理社会关系与公共事务时，在引导与规范社会意识与情感时，编织、打磨都更为关注外部效果、即时效果，而不是长期、整体的效果，更为关注如何为自身或集团谋取利益、地位、声誉等，而不是为公众谋求更大的福利。其结果是涂层在行为结构中的轴心化，也就是说，表面多样的行为在本质上却失去了多样性，所有行为都成为涂层的附庸，成为以涂层为目的的行为。涂层本身以及打磨、编织的涂层化，是导致文明衰落的行为结构学原因。
当然，人的行为走向涂层化、涂层成为中心性的行为，这些都有着深刻的制度、机制、时代精神等原因，同市场体制的深入人心有关，同竞争体制的加剧有关，同人们追求即时、现世的效果有关。而行为一旦走向涂层并流行，会加深体制、机制、心理的涂层化，使其成为一种以涂层为目的的体制、机制、心理。也就是说，一方面，已有体制、心理中存在的问题，是涂层走向异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涂层也为机制、体制的表面化、涂层化提供了感性对象、感性效果。两个方面互相推动，可能会培育出一个涂层化的世界，一个人们习惯于、麻木于涂层的世界，一个人们在涂层化的机制、体制、世界面前的无助、无力、无感、无反思的世界，一个表面繁华繁荣实则充满危机与风险的涂层世界。比如，现代建筑中使用的在外立墙壁挂石材的工艺就是一种风险度极高的涂层化建筑手法，但人们却往往沉浸于这类建筑的表面壮观，而忘却了其风险。
这里，认识涂层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把握涂层化世界生成的行为机理，把握涂层行为与体制机制的涂层化如何从偶然性的相互生成，演变为常态性、人们不可左右的相互催生关系；二是把握涂层化世界的深刻行为学总体后果。虽然，人们的行为日益专业化、精细化、科技化、智能化，但这种专业化如果缺少合理性、伦理自觉，走向涂层化，就会成为有害于文明的行为，使文明走向反文明。这种机制正如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悖论的揭示，一方面是分工日益细化、局部日益有序，另一方面是整体深层混乱、危机四伏。涂层行为与文明演进的关系也是如此，一方面，涂层日益精细、专业，另一方面，涂层却日益失去整体的目的，成为损害整体的行为。涂层的行为化与行为的涂层化相互认证、相互生产，并绑架、浸入整体时代精神，这是导致文明衰败、衰落的机制、机理性原因。
文明兴衰的行为调适
文明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行为－环境－制度－主体”构成文明体运行的生态链。这个生态链有可能是高水平、高质量的，也有可能是低水平、低质量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动都会影响其他环节，从而影响文明运行的整体状态。环境的重大变化、制度的重大调整、杰出人物的产生、人们行为的调整，都可能形成新的文明运行生态。防止文明衰落的重要方式，是从具有适当条件、问题最为突出的环节切入，形成良性、可持续、高质量的文明运行生态。但不管从何处切入，如何进行调整，需要注重的关键是防止文明生态的涂层化趋势。所谓文明生态的涂层化，也就是“行为－环境－制度－主体”这个生态的运行以营建暂时光鲜的形象为追求，而不是追求营建更具伦理底蕴、更可持续的文明生态。所谓伦理，是合理、良性、可持续的关系，也就是人们对合理、可持续关系的自觉认识、自觉建构。防范文明衰落，需要对“行为－环境－制度－主体”这个文明运行生态进行具体的伦理调适。
其一，营建更为合理的行为伦理。对行为的方式、结构、后果，行为与环境、制度、主体的关系进行伦理反思。所谓伦理，一是指合理、可持续的关系，一是指人们对合理、可持续关系的认识。从认识上反思行为的合理性，并在行动中实践这种合理性，也就是行为的伦理化。文明之所以不断推进，其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经过长期的试错，对行为的方法、结构、后果日益具有反思性，建构起具有自觉伦理底蕴的行为生态，特别是对涂层具有反省性的行为伦理、行为意识。
其二，营建更为合理的环境伦理。环境是文明进步的自然基础、现实基础，离开了环境的支撑，所有的文明进步、创新创造都不具有可能性、可行性。涂层化行为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最终会导致环境的过度破坏。因为任何类型的涂层，最终都需要消耗自然资源，都会产生环境压力。人类文明进步的伦理趋向是建立起环境与主体的友好关系，处理好人的进步与改变环境、适应环境的关系，营建合理的环境伦理，是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础。
其三，营建更为合理的制度伦理。制度是行为方式的自觉、观念化、集体性固化，文明进步最终需要通过制度来推动、保障，通过体现为人们的行为规范、行为节奏的制度来推动、保障。制度伦理，也就是对制度进行自觉的伦理反思，对制度的运行主体、运行方式、运行后果进行自觉的反思。虽然人们不可能对制度等进行理想、完美的反思与确认，但是历史的趋势是人们对制度的构成、问题、营建方式、改进方式日益具有反思能力、反省能力、行为能力。不断推进制度的完善，防止制度运行的涂层化，对于防范文明风险、防止文明衰落有根本意义。
其四，营建更为合理的主体伦理。文明由人创造，也创造于人。人性、主体性是文明的根本问题，如何理解人性、主体性的稳定性、变化性，理解人性的变化方式和限度，是文明的最核心问题。持有什么样的人性观、主体观，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从而影响文明的营建方向、营建质量。现代性以来，人性、主体性的基本特点是无限性、扩展性。但是，经过几百年的试错，人们日益发现主体性也具有深刻的稳定性、有限性。人、主体的生命长度、运行广度、可填充的容量，都有一个极限值。对主体性（个体主体及集体主体性）的无限扩张趋势进行约束，确认人性、主体性的有限性、极限性，对于调适文明进步的方向、方式、格局、样态，营建具有伦理底蕴、可持续的文明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行为是“行为－环境－制度－主体”这个文明生态的关键环节、核心节点，克服文明生态的涂层陷阱，营建合理的文明生态，关键在于推进行为治理、行为调适。
其一，反省行为的目的与意义。人类行为往往具有应激性、情境性，受到人们所遭遇和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的巨大影响。当安全、生存、发展、享用等不同问题放在人们面前时，由于心智、认识的有限及需要的紧迫程度不同，人们首先会本能地考虑如何生存，然后再考虑如何发展、如何共有。但在总体上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教育已经更为普及的今天，人们有条件对行为的目的性进行更为自觉的反思，厘清行为的当下目的与长期目的、局部目的与整体目的的关系，从更为长远、整体的角度思考行为。有条件在行为前、行为中、行为后反思行为的后果，考虑行为是否可以兼顾个体与整体、当下与未来。对打磨、涂层、编织等行为及它们的组合进行目的性反思，建立同整体、共同体长期发展相契合的行为习惯，是克服涂层等文明衰落陷阱的重要前提。没有对行为的目的性沉思，没有对合理行为习惯、行为本能的营建，也就没有对文明衰落陷阱的现实克服，没有文明的自觉可持续进步。
其二，增加行为的公共性。随着社会整体条件的改善，随着市场化、智能化等的推进，人们在考虑、实施行为时，日益有条件更多考虑个体，甚至以个体为目的，但是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动物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性条件下，人的社会性只是从物资相对匮乏条件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赖，转换为以物相对丰裕为基础的间接依赖，但人与人的相互依赖始终存在。也就是说，人们之间的社会性只是转换了方式而已。也正如实验考古学家邓巴所说，自人类出现，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就已经开始了社会化、整体性进程，人们通过语言、血缘、宗教等实现、维护人类行为的一致性、公共性。只是到了现代，这种一致性、公共性的范围与实现方式有了变化。从早期的火塘到现代的互联网，我们依赖的圈子在变化，人们可以通过网络从不确定的地点购物、同不确定的人进行沟通，但这并没有改变人是社会动物这种基本的人性。人们交换、交流对象的改变，不等于人已经成为脱离社会的单子。相反，分工的细化使人的相互依赖度更强。独立只是表面现象，其本质是更为复杂的关系，人们成为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不管物性条件如何改变，社会性始终是人性的强制性特点，公共性始终是人们行为的必须特点。自觉确认并增加行为的公共性，对于克服行为的涂层化趋势，防止文明进入衰落陷阱，具有基础意义。
傈僳族人围坐火塘 图源福贡文旅
其三，增强行为的质朴性。文明由多样、丰富的内容构成，但其本质与核心是人类的行为，文明的多样性对应于行为与分工的多样化、精细化、专业化。但多样的分工与行为，总是由相对简单的行为构成，都是打磨、涂层、编织这三种行为的变化与组合。正是通过这三种行为及其变化、组合，生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而这三种行为具有根本的质朴性：都以改变人与对象的感性关系为核心，以生成有利于人与世界和谐相处的物性、人性、器物、制度、文化为核心。能否生成新的物性，比如新技术、新材料、新功能，使人性与物性、人与世界和谐共存，是衡量行为是否合理的根本尺度。这就是丰富行为、丰富文明的质朴性。行为涂层化的根本问题正在于涂层似乎给人们提供了更为丰富、新奇的对象，但并没有建构真实的新物性，即有利于人类与更和谐相处、更和谐共生的新物性。回归行为的质朴性，对于克服文明衰落陷阱具有关键意义。
其四，增加行为的弹性。形成相对固定的节奏、韵律，围绕一个目标坚持不懈，是个体成功的行为学原因。将禀赋不同的个体整合为共同体，将不同的个体行为整合为相对一致的集体行动，是社会进步、文明进步的行为学原因。集体行动的形成需要诸多条件，特别需要以制度、观念、仪式等形式形成秩序。没有秩序也就没有集体行动，没有文明的进步。这就意味着行为方式的相对稳定、刚性。但问题在于，任何集体与组织都处于变化的环境中，稳定、刚性的行为、集体行动，很有可能无法适应、应对变化了的环境，从而导致文明的停滞甚至衰落。反思历史，诸多文明体之所以停滞不前，其重要原因正在于此。如何保持行为、集体行动的弹性，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及时调整行为的方式、节奏，就成为关乎文明兴衰的重要工作。合理处理行动刚性与行动柔性的关系，建构一种具有弹性的行为规则、理念、机制，对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以及避免文明进入衰落陷阱具有基础作用。
总之，世界文明处于新的转换期，文明兴衰、文明转换具有不确定性，更有其深刻的历史趋势与行为规律。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征，生成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艰辛实践，内含着中华民族对文明兴衰的深刻理解，寄寓着中国人民对文明发展、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需要深刻的理论探索，更需要扎扎实实、质质朴朴、去涂层化的行为实践。文明通过人的社会化行为而生成、转换，把握文明生成、文明兴衰中的文明原型行为，把握不同文明体之行为的规律性、独特性，在行为层面具体推进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对于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路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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