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冼星海丨讲述你不知道的冼星海丨在巴黎学音乐以及指挥贝多芬的故事丨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
1905年6月13日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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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1905-1945）中国作曲家。曾名黄训、孔宇，广东番禹人，生于澳门海员家庭。先后在岭南大学预科、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上海国立音乐院及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音乐。1935年归国参加抗日救亡音乐活动。1938年赴延安，翌年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赴苏联为在延安拍摄的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1945年病逝于莫斯科。
作品有《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台唱》等四部，歌曲《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歌》、《在太行山上》等五百首左右（现存二百五十余首），交响曲《民族解放》和《神圣之战》、交响组曲《满江红》等四部，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以及独唱曲、独奏曲等数十首。他继聂耳之后，以更广泛的题材、体裁和更丰富的艺术手法表现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对全国抗日军民起了鼓舞作用，其代表作《黄河大合唱》影响尤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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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西安：从八办走出的人——冼星海
星海如是说
音乐，是人生的快乐；是生活中的一古清泉；是陶冶人性情的熔炉。
我也早想写一部以黄河为题材的大型音乐呢，你能不能把这首诗改写成歌词，让我来谱曲。
每个人在他生活中都经历过不幸和痛苦。有些人在苦难中只想到自己，他就悲观、消极，发出绝望的哀号；有些人在苦难中还想到别人，想到集体，想到祖先和子孙，想到祖国和全人类，他就得到乐观和自信。
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
中华民族的解放胜利，就是要每一个国民贡献他纯洁的爱国之心。
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
这是一部歌颂中华民族的史诗，我要把它写成一部代表中华民族伟大气魄的大合唱！
冼星海曾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音乐
冼星海在巴黎的困苦生活
去年夏季的一天，我接到中国驻法使馆文化部门的电话，告诉我可否代查一下冼星海在巴黎的一些情况，说是李岚清办公室专门下的通知。2005年是冼星海诞辰一百周年，李岚清先生要写一些关于冼星海的文章。
信件的部分内容如下：
近日，岚清同志办公室告称，请贵方帮助查阅冼星海在法国有关消息如下：
冼星海曾于1920——1930年间在法国创作并演奏管弦乐《风》【编者注：应该是女高音、单簧管、钢琴三重奏】，引起轰动，当年冼星海是在巴黎音乐学院音乐厅举办的演出，拉威尔、保罗·杜卡、普罗柯菲耶夫三位著名音乐家参加了音乐会，并对演出予以很高的评价。当地电台、广播、报纸均对演出予以报道。
随后，保罗·杜卡于1928—1929年间将冼星海招入保罗·杜卡大师班学习。此外，据悉马思聪在巴黎音乐学院留学期间的老师，也是冼星海当年的老师。请核对上述讯息，并再协助搜寻以下资料：
1、冼星海作品《风》的获奖情况（照片及文字资料）；
2、当时公演的情况；
3、相关历史档案；
4、媒体对公演的报道与评述。
即 此
岚清同志办公室转
以上这封短短信件，简洁清晰，句句斟酌，细说起来，其实它囊括了冼星海在巴黎六年困苦生活的历程。
冼星海1929年到巴黎，按他自己的话说：“我在广州岭南大学教音乐的时候，感到国内学音乐的环境不方便，很想到法国去。同时，我奢想把我的音乐技巧学得更好，成为‘国际的’音乐家……于是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不顾自己的贫困，在1929年离开祖国到巴黎去。”
在现今的中国，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在巴黎上学期间是非常的生活困顿，受尽屈辱，险些成为了漂流异乡的孤魂野鬼。我想冼星海的英年早逝，也与他在巴黎的困苦生活有关。
冼星海初到巴黎，为生活所迫，先在餐馆里做跑堂，常常因为打工而妨碍学习。冼星海在失业与饥饿中，求助无门，工友们还常常欺负他，故意在冼星海要去上课的时候给他找事做。冼星海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工作，餐馆跑堂，理发店的杂役，做过西崽，做过看守电话的佣人……冼星海在繁重琐屑的工作中，只能忙里抽闲“学习提琴，看看谱，练习写曲”。
法国著名小提琴家保罗·奥波多费尔收他为私人学生，知道他贫困，不收他的学费。法国著名作曲家诺耶·卡隆教他作曲，知道他贫困，也不收他学费。冼星海先注册了法国思格兰·卡多梦姆圣乐学校，跟随法国著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但第学习作曲课程。
冼星海就是这样，在巴黎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期间居无定所，食无常饱，还经常失业。他说：“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支持不住，在街上瘫软下来了。我那时想大概快要死了。”冼星海幸而总碰到些救助的人，大街上路过的一些好心人施舍给冼星海一点儿食物，有人知道他会拉琴，偶尔也请他在什么宴会里去拉琴伴宴，给他一些费用。
冼星海就是这样过朝挨夕，谈不上什么安定。有过好几次，饿得快死，没办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他说：“忍着羞辱拉了一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门外的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如不把讨到的钱给他，又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冼星海还说：“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脸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我当时不能反抗，含着泪，悲愤得说不出话来……”
陈萨的访谈里经常会感叹现在的孩子学习环境好，但成为音乐家是需要付出辛劳的。冼星海经历证明了，贫困不是伟大艺术家的拦路虎。欢迎进入【西方音乐评论】阅读陈萨的相关文章。
冼星海在巴黎的时候，与留学生很少交往，留学生们大多嫌他贫穷，有时候冼星海并不是为借钱去找他们，他们也都不理。因为一些人很有钱，有人还领了一笔很大的津贴，但却不借给他分文。
冼星海在巴黎困苦度日，他却也有自我排解愁绪的方法。冼星海喜欢法国国庆节和贞德节的大游行，如今它们还是法国官方和民间最大的节日。冼星海说他走在香榭丽舍大街，眼望法国三色国旗，耳听飞机、坦克、步兵的轰轰响声，总会“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痛、哀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
冼星海在巴黎心尝侮辱，倍受歧视，却也曾有过短暂温馨的欢愉时光。据说一位法国女青年作曲家，在冼星海报考巴黎音乐学院时，给他弹伴奏，帮他补习法语，还亲自演奏冼星海的作品。闲暇的时间，冼星海还到巴黎近郊参加华工们举办的晚会，为工友们演奏提琴。
关于李岚清先生信中所提到的《风》，正是冼星海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所做的乐曲，那时他住在一间七层楼的窄房子里，房子的门窗都破了。那年冬天的夜里又刮着大风，冼星海还没有棉被，睡也睡不成，只得点灯写作。哪知风猛烈地吹进来，煤油灯一次次被吹灭。他伤心极了，打着战，听着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心也猛烈撼动。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冼星海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借风述怀，写成了《风》这部作品。
冼星海凭着顽强执着的精神终于迎来了天赐的机缘。法国著名印象派作曲家保罗·杜卡教授愿意收他为徒，不收他学费，而且还给予冼星海各种物质上的援助，送他衣服，送他钱，送他乐谱……并且答应冼星海可以报考巴黎音乐学院的高级作曲班。
冼星海考试的那天，音乐学院的门警不让他进门，看到他穿得衣衫褴褛，又是个中国人。冼星海对门警说，他是来报考高级作曲班的。门警不相信，因为中国人考初级班的都很少，而且来的多是衣冠楚楚的人。他正在为难，恰巧保罗·杜卡先生从外面进来，攀着他的肩一同进去了。
冼星海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他是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个考入高级作曲班的中国人。学院准备给他物质奖励，导师们问他要什么，冼星海略加沉吟只说：“我要饭票。”冼星海这句朴实的语言，是迄今为止中国音乐界对他留学法国最为耳熟能详的一句“名人名言”。
1935年，老师保罗·杜卡去世，冼星海决意回国。临行时，他怕对不起那位法国女孩子，告诉她自己半年就回来，并把许多乐谱托付给女孩保存。冼星海于是辗转英伦，绕道从香港回到久别的祖国，从此之后再也没到过巴黎。
巴黎曾是冼星海的梦之故乡，也是他的悲恸之地，潺潺的塞纳河水赋予过他艺术上的灵感。巴黎人的醇厚情怀，浸润过这位杰出的东方之子。
现今，我们在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时，应该同时了解他的苦难与艰辛。我们在听冼星海的音乐的时候，更应该懂得在这汩汩音符的深处，凝聚着冼星海的爱国情怀与高尚德操。（作者：高远）
冼星海的老师杜卡简介
法国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保罗·杜卡（Paul Dukas）在1865年10月1日生于巴黎,十四岁起他对音乐已非常感兴趣,并开始尝试作曲;1882年,杜卡受完普通教育之后,便进巴黎音乐学院,主要随杜布瓦和吉罗学习,1888年毕业时以一部大合唱获得罗马二奖.杜卡在音乐学院学习期间已经写出一些作品,但是他的作品只是到1892年才第一次获得公开演出的机会;1897年,他的《C大调交响曲》和交响诙谐曲《小巫师》相继首演,只是在这时候,他才被公认为一个作曲家。
杜卡留下的作品数量并不太多.有根据梅特林克的剧作写成的三幕歌剧《阿里安娜与蓝胡子》(1907年) 、舞蹈诗《仙女》(1912年) 、钢琴作品《拉摩主题变奏曲》(1903年)和《降e小调奏鸣曲》(1900年)等.杜卡在音乐教育和评论活动中也有不少建树;1909年,他被任命为巴黎音乐学院管弦班指挥,随后还担任该院的配器(从1913年起)和作曲课(从1927年起)教授;从1926年开始还兼任巴黎音乐师范学校教课工作.在杜卡教育和培养的学生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著名的音乐家,其中包括我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等.杜卡为巴黎的报纸和杂志撰写的评论文章,表现出他对过去及当代许多作曲家和作品的深刻见解,是研究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法国音乐的重要文献。
杜卡在几十年默默无闻的创作活动中,还应包括他协助圣-桑共同完成吉罗一部没有写完的歌剧这一件工作,他为这部歌剧前三幕的音乐进行配器.此外,还参加修订出版法国十七、十八世纪作曲家拉摩和库泊兰(F.Couperin,1668-1733)作品集的新版,又把圣-桑的《参孙与大利拉》等作品改编为钢琴四手联弹谱。
杜卡差不多一辈子都住在巴黎,1935年5月17日他在巴黎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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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杜卡《小巫师》制作的迪斯尼动画片《幻想2000》
这首《二月里来》几乎每个学习过声乐的，都唱过。
冼星海与贝多芬交响曲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华之时，冼星海回到了祖国。他表示：“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用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的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的危亡服务。”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
冼星海回国后，曾经应邀到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担任音乐指挥。在那个时代，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是外国人出资办的，其中从事音乐的人也都是外国人，冼星海去工作，已经属于破例了。
一次，冼星海指挥乐团的人演奏贝多芬的《第八交响乐》，他对演奏十分不满，停下指挥棒说：“先生们，你们的演奏过于华丽和轻松了。为了表现贝多芬，我认为宁可粗犷些、坦诚些，以体现出快板乐章的浪漫精神。”说完之后，乐队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半晌，首席小提琴手说：“我们从来都是这样演奏的。”毫无疑义，乐手是应当服从指挥的音乐处理的，除非找到指挥的谬误之处，这位乐手的回答显然是在有意顶撞冼星海，但冼星海却耐着性子说：“我觉得，一个指挥对整个演出负有责任，这点你们是应该了解的。”这位乐手非但不反省自己，反而气势汹汹地说：“我们了解，一个不曾产生过一部交响乐的国家，能够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交响乐指挥！”
冼星海极其严肃而沉痛地放下了手中的指挥棒，毅然地说：“我和我的国家都不能容忍这种卑劣的侮辱，再见吧！先生们！”说完，他推开上来劝解的乐队负责人，大踏步地离开了工部局交响乐团。
冼星海能够忍受个人的屈辱，但他不能忍受对祖国、对民族的诬蔑，这就是一个音乐家的傲气，是他高尚品质的体现。 （作者：严峻）
《黄河大合唱》的故事
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光末然（即张光年）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亲临险峡急流、怒涛旋涡、礁口瀑布的境地，目睹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悠长高亢、深沉有力的船夫号子。1939年1月抵达延安后，一直酝酿着《黄河》词作，并在这年除夕联欢会上朗诵了这部诗篇。冼星海听后异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他抱病连续写作六天，于同年3月31日完成了这部大型声乐名作。4月13日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由邬析零指挥），引起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整个中国。作品共有八个乐章，每章开首均有配乐朗诵。
①《黄河船夫曲》（混声合唱，原稿为男声合唱）──此曲吸取民间劳动歌曲尤其是船夫号子的音调素材，运用动机式的主题核心贯穿发展手法和领合呼应的演唱形式，引子和第一部分描绘了船夫们与风浪搏战的动人场面；第二部分以原有主题核心拉宽节奏，放慢速度，表现人们登上河岸时的乐观情绪；尾声又以快速有力的动机进行，由强渐弱，由近到远，表示中国人民的斗争仍在艰苦顽强地继续……。
②《黄河颂》（男高音或男中音独唱）──音乐壮阔、热情、深切。第一段唱黄河的雄姿，第二段赞五千年文化，第三段颂民族精神的发扬。
③《黄河之水天上来》（配乐诗朗诵，三弦伴奏）──吸取了《义勇军进行曲》和《满江红》的音调材料，痛诉民族的灾难，歌颂时代的英雄。音乐会上往往略去此段。
④《黄水谣》（女声二部合唱，原稿为齐唱）──这是一首歌谣式的三段体歌曲。第一段抒情而深切，中段是悲痛的呻吟，第三段情绪更为凄凉，诉叙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
⑤《河边对口曲》（男声二重唱及混声合唱，原稿是男声对唱）──采用乐段反复的结构形式，吸取山西民歌音调，并借用锣鼓伴奏的某些手法，形象地叙述了流亡群众的悲惨遭遇，显示了“打回老家去”的斗争决心。
⑥《黄河怨》（女高音独唱，音乐会上常按修订稿加入女声三部伴唱）──运用大小调和变化节拍，以悲惨缠绵的音调，唱出了被压迫、被污辱的沦陷区妇女的痛苦哀怨。
⑦《保卫黄河》（轮唱）──成国地运用卡农手法，表现了中国人民奋起斗争的英雄形象，衬词“龙格龙格龙格龙”的加入则别具风格。
⑧《怒吼吧，黄河》（混声合唱）──运用主调与复调的混合写法，以号角性、战斗性的音调，象征东方巨人为最后胜利发出呐喊，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黄河大合唱》为我国现代大型声乐创作提供了光辉的典范。六十年代后期被改编为钢琴协奏曲。
冼星海生命的最后时光
冼星海与1938年赴延安后，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正当抗日战争艰苦时期，为了激励广大人民英勇抗战，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实影片，导演袁牧之特别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制音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被秘密派往苏联。
冼星海到苏联不久，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没有办法为战争效力，他便想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
1941年9月，冼星海一行离开了战乱中的莫斯科，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在国境线上受到阻碍，他没有方法可以回来”，只得流浪在乌兰巴托。郭沫若在《吊星海》一文中写道:“他就在这时候，在生活上发生了极端的困难。亏了他竟支撑了四年。然而，他那顽强的身体，却变成了一座总科病院了。”
1942年12月9日，他不得不辗转到阿拉木图，以“黄训”的化名取得“政治居留权”。在阿拉木图，冼星海结识了作曲家拜卡达莫夫和萨科里斯基等哈萨克音乐界的朋友，才摆脱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在深厚友谊的鼓舞下，冼星海重又拿起了创作笔。他经常去倾听各种音乐会，邀请哈萨克音乐家演奏民歌，贪婪地汲取当地民族音乐的养分。他以自己敏捷的乐思，将许多哈萨克民歌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他还创作了表现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神圣之战〉交响乐》和歌颂苏联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交响组曲《满江红》，撰写了《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形式》、《民歌与中国新音乐》等论著。
1944年1月30日，冼星海来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库斯坦奈州，住十月大街44号22室。冼星海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写道:“生活相当艰苦，而营养比在阿拉木图更差，自己的衣服和手表等拿去市场出卖，还不够供给几个月生活，薪金实在是不多，经常还要断顿。膳堂的纸证虽然发给，但不发给早晚餐营养品，只有等到月底才能领到一些，即使领得也只够三四天吃。”
这年12月20日，冼星海开始患病。病中的冼星海虽然身体羸弱不堪，但从1945年1月27日开始至2月15日，仍然坚持完成了《中国狂想曲》的钢琴部分，充分表现祖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精神。这时，他“不仅肺部有结核，而且还有肝肿、腹膜炎和心脏病，每天在皇宫病院里要抽出好几立升的腹水。他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被人发觉把他送到莫斯科去的。”
当他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再次回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组织早已在1943年解散了，中共也没有正式代表团常驻莫斯科。加之，战事激烈，国际救济会也无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就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李立三很愉快地把重病中的冼星海请到自己的家里住下。
战乱中的莫斯科，各种物资都实行配给制，食品供应相当奇缺自不用说，李立三在住房方面尤为困难。因为，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从苏联监狱中释放出来后，被停止了党籍，成为在莫斯科的无党籍游民。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用，没有去处，只得挤住在岳母家中。岳母家的房子，也只有约30平方米的一个大间，当中用一幅白布帘相隔，一边是李莎的嫂子、侄子居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和岳母(1943年又增加了女儿英娜)，本来就已经是拥挤不堪了，再要把冼星海夫妇安排进来，实在是难上加难。可是，他们又怎能忍心把祖国来的亲人拒之门外呢？李立三与家人商量的结果是:把自己的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夫妇，自己却睡在临时铺的地铺上。李立三夫妇不仅要帮助冼星海联系治病，更要为解决冼星海夫妇的食品来源日夜操劳，全家都不得安宁。后来，林莉、孙维世等闻讯赶到李立三家里去看望冼星海时，无不触景生情，齐声赞美李立三夫妇对同志的真挚感情和舍己助人的崇高美德，改变了过去因李立三犯过错误而引起的对李立三的一些偏见和误解。
冼星海在经历了几年漂泊之后，经李立三全家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顿时得到极大安慰。李立三又为冼星海多方奔波联系，一个多月后才得到苏联国际救济总会的帮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治疗。李立三夫妇经常到医院去看望照料。由于冼星海沉疴积疾，医院已无回天之力。四个多月后，1945年10月30日病逝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终年只有40岁。李立三夫妇善始善终地帮助料理后事，与苏方一起共同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苏方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著名音乐家穆拉杰利。最后，把冼星海安葬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公墓，骨灰盛放在一个灰色大理石小匣里，匣子正中镶着一张他的椭圆形照片，周围环绕着缎制的花束，下面刻着金色的俄文: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黄训。（作者：青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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