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3 天命·符命·印文·道符 ▎4 道符的形成《中国符咒文化研究》3

护身符 镇宅平安符

第1章 3 天命·符命·印文·道符  ▎4 道符的形成《中国符咒文化研究》3

作者：刘晓明

《中国符咒文化研究》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道符缘始

一 道符由来的传说

二 青铜纹饰的遗风

三 天命·将命·印文·道符

四 道符的形成

三 天命·符命·印文·道符

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在谈及道符的由来时，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语出《癸巳存稿》卷十三：

符者，汉时有印文书名，道家袭之。

这就是说，道符是从汉代的印文书名中沿袭而来。

所谓“印文书名”，指印章文书。不过，这非普通的印章文书，而是特指上帝天神的凭信。

印文书名是如何演变为道符的？要勾勒其发展轨迹，必须上溯到商周的天命迷信。根据甲骨文记载，商人最崇拜的是“帝”。商人的“帝”指的不是人间的帝王，而是“上帝”。周人最崇拜的是“天”，这种“天”不是自然的天，而是神格的天。因此，商人的“帝”与周人的“天”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是同一意思的两种表述，后来便通称为天帝。天帝是当时的最高神，它的意志也即天命，是不可违抗的，具有绝对的权威，这就是古代的天命迷信。天命思想在甲骨文和先秦文献中均有记载，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天能决定王权及其更替。《尚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书·仲虺之诰》：“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上述引文的大意是，夏王获罪于天，商汤替天行道，起兵伐之。自然，商王的统治权也受命于天：《诗经·长发》：“有城方将，帝立子生商。”《尚书·盘庚》：“予迓续乃命于天。”周人不仅继承了商人的受命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上天可以改换人间代理者的观点：“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2 天能决定人的生死富贵，并监督下民执行上天的意志。《诗经·皇矣》：“皇天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尚书·高宗彤日》：“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论语·述而》记载宋国的司马桓魋（音tuí）欲加害孔子，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予何？”意思是我的生死是由天决定的，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孔子还有句“名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3 天决定着社会的兴衰治乱。《论语·宪问》：“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这里的“道”，指社会秩序的理想模式，而这一模式能否实现，是由天命决定的。

4 天能决定风调雨顺、年景收成。殷墟卜辞中有“帝其令雨”、“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的记载，就是问上帝下雨、刮风的情况以及这一年是否有好收成。

对帝王来说，最关注的，还是王位的更替。如何才能了解上天关于王位更替的意志呢？商人用的是龟卜，周人则龟卜与筮占并用，但大事仍以龟卜的结果为准。《尚书·大诰》：“宁（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可见，大宝龟是用来了解天意的，武王也正是通过龟卜接受天命：“宁（武）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 

不过，通过占卜了解天意有很大的局限。因为龟卜和筮占并不能直接而明确地表述天意，必须参入占卜者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有一定的规则可循，但仍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同样的占卜结果，完全可以得到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天意的可靠性。于是符瑞说便应运而生。符即凭证，瑞即祥瑞，也就是帝王受命于天，其继位，天往往下赐祥瑞，以为凭证。《汉书·刘辅传》：“天之所兴，必先赐以符瑞。”这样，便可以免得因对占卜的不同理解而违背了天意。如黄帝时有黄龙地螾的祥瑞，大禹时有草木秋冬不杀的祥瑞，文王时有火赤乌衔丹书于周社的祥瑞，秦人建国有猎获黑龙的祥瑞，汉朝立国有斩白蛇的祥瑞，这些祥瑞大多为后人的附会。符瑞说在战国时兴起，邹衍是集大成者，南朝时孙柔之著《瑞应图》，罗列出数百种祥瑞，以供人们参考。

不过，符瑞说也有缺陷，因为祥瑞大多为某种天象或动植物，只显示出改朝换代的迹象，并没明确说明该由谁来继统。这就不能排除有人私解符瑞、篡改天意、谋取天下的可能性。黄巾起义时就打过“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旗号。汉昭帝时有个叫眭弘的春秋学家还为此闹了个笑话。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泰山下一块长一丈五尺的巨石忽然自立，上林苑中一株卧地的枯木也自己站立起来了，于是，眭弘便认为这是祥瑞，尤其是泰山，乃帝王受命封禅之地，可知将有新天子从匹夫中崛起，劝汉昭帝寻找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这位眭弘大约念《春秋》给念呆了，让帝王让出皇位，无异于与虎谋皮，于是，眭弘便以妖言惑众而伏诛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直截了当地直书其名，免得让人揣度、冒牌。这种用直书其名的方式来表达天意的就是符命。符命理论在王莽时最为盛行。王莽本人就是依靠符命一步步登上帝位的。公元6年，平帝死了，广戚侯子婴即位，子婴只有两岁，称为“孺子婴”。就在子婴即位的同一月中，武功长孟通挖井，掘出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红字，这就是符命，上面准确无误地注明是“安汉公莽”。受此符命后，王莽遂着天子韨冕，南面朝臣。但王莽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不敢径自称帝，而自称“假皇帝”，臣民称之“摄皇帝”。

不久，这块白石运抵长安。正当王莽等人前去观看时，忽然狂风大作，不见人影，待到风停，白石前悬着一幅铜符帛画，上书：“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于是，王莽将符命上奏太后，说：“天命不可不畏。我请求今后对上帝、祖宗及太后、孝平皇后说话时仍称·假皇帝’，而号令天下时则直称‘皇帝’，不加‘摄’字，以顺应天命。”这一年（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改年号为“初始”，正式以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

王莽虽然改号称帝，但仍不满意，因为他对太后、孝平皇后还须自称“假皇帝”，并许诺将来还政于子婴，这就如鲠在喉。有个叫哀章的，猜透王莽心思，造了两道符命，装在两个铜柜中，一个叫“天帝行玺金匮图”，代表上天的命令；一个叫“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意即赤帝刘邦让位给黄帝的后代王莽的凭书。王莽得了这两道符命，便正式即真天子位，定国号为“新”。登基那天，王莽流着眼泪对子婴说：“我本想仿效周公摄政，还政于你，现在畏于天命，不得如愿呢！”小孩子好哄骗，到了太皇太后那里就行不通了。王莽即位后，到太后处讨传国玺，太后怒骂道：“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

自从王莽依靠符命完成篡夺汉家天下的三部曲后，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利用符命取得了政权。刘秀的符命叫做《赤伏符》，当时他已起兵打了三年天下，有个叫强华的同学从关中来，献上《赤伏符》，劝其称帝。其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受此符命后，便在部南千秋亭立坛，燔燎告天，即皇帝位。

符命虽然明白，但也有不足之处：产生了一大批造伪者。符命本来就是假的，因为可以售给帝王，卖个好价，便有不少投机之徒乱造符命，使其泛滥成灾，真伪莫辨。当年，哀章给王莽献铜柜符命时，在后面写了十一个大臣的名字，自己也赫然列于其中。王莽登极后，照此名单授官，哀章由此封为美新公。哀章的名单中有两个吉名王兴、王盛，朝中没有此人，王莽访得同名姓的十余人，其中以城门令王兴、卖饼人王盛的容貌最合卜相要求，遂分别封为奉新公、祟新公。人们见公候来得如此容易，便纷纷伪造符命，献给朝廷以邀官爵。专门指导人们造作符命的符书也跟着相继出笼，史载其名的有《河图圣洽符》、《河图纪命符》、《尚书中候合符后》、《春秋感精符》、《河图会昌符》、王莽的《符命》等等。一时符命满天飞，以致王莽都觉得“乱了天命”，不得不杀了一个乱造符命的甄丰以禁伪符。

如何解决符命中的造假问题？人们从作为凭证的印鉴、符节中获得启发：符命既然是天意，上天必然会授予某种信物做凭证，这就是符印。汉人刘熙的《释名》云：“符，付也。书所敕命于上付使传行之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

符印有两种：

一种是天神之印，传世的这类汉印有天帝之印、天帝神、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这种印常常印在符命上以及其他天帝敕令、镇墓文上。旨在验明正宗，表示决非造伪。实际上，仍然是自欺欺人，但古人却信以为真。

另一类是天使之印。与天神印不同，天使印不是天神本人的印鉴，而是传达天神旨意者的凭信。这种印旨在说明持有者充当天使的身份，以证明其具有通神的本领，所言不虚。这类汉印有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印，但最常见的还是天帝使者印。

以上两种类印并不仅仅用于符命，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祈镶也常常使用它，之所以通称为“符印”，是因为它代表着上帝、天神的旨意，而不仅仅用于帝王的符命。需要指出的是，这类符印还不是道教符印，但二者有渊源关系。后来道士作法时用的符印，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符印既然是天帝所授，天帝与日月同寿，那就不能使用汉隶，而必须用最古老的文字。汉人不知道有甲骨文和更早的刻划符号，他们认为最古老的是篆书，当然，作为此类印文的篆书决非一般的大篆小篆，它出自天神，必须具有仙迹，即所谓的云篆、凤篆、鸟篆、玄龙石文，或者，干脆自创一种谁也不识的“天篆”，以增加这种印文的神秘感和权威性。据称，秦始皇用和氏璧造“传国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由于始皇认为自己的权力得自天命，其印文用的也是云篆、鸟篆。叶梁宝《摹印传灯》卷上引姚晏的话说：“鸟头云脚，秦时为传国玺。”清人吴骞认为这类字体便是六国时的芝英书：“芝英书，六国时名以异体，为符信所制也。刻符书为鸟头云脚谓之小篆。”

不仅符印玄妙淳古，龙飞凤翥，连符文也跟着变成“自然之文”，以与天授的身份相符合。《汉书·元后传》云：“冠军张水献符命铜璧，文言：‘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诏曰：予视群公，咸曰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画，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为子，更命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协于新室，故交代之际，信于汉氏。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其具之祥，当为历代为母，照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钦承？”（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符印所使用的古篆，符文中“非刻非画，厥性自然”的文字，成为后来道符符号的直接来源。《云笈七籤》卷六“十二部”云：“神符者，即龙章凤篆之文，灵迹符书之字是也。”还有所谓“自然之字”：“乃迴天九霄白简青箓，上圣帝君受于九空，结飞玄紫气，自然之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勾勒出从天命到道符的发展线索：

不过，不要误解为道符就仅仅遁这条线发展而来，事实上，道符的来源是多元的，上述线索仅仅为其中之一。

四 道符的形成

“符”字甲骨、西周金文未见，当是春秋战国时后起之字。符字的本意是符节，一种凭信之物，即《孟子》所谓“若合符节”者。符字从竹，可见，最初的符节本以竹为之，作为出入门关时使用的凭证，相当于今日的通行证。《周礼·掌节》：“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从居延汉简出土的考古实物来看，符节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官吏家属专用的出入符，这种符上记载着使用者的年龄、随员、性别、特征，以利于辨别。如有一枚“永光四年正月己西槖延寿隧长孙时符”，符云：“妻大女昭武万岁里孙弟卿，年廿一。子小女王女，年三岁。弟小女耳，年九岁。皆黑色。”另一类是普通人使用的通用符。这种符不署明具体人名，只写上编码，是有关机构临时发放给出行者用的凭证。上述竹符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符长汉尺六寸，合今14厘米强；二是符节的侧面均刻有“符齿”，过关时合而为验。

符节作为一种凭信，也被用于朝廷与外官之间，当作委任、调兵的凭证。方法是将符节一分为二，朝廷与外官各执其一，朝廷有事，遣使持符至外官处，外官用其半符勘合之，以验真伪。由于这种符比较重要，为了防伪，符节的质地也由竹改为金、玉、铜等，形状也多样化、复杂化。常见的有虎符、鱼符、龟符、玉圭等等。这类符一般刻有铭文，如秦阳陵虎符铭：“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新郪虎符铭：“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

由符信之义再作引申，变为符命、符应、符瑞。符命是上天赋予人君的受命、往往以符箓、祥瑞的形式出现，如《赤伏符》、《河图圣洽符》、王莽的铜符帛图等等。这些东西代表着上天的意志，信而有征，如同符节一样，会得到契合、验证，故而得名。

僧道术士的书劾秘文之所以被称为“符”，取的也是凭信、契合之义。但有两种含义：

其一，指术士通过画符与上天进行沟通，以合上天的意志并取得无穷的法力。《灵玉宝鉴》卷二十二：“是故灵宝大法有符箓、简诰者，而义亦有所自来矣。在昔皇人按八角垂芒曰风篆龙章，曰金书玉字，皆上古天人之法制也。所谓符者，以合其妙。”

其二，指符灵而有验，如同符契一样有信。《云笈七籤·十二部》：“符以符契为名，谓此灵迹神用无方，利益众生，信若符契。”

道符是怎样产生的？刘师培先生在《周末学术史序》中曾精辟地指出：“秦汉以降，术数家言与儒道二家相杂，入儒家者为谶纬，入道家者为符箓。”这是不刊之论。道符是先秦种种方术功能的综合：青铜纹饰所具有的祈福引魂功能；雄舞傩礼所具有的驱逐疫鬼、辟邪保身功能；祭祀门神所具有的镶灾除凶功能；符命、符瑞所具有的天意有灵功能。这些功能最终被合而为一，就形成了道符。因此，道符是一种功能齐全、操作简便的方术。《云笈七籤》把道符的功能归纳为：“以祛邪伪、辅助正真、召会群灵、制御生民、保持劫运、安镇五方。”道符之所以能在方术中异军突起，并大有凌驾取代之势，且绵亘近两千年而不绝，原因就在于它的多功能、神秘性与简单易行。而作为道符先驱的种种先秦方术，则因不具备上述特点，在以后的岁月里日渐冷寂，终归式微。

那么，这种综合究竟是在何时完成的？换句话说，道符究竞出现在何时？这一问题历来颇多争议。晋人葛洪认为出自老子。他在其名著《抱朴子·遐览》中说：“郑君（郑隐，葛洪之师）言符出于老君，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老子是在汉代才被方士请进来奉为教主的，由此形成道教，与作为方术之一的道符并无任何瓜葛。

明人朱国祯认为符箓从佛教业缘因果中流出，盛行于北魏寇谦之后。

《涌幢小品》卷二十九“符箓”条：

其法盛于元魏寇谦之后。唐则明崇俨、叶法善、翟乾祐，五代则谭柴霄，宋则萨守坚、王文卿等，而林灵素最显。科醮之说，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要其教，朝廷以至间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辈亦尝为人奏章。今二业皆无显著者。独龙虎山张真人尚世袭。至我宪宗时，有李孜省、邓常恩，流为房中之术。世庙时，邵元节、陶典真突起，压张真人之上。大抵符策之说，自佛教业缘因果中流出，又窃佛经之绪余，作诸经谶，动人耳目取利。原非老子清净本指，乃寇谦之一出，魏太武缘之。

朱国祯谓符箓出于佛教，恐非允当。佛教在两汉之交始入中国。其业缘因果与符箓之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均无相通之处。而且，从时间上说，道符并非在寇谦之后才兴盛，资料表明，当在此之前。

除朱国祯外，清人赵翼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在《陔余丛考》卷三十四引邱琼山的话说，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遇老子玄孙李谱，授以图箓真经，“即后世符咒摄召之术所由起”。

笔者认为符出于两汉之交。

最早的符也许是行西王母筹，事见《汉书·五行志》：

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正月，民惊走，持稾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陌，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

行诏筹即西王母筹，因得自西王母而得名，《汉书·哀帝纪》亦载此事，即称西王母筹。西王母是传说中这符的传授者，虽然记载这一传说（《龙鱼河图》）的作者难以稽考，估计与《汉书》的作者班固是同时代人。或者稍稍晚出、二者有相同的材料来源，西王母筹与道符之间可能存在着原型与定型的关系。西王母筹是用小竹片或麻杆做成的，故称“筹”或棷，符最初也是以竹为原料，故符字从竹。西王母筹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上面书写了文字，故有“佩此书者”云云。而且，西王母筹与当时盛行的符命符瑞之符不同，它不是某种预言或祥瑞，而是一种得自天神、具有辟邪护身功能的书写品，这正是后来道符的基本特征。陈槃先生称其“即后代之符”，我们认为应该是道符的雏形。

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道符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后汉书·刘焉传》：

（张）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五斗米，故谓之米贼。陵传衡，衡传于鲁。

此事亦载《三国志·张鲁传》。张鲁的祖父张陵，也称张道陵即张天师，汉顺帝时（公元126年～144年）在四川鹤鸣山学道，并学会了造作道符的方法。这是文献中关于道符出现的最早的可信记载，至于后代道士所杜撰的西王母授黄帝符、老子造符之类，是神话而非信史。

张道陵是否是这符的创造者呢？恐怕未必。与张道陵同时代的道士于吉，也会作符。《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云：

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即今江苏吴县和浙江会稽县），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

于吉与张道陵同在汉顺帝时得道，《后汉书·襄楷传》载：

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号《太平青领书》。

《太平青领书》即传世的《太平经》，唐章怀太子李贤注曰：“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晋人葛洪《神仙传》亦谓：“汉元帝时，嵩（崇）随吉于曲阳泉上，遇天仙，授古青缣朱字《太平经》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

于吉的道符是否师承于张道陵呢？当然不是，二者各有师传。张道陵的造符方法可能得自巴巫，至少不会是他自己的创造，因为考古材料表明，此时中原已有道符流行。至于于吉的道符，则被认为是得自帛和（帛和是汉末时人，道教中的帛家道将其奉为祖师）。

张道陵所作的道符已难窥其貌，虽然后代道书中有所谓“张天师符”，但这多半是托伪或特指，非原形原物。于吉的道符则赖存于《太平经》而得到保留。不过，于吉本人并不将其称之为“符”，而是呼之为“复文”。这种“复文”由两个以上的隶字组成，繁者达九个之多。

综上所述，道符是先秦、两汉巫觋迷信、神仙方术的承继与综合。析而言之，道符综合了青铜纹饰沟通人神、祈福引魂的功能；驱傩逐疫、厌劾恶鬼的方法；符命符谶的神授思想与技法；以及巴蜀荆楚少数民族的鬼及北斗崇拜的法术等等。大致经历了从西王母筹到复文、再到道符的发展阶段。其最后的形成在东汉顺帝之前。这种综合不是一人一时完成的；而是不同地城，甚至不同民族的方士巫觋经过数代人的补充与完善最终形成的。

本文摘录自《中国符咒文化研究》 作者：刘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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