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本质的另一种诠释

语言本质的另一种诠释
邱立中
互构语言学是北京大学教授辜正坤先生尝试建立的语言学新流派。中国学者涉足一个全新概念的语言学领域，从诞生的那天起注定要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争论。语言的无法考证性，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复杂性成为自古希腊到今日旷世已久的争论焦点。辜正坤先生另辟溪径，以哲学眼光和汉语语言文化为基点来勾勒一幅语言思维文化的关系画卷。他认为“存在就是语言”，语言具有结构是因为存在具有结构,存在结构与语言结构具有共生、互动、互补、互斥、互构、互控的辨证关系。
早在1979年，辜正坤就写过一个互构语言学大纲，并一直在为它收集相关的资料。1991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外国语言学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互构语言学”的概念，启发人们重新思考西方权威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若干观点。随后，互构语言学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人类语言音义同构现象与人类文化模式”和“对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批判与语言学新定律”先后在《北京大学学报》和《外语与外语教学》上发表，系统完整阐述了互构语言学的基本思想、论证过程及其对文化发生学、认知语言学的作用。2004年11月，其著作《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这一理论已经开始走向成熟。本文就互构语言学的基本思想进行描述，并就该理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注：以下援引的有关表述均来自于上述论文与著作，除非必要，不再一一标出）
一、互构语言学的起源、定义与内涵
互构语言学属于哲学语言学的范畴。辜正坤在他的著作中强调：互构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是存在，但是该“存在”不仅包含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也包括人所不了解的其它物质领域，也就是整个宇宙。另一方面，互构语言学中的“语言”“既包括具体的语言，也包括抽象的语言；既包括一切有声有形文字，也包括一切作用于人脑和人的五官的视象、音象、事象、味象、触象、义象等。它既包含物质的也包含精神的。”从人的视觉去研究语言结构和存在关系的语言理论，叫互构语言学。
互构语言学以新的视觉来研究人类语言与存在的关系，它的理论认为：语言不仅模拟存在，也反作用于存在，重新拟构存在。它对人类语言的起源做出新的假设，强调语言产生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反主流的立意显而易见。该理论系统论述了存在结构与语言结构的共生同构。同时认为：不同的生理心理与客观环境条件使语言结构在与存在互构的过程中发生相应的区别，因此产生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互构语言学理论首次提出了三元句法结构模式，并类推出三元句法结构模式演化的十种句法结构，这十种句法结构几乎囊括了世界上一切语言所可能有的核心句法结构。该理论提出的“主体心理感知锋”说解释了各种语言和言语的构成，指出“句子中各个词素的位置之所以有先后顺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体心理感知锋运动顺序的结果”。辜正坤在通过对大量汉语词汇的词源进行考证的基础上，运用互构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提出人类语言音义同构现象论，认为“音义同构现象不仅必然的、而且客观的、程度不同的存在于人类语言中。”有意思的是，他对汉语词汇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哲学分类，提出了阴阳对立与阶级意义说，并进行了大量的数学分析，最终得出汉语中存在的音义同构论。
二、互构语言学理论主干与主要观点
一）对人类语言起源的诠释
互构语言学以探索语言起源为出发点，从古代图画文字的起源论证语言和外部世界的互构关系。它从甲骨文、埃及象形文、乌加里特楔形文到早期巴比伦文的对比中发现：虽然“远隔万里，许多文字居然都能异曲同工！”
没有人怀疑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符号的起源已经构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符号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柏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说：“语言构成人类之整体，人类所使用的字或符号，就是人类本身。语言就是本身的全部。”[5]柏斯把人类意识的符号划分为三大类：肖似性符号、指示性符号和象徵性符号。在柏斯的定义里，肖似性符号指“由其动态客体本身所蕴含的特质所决定之符号”，肖似性符号藉由相似性或类似性来代表客体，符号和释义间的关系取决于貌似。互构语言学对语言符号的解释和柏斯极为相似：“他们都有同一个起源，即他们都在模仿客观世界的物象、事象及其关系”。辜正坤认为，肖似性符号和它所代表的客体展现一相同特质的结构。拿英语这一语言来说，拟声词如crash和giggle等许多词都表现肖似性符号面象，藉由实际声音和音素声音间的相似性，唤起实际声音犹在耳边。非语音系的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语言系统，把肖似性符号和象徵性符号进化到一更高的层次。
互构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似乎更多来源于英国语言哲学家伯兰特A.W.罗素,辜正坤在他的论著中用大量的笔墨对罗素的语言观做了说明。罗素认为：语言和世界之间有一种“符合”或“对应”（correspondence）的关系，换言之，语言的形式理论在于表明语言形式结构和世界结构间的对应关系。他将这种关系称为同构（isomorphism）[5]。 我们有理由相信，罗素的哲学语言观对互构语言学的形成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互构语言学对现代语言学基础理论具有反叛的特征。从历史来看，语言符号音义关系是人们争论时间很长的话题，从古希腊开始，一些哲人就对语言的本质进行思考，约定派和自然派一直争论不休。可是这一切到了索绪尔时代，似乎尘埃落定，无论是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还是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都把语言任意论作为拱门基石（帕默尔，1983）。人们对这样一个假设确信无疑：现代语言学的第一要素就是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
互构语言学对语言起源的观点比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有更宽泛的视觉。历史比较语言学把眼光锁定在以拼音文字为特色的语言上，通过对希腊语、拉丁语和印度梵语的比较研究来探索语言的起源。而互构语言学着眼于东西方所有语言形式，特别是表意文字的音象和义象，它提出的“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其核心是：语言文字的必然性因素随着时间流逝,早期往往是必然性的因素占主要,后期慢慢地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因素的增强,它的任意性才逐渐增强的。
二）、主体心理感知锋理论对人类语言认知过程的解释

主体心理感知锋理论是互构语言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主体心理感知锋，辜正坤说：指的是主体（说话人、思考者、描述者）对事物的注意焦点，或者又可以称为注意指向器，或注意选择指针。人们在说、想任何事物时，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出发点。就是说，无论人注意什么事物，他只能一件一件地注意，他不可能以同等的注意强度同时注意一切。因为他的视幅是有限的；有限的视幅对应于有限的思考视象。这样一来，他注意的过程就必然有一个先后顺序。究竟他先注意什么东西，后注意什么东西，取决于他（主体）在特定的时间、环境中的特定的生理、心理状态。我们可以把主体的、集中了的注意力看成是一束光线一样的东西，或指针一样的东西。这枚指针指向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被主体注意到了。这很象是人的单向视觉注意，或曰视线。视线落在何处，何处就成为注意对象。这种视线一样的东西，就叫主体心理感知锋。用主体心理感知锋的运动特点来解释句子的构成，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发现，句子中各个词素的位置之所以有先后顺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体心理感知锋运动顺序的结果。凡是置于句子开头的成分，可以认为是主体心理感知锋最先指向的事物。换句话说，主体心理感知锋最先指向何物，何物在句子中的指称符号就处于句子的最前边的位置上。其余指称符号类推。

这种处于句子最前方位置的成分，往往是传统语法所称谓的主语。当这些成分不符合传统语法所称谓的主语概念时，则我们只好把它们叫作主位，因为它们虽非主语，却占据着主语的位置。这样一来，互构语言学在这一点上不约而同地会通契合了系统功能语法学派的主位理论，因为主位这个概念是系统功能语法学派首先使用的。布拉格学派创始人马泰修斯（Mathesius）把心理主语称为主位（Theme）。作为一个句子的成分，主位是语言使用者组织句子的出发点。小句就是按照这个主位展开的，展开的部分叫述位。韩礼德（Halliday,2000）接受并发展了布拉格学派的主位理论，但是他认为，主位上的成分还是被称为心理主语（psychological subject）比较好，韩礼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功能分布而不是成分分布来对主位进行界定。韩礼德认为，主位是特定结构中的一个成分，而这个特定结构能组织小句，使其成为信息的载体。心理主位的理论在人类语言中得到广泛认同，哲学家塞尔曾建议区分philosophy of language和linguistic philosophy，前者研究语言的普遍性质，如指称、意义、真假等，关心的是普遍的哲学问题。后者研究特定语言中的特定词语的用法，回答某些特定的问题。显然，英语中前置定语与后置定语顺序表证的，和主体心理感知锋运动顺序相符合。
主体心理感知锋理论的提出和应用，确认了主位现象的客观性。另一方面，这一概念也为互构语言学的“句法三元结构模式”提供了有利的辅助性工具。在互构语言学中，心理主语被描述为主体的心理感知锋最先指向的事物的语言表达。主体心理感知锋理论成功解析了人们语言使用中的乱序现象、倒装现象、婴儿语言、口误现象、语言障碍者表述、不同语言使用者简单交流以及人类教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语言时听到的词节顺序之谜。
三）、互构语言学对普遍语法的解释
按Chomsky的观点，由于遗传的原因，人的大脑中有一个习得语言的机制或者普遍语法，语言是人的大脑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具有客观上的真实性。Chomsky说得很有趣：从某个角度看，所有人类的语言看起来是一样的（identical）。（Chomsky,1957）他的意思是，历史地看， 英语与日语说话人之间的显著不同事实上是非常小的。他指出，生物学家发现，遗传因子在微观水平上的细微差别都会生成生物体与生物行为宏观上的显著差异。而且，英语、芬兰语与日语是不同的语言这一常规看法并非具有任何科学正确性（scientific validity）(Chomsky,1986)。 在一种所谓的语言与另一种所谓的语言之间，并无分明而原则的边界线。在荷兰边界附近说的德语，某些远方的操德语的人不那么懂，说荷兰语的人反而更容易懂。他还认为，语言是大脑或心智的子系统，人类出生时就存在一种习得语言的机制，它是遗传的，是普遍语法。
互构语言学试图解释人类大脑中存在普遍语法之谜。它的理论认为：乔姆斯基猜测存在着一种普遍语法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人类语言确实有许多相通处，因此就一定有相通的语法。在互构语言学看来，人类语言之所以有普遍性，是因为它本来就存在的“缩影式抽象化”或曰“符号化”。它把存在（或现实世界）看作是语言，把语言看作是存在的缩影式抽象的符号。它认为人类之所以存在一个对现实世界的相通的抽象是因为：一）感知对象相同或相似。他们都普遍地生活于同一个地球表面, 因而只能以地球表面所能提供的认识条件为基础来构建人类自身的语言；或者说相对于人来说，外部世界以相同的形象对人类语言发生着反构作用。（这是对语言与存在的哲学分析，辜正坤认为：存在就是语言；德国哲学家贝克莱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那么，相同的现实世界反构普遍的语法也就顺理成章了）；二) 感知器官或途径相同。他们都普遍地具有相通的感知器官:眼、耳、鼻、舌、身、心(大脑) 等；三） 他们的感官的感知范围和感知能力也大体具有普遍的一致性。由于这三个原因,尽管人类的语言在微观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千差万别,在宏观上却又先天地具有普遍特点。这种普遍特点表现为普遍的语音特点、语义特点、语符特点和语法特点。如果我们反观索绪尔的符号论，语言作为符号，一定牵涉到“能指”和“所指”的概念，“能指”是符号给予人的心理印象或痕迹；“所指”是感觉形象所代表的意义或所指代的事物。那么，互构语言学对普遍语法的解释还可以脱离哲学轨道，在语言学上直接寻求解释：（1）从人类生存的大环境来说，人类面临的客观世界是如此相同或相似，给语言“能指”创造了相通的条件；（2）由于人类进化的差异是如此微小，各民族感官系统十分相似，必然导致相同的认知基础和感知能力，其“所指”（抽象意义上的）普遍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开篇，表明了他对语言的一般看法：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各个民族的口语和文字都是不同的，然而，虽然各个民族的语言有不同的约定，但内心经验对所有人都是大致相同的，由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
四）、互构语言学对人类文化演变的规律说
互构语言学以其独特的语言学理论基础审视和研究人类文化的模式，提出了音义阴阳同构理论、阶级同构理论、空间同构理论、人际关系同构理论和象声全同构理论。它从互构语言学的原理出发，阐释了人类文化的现象，并预测其未来的走向。它对人类文化的演变总结出九大规律：一）生态环境横向决定律；二）语言文字纵向诱导暗示律；三）科技、工具媒体横向催变律；四）物（食）欲原动力律；五）情（性）欲原动力律；六）权欲原动力律；七）审美递增递减律；八）阴阳二极对立转化律；九）万物五相选择律。辜正坤从物理、生理、心理和哲学等四个方面对东西方文化的统一和差异做了概括。其观点新颖而独到，有些解释令人叹为观止，可以启迪人们对人类文化现象的思考。
三、互构语言学面临的几个问题
一）互构语言学创始人的文化倾向性还比较明显。作为中国学者，其独钟于中国文化的情结处处可见。学者的祖国情结无可厚非，但作为语言研究者，他的任务是尽可能不带任何偏见的、公正平和的观察和描写全人类的语言，这一点索绪尔没有做到，布龙菲尔德没有做到，乔姆斯基也没有做到。当我们为西方语言学家对东方文化的忽视或者鄙视而愤怒的时候，我们希望作为东方语言学家的视觉是广阔无私的，能摈弃本土文化优越的思维定势，这样更有利于互构语言学为探索和解释人类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互构语言学虽然解释了汉语起源的可能性，但是，这一理论对西方语言，特别是对拼音文字语言的解释还嫌牵强，它对于拼音文字来源于图画文字的研究考证还是一个空白，要找到一些有可信度的研究文献很艰难。时至今日,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起源理论包括神授说、手势说、感叹说、摹声说、劳动说及本能说等，均属空中楼阁，无法考证，因为语言不能留下标本化石。即便是考察具体语言的起源也困难重重，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日尔曼语族的西部语支,英国本土的语言原是凯尔特语(Celtic)。随着英语走向世界,又从世界各国吸收新的词汇,终于成为世界上词汇来源最复杂的语言。印欧语系使用的地域辽阔,方言分布复杂,不同区域的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存在差异.而且印欧语是拼音文字记录单词的。要考察这样一个大杂烩语言比起单纯考察汉语的起源本质来，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西方语言学家的结论也可能是无奈的假设。互构语言学要完成这样的考证恐怕还是不可能的。辜正坤自己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也是用假设作为前提的。

点击下列标题↓阅读热门文章 ▼

参考文献
[1].Chomsky N.：Syntactic Structure[M],Mouton & Co,1957
[2].Chomsky N.: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a　slightly revised version of a paper delivered at a conference in Madrid[C], April 28.1986
[3].Halliday, 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4].Ogden ,C.K. & Richards,I.A. The Meaning of Meaning[M], Ark Paperbacks, 1985
[5].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商务印书馆,2003
[6]. 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索绪尔著），商务印书馆，1980
[7]. 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1
[8]. 辜正坤,人类语音语义同构现象与人类文化模式[J], 北京大学学报，1995.（6）
[9].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M],商务印书馆,1983
[10]. 斯米尔尼茨基,词义[J], 语言学译丛, 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