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时间剖面年轮：从索绪尔，斯特劳斯到德里达

不存在的时间剖面年轮：从索绪尔，斯特劳斯到德里达
作者：豆瓣网此在一刚
当我们谈论起一种结构中的时间维度时，很容易想到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一张插图——树的剖面。一棵树的横剖面被看做一种结构在某一时间点上的共时规律（Synchronic Rules），而纵剖面则被看做一种结构的线性变化状态或历时事实（Diachronic Events）。“时间”这一概念，在20世纪之初建立的结构语言学中，被明确且不可混淆地二分。在书中，编者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不存在泛时规律，共时性和历时性是绝对对立的。
在语言学的历史中，这种对于时间的切分成为了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我们知道，索绪尔之所以成为结构语言学之父，继而开启了一整个属于结构主义的时代，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他提出了能所指的概念——这一对概念在他之前许多年就已经被前人发明出来了。索绪尔最具创见之处在于将能指-所指所构成的对应关系放进了价值系统中，“任意性能够存在只是因为，符号体系是由词项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由它们的充盈，建构起来的。意指元素能够运作不是因为其核心的凝聚力，而是因为对立的网络：对立的网络把意指的元素区分开来，又使之相互联系。（德里达，1968）”——这一行为使得所有要素的意义都不再是固定的，一切都只有在系统中才成立，在集体中才显现。如书中所言：
语言中只有差别……它不过是由它与其他类似的价值的关系所决定的价值……使一个词真正具有意义的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发音上的差别。A、B两个要素永远不能原原本本地达到意识的领域——意识所感到的永远只是A、B之间的差别。语言不可能有先于系统存在的观念或声音。……使一个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的一切就构成符号。
而这一系统的提出，正是源于“语言”（langage）和“言语”（parole）这一对概念的分离。自此，一切共时的、相对稳定的、属于集体的、可被研究的便被看做结构的系统，一切历时的、相对随意的、属于个人的、不易用科学方法研究的便被看做了主体对该结构系统的应用和轻微调整。在“言语活动”中，“语言”的诞生是一个从经验中分离出科学性的时刻。共时规律作为一种可以将语言学带上科学轨道的通路，在其与历时性的对抗中占据了绝对的上风，成为一个近似静止的研究对象。而历时事实则被看做某种缺乏科学性的偶然，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书中极少被提及。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出于某种强烈的、近乎洁癖的二元对立渴望，“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绝对二分在许多地方都摆明了立场。这其中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完全令人信服。比较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在第三章中谈到共时规律和历时规律作为“社会机制”的特征时，用社会机制所固有的“一般性”和“命令性”来考察语言中的共时规律和历时规律，编者认为共时规律具有一般性而不具有命令性，历时规律具有命令性而不具有一般性。两种规律分别具有社会机制的一方面特征，加起来则具有社会机制的全部特征。书中有云：
共时规律是一般性的，但不是命令性的。毫无疑问，它会凭借集体习惯的约束而强加于个人，但是我们这里考虑的不是与说话者有关的义务。我们的意思是说：在语言里，当规律支配着某一点的时候，任何力量也保证不了这一规律性得以保持下去……相反，历时态却必须有一种动力的因素，由此产生一种效果，执行一件事情。但是这一命令性的特征却不足以把规律的概念应用于演化的事实；只有当一类事实全都服从于同一规则的时候，我们才谈得上规律。而历时事件总有一种偶然的和特殊的性质……
毫无疑问，这段话中所谈到的“一般性”和“命令性”与通常的理解有很大差别。这里两个性质的作用对象并不是思维习惯性的理解中所认为的社会机制的作用对象——即人，而是语言本身。 “一般性”在书中所指的是“适用于一切情况”（adapt to all cases），而“命令性”在书中指的是“作为外力介入并且强行改变/维持其不改变的作用”（comes in by force）。因此，共时规律不具有“命令性”可以理解为，出于语言的能指/所指对应任意性，尽管语言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机制，人人都必须依照它才能达成交流，但是它并不存在“合理性”的问题——语言的规律是出于共同的社会契约，没有任何更高的力量可以保持其不改变，每当一个新的规律出现的时候，旧的总会让步而退场。而历时的事件对于语言是具有强加的改变作用的，因而具有命令性——一旦发起自言语的一项变化产生，并扩大成为历时事件，最终便一定会强制语言发生改变。但历时事件互相之间都是完全独立而绝对随机的，并不具有一般性。
这种说法尽管可以在逻辑上说通，但是其立论前提已经脱离了“社会机制”两个特征的基本事实——一般性和命令性应当是作用于“机制”的对象而非“机制”本身。如果从作用于机制对象的角度来看，以上的说法就相当不成立了。语言的共时规律显然对人们具有命令作用，而历时事实也会在人群身上造成一般性的影响。问题的所在并不在于将语言看做社会机制，而是在于“共时”与“历时”不科学的绝对二分。
如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中所言，共时和历时的对立早已被证明是不牢靠的——马克思证明了历时性也可以在集体中存在，而弗洛伊德证明语法也可以在个人中实现。事实上，甚至索绪尔本人是否真的坚持这样的二分都是令人狐疑的。在索绪尔之前，杜克海姆于1900年发表的演说中谈到：
毫无疑问，与结构相关的现象较之功能性的现象多少要更稳定一些，但在这两个事实秩序之间只存在程度的区别。结构自身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不断形成，又不断失效，是生活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性，而把它从它所由出的生活中，或从它所决定的生活中区分出来，便相当于分解不可分解的事物。
而在索绪尔之后，雅各布森也于20年代初便否认了“共时”“历时”的绝对二分。我们知道，索绪尔于1907年开始教授普通语言学课程，1913年去世之后，他的学生编制《普通语言学教程》并发表于1916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怀疑索绪尔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许有被篡改之嫌。加之斯特劳斯在书中谈到《教程》本身也被证实有被编者们一定程度上夸大或歪曲的现象，或许从索绪尔开始，在结构中看待时间的态度，就并没有这本划时代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展现出的这样极端。
到20世纪中期，从语言学中借鉴了诸多概念和研究方法的结构主义大师斯特劳斯在看待“共时/历时”的问题上便显得客观许多。在《结构人类学》中有云：
如果一个有意识的系统是存在的，它只能从大量无意识系统……的“辩证平均数”中产生。然而，这些系统无论在其逻辑结构上和历史的从属性上都不一致。它们好像是被折射到一个临时的方面，而共时性就会化解为一种稀薄而不可捉摸的本质，一个实在的幽灵。
由此可见，斯特劳斯对于结构中的时间的态度已经不再过分强调共时性而忽略历时性的作用了。将集体系统看做大量个人系统的一个动态而非静止的不稳定切面（“辩证平均数”），而不是把共时性与历时性完全剥离开来，看做一个可以构成自我事实的、稳定封闭的系统，认为绝对的共时性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实在的幽灵”，表现出斯特劳斯已经在时间概念上同《普通语言学教程》编者们分道扬镳了。然而作为一个结构论者，斯特劳斯又是如何处理“二元对立”的问题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身为结构主义大师的斯特劳斯并没有概念的二分看做建立结构的客观真理。如他本人所言，“当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将它们互相拆开、分别对待时，我们却发现他们由于不曾预见的相似性的吸引而又结合到一起。”例如，德里达曾在他的著名演说《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中抨击“工程师/修补匠”二元概念，谈到没有任何工程师是真的可以完全从结构开始考虑事件的（与修补匠对立），他总得也从事件和经验去拼凑出结构，否则他本身就成为了神话，成为了“话”的创造者，成为了“话”本身，因此，工程师和修补匠的二元对立也就自行解体了。然而，在《野性的思维》里是这样叙述的：
对于工程师来说……当他接受一项既定任务时，他并不比修补匠更能随心所欲，他也必须先着手把由理论和时间的知识和技术手段所构成的一套先前确定的组合加以编目。这些知识和技术手段也就限制了可能的解决方式。因而，二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人们试图去设想的那样绝对。
由此可见，斯特劳斯对于二元对立的建构并没有非常彻底的态度。相比之下，他似乎更看重这种概念区分作为工具的功能，将其为自己所用，所谓一种研究的方法去探索一些学科内的规律。德里达也谈到斯特劳斯在谈及“自然/文化”这一对立概念的时候，认为“在今天它们似乎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价值。”在《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中，德里达评价道：
斯特劳斯那种做法的选择，是采取在经验领域内保留传统概念的办法，把它们仍就当做有用的工具，但是同时必须揭示它们这样那样的局限。……它们的有效性仍旧被利用，被用来破坏它们中属于其中一部分的旧机制。这就是人文科学的语言对其自身的批判。他批判工具的真理性价值，却又将它作为工具保留。
而回到结构中的时间维度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正是通过将共时/历时事实放在一起考虑，斯特劳斯才提出了“神话单位”的概念——在《结构人类学》中，神话的单位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相比于完全线性的、要素之间只有单一关系的语言，它作为一种故事，是语言之下的第二代码系统，就像管弦乐的和声一样，既可以在纵轴上被分析，又可以在横轴上组合。因此它所展现的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关系束”。
斯特劳斯的研究工具所存在的“真理性”的问题，成为了德里达对其进行解构的对象。但是从斯特劳斯的文本中来看，他本人对此并非毫无意识，而是明知这些概念的二元对立不完全成立，却仍然把它们作为研究工具，对人类学进行建构。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与斯特劳斯自身所处的年代息息相关。斯特劳斯曾经在各种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建立一种“广义的人类学，或者说是人学”，这种属于战后的、雄心勃勃的建立一种普遍科学的观念，使得斯特劳斯的理论中“普遍性”或“平权性”的强调远远超出了“逻辑性”的拷问。相比之下，对于20世纪中后期提出解构主义的德里达来说，这种个人的责任感恐怕已经有点过时了。在德里达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语言哲学的线路上，对于时间的“共时/历时”二分之争终于落下了帷幕。
在1968年的演讲中，德里达对“延异”（différance）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对于德里达来说，这个词是破解“二元对立”，继而破解结构的一举多得的武器。他谈到：
延异既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声音，也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书写……它被定位于言语和书写之间……既让我们和一者相连，也让我们和另一者相连，有时还让我们相信我们的错觉，即它们是两个东西。
 “延异”（différance）即“延宕”和“差异”。这个概念中，“延宕”便是对于历时性在语言意指系统中作用的考虑，它“顾虑到一种时间的力量”，将时差化对系统带来的影响提升到与共时系统中的“差异”并行的位置上。一直以来，结构语言学的系统建立在对“共时差异”分析上，认为符号的价值源于“差异”，而德里达告诉我们，“延宕”的作用应作为“差异”的增补，同样被考虑到价值系统中来：
“差异”（différence）一词既不能指作为时差的分延，也不能指作为争执的歧异。 所以，“延异”（différance）一词就是对这种意义之缺失的经济的弥补，因为“延异”可以同时意指其意义的全部配置。……“延异”可以说指定了一种建构性的、生产性的、原初性的因果关系，指定了一个断离和划分的进程，它将产生或建构不同之物或差异。
自此，一种绝对的“共时”平面便自行解体了。“延异”的概念使得人们认识到无论使用怎样的符号，只要符号在场，它所指向的那个实在的物便不会在场，一切的意指活动，最终不过是论述叠论述的无限推演，稳定的系统并不存在，“意义”也不会到达。在结构对时间的考察中，对于树的横截面一般的年轮的稳定封闭的幻想自此也彻底终结了。
或许，结构主义中在考察时间维度上的失败，会将我们重新带回“什么是认识”这样的问题中来，或者重新带回到文章开头那个关于树的截面的比喻上。——结构论者之所以建立了“共时”和“历时”二分这样一个错误的模型，正是因为过分简单地类比了两种或许并不可类比的东西——时间和树。时间和树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在时间维度的内部，但却与树同一个维度。当我们在自己的维度内切开一棵树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它，分析它，因为我们和树同样在时间的维度内保持着相对静止。然而，时间却是我们不可操控的维度。无论我们如何起劲儿地认为自己可以将历史定格在某一个点上分析研究，都无法改变时间永远冷漠、沉寂、不受任何控制地向前走去的事实。我们的认识永恒地局限在时间之内，在因果之内，甚至当我们在阐述这个事实的时候，都不得不用一种线性的、一个字挨着一个字的、如同时间的永恒链条一般的文字符号来记录这一切。——因为正是这种被局限着的认识，产生了我们所使用的符号。

所以，如赫拉克利特和克拉底鲁之间的分歧那样，事实上，人确实一次都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连踏入的过程都蕴藏着不可超越的时间。任何试图踏入时间之河的行为都不会在一个绝对的平面上完成。——只要哲学仍然是一个研究着“人”的认识的学科，我们就永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哪怕在理论上都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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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索绪尔, 小松英辅, 绍杰. 普通语言学教程: 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M].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2德里达, 汪民安. 延异[J]. 外国文学, 2000 (1): 69-84.3德里达, 盛宁. 结构, 符号, 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J]. 编. 最新西方文论选.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1, 135.4列维, 斯特劳斯, 建兵. 野性的思维[M]. 京华出版社, 2000.5斯特劳斯列维, 王先霈, 王先霈. 结构人类学[D]. , 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