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诗8首

陆嵩在战争爆发之年所作的《禁烟叹》中，认定久禁不止的鸦片贸易引发了战争，致使粤东、渐东等边疆地区，烽烟四起。通商互市，自然是罪恶渊薮：“通市咎前朝，弊政贵早革。怀柔圣人心，庸庸彼焉识。因循廿年来，交易互交舶。……奸术堕不悟，漏卮叹难塞。”把通商互市，看作圣人怀柔之举，已有居高临下之意。怀柔宽大之心，反招致战祸，结局令人难以接受。以怨报德、恩将仇报的看法，加重了诗人心理的失衡。至战事稍息，痛定思痛，陆嵩又有《追思》组诗，重申他的看法：“沧海风尘幸已清，追思往事尚心惊。百年濠镜潜遗毒，一夕羊城竟启兵。市以贿通原祸始，室内道筑岂谋成。何堪卮漏仍难塞，遍地流金内府倾。”“百年濠镜潜遗毒”，是指1557年葡萄牙人借口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租下澳门一事。诗人以为澳门租借，种下百年祸胎，羊城启兵，决非偶然。兵端既起，漏卮不塞，其祸害还可计量，而交易风起，涣散人心，破坏人伦，使民风不淳，道德沦丧，则祸害更是不可计量。诗人对此，更是忧心忡忡：“所嗟中华尚礼域，已悲荼毒遭黄巾。堪更近畿许通市，衣冠错杂且休论。百货交易务淫巧，钱刀习较忘尊亲。势将尽驱入禽兽，谁教稼穑明人伦。呜呼先圣去今远，大道岂得常澌沦。”（《津门叹》）中国为礼仪之邦，自当道德至上。百货交易，钱刀习较，会导致人伦泯灭，大道湮没，人几混同于禽兽，国将失立国之本。此种忧虑，在当时极富有代表性，它反映出中国古老的价值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始终。

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开始重新估量对手，也重新估量自己。前者，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战略口号的提出；后者，则表现为对天朝帝国万世长存迷信的动摇，两者共同显现出审时度势的初步觉悟与清醒。战争诗潮所表现出的觉悟属后一种，它将国人对清政府与军队在战争中行为的失望、愤慨与不满，几乎写在每一行诗中。

从战前禁烟到《南京条约》的签订，清政府的对英政策左右摇摆，变幻不定，旋战旋和，时抚时剿，执办官员，频频更换，朝荣暮辱，昨功今罪，使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莫衷一是。魏源写在林则徐被革职后的《寰海》、《寰海后》组诗，愤怒地斥责了最高统治者出尔反尔、首鼠两端的行为：“功罪三朝云变幻，战和两议镬冰汤”；“争战争和各党魁，忽盟忽叛若棋枚。浪攻浪款何如守，筹饷筹兵贵用才”。批评政府没有定见和全盘筹划，时战时和，浪攻浪款，反不如坚守塞防，稳固御敌，这同林则徐提出的“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作战策略桴鼓相应。“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全凭宝气销兵气，此夕蛟宫万丈明。”此诗以林则徐革职后，琦善改战为和，与英人草成《穿鼻条约》，赔偿烟价，割让香港为本事，讥讽广州战事冷热无端，城上旌旗还立，城下盟约已成，抗战怒潮方起，已作落潮之声。而改战为和的法宝在于“全凭宝气销兵气”，这种行为名曰羁縻，又何异于纳贡乞降？

对于临阵撤将，割地纳币求和，诗人们多有感慨。徐时栋《大将》诗云：“妖氛遍地海天昏，又见舟师破虎蹲。弃甲复来难睅目，守陴皆哭早销魂。已知将去军无托，焉得唇亡齿独存！百里封疆谁寄命，但余荒谷报君恩。”“将去军无托”，指林则徐革职离粤，致使南海封疆，无人支撑危局。王增年《读史》诗云：“济济谋夫乱是非，坚持和议失戎机。不闻宝剑诛张禹，但说金牌召岳飞。”和议误国，良将贬谪，令人扼腕叹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至于谭莹《闻警三首》，则直是破口大骂了：“沿海骚然亦可哀，片帆东指又登莱。怀柔原许宣君德，剿抚何尝愧将材。误国病民明旨在，贪功喜事寸心灰。津门咫尺连畿辅，训象生犀万里来。”当战不战，误国病民，纵敌深入，危及畿辅，也是统治者咎由自取。张仪祖《读史有感》有句云：“英雄效死偏无地，上相筹边别有才。竟尔和戎曾地割，是谁揖盗又门开？”赵藩《读邸钞书感》有句云：“后日恐无台避债，古来宁有币销兵。阴符灯下空三绝，宝剑床头偶一鸣。”都以辛辣的语调嘲弄清政府的求和行为，实同开门揖盗，以币销兵，致使英雄志士报国无门，杀敌之剑作墙上空鸣。

清政府的行为失误还不仅在于战和不定、浪攻浪款的战争决策方面，其他如军备废弛，兵甲不兴，官员颟顸，文恬武嬉，都成为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战争对军队的应变能力、政府的行政素质、制度的完善程度进行了一次总检验和大曝光。这种检验和曝光，使战前早已存在着的政治、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人们对清政府和军队的信心及信赖程度，随着战争的进展而逐日下降。定海再陷后，朱琦《王刚节公家传书后》诗写道：“用兵今两年，我皇日嗟咨。既苦经费绌，又虞民力疲。专阃成空名，文吏习罔欺。寇至军已逃，兵多饷空糜。”透出对政府战争行为漏洞百出、败在必然的万般无奈。写在敌船进入长江之时没有署名的《京口驿题壁》诗云：“事机一再误庸臣，江海疏防失要津。局外也知成破竹，梦中犹未觉燃薪。元龙豪气消多尽，越石忠肝郁不伸。天险重重如此易，伤心我国太无人。”事机一误再误，边疆之患已入腹地，不是失望太重，何至于出“伤心我国太无人”之语。

也许是政府和军队的行为太让人失望，因而，战争中死难的陈化成、陈连升、关天培、葛云飞等爱国将领，格外受人尊重和推崇。在众多诗人笔下，他们被推为民族英雄和人间正气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诗人赞扬的不仅是英雄行为的本身，更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挽救危亡所最需要的精神和意志。

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和生存危机。天朝上国的信念与国家主权，民族自我中心意识和民族尊严，同时遭到无情打击。战争使中国人觉察到了虚妄，但他们同样又不甘心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被损害被践踏。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种种刺激，社稷倾危，民遭涂炭的流血现实，激发着诗人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拯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的宏愿。忧患意识与参与精神，成为鸦片战争爱国诗潮中最为基本和最为宏大的情感流向。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知识群体中所存在的浓郁而经久不散的忧患意识，主要是由国内政治、经济危机所引发的。虽有一些有心者对东南沿海商船云集，鸦片贸易日趋兴盛曾表示忧虑，但这种忧虑的触发点，多在于漏卮不塞等经济原因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天然戒备心理。当入侵者以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中国人日益感受到民族生存危机的威逼时，他们的忧患感便具有了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内容。

“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寰海后》），魏源的诗句形象地描述了战争给国人所带来的普遍震动。海国与兵事成为无所不在、人人关心的话题。战争诗潮所表现的铺天盖地的感慨与忧愤，也无不围绕这一话题。“七万重洋道里多，了无呵禁问谁何。岩疆日见楼船迫，枢省浑忘鼎鼐和。周室白狼夸辙迹，汉廷赤汗竟铙歌。那知神武皇家略，翻使刑天盗弄戈”（朱癸之《次刘莼江感事韵四叠》），其忧在英军长驱直入，楼船日逼，夸迹于周室，铙歌于汉廷，茫茫神州，竟成虎狼称尊之地。“江南莽莽犹风尘，夷氛又报腾津门。船坚炮利久传说，驱剿何敢轻挥军。所求毋乃太辱国，主议仍是前疆臣”（陆嵩《津门叹》），其忧在入侵者以船坚炮利为恃，处处要挟，得寸进尺地扩大其所得利益，横行无阻，辱国太甚。“书空咄咄恨难平，忧患无人审重轻。国有漏卮容外寇，天开劫运厄苍生”（方濬颐《感兴十八首》），“嗜利毒人奸已甚，乘机入寇祸尤延。民生不习干戈久，猝被疮痍剧可怜”（谢兰生《海疆纪事》），其忧在衅隙既开，战乱频仍，国被疮痍，民不聊生。“盱衡国是杞忧多，善后无方唤奈何。敢谓金瓯些子缺，要调玉烛四时和”（朱癸之《次刘莼江感事韵四叠》），“难同晋楚兵言弭，预恐金元祸踵开。我似樵夫观弈罢，正愁柯烂苦低徊”（张际亮《杂感》），其忧在国是不定，善后无方，金瓯有缺，兵祸难弭，恐金元之祸，已在不远。“边防虚饬坚城少，政府遥承制阃艰。百战几曾寒贼胆，只闻不敢渡台湾”（陆嵩《追思》），“长城自撤存孤注，利剑横磨笑乃翁”（钟琦《癸卯孟春……》），“海上鲸鲵犹跋浪，帐前戈甲自销兵”（贝青乔《辛丑正月感事》），其忧在边防空虚，抵抗不力，内变多生，长城自坏。“寄语风流诸幕府，轻裘缓带复何为”（钟琦《壬寅海氛纪录》），“大漏卮兼小漏卮，宣防市舶两倾脂。每逢筹运筹边日，正是攘琛攘赆时”（魏源《秋兴十章》），“鸩媒流毒起边烽，海国三年费折冲。叹息漏卮今已破，不堪重问阿芙蓉”（贝青乔《咄咄吟》），其忧在以币和戎，漏卮难塞，财政困窘，国立无本。

层层叠叠的忧思感慨，构成了战争诗潮的基音与母题。海国与兵事，像噩梦幽魂缠绕着诗人的心灵。他们不愿坐视国事日非，民遭涂炭，而积极筹谋救国救民、力挽败局的良策。他们忠告执政者未雨绸缪，早筹全策，“为语忠良勤翊戴，早筹全策固金瓯”（张维屏《雨前》）；以为一战败北，未为定局，要“但须整旅补亡羊”、“六州错铸休重错”。至于补牢之策，则包括“欲师夷技收夷国”、“更使江防亟海防”等等。在出谋划策的同时，诗人们更多的则是慷慨赋诗，表达勇赴国难的雄心和亢奋情绪。他们常常带有自嘲地称自己关心国运民瘼的情思为“杞忧”，以不能上马杀敌、驰骋疆场而深深自责或引以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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