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斯与索绪尔符号观比较

皮尔斯与索绪尔符号观比较
李巧兰 
一，引言
符号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古希腊就有了符号研究的萌芽，符号学原是希腊医学传统中的“症候学”（symptomatology，指通过症状来对疾病做出诊断和预测），而后发展为希腊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古希腊的符号理论传入中世纪的欧洲之后，主要沿着两种潮流发展：前者以莱布尼兹（Leibniz，1646-1716）为代表，认为符号是一种认知工具，后者主要以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Locke，1632-1704）为代表，认为语言作为思想这一外部事物的符号，可称为元符号（metasign）。说其年轻，是因为历经了古希腊的萌芽期和欧洲中世纪的发展期，符号学始终没有成为一门独立、成熟的学科。现代西方符号学科的确立是在20世纪初，追根溯源，有两个主要的源头：一个在美国，以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为代表，另一个在欧洲，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为先驱。有趣的是，表示符号学的两个主要术语“semiotics”和“semiology”也曾经和这两个不同源流的符号学传统相对应：“semi-otics”指的是以皮尔斯为代表的符号一般理论，而“semiology”则指从索绪尔到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直至巴尔特（Barthes）这一语言学传统的符号学说（见Noth， 1990： 13）。由于他们建构符号学的理论背景有所不同，因此在符号构成、符号本质、符号学语言观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对后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本文拟对他们的符号学思想作一比较，以期理清他们的符号理论框架及他们对现代符号学理论的不同贡献。
二，建构符号学的背景比较
皮尔斯被普遍认为是现代美国符号学的奠基者，其符号学理论可以说是他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直接产物。皮尔斯所谓的“实用主义”（pragmaticism）有其特定的含义，它用于说明思想是如何通过符号意义的生成而获得的。在康德哲学思想和逻辑科学的基础上，皮尔斯否定了洛克的“白板说”这种绝对的客观经验主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主客观结合的经验主义：“每一项认知都包括其代表物及使代表物得以实现的人这一主体的行为或感觉”（Peirce，见Hoopes， 1991：46），或者说实用主义重视“认知过程中[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见Cobley， 2001： 242）。也就是说知识的获得不是外部世界直接印在人脑这块白板上的感知印象，人无法获得绝对的知识和经验，而必须通过符号（sign，即代表物）在符号过程（semiosis）中的媒介作用来接近真理。
这种符号理论究其实质还是一种哲学逻辑。符号在符号过程中通过一种基于假设的不明推理（abduction）得到了解释，成为思想。皮尔斯把这一通过符号的推理来获得意义的符号过程看作是一种哲学逻辑——“逻辑从广义上说，只是关于符号的学说即符号学的别名”（Peirce，见Buchler， 1955：98）。他把符号作为阐述逻辑形式的思维工具，归根到底，他的符号学说还是为了阐述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是怎样认识世界的。但从他符号研究的这一出发点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他所采用的方法将是心灵主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认知的。
索绪尔提出创立符号学的目的可见之于《普通语言学教程》（2002： 15-16）中的这段话：“我们可以设想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是社会心理学，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将它叫作符号学，它将说明符号由什么构成，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我们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语言学不过是这门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指语言学]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在此我只想指出一点：如果我们能在各门科学中第一次为语言学指定一个位置，那是因为我们将它归属于符号学”。可见，索绪尔创立符号学的目的是为了赋予语言学一个科学的地位。他将符号学纳入一门已经奠定了科学地位的科学——普通心理学的范围，再把语言学归入符号学，从而确立了语言学的科学地位。
为什么不把语言学归入其它人文科学呢?因为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本质是一个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可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仪式、军用信号等，而语言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的。所以他进而认为符号学之所以还能成为一门有自身研究目标的独立科学是因为语言一直以来都是“从别的观点，被当成是别的东西的功能”而得到关注，从未被当成它自己来研究，而语言这一符号系统恰恰最能揭示符号学的本质，构成理解符号学的基础（2002： 16）。我们认为，索绪尔在这里兜了个圈子。虽然他提出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可以应用于语言学，但他显然更迫切地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在符号学目前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应先找出语言符号系统的性质、规律，再应用于符号学。这种研究方法显然与皮尔斯正好相反：皮尔斯是先提出符号学的基本框架，再把其中规则应用于语言这一符号子系统；索绪尔则先研究语言这一符号子系统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反作用于符号学系统。
三，“三元”与“二元”：符号构成的比较
皮尔斯认为符号由三个部分构成：代表者，对象和解释项（）。代表者（有时皮尔斯也称它为符号）可以是实物、感官获得的印象或者思想；对象可以是已存在的实体，也可以是头脑中的想象物；解释项即符号的意义，是指符号在人脑中唤起的认知，所产生的心理效果或思想，并且它本身也是一个符号。它们构成三位一体的关系，三者缺一不可。如皮尔斯所说，“我所说的符号学是这样一种活动或影响，它是（或者包含）三个主体如符号、符号的对象和符号的解释之间的合作；这种三项关系的影响是决不能分解为两项之间的活动的。……我的定义给予任何具有这样活动的东西以‘符号’的名称”。
索绪尔批评、摈弃了那种把符号等同于能指的一元符号观，即认为语言直接给事物命名（如一个词就直接代表一个事物）是个错误观点，指出语言符号是由音响形象和概念组成的双面的心理实体，索绪尔后来代之以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更为抽象、更具对比度的名称，以示它们紧密相连却又相互对立的关系，所指是抽象的心理概念，能指不是物质的声音，而是心理印记，两者都是抽象的心理现象，因此，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语言符号是独立于外在的指称物的存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只在理论上具有分割的可能，实际上是不能分开的，如同一张纸的两面。由此看来，在一定的符号载体内部，已经存在并且只存在着能指和所指两个侧面，一切符号学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两个侧面展开的。
可见，二者的符号构成是截然不同的。索绪尔的符号是一种二元的关系（dyadic relation），没有把符号的解释纳入符号组合，即索绪尔（2002： 101）所说的“任何一个语言实体的存在都只能通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想”，这一心理联想的过程既不考虑符号与外部所指事物的关系，也不包含符号使用者或解释者对符号的理解和传达。迪利（Deely ， 1990： 115）认为这种二元的符号结构是有缺陷的，“它缺乏一个第三者，只有凭借它，符号才有一个转换（transfor-mation）的过程，由此首先转换成对象，而后转换成其他符号”。这个“第三者”就是皮尔斯符号构成中的解释项，它涉及到主体人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对符号所作的感知、解释或认知，他认为皮尔斯的符号理论实现了这个目标。
确实，皮尔斯的符号是一个三元的整体（triadic unity），通过解释者的解释使符号和对象之间确立了某种联系，符号在其中充当了思想与现实的媒介。符号自身无所谓指称和表达，是人赋予符号以生命，对其做出种种理解和规定，并以符号为工具发展了人自身。不仅如此，皮尔斯还用他所划分的三个哲学范畴来考察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像似（i-conic）、指标（deictic）和象征（symbolic）三种关系，语言符号是一种象征，通过解释的约定俗成确立语词和所指的关系。相比之下，索绪尔的符号构成割裂了符号与外部的任何外在关系，显得极为抽象、客观，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索绪尔对任意性的含义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否定——它不是指说话者自由选择能指，以及一个非常明确的肯定——它强调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论证的（unmotivated），即没有任何现实中的自然联系。正因如此，索绪尔自始至终都用sign而不是symbol来指称语言符号，他认为象征是一种可论证的符号，在其能指和所指之间还存在着“一丝自然的联系”（2001： 68）。否认这种所谓的自然联系，也就否认了皮尔斯三种符号（像似、指标与象征）划分中符号与所指存在的性质像似、物理联系以及约定俗成的关系。
四，“过程”与“关系”：符号本质之比较研究
符号的构成只是符号学研究的起点，符号理论所注重的核心是符号过程，它最能揭示符号的本质。所谓符号过程，就是符号发挥符号功能，完成一个能指对所指的意指的过程。   1，皮尔斯的动态符号过程 在符号的本质方面，皮尔斯认为任何东西只有当它被解释为符号时才成为符号。从上文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来看，符号过程就是在三位一体的关系中，代表者在解释者心中唤起对对象的解释的过程，即符号对解释者的认知起作用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皮尔斯还提出了无限符号过程理论，这是他符号理论的中心。他认为，由于解释本身也是符号，又将唤起另一个更进一步的（more developed）解释，这另一个解释又将在下一个符号过程中充当符号，形成另一个再进一步的解释（，如此不断，所以这个符号过程是永无止境的，按皮尔斯的说法就是“所有的思维必然都是符号的”。在这里，解释者的解释在符号构成和符号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符号对对象的指称是通过解释者的解释（即思想，或符号意义）来实现的。解释通过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赋予符号一个意义，从而把代表者和它的指称对象联系起来，所以，符号的意义要通过推理来获得，也就是说符号和所指对象之间具有逻辑的因而是可论证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在符号过程中，前一个解释同时又可以在下一个符号过程中充当符号，从中获得另一个解释，同时也等于是从外部来解释前一个符号。例如，交通路口路标上的“停”这个语言符号，在第一级符号过程中得到的解释是“暂停”，这个解释在下一级符号过程中，又可以得到诸如“交通拥挤区域”、“危险”这样更进一步的解释。皮尔斯这个动态发展的无限符号过程不仅说明人的认知过程是在先前所获得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的过程，而且构成了符号在使用中的动态意义这一重要观点，强调符号在不同使用情境下的不同意义，因而符号是一种认知和交际实践中的动态过程。
2，索绪尔的静态结构关系
索绪尔二元符号的构成由于缺乏一个象皮尔斯那样的解释环节，隔绝了符号与外部客体对象的联系，因而其符号的意指只能在符号内部建立。这种符号的本质不能描绘成象皮尔斯那样的动态的“过程”，只能说是一种静态的“关系”。“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索绪尔用价值这一概念来表示语言符号的关系，包括可交换的非类似物和可比较的类似物两种关系。
这种关系首先表现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前面讨论过的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符号关系的前提。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绝对的任意性是针对单个、孤立的语言符号而提出的。这样一来，索绪尔就斩断了语言符号与外部事物的任何直接联系。基于这样一种限制，符号过程就是能指（音响形象）通过心理联想意指其对立面所指（概念）的过程。不过，为了与符号的构成区分开来，索绪尔分别用signal和signification来代替在符号过程中的能指和所指，
在任意性原则之后，索绪尔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则，即线性原则。索绪尔认为线性原则的重要性不亚于任意性原则，因为“整个语言的机制都取决于它”。它强调能指的时间性，具体表现为：（a）它占有一定的时间跨度； （b）这一跨度只能用一个维度来衡量：它是一条直线）。也就是说，语言符号的排列是在时间的链条上展开的。线性原则实际上是规定制约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符号之间只能按先后顺序组合在一条直线上，并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而获得价值，索绪尔（2002： 113）用下图S2来表示这种价值关系，它所体现只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上的关系，它不等于皮尔斯的符号意义，它不是在一个符号使用过程中可以实现的具体符号意义，而是符号系统内各符号间的对立关系所体现的差异，这种符号过程体现的不是动态的实践，而是静态的关系。
五，不同的语言符号观
从上述分析和符号过程的图解可得出皮尔斯认为符号本质在于符号的行为过程，强调符号动态相互作用中的认知过程。皮尔斯对语言的符号本质维持着毕生的兴趣，他的符号理论必然影响他的语言符号观。这种符号观折射到语言符号上必然表现为一种交际、认知的语言观。通过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的符号过程，解释或符号的意义不断地推衍、变化，由此人的思维不断地转换或发展，接近真理。迪利把皮尔斯符号过程中的动态交往进一步阐发为“主体间的交往”的交际过程，他认为在符号的行为过程中总是涉及到两个物理存在之间物理或心理的交往。帕门提尔则指出这体现了思维的“对话性”，与巴赫金所持的语言符号的对话、交往说有相似之处。并且，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交互对话过程中产生了认知。艾科）更是特别强调，符号过程中通过推理的过程得出解释是对认知活动的调节。
正因如此，我们发现，皮尔斯符号思想与认知语言学有着潜在渊源。我们可用认知语言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论证这一点。赵艳芳（2001）在其《认知语言学概论》中对认知语言学有以下几点界定：（1）认知的语言观强调人的经验和认知能力（而不是绝对的客观现实）在语言运用和理解中的作用；（2）没有独立于人的认知以外的所谓意义，也没有独立于人的认知以外的客观真理；（3）认知语言学是解释性的语言学；（4）认知语言学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和对世界进行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学科。从这几个角度看，皮尔斯的符号理论运用到语言符号领域正是一种认知的、交际的实用主义语言观，即注重符号的动态交往过程。
而索绪尔的二元的语言符号观强调语言符号系统是一个静态的、关系的系统，必然使之走向结构的语言观。
从上述索绪尔所持的符号本质来看，索绪尔是用价值这一概念来概括符号过程的两类关系：某个符号与其对立面的概念的交换关系，以及系统中各符号间通过比较形成的差异关系。语言就是一个以符号的任意性为基础的、由对立关系和差别关系构成的纯粹价值的符号系统。索绪尔后来进一步把价值的这两种关系阐发成纵向的联想关系和横向的组合关系，这两条轴线制约着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使其在系统内只具有相对的任意性，避免了符号间杂乱无章的状态，使语言符号系统能够有序地排列，形成一个结构的整体。所以，我们说索绪尔所持的是结构的语言符号观。索绪尔这一语言的结构观决定了他的方法论。因此，索绪尔排除了时刻变化的、无序的具体言语现象，而只研究社会的、整体的、抽象的语言形式，忽略语言历时发展中的演变，只考虑语言共时状态下的静态、不变的关系。
把索绪尔这一语言结构的系统原则运用于符号学，可以说是研究符号系统内部结构形式的科学，或者说是结构符号学，其“最小的研究目标是结构”。“结构”一词源于拉丁语“structura”，意为“通过对材料的有序排列构成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本身就隐含了静态、共时的含义。Krober这样描述结构观：“当我们分析系统的结构时，我们不仅不管那些构成要素的具体材料，而且不管系统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结构是系统内相对稳定的一面”。可见，结构的特征是整体、系统、有序以及静态的形式关系。
六，结语
从上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皮尔斯的三位一体符号观是认知的、交际的符号观，它研究人怎样通过无限的，以人的解释为中心的符号过程这一动态的认知过程来接近客观真理，其中的语言符号都是具体的言语活动的内容；索绪尔的二元符号观则侧重对结构系统内的抽象的语言符号的研究。但是不管怎样，二者的符号思想都为其后的符号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后来的研究者在他们开拓的领域内只是继续深入，加以完善。对皮尔斯符号思想的批判继承首推莫里斯。他继承了皮尔斯的三元符号观，但由于采用的是行为主义的视角和方法，他用解释者代替了皮尔斯符号构成中的解释项，并把解释者和符号之间的关系归入符号三角中的语用维度，开辟了对语言符号的语用学研究；艾科则更加关注皮尔斯符号理论的无限符号过程方面，把它运用到语言哲学、认知科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等领域。而在索绪尔这一结构主义符号传统方面，叶尔姆斯列夫可以说是最直接的继承人，它所创立的语符学更为细致地描绘了语言符号。此后，巴尔特把结构主义的符号观用于文本分析，列维-斯特劳斯则把它运用到人类学研究方面。总而言之，二者的符号理论在其后继者的不同诠释和应用下，渗透到方方面面的研究领域，各有不同的影响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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