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扫描｜“理论中的中国：现状、路径与未来青年学人论坛” 分论坛（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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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中的中国：现状、路径与未来青年学人论坛”
分论坛（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2023年10月28日下午，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共同主办，《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学系、哲学系共同承办的“理论中的中国：现状、路径与未来青年学人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论坛设置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明互鉴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技术变革与跨学科研究”三个平行论坛，来自哲学、文学、历史、新闻、法律、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青年学人展开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以下为分论坛（一）的全景扫描。
分论坛一会议现场
上半场
分论坛一主题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半场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主任、教授王嘉军主持，包刚升、段德敏、王强、周维东、刘大先、金理、朱军、罗雅琳8位学者做主旨发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郑崇选，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孙国东点评。下半场由《四川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教授周维东主持，郁喆隽、孙国东、何青翰、王衡、王军洋、郭明、李旭东7位学者做主旨发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刚升，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段德敏点评。
包刚升教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刚升做了题为《崛起后的中国：自我想象与世界想象》的发言。包刚升认为，一个国家的自我想象与世界想象结合起来，关系到国家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围绕近15到20年出现的“中国崛起”的话题，中国的自我想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840-1978年的“崛起前”，1978-2008年或2012年的“崛起中”，其后至今的“崛起后”。崛起后的中国的自我想象中相应地涉及三个重要问题，对古代和近代的历史记录，对崛起经验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的发展愿景。中国曾作为西方殖民体系的受害者，也在现代全球化体系中享受了世界的和平、制度、市场和秩序红利。只有在合理融合这些的基础上，才能确定中国在崛起之后如何将自身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实现自我定义和自我定位。
段德敏副教授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段德敏做了题为《政治学理论中的中国与世界》的发言。段德敏认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很多问题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有关，例如对民主化问题的研究等。但政治学理论研究不应脱离地方性的经验，而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在中国的地方经验面前产生了一定困惑，例如“历史终结论”今天是否已然是一个失败的理论。中国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议题设置上的挑战，尤其突出了国家的意义，例如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功，说明开放与市场化无法取代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这仿佛动摇了西方自由民主理论预设。段德敏指出，其实西方的自由主义讨论中对国家也有所强调，尤其是国家保护私有财产、抵抗外部威胁、维护本国利益的功能。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复出现，扩张的过程在今天并未结束，但在当代社会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国家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抗这一过程，赢得自主性空间。
周维东教授
《四川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教授周维东做了题为《“重写文明史”讨论中的焦点问题》的发言。周维东介绍，《四川大学学报》在2023年开设了“重写文明史”专栏，由中、欧、美、印等各个地方的学者探讨“重写文明史”相关问题，在探讨过程中形成若干层次的焦点。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背景下的一次学术实践，对于学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具有启示意义。几个焦点分别为：第一，对残余“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包括：在社会问题上将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后欧洲中心主义”中的霸权主义思想等；第二，与西方学界界关于西方中心主义、文明优越论持续反思的对话，在文学界如新编《文学·世界史》系列著作；用星球（planet）概念取代全球（global）概念等。第三，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学的认知问题。在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背景下，中国现代史和文学史自然是一个焦点问题，对这些历史史实的解读关涉到新文明史观的落实。“重写文明史”讨论的多个层次，启示学界在文明互鉴中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核心是建构中国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视野，它包含两个问题：一是在文明互鉴中确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二是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视野中认识人类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在当下更具有紧迫性。在文明互鉴中确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意味着各个学科都要在人类文明对话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学科内涵，这是一个系统而持续的工作。
刘大先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刘大先在题为《共同体的拓展：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人民的文艺”》的发言中表示，相较于前几位发言人在政治学、经济学等层面对共同体拓展的探讨，少数民族文学相对处于边缘化的位置，甚至学科概念面临合法性的问题，而对中国本土民族共同体问题的探讨应落到实际层面。刘大先将问题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与人民共和。民族概念自晚清时经由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从欧洲引介入中国，而随着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发生了少数民族身份的确认和赋权过程，是政治协商的共和政治下文学共和的产物，使得共同体的人民主体得到了扩容。第二，少数民族文学形态实际是人民文艺转向的结果，是新中国的成立使得民族性的文艺内容地位得到了提升，包括民族史诗、民间故事、传说等。这是对文学的一次扩容。第三，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关。共同体源于共同的历史、经验、危机和利益，以及共同的理想。一切共同体都有自上而下的宣传、推广、集体记忆符号的塑造，以及自下而上的拥戴。
金理教授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做了题为《文学的新变》的发言。金理认为，对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史，非虚构类和科幻类文学应当被放在更为显著的位置。在非虚构类写作上，金理以曾在朋友圈爆款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为例，认为其中许多饱满的细节，使得人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外卖骑手这一群体鲜活的生命体验，而不仅仅将其作为经济生产或消费活动的一个环节。非虚构文学关注于类似群体的反思能力、感受力，而不再将类似的能力限于知识分子或革命者。关于科幻文学，金理以“对决”作为理解中国科幻文学的关键词，认为真正的“对决”不能局限于表层的外在批判，而是要深入到对手的内部逻辑中引发自身动荡。例如，对于《三体》黑暗森林法则这样的构想，传统人文主义如何应对，在调动人文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召唤新的神龙，需要秩序、原则的重新分配调整。
朱军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朱军在题为《“中国文艺复兴”的话语源流》的发言中指出，“中国的文艺复兴”概念可以追溯至比通常认为的提出者胡适更早的时期，如康、梁的“托古改制”，章太炎的“文学复古”，王国维的“古雅”等。当今讨论文艺复兴问题，其实就是讨论近代到现代转型对我们当下意义及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的问题，有着各种描述方式，例如胡适的宋代近世说、晚期帝制的近世说等。此外，关于文艺复兴和五四运动的研究，处在救亡和启蒙双重视野和范式之下。也有学者讨论儒家的文艺复兴，涵盖国学的运用等讨论。这些讨论让我们回到多元的现代话语本身，关注不同文学艺术文化领域的具体流变中体现出的中国文学现代文化的特殊语境。
罗雅琳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罗雅琳做了题为《世界历史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历史剧》的发言。罗雅琳认为，对于当今世界十分紧迫的战争问题，许多学者、媒体讨论时经常会将各个战争与国人经历过的战争进行比附。在世界历史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关系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此方面出现过关于世界历史的讨论。抗战时期的历史剧普遍采用以史为喻的做法，以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战争、宋元明清的朝代更迭题材为主。罗雅琳指出，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对抗倭题材表现不多，主要由于倭寇与现代日本帝国主义有着本质不同，帝国主义将侵略和殖民表述为文明规划，中国也必须站在文明高度予以回应和反击。历史剧偏好易代之际的题材，是为了总结中国应对文明危机的历史经验，重整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自信。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郑崇选，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孙国东对上述发言做了点评。
郑崇选研究员和孙国东教授做点评
郑崇选指出，这个分论坛的主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两个互相成就的维度，即中华民族和现代，新的文化生命体一定是从中华文化中长出来的，同时又具备世界共同的现代价值。刘大先从少数民族维度拓展了对共同体的理解和认识，辨析了人民文艺更为丰富的内涵。金理对当前的文学认识有着时代感和先锋感，非虚构题材和科幻题材的深度开掘能够更加深入人、生活与时代的细部，并敏感地反映了时代的症候。朱军认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流变，激活了很多重要问题的重新思考，代表着知识分子和学界对于文艺复兴、中西关系建构的不同理解。罗雅琳将历史剧放在时代语境、全球语境和世界历史知识的语境之下，提供了与历史和时代对话的新思考。
孙国东指出，包刚升分别从三个不同方面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崛起后自我想象与世界想象面临的主要问题，但尽管我们可以摘分析的意义上把自我想象与世界想象区分开，但中国崛起后面临的问题恰恰是中国的自我想象与世界想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结合“历史终结论”的不同层面（实践、制度和理念）对中国崛起在何种意义上（可能）构成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进行了分辨。当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某种“逢西必反”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这种状况与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士大夫对待佛教的态度，但历史告诉我们是后来的朱熹、而不是韩愈完成了“融佛入儒”的工作。
下半场
郁喆隽副教授
分论坛一的下半场，首先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做了题为《超人类主义与哲学人类学思维》的发言。郁喆隽指出，“超人类主义”在国内的认知度并不高，也很难归类到某个具体学科，但大体的思想来源有三个：一是进化论，二是近年来出现的新技术手段和技术前沿发展，三是哲学与文学所研究的人类的自我认知问题。超人类主义的目标被归结为3个S（超级），即超级寿命，超级智慧和超级福利。国内的相关研究大致分为四个路径：一是技术伦理，二是经典文本（以尼采为主），三是西方政治哲学，四是文学艺术，总体上都是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探讨的超人类主义的实现即结算总是在个人层面。郁喆隽提出能否从义务论层面对此进行探讨和论证，并从世界几个文化体系的源流，亲缘性和排斥性层面对超人类主义进行梳理。
孙国东教授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孙国东教授在题为《叙事在中国政治哲学自主阐释中的运用》的发言中，结合福柯和哈贝马斯关于“话语”（discourse）的不同理解指出，“话语”作为权力的背后，其实是其作为知识所具有的对话和沟通要素。他以“统一”为例指出，“叙事”在中国政治哲学自主阐释中具有重要意义。要想使“叙事”成为中国政治哲学自主阐释的有效手段，需要把叙事政治学的阐释与社会政治理论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历史叙事的延续性与其现代转进深度结合起来。
何青翰老师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何青翰做了题为《关于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动因的思考》的发言。何青翰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重要思想，其中的第二个结合可提炼出三个要素，即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国特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解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显著变化，事关我们能否进一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逻辑以及新中国在五千年文明史中的具体地位。15世纪前后，西方文明产生了和轴心时代类似的重建秩序的根本力量，使得人类发展在几个世纪内被西方文明所主宰。中国共产党始终回应着秩序重建的时代命题，需要拿出更具系统性、传承性的文明意识。重新打开古今中西之争，需要我们再次回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典范之中，提取家国天下的文化符号，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内外贯通、推己及人的秩序精神，同时与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角度把握人的本质这一基础视角相结合。与封闭于西方现代化路径的狭隘时间维度相比，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所立足的场域是以活的历史典范为主体并充实其中的。
王衡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衡在题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创新》的发言中指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概念体系的建构作为基础性支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建构是观察未来中国政治学概念创新乃至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创新的一个窗口。王衡梳理总结了学术界围绕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理论表述问题进行概念创新的四种主要路径，即追溯、描述、比较和综合，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提出和不断完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一概念展现出精确性、整合性和包容性等显著优势，不仅为讲好中国式民主的故事提供了重要概念支撑，而且必将在实践中引领和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需要从政治参与环节、公民权利保障、公共政策执行、制度体系运转等多个维度进一步厘清“全过程”的内涵与外延，以体系化建构和学理化阐释推动这一概念更加成熟和定型。
王军洋副教授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军洋做了题为《产业化利益关联如何决定了邻避项目的建设进程》的发言，围绕广州市垃圾焚烧问题的具体案例展开。王军洋指出，核心问题在于背后的产业链建设及其关系到的地方核心利益，对民企产生了持续性的挤出效应。
郭明老师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讲师郭明在题为《网格进村：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精准整合》的发言中指出，现有的网络治理研究往往从技术的角度切入较多，而少有从现代国家建构角度探讨网格单元进村之于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意义。郭明的研究则从乡村治理单元优化如何驱动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作为研究主线展开分析，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乡村治理单元变迁经历了三次调整：第一次是人民公社时期，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三次是新时代乡村网格单元。网络单元进村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村民自治实施过程中带来的一些行政化问题，也解决了行政规模庞大管理粗糙的问题，在政策传达、民主协商、意见汇聚、服务供给四个实践面向实现国家意图与农民诉求精准对接，最终实现国家触角的精准延伸。这个实践在某种意义上缓冲了国家政权与乡村自治的行政张力，促进了共同体单元和治理单元的有效融合。
李旭东老师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李旭东在题为《多态技术与社会建设——基于西方社会理论的反思视角》的发言中表示，技术的面向并不单一，而是具有多种模态和多种形态的，多态技术的存在为社会带来了如何适应它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工业化社会中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重视工业化时代技术发展产生的产业变革，马尔库塞观察到技术进步对人类带来的灾难和不幸。科技在便于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同时，也会带来某种规训，压制人类内在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带来挑战。社会变革的步伐如何跟上技术变革，技术如何促进现代民族主义建设等问题上，如何让技术革新嵌入国家体系和日常生活，使其有助于社会建设，是学者们应当重视的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刚升，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段德敏对上述发言做了点评。
包刚升教授和段德敏副教授做点评
段德敏指出，郁喆隽对超人类主义的探讨很有意义，相关的哲学和文学维度的探索有助于理解现在和未来世界的发展。孙国东所探讨的自主知识体系话语建构，需要充分的自由度才能形成一定有生命力、影响力的话语空间，葛兰西的思想资源或许可以与福柯形成两种不同维度的互鉴。何青翰在梳理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动因问题时，使用了一些多元的理论资源，关于多元性中的一些矛盾，例如马克思主义与古代传统的矛盾张力如何解决，有着充分的积极拓展空间。
包刚升指出，围绕王衡探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存在两个理论流派，一为论证流派，前提是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已经实现并处于实践当中；一为推动流派，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还存在大量提升和进步空间。在相关研究内容上也分为两个问题，一是合法性叙事研究，二是社会科学研究。王军洋的研究主要以地方产业链和利益链的庞大为叙事逻辑基础，注意到潜在风险的存在，重视对该产业所带来的利益与损失的平衡问题。郭明在对于网络进村进行理论描述的同时，也注意到该过程中权力集中所带来的风险，以及网络进村在实际矛盾进程中的复杂性。李旭东的探讨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路径为主，而社会科学则更关注实证性的经验、数据、指标作为论证支撑，二者需处理好理论张力的障碍。
文明的内涵博大精深。现代文明的发展越是取得伟大成就，越离不开对现代性概念张力的自我反思。随着现代学科的专业化与学理研究的精深化，学术专业训练在作为必要规训的同时，不应成为禁锢思维方式、阻碍面对实际问题的壁垒。面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伟大命题，协调性地融合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各类思想资源，广泛建立起跨学科、跨专业的学术视野和交流机制，积极推进中国现代自主知识体系的结构重组与活力再生，正是本次分论坛召集不同学科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彼此切磋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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