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崇选 | “三大体系”何以彰显中国特色 |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理论阐释（上）圆桌会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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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体系”何以彰显中国特色
郑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郑崇选研究员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经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交融交汇，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整体性、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成为世界文明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进程不相适应的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还没有做出充分的回应和解答，基于中国实践所形成的中国故事和中国道理还没有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认可，我们尚未从学术上构建出能够深刻概括这一伟大实践并与之相匹配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三大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总体战略，如何在融通生成的基础上全面、彻底彰显中国特色是建构“三大体系”的核心任务。何为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何以可能、如何做到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通向哪里？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题中之义。
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特色和根源
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传统中国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建构方式曾经造就了中国学术思想的灿烂辉煌，其文化影响及思想辐射形成了东方文化的主体形态，为周边国家所长期学习和模仿，特别是在东亚一直处于文明辐射中心地位，至今依然能够在东亚为主的广大区域内有直观生动的感受。从主体性的角度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知识生产过程，无论是在对内的文化认同，还是对外的话语输出，传统中国自身已经成为普遍性知识的建构者，其影响所至的他国则是“特色”焦虑的主要对象。这种认知并不是对往日辉煌的沾沾自喜，而是要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语境中有一个清晰的历史感和方位感，时刻提醒我们在哪里找寻主体性，哪些资源是我们必须不断传承的，我们的文化主体性的特色和根源在哪里。
文化主体性的问题总是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与不同时代的文化认同危机相伴而生、如影随形。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文化发展道路在中西文明的交融与冲突中不断进行着痛苦而矛盾的选择。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与全面引进曾经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至深影响，无论是全盘西化的极端，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务实，都从不同的维度强调传统中国文化的新生迫切需要西方文化的内在滋养。五四运动的狂飙突进与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的狂热吸收无疑在很多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反思，也使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面临很多复杂的挑战，从而产生了文化主体性缺失的时代危机。
近代以来，在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浪潮中，以阐释西方社会发展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得到极大推动，产生了各个学科的学术规范和话语系统，并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开始大规模地向外输出，对世界范围的社会科学研究形成了先入为主的知识体系霸权。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相适应，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相应的一整套知识体系也在话语霸权的背景下被很多国家所接受和沿用，包括对现代化目标孜孜以求的中国。由于中国的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无论是在方式路径、运行机制、评价方式，乃至在价值取向、文化追求等方面，都存在内在而根本的差异，因此，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命题、概念、理论、范畴等，有些学者甚至亦步亦趋，完全对标西方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文化主体性无从谈起，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已经内化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都是套用西方的理论来构筑分析框架，选取符合分析框架的个别中国经验和实践，为理论的阐释添加一些可有可无的“注释”，看似是严谨规范的学术成果，实际上让渡了学术和思想的主体性。建立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基础上的诸多理论和概念，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时面临叙事能力贫弱等问题。
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巩固根源于在世界多样性文明中阐释和激活传统，推动传统价值在主体化的过程中建构我们的现代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已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作为他者的西方文明只能是我们建构自身文化的参照系，只有顺应人类文明发展主流，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才有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未来。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要求有非常典型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质，是中国人民生活世界和普遍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从延续不断的中华文明中生长出来的、来源于传统却又超越传统、充满活力与韧性的崭新生命体；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要与世界现代文明兼容共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引领未来世界的发展，为世界局势注入稳定的发展动能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从这两个方面去考量，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就显得极为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意义。只有确立了新时代的文化主体性，“三大体系”才具备了“根”与“魂”，构建和形成的过程才会变得不可阻挡、顺理成章。
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关键是深刻把握和彻底坚持“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为“三大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和理论视域，激活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原创性”的内生动力，从文化的角度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构建如果脱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语境，脱离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灵魂，就很难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理论贡献，很难说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巨大阐释能力。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开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中西文化的吸纳贯通为全球文明的延续、发展提供中国经验。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不断构建广大中国人心灵图谱与文化身份的同时，也为人类文明境界的开拓与提升贡献了卓越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提炼基于实践的标识性概念、标识性范畴和标识性话语
实践自觉是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重要基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在各领域的系统实践中发现和找到支撑“三大体系”构建的真问题。这些问题应具有内生性、原发性，是全新的经验系统和知识场域，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和学科化把握。中国的经验固然源自中国的实践，有明显的中国特殊性，但中国经验也是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的实践形成的，所以又有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离不开对中国实践的经验总结，只有建立在充分的实践自觉基础上，深刻揭示实践、服务实践并指导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才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
中国正在经历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三大体系”的构建要以中国实践为基础，赋予学术概念、命题、理念以新的含义，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提炼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命题和新理念，同时，让中国特色话语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三大体系”构建过程中，问题的寻找和把握是非常核心的学术环节，找到了属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真问题，就等于规定了中国特色得以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有些研究者会把他者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并且以学术的名义开展研究，貌似是在理论的推导和使用中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但放置于中国实践中去检验和评估，就会发现内在的缺陷和与中国实践的隔膜。这种悬浮性学术研究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我们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也不是玩简单的智力和理论的游戏，而是要通过“三大体系”的构建回应和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比如，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体系与理论创新，虽然其最初的推动力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浪潮，但其实践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启。20世纪30年代后期，“现代化”在党的文献中成为常规的词汇，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工业化问题，到延安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展露出初始的生机与活力。
有一种在学术界流传很久的观点，认为学术就是要远离现实生活，远离社会实践，距离越远，说明学术价值越高，即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术真问题的发现、学科设置的创新以及学术话语的表达如果没有建立在对实践和经验的深入把握之上，只是追求理论构建的内循环，所谓“茶杯里的风暴”，那么其成果虽具有一定的观赏效果，却与广阔的社会生活有很深的隔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考察中西学术发展的大致脉络，能够传至久远、奉为经典的学术著作，无不是与时代、社会或历史的某一视角的深度对话，那种空中楼阁式所谓纯而又纯的学术成果早已被历史所遗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对于当前“三大体系”的实践自觉是一种非常及时的提醒。世界上没有与实践完全脱离的哲学社会科学，任何一个学科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对实践的学理化认知和把握。
从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来看，中西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建构方式正在形成明显的区别，相较于西方不断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处理方式，中国则更强调一种基于自身主体性基础上的文明对话，从而建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实践包含了丰富而开放的理论空间，形成了独特的经验、范畴、情感和体验 ,这些都对“三大体系”带来极大的挑战和机遇，简单套用、移植或是化用西方社会科学的已有成果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基于当代的中国伟大实践，才能凝练出具有“原创性、主体性”的标识性概念、标识性范畴和标识性话语表达，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立足中国实践、发现中国问题、讲好中国道理
当代中国实践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向世界的开放中，把普遍的现代价值融合进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从而形成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现代文明的“现代”即根源于此。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局部性、探索性开放一直到当前的制度型、高质量开放，开放的品格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的基本内涵。强调“三大体系”构建的中国特色，不是简单地把当代中国的理论构建与知识生产放置于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之内，而不再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从全球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当前国际格局复杂多变，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因为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各种因素而矛盾不断，全球范围内的文明互鉴和文化融合面临危机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所要强调的中国特色就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基于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之上的应对策略，并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有些人会认为中国已经可以自己解决任何问题，不再需要交流、对话和学习，只要做好、做足我们的“内循环”就可以保证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伟大复兴。“三大体系”的中国特色不是简单地追求“中国道理”的特殊性，强调中国的学科、学术和话语是跳出世界学术主流价值之外的，不是运用各种理论工具去建构一个只属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而是要致力于研究特殊性中所蕴含的普遍性的知识，既能阐释本土中国的发展逻辑，又能进行跨文化语境的世界交流。“三大体系”一个重要的时代使命就是要回答“世界之问”，其价值与意义在于立足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在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交流互鉴中走出自己的道路。
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还表现为综合性、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和思想方法。之所以从“三大体系”的总体战略布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在学科、学术、话语之间以及各自的内部形成融合贯通的良好格局，而不是三者的割裂与封闭。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因为分析科学和分析方法的内在影响，研究领域的学科细分成为确定学术研究问题和学科研究话语的重要依据，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而学科的范围却越来越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并成为相关领域专家的一个前提就是要先选择一个具体学科方向。这种学科细分、划分领域的发展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学科之间泾渭分明、自筑藩篱，更为严重的是，每一个具体学科和研究方向的内部形成相对封闭和可以实现价值交换的知识生产，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文性、综合性南辕北辙，完全抛弃了中国传统学术宏大、整体、融合、通透的研究范式。陈平原把这种极端细分的研究趋势概括为：“专业化、学科化、工程化的主流学术”“以项目为中心、以评奖为标的、基本上漠视读者及社会需求的学术生产方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独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面临很多复杂的变局，需要解决很多前人没有碰到的问题，这些变局和问题单靠某一领域的学术理论和学科知识，显然无法很好地应对与处理。“当代中国实践及与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个世界，涌现了太多传统学科视界内感到‘无能为力’的新事物和新问题，固守于传统的学科体系是无法构建起符合新时代中国实践需要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基于“第二个结合”所提供的思想方法，“三大体系”的构建就是要在传统学术范式综合性的理论架构中探索一条汇通融合之道，在整体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不断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无论是“新文科”建设的呼吁，还是“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等跨学科研究机构的成立，都是积极而主动的有益探索。我们期待通过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构建，在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融通中，基于中国实践、发现中国问题、讲好中国道理，推动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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