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提尔曼斯: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
© Wolfgang Tillmans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人群中的面孔
文 | Russell Ferguson译 | 于浅
校 | Fanny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一直在对抗人们对他的作品最新的看法。当大家认为他是一个随意拍摄的快照摄影师的时候,他创作了一组正式的人像摄影作品;当大家认为他是人像摄影师的时候,他便在2003年去View from Above公司工作,并拍一些根本看不到人的照片,或者进行抽象创作。有时他会将所有工作混合在一起,有时他会细致地将它们区分开。
他近期出版的《真理研究所》(2005)一书是按照照片类别进行的分类,他称:“却是以一种非系统性的方式”,其中也有未声明的类别和非类别,它们之间是具可以流动的。© Wolfgang Tillmans
但是,人像摄影是某种恒定不变的事物,正如他在2001年所说:
我在去年又拍了更多的人像,这是我从未感到疲倦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为肖像摄影做出什么贡献,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两年, 我对人们有了焕然一新的兴趣。总的来说,对人产生厌倦是件可怕的事情。拍摄肖像照是最基本的艺术行为,这个过程是非常直接的人类交流,这是我感兴趣的点。脆弱、暴露、尴尬与诚实——这些人们显示出的动态的情感流动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他拍摄的是谁?他给出答案是“我以某种方式爱的人,我想拥抱的人。”这种亲密感也许在提尔曼斯已故伴侣约琛·克莱因(Jochen Klein)的照片中最为明显。例如《约琛在淋浴》是1997年提尔曼斯一张经典的照片,私人的亲昵感与休闲优雅的构图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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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提尔曼斯的肖像也从这一对一的亲密关系中发散出来,记录了他圈子中其他人之间的爱和友谊。正如他为朋友亚历克斯和卢兹拍摄的一系列作品,也进一步涵盖了他感到着迷或好奇的公众人物:一个兼收并蓄的群体,例如女演员伊尔姆·赫尔曼(Irm Hermann)、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和摇滚歌手莫里西(Morrissey)。当然,这些类型本身具有一定流动性。比如,艾福克斯(Aphex Twin)和莫比(Moby)现在都是著名的音乐家,但在提尔曼斯第一次拍摄他们的时候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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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的许多肖像照片令人难忘,甚至具有标志性,例如《科琳》(Corinne,1993年)、《苏珊娜和卢茨》(Suzanne & Lutz,1993)年、《超级草丛II》(Supergrass II,1997年)等代表作,从根本上讲是非写实的,并且根植于社会背景中。需要记住的是,当提尔曼斯刚开始拍摄肖像的时候,肖像摄影的主要形式是理查德·埃维顿(Richard Avedon)和欧文·佩恩(Irving Penn)的戏剧性作品,他们的拍摄对象经常被隔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世隔绝。正如本杰明·布克赫(Benjamin Buchloh)轻蔑地描述这些作品:
他们强调的肖像摄影和绘画类别的持久性与被描绘的“主体”本身一样绝望。他们以怪癖的形式绝望地拍摄这些人,并把他们变成怪胎般的奇观,成为他们自己试图支撑传统中产阶级的独创性和个性的概念的牺牲品。
尽管提尔曼斯拍摄的人物,的确经常对自己的“个性”做出极端的断言,但他们始终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提尔曼斯的肖像作品模糊了公共人物、情景与私人的区别,但所拍摄的人未曾从所处的环境的特殊性中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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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否有人在场,他们总是暗含在其中,就像树枝上总会有另一个花瓣,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情境会导致对提尔斯曼目标的混淆。例如,他不是亚文化的纪录者。“我从未打算成为90年代的摄影师。”他说“但这些人让我感到很亲近。”他作品中的纪实性是他追求情感反映的次要效果,但这些反映发生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中。
如果说提尔曼斯拒绝了埃维顿和佩恩那种炫耀性的舞台式摄影风格,他正在努力追求一种完全透明性的记录,但他还没有天真到完全相信这种可能性。提尔曼斯的肖像作品实际上模糊了真实性的问题,使一个普遍的假设复杂化,即一张直接的照片就是他们“最真实”的记录。取而代之的是,他沿着一条假设的在直接摄影和导演摄影之间的线,在这条线的不同点上工作。© Wolfgang Till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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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许多肖像都是与模特合作完成的观念性作品,这些作品探讨了建构的身份和所谓的真实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身份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大多数人以一种相对直接的方式表达主题,但他们其中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角色,这两个方面可以同时存在。这在90年代中期的许多照片中尤为凸显,包括《诱惑之外的菲利克斯》《吉莉安》《伯纳黛特小组》《抽烟的乔》《雷切尔·奥本》1995年,《斜躺的南》1996年以及1996年拍摄的凯特·莫斯的照片。
当然,他所代表的是人都是个人,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弱点、有自己的自信,也有表现自我的意识。但他们也是更大范围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图像成为移动网络的一部分,不断地旋转、移动、在语境中重构,并新的并置中产生新的意义。提尔曼斯独特的装置强化了图像万花筒的观点。照片可以像朋友之间的交谈一样被体验,不断转换聚焦点,还可以重返某些面孔。© Wolfgang Till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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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任何特定的照片都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作品来拍摄,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作为文件的图像和作为自身特定美学证据的图像之间的辩证法。我不太愿意将任何艺术家的作品描绘成诗意的作品,但最终积累的看似中性和直接的图像不可避免地暗示着一种非常精确的世界观。
在20世纪早期的诗歌中,意象派运动摒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感伤语调和精巧词汇,取而代之的是精确的意象直截了当的语言。埃兹拉·庞德和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是与该运动相关的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相比之下,提尔曼斯反对自我意识下的唯美主义,并宣称直接的视觉也同样强大。他的看似直接的,往往被误认为是随意的,在这种传统下工作,邀请观众去接受直接交流,同时将其作为艺术认真对待,就像庞德在地铁上的面孔一样,“湿漉漉的黑色树枝上的花瓣”,每一个出现在提尔曼斯照片中的人可能或可能不会具有引人瞩目的形象,但他们构成了宏大作品中的一部分。任何一张图片都可能看起来很轻微、平庸,但在细节的积累中,浮现出一个高度具体的形象。- end -
文章
https://americansuburbx.com/2016/08/wolfgang-tillmans-faces-in-the-crow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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