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短札丨黄飞立《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丨整理者文靖（三联书店编辑）后记
执笔人说：历史淹没了多少故事，其实是很无奈，也没所谓的，但如果我们能从一瓢饮中得一点点精神，并且融化成自己的一部分，历史便不仅仅是“过去了的事”或者“他们的故事”。第二部分“发烫的青春”也很好看，欢迎阅读。另外，如果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坚持到最后，读一读“后记”，我将倍感荣幸。这是一本写“他们”的书，也是写我自己的书，希望和大家成为朋友。——文靖
——上帝，也送我一把小提琴
1、
我的爷爷叫文浩，那是我从他的墓碑上知道的。摸着上面描金的字，就像捧着他的脸，扫去碑前凋敝的尘土，就像掸落他身上的灰。
四十多年前，坡姐出生，爷爷送我二姑回西山农场继续种果树。走的时候是大白天，乌漆抹黑的才回来，吃几口年糕睡了，第二天就再没醒过来。据说，是年糕坨在胃里诱发了心脏病。从此我知道两件事：坡姐多大，爷爷就走了多少年，而年糕，睡前是不能多吃的。
五六年前、在我坡姐三十八九的时候，有一次大年初一的早上，我们好几个人发现，奶奶一人儿坐在沙发里摇头，脸色铁青。奶奶九十岁以后帕金森症更严重了，一天到晚老是摇头，大多并不代表有话要说；何况她的话总是很突然，而我们的话，似乎她也不明白了。但是那天，大年初一的早上，奶奶一人儿坐在沙发里摇头，脸色铁青，总是让人感觉不对头。
终于，她伸出一根手指，对我二姑说：“昨天晚上，给你爸爸烧纸了么？”于是，二姑不再扫地上的瓜子皮了，抬头看了一眼我爸。我爸正吸一口烟，忘记吐出来了，看了一眼我小姑，我小姑正在吭哧吭哧刷牙。
“呦！昨晚儿忘了给爸烧纸了。”二姑说。
“哦，昨晚儿忘了给爸烧纸了。”我爸说。
“昨晚儿忘了给爸烧纸啦？”小姑说。
同一句话在屋子里被说了三遍，然后我爸的那口烟，散了。
奶奶一上午都呱嗒着脸，让人横竖不敢多瞧她一眼。中午吃饭，大家把她搀起来、扶上桌，斟满酒，奶奶伸出一根手指，指指指我坡姐的孩儿，说：“这些小的，以后他们会记得？”
我没见过我的爷爷，我妈也没见过，所有关于他的记忆都是七拼八凑来的：
出身行伍，所在是张学良部队的一支。西安事变时候，他那个级别的，每人得一支钢笔、一块毛毯——这是听我爸说的，当然，我爸也是听人说的，因为那时他也没出生。那支队伍后来被派到缅甸，所以我爸是生在越南、长在云南，三岁那年偷着骑马出去，回来爷爷狠狠给了他屁股一脚，扇了警卫员两个响啪啪的耳光，俩人如桃花般灿烂了半天。
又过几年，东北军被打散了，爷爷带着一大家子人到北京，以及很多很多很多的钱，女人、小孩的棉袄里缝的都是金条，在城里开了几个店面，抗美援朝捐过一架飞机的。当时一架飞机并不要花很多钱，除了常香玉，还有很多很多人捐了，但只有豫剧大流行。根据政府的折价，战斗机合人民币15万元（新币），坦克25万，大炮9万，中国人民银行的单据上打着戳子“捐献飞机大炮，打败美国强盗！”怪哉，这样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怎么很少听他们提起？一再追问，他们只是摆摆手，说：“怎么可能是自愿？天天拉去开会，不捐？那怎么办呢。”
另外，他们在西城的马勺胡同买了一个四合院，据我爸说，那是一个很大的套院，一晚上可以抓七只猫。再有就是院当中的大枣树，每次提到它，我爸都“嘿”一下，兀的从沙发上弹起来，振奋着，以一种近乎威胁的姿态让我们知道：天下第一，天下第一。所以在我的想象中，我家的四合院汁水四溅，嘎嘣嘎嘣的，带着脆甜香。
后来的马勺胡同一号是个大杂院了，没人知道那是当年我的家，也没几个人知道，它曾几经转手卖给了另一个人，了不起的大作曲家，马思聪。几天前我到向泽沛先生家上课，他也提起了那棵枣树，说小时候经常和马如龙俩人爬到上面玩儿。然后有那么几秒钟，他掉到他的记忆里不肯出来。时间像被点了豆腐脑，于是，我的录音笔上留下了这样一段空白，我的倾听、他的忧伤。
2、
我妈当年也在西山种果树，被二姑领回奶奶家时，我爸正在糊墙。后来用了很多时间，她才逐渐逐渐明白，那是一个蓄意已久的阴谋，因为在此后的将近四十年中，她再也没见我爸糊过墙。而那天，我妈被二姑领回家，第一次看见我爸时，他正勤勤恳恳地用纸糊墙。
“你好。”
“哦，你好。”
我爸放下抹糨糊的刷子，微笑着转过脸来。我妈吃惊地发现，这个人的脖子竟然是歪的！我二姑说：“你再仔细看看，他只是左边腮帮子肿起来了——拉琴拉的。”可见，二姑最疼我爸了，我爸也对我二姑最好。
刚解放的时候，爷爷开过一家乐器行，所以我爸从小就会玩儿这些。当别人站在柜台前还叫不出个子丑寅卯、并且为此自惭形秽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把其中很多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油亮放光的玩意弄出声响。最让人烦恼的是那支萨克斯管，平均每三个音，必有一个处于失控状态，好像冷不丁被仇人踹了屁股一脚，又是一脚，又一脚，……嗷，救命，救命啊！！于是，邻居们不干了，桃子大爷作为李子、栗子、梨太太的代表，进屋客套半天，其实只一句要紧的话：“人家干这个的，国家都有补贴。”言外之意：您就甭费劲了，消停消停吧。那会儿的老街坊，说话还是很给面子的。
1958年，我爷爷去黑龙江劳改了，所有店面充公。从此以后，我爸、我二姑们在需要填写各种表格的时候，凡遇到“家庭成分”一栏，都写下三个字：“旧军人”。又过几年，我大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文革”，但我奶奶一直叫她“凤儿，凤儿”。
十四岁，我爸下了变压器厂，厂房很高、很大，像个过分膨胀的爆米花。小时候他领我去看，先就被那嗡嗡嘤嘤的气势震住了，那是留在耳朵里好几天都消弭不散的声响。还有“房梁”上的那些会移动的小房子，不时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下面一个打着小红旗的人好像很生气似的，使劲吹哨子，于是上面的那个人赶紧把头缩回去，放下一根长长的铁钩，或者拉起一个看起来很重的箱子，或者把小房子从厂房的这头开到另一头。
这就是高空作业了吧，因为真的已经很高了，掉下来会死人，还有其他匪夷所思的工伤。所以，我爸把我留在办公室里，自己回那个令人嗡嗡嘤嘤的地方，直到饭盒时间。之后的整整一个下午，我都盼着铁栅栏门的影子一点点变长，长到不能再长、快要撑破了的时候，传达室的老头儿会拿一串钥匙出来，捅咕捅咕，“嘭——”，那些换下工服的男男女女就全给崩出去了。我爸也会在这个时候来接我，一起回家。
我爸一生好玩儿。花四十块钱换一支鸟枪，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打回来三十多只麻雀显然得不偿失。还有院儿里的那些大鱼缸，都是死沉死沉的，我妈怀我的时候，我爸拉着她，看满院子的鹤顶红。那都是自己配种、从上千条仔鱼里拣出来的，“看，多白呢，一个带斑的都没有”。那是自然，带斑的全在葡萄架底下躺着呢。
总政文工团的排练场就在变压器厂旁边，所以有那么半年，我爸“病”了，只能每天在家练练琴——其实是练琴练琴练琴。我二姑怕他魔怔了，把我妈从西山农场领回家，我妈发现，我爸的脸是歪的，心里不高兴。我爸发现，我妈挺好看的，脸上笑开了花，一朵歪着脖子、脑袋只会跟着人家转的太阳花。
我妈说，我爸拉《大刀进行曲》最好了。起初，我以为是哈恰图良的《马刀舞曲》，就是那首“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听起来像在案板上剁肉馅的那个很难很难的作品。我妈说不对，跟案板肉馅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是那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我爸说，他拉《娘子军》挺不错。后来我拿着他的那本《红色娘子军总谱》请吴祖强先生签字，说我爸当年最喜欢《娘子军》了，吴先生好像没听见。我又拿这本签了字的总谱给我爸看，我爸说：“你自己留着吧。”哼！还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多了得的事，原来只有我一个人欢喜。
至于我自己，我最喜欢我爸拉波伦贝斯库的《叙事曲》了。70年代曾经引进过一部罗马尼亚电影《波伦贝斯库》，具体我忘记了，或者从来没看过也说不定，却严重影响了一批像我爸这样的业余音乐人。“他在牢房里，一边拉琴一边咳血，把那些流氓小偷都感化了。”这句话，我从三岁一直听到上个礼拜天。
其实，波伦贝斯库在音乐史上并不是很名，等那阵儿热过去了，这曲子就没人拉了。我爸有个很好的朋友，姓闫，据说也蹲过大牢，具体不详，反正没什么正经职业，因为家里是总政的演员，从小就会好几样乐器，小提、大提、钢琴都好。那时候他到我们家，经常就拉这首《叙事曲》，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拉一句都会很响地吸一下鼻子。后来我听人家讲，这是有说法的，是要把你的呼吸融入到作品中去。但那时候我不懂，每次总是很紧张，以为他真的要哭出来，或者把鼻涕流到琴板上，那可怎么得了，我该怎么办呢？
4、
过了两年，或者也没那么久，我不记得了，反正小孩子的时间跟大人的不一样。小时候老觉得一天很长很长，一个小时很长很长，一分钟也很长很长，两年——妈呀，那要怎样捱过去，头发都掉光了吧。也许我以为过了两年，实际上大人才过了三个月，不知道，反正不记得了。
好像是我坡姐，也许是另一个人，又不记得了，但模模糊糊以为是她，带我到一个少年宫，跟一位姓高的老师学琴。高老庄的“高”，并不是说猪八戒，不过第一眼我就觉得他像马德华。教室很大，几个呆头呆脑的小孩子坐成弯弯的一排，像一道眉，一人一把吱歪歪的小提琴，高老师让我坐在了眉梢上。
后来我发现，除了一对傻乎乎的双胞胎，这些人的程度都不一样，有的还在弓子上贴着橡皮膏。我不高兴和他们坐一起，讨厌他们发出比我还吱歪歪的声音，更不喜欢做眉梢。高老庄还不错，就是嗓门太大，老把吐沫星子溅到谱子上，不过我不讨厌他。
很快，我升到了另外一个班，还是高老师教，他是少年宫唯一的小提琴老师。这个班上的学生年纪更大一些，有好几个已经拉到了三把位，比如一个叫英的。我对英的印象很好，有一次回家，她花一块钱买了五个辣吼吼的羊肉串，并且分给我一根，是我见过的最慷慨的人之一。英跟我也很好，我们之间常有业务上的交流。记得有一次上厕所，她蹲那儿一边搓她的卫生纸，一边很严肃地说：“决不可能有人把揉弦从头做到尾……”少年宫的厕所很大，一次可供二十多人同时解决问题，但是那天中午天气很热，屋里只有几个忘乎所以的苍蝇和我们俩，她的声音带着回响，显得很有权威性。
高老师教琴不收钱，学得好的还可以参加少年宫乐队，比如谁，比如谁，比如谁谁谁……，接着就是我。指挥乐队的是一位姓卢的老师，就住排练厅旁边一个类似传达室的小屋里，因为地方窄，所以显得很深，我探头探脑地张望过，黑咕隆咚的，很安静，好像随时会有一节车厢“呜——”从里面开出来。然后我就看见他的老婆，抬手把我撵走了。
排练厅其实也不大，很惊奇能塞进那么多人，就像挤公交，明明已经没地方了，扒拉扒拉还能进一个，再进一个。而且在排练厅里，你看到多少人，就有多少件乐器、多少个乐器盒、多少把椅子，谱台的数量稍微少一点，但是到了冬天，除了上面这些东西，你还会看到同样数目的外套、围巾、手套、帽子等等。更可怕的是，每一件乐器都在发出声响，半数的嘴巴在说话，另一半正准备说话，所以，在指挥示意大家保持安静之前，排练厅总是一团糟。
安静，安静！……嘘——，请大家保持安静，下面开始点名。
我被挤在墙角，能坐下已经很难了，旁边就是门，逃跑却是不容易的，因为门要向里开。名字一个个地念过去，吹圆号的果然很圆，吹长号的也相当长，当然也有相反的。比如乐队里最大一个胖子其实是吹长笛的，看着她，你就已经听见了气若游丝的悠扬。还有，你很难想象，一个那么文弱的女孩儿竟然站在定音鼓旁边，而一个身材丈二、看上去浑身是劲的家伙，仅仅是打三角铁的。
点名完毕。今天我们排……
排什么都是无所谓的，屋子那么小，每一件乐器都极力表现自己，那种你推我搡、互不示弱的声音叠加在一起，产生一种令人昏厥的效果，所以自始至终，我都没听见自己拉的是什么东西。只有一次例外，大家都“收”了，我还一个人在那儿吱扭吱扭吱扭，挺带劲儿地拉最后一个小节。自打那以后，我知道，其实你拉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跟大家“收”在一起，然后一同嘲笑那些丁零咣当落在后面的倒霉蛋。
卢老师还是很厉害的，在那种“乱炖”风格的声音里，他能知道贝司晚了几拍、大号看串行了、黑管又在胡吹，或者敲敲指挥台叫停，让某个大提琴手重新调调弦。时常他会讲讲风格之类，但我们始终不能表现得像他以为的那样。比如他让我们快一点、慢一点，或者重一点、轻一点，这个还好理解，但如果他说，要做出“落叶半藏路，清风时满溪”的意境，我简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我们演奏出来的，始终都是那种四仰八叉的声音。
乐队成员大多令我仰视，至少他们的年纪都是令人羡慕的两位数，而且很有一批在专业上很棒。没记错的话，我们首席后来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oboe现在在国交，长笛去了军艺，还有一个人入了小提琴制造这一行。此外，我们的巴松是十分了得的人物，什么都懂，有学者相。果然，几年后他考上了清华，拿了双学位，又拿了博士，现在在大学里教书。虽然他的巴松吹得一般般了，《瑶族舞曲》里唯一轮到他露脸的地方，总被搞得连滚带爬的，不过那时候，我们都佩服他。一次，卢老师考大家：《哀格蒙特序曲》最前面一段，用的是哪种节奏动机。——动机？什么动机？我以为杀人才问动机呢，我可不知道。那些平时只会耍贫嘴、脸皮跟鞋底儿一般厚的家伙们，一个个低着头，决定只看自己的鼻尖。那个巴松第一遍没听清，老师又重复了一次，他随口就说：“哦，萨拉班德。”哇塞，我们都惊了，好像答案一直都在他牙缝里一样，啧啧啧……
那时候我的年纪小，许多事情只是一种直觉，说不出个道理，但已然觉得这个集体不一般。比如在学校，大家都是各学各的，好像没啥子关系，但是期末大排名了，如果名字出现在第二张纸上，我会觉得丢脸，并且沮丧好几天，不要说那些排在更后面的了。在这种压力之下，友谊变得很微妙，别以为看上去幼稚就一定头脑简单，大人们总是低估了小孩子，其实早就各怀心思了。
乐队里就不一样啊，我们是来哈哈哈的，如果你的声音漂亮，特别是solo，一屋子的人都把满意写在脸上，而你，也根本不用回避这种目光。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你的心与你的表达之间不需要九曲回肠，这就是坦诚，一种“真”。而且，我们不是一大群鸭子各说各话，指挥也不是个“赶鸭子”的活儿，比如看见谁落后了，就拿小棍戳他一下。恰恰相反，音乐在于一种分寸，什么时候要退让，什么时候要衔接，什么时候又真该你露脸了。在这种气氛下，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重要，同时也知道别人重要，最怕就是有人缺席。所以每次在排练厅见面，彼此看着就已经温暖了，如果可以全勤，指挥还会额外说两句感激的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那时候知道古典音乐的人很少，能说出“莫扎特”已经不一般了。很多人视我为“专家”，因为他们料定，那些须仰视的，很崇高、很吵的东西，我“懂”。我也故作拈花笑，既不否认，也万万不能承认。其实，那会儿的我也就刚刚知道“莫扎特”这仨字，唯一的不同，我还知道他叫“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第一次比较顺流地说出这老长名字时，自己都被感动了。可见，当时的我是多么徒有虚名，而我们演奏出来的，也决不是什么天使之音，常常尽现被妖魔化了的经典。可是，明明有一种力量吸引着我，带着一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劲头儿，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我——爱——上——了我们演奏出来的随便什么狗屁玩意，我——爱——上——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音乐就像一大堆飘来飘去的彩色气泡，落在谁的头顶，谁就戴上了圣环。我感到暖融融、美滋滋的；我看到了我的圣洁，以及他们的圣洁；我们都是神仙了。于是我知道，上帝是存在的。
前后将近二十年，我参加过三个乐队，因为经常混在一起，以为这样的人俯仰皆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的，开始怀念起来。因为我之所见，都是一群群只会叫嚷“我的我的我的”的鸭子，再也没碰见过那样的集体，那样一群个个顶着彩色气泡走来走去的人。
5、
很多东西要靠时间才能体会，如果当时我知道，那段经历于我是要用一生来怀念的，也许会更珍惜。不过那个时候，我总是有点儿心虚，以为整天在一个业余乐团里瞎混，不是回事儿的。大概家里也这样认为，所以四年级的时候，母亲带我去考中央音乐学院的业余附小。
那天来考试的人很多，一个个被叫进去，然后要等好半天才是下一个。门上开了一个巴掌大的玻璃窗，所有的大人都想挤过一只眼睛去看，然后唧唧呱呱抱怨一阵，擦擦汗，过一会儿再挤过去。我们这些小孩是轮不上看的，无聊之外，就只剩下幻想。门开了，一对母子昂着头，水鸟一样走出来，我以为他们吃了糖豆；门又开了，一个妈妈戳着男孩的肩膀，满脸怒气，我猜他们挨了屁板儿。
终于轮到的时候，我和妈进去，发现屋里很安静。考官只有一个，很年轻，另外还有一个助手，一个谱台，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当然也是轮不到我们坐的，于是我妈坐在了墙角一个带上下铺的光板床上。后来我知道，这位老师姓“彦”，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管他叫“盐老师”，我也只好这么叫。那天拉什么来着？让我想想，好像是维瓦尔第的《a小调协奏曲》，因为在外面等得太久，我都吃三根冰棍了，手上黏黏的，严重影响了发挥。
曲子拉到一半，盐老师叫停了，让如此如此再来一遍，我照做。之后，我听到房顶上弹回来一个拳头大的声音：“耳朵不错，就是毛病太多。”我被砸得眼冒金星，看见撒哈拉的一只鸵鸟，嘟，把脑袋埋到沙子里了。我妈窘得要命，笑得好像在哭。那个助手有点儿不耐烦，一条腿架在另外一条腿上，一只胳膊抱着另外一只胳膊。盐老师拉起我的左手看了看，手心两秒，手背两秒，还有三秒用来想事情。那一刻我紧张得要死，以为他会说：“你的小指怎这么短？”或者“你的指甲怎这么长？”是的，我以为会是这样。但是错，那天他想了三秒钟，说：“你真的喜欢小提琴么？”
撒哈拉的那只鸵鸟，嘟，又把脑袋抬起来了。
鲍家街43号，于我总是有点儿神秘，就是后来它盖了新大楼、把自己画得跟变形金刚一样，我也对它心怀无比的崇敬，其中夹杂着年少时的忐忑，那是洗不掉的记忆，日久弥坚。悠长的走廊散发着古老的味道，好像没有个尽头，“真是那样该多好”，每次回课我都这么想。那时候还没有跑步机，不过每次当我拎着琴盒，提心吊胆地走在琴楼吱吱嘎嘎的走廊里时，总幻想着这样一种机器：你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但永远都走不到头。
盐师是一个很负责的人，虽然总有点儿让人害怕。当然他也会讲笑话了，有时也挺逗的，不过我还是很怕。我的左手尤其胆小，看见他就不大听我使唤了，就像“红眼睛”和“长耳朵”遇到了大灰狼。若干年后，当我也开始教学生，才发现，当年盐师要用多大的耐心，才能熬过那些漫长的四十分钟。但当时的我自顾不暇，只注意了他老长的脸，总以为该下课了，是那个打下课铃的老头儿睡着了。
期末考场上，对面一排考官，那阵势有点儿像打靶子。后来大学里军训，我也打过靶，一百米远，四五十人一起放枪，我排正当间儿，鬼知道该往哪个上打，肯定五枪瞄了五张不同的圈圈纸。那次期末考，远远的坐了一排脑袋，的确有点儿像打靶，唯一的不同：这回靶子们要飞过来打我。薄薄一张纸片寄到家，除了名字，其他都是油印的，以一种冷冰冰的口气通知：抱歉，你没有才华，下个学期不用来了。
严肃音乐之严肃性，于我来说，是充分体会到了。事实证明，它根本不在乎我是不是喜欢它，反正它是一点儿都不喜欢我，一张书签大的纸条就把我给打发了，那个发信的人一定是断子绝孙的——这是我现在对他的评价，当时还不敢用这个词，大哭了一场，以为都是自己的错：我太笨了，只配跟一帮玩儿业余的瞎混。对，就是因为跟他们瞎混！所以也是他们的错，他们把我带坏了，给我留下那么多改不掉的毛病。妈妈的，要是从一开始就跟盐师学就好了，可是我学歪了，打根子里就歪了，再也正不回来了。
……
如果不是盐师给我妈单位打电话，很多事情会不一样。他说我不笨，让我继续学，并且可以到他家里上课。那时候的课费很低，似乎一节课才几块钱，而盐师常常是不收钱的。据后来我妈说，大概是他觉得一直没把我教出来，不肯收钱。那会儿的人，想法跟现在不一样。
那时候，我爸去搞工厂了，管我妈要钱不再是买各种没用的东西，而是给工人发工资，所以家里经常真没钱。我妈在西单副食站柜台，常常以内部价格买回一些很好吃的点心，叫我上课时给盐师带去。一次，我爸不知从哪里弄来两袋子大米，一袋留给自己吃，一袋给盐师扛家了。后来我妈埋怨我爸不会买东西，弄的都是籼米，又干又硬又碎又糙，很难吃，该拿去喂大公鸡。所以，那几次回琴课我总是很恐慌，担心盐师让我把大米扛回去。但似乎，他也自己吃掉了。
如果不是出国进修，大概彦老师会一直把我教下去，至少不会拒绝吧。我想，他不是那样的人。之后，我又跟三位老师学过，第一位的眼力很糟糕，袜子、手套要贴到脸上才能分清楚。据说他是盛中国的同班同学，其实业务很差，我胡拉一气，他也听不出来。一次有家长来打听，大概是想让小孩跟他学，他故意中间停一下，扭头对我喊：“刚才那个‘升fa’不准啊。”所以我特看不上他，有时从课费里抽出一张钱，买烤鹌鹑吃掉了。
第二位姓隆，是音乐学院很有名的教授，一次收五十块钱，如果我病了没来、或者他有事不能上课，钱也要照交的。一年以后，他拒绝了我，认为我学不出来。这话倒也对，那么多有才华的人在门口排队，何况还有留学生是拿着美金呢，实在没必要跟个学业余的瞎耽误功夫。上大学时，我听说他死了。第三位是海政的首席，还不错了，为考大学加分，帮我通过了“十级”考试。因为是拔高上去的，中间跳了好几级，证书里夹着一张纸条：“勉强通过。”让我爸给撕掉了。
6、
小提琴于我，一直有种很纠结的情绪在里面，不完全是美好，有时候是委屈、孤独，甚或是——嗯，让我想想是不是可以说出来，是的：屈辱。不过还好，我一直没有放弃，今天可以拉一些很难的作品，也挺花哨的，但始终都在“求不得”中痛苦。有时我会强迫一些人坐下来听，一曲下来，他们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如果他懂，听上两三个音就不耐烦了，能坚持到最后的都是“忍者”；或者他不懂，实在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经常是面带困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难为自己，并难为着他。
为“求不得”而求，也是许多真正的音乐人之痛苦，因为标准在提高，让你不是差一点，就是差两点，要么差更多，总之永远够不着。不过，我很喜欢音乐中的那种细腻，很微妙的一点点不同，感受完全不一样，而那种很细微的不同只能靠你的悟性。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是有限的，逻辑是有限的，理性也无可奈何，但是别忘了啊，你还有直觉。今天，人们在一条名叫“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太远，忘记了作为一个自然人的许多本能。阿弥陀佛，多亏还有直觉。直觉告诉我们：人之有限，所以上帝存在；祂指引我们走另一条路，一条回家的路。
两年前，我路过音乐学院，听说彦老师天天都在学校吃午饭。因为正在寒假，食堂里稀稀疏疏的几个人，远远的，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于是满心欢喜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等。后来他拿着托盘出来，一步步地近了，更近了。那一刻我盼着他能一下子认出我，或者目光停留一下，以为这个人很面熟，然后停下脚、想一想，或者，或者……哎？他已经走过去了。
我赶紧追上去，先自报家门，可惜他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人。终于，“哦，是你呀！”太好了，真让人欢喜。那天我们聊了很多，因为非常珍惜了，回去我赶紧写下来，这里只抄录几段：
很多人，包括我们专业的学生在内，在演奏上都有一个误区。我相信，其实他们对音乐还是有感觉的，而且很努力、很着意地想表达自己。可是他们不理解：内心的情感和你真正表现出来的音乐之间只有一条非常、非常细微的通道，一不小心就被你自己冲垮了。情绪饱满不是错，情绪当然要饱满，但并不等于情绪失控。可是很多人就是不理解，说：“老师，您怎么老是让我‘控制’呢？您看那些大师，他们在舞台上多……”那是在你可以驾驭的前提下，怎样表现都不为过。何况，至少你现在还不是大师，其实他们才是真正懂得控制自己的高手。
……
在我的学生中，凡是功课好的，我都动员他们上普通中学。而且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当个业余爱好是最好的，一旦成为职业，成了谋生的手段，添加了“不得不”的成分，味道就不一样了，那点儿“有意思”也变得“没意思”了。
而且我有个一贯的观点，最好是不设立（音乐学院）附小、附中，用不着那么小就把自己的路限定死，非吃这碗饭不可。比如过去那些学唱戏的，很多人是因为走投无路，学了这一行才能继续活下去。可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未来的路很宽，人生可以有多种选择，并不需要你小小年纪就孤注一掷。更何况，真正的天才也不是教出来的。天天关在屋子里练琴，别的一概不闻不问，就真的能出成绩？我看未必。
因为彦老师知道我做过一本《上学记》，就推荐说，音乐圈里有一位老先生，修养很好，故事非常多，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应该赶紧给他做口述，他叫黄飞立。幸好我也知道这位老先生，幸好我也很听师父的话，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在这两年的过程中，我拜访了很多位音乐家，成了向泽沛老师的弟子，并且有幸和马思琚、金毓镇两位先生玩起了钢琴三重奏。那时，我还带着小时候的那种敬畏，把搞专业的看成高山，把自己当作蚂蚁，马先生却说：“呵呵，音乐，不就是玩儿么……”英语的play，其实就是“玩儿”的意思。马老先生是钢琴、大提琴双料出身，放在五十年前、五十年后都是绝少的奇才，可是在她眼里，反而不把“专业”看得那么严重。包括黄先生也一样，本来我是带着参北斗的心情去拜望他的，他却说：“搞音乐，其实业余是最好的。小时候我参加乐队、参加合唱团，那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后来真成了专业，耳朵里听的都是缺点，这里音不准了，那里又不对了，也就没意思了。”
哦，原来是这样。
本来我想借此机会用尺子量一量，看看他们到底有多高。但他们告诉我：都是平常人，没什么，没什么。本来我以为自己最大的问题是技术障碍，但是两年后才发现，自己一直得的是心病。至此，我终于明白了，其实“得”与“不得”都无所谓，但只要去“求”了，我的老天爷，那才是最可珍贵的。
——谨此，与那些继续在业余时间跟自己较劲的兄弟们分享。
2010-3-1初稿
2010-5-30定稿
摘自：298-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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