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我的恩师——著名画坛前辈陶烈哉先生（诸炳兴）

悼念我的恩师

——著名画坛前辈陶烈哉先生

作者：诸炳兴

   我的恩师，著名画家陶烈哉先生于2020年4月10日早上6点55分，在上海曙光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8岁。

   恩师陶烈哉先生于1947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该校是全国唯一的美术专科学校）。曾任中学、师范、美校、电影制片厂美术教员。上世纪50年代，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编辑。他的水彩、油画、国画等多种作品均有出版、发表和展览，并多次获奖。现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雪窦山书画研究社社长。他生性达观、真实，为人直率、宽厚。他对哲学、历史、文学、书法等都颇有研究，是多方面的著名学者。

恩师陶烈哉先生

刘海粟校长亲笔为陶老写下

"鹰击长空"

   著名画家、中央美院副院长朱乃正先生曾在2008年12月18日《新闻报》《丹青笔墨，心所向往》中写道：记得有一次，烈哉兄与一画友带了画作深夜去了上海复兴路刘海粟家，拜望海粟校长，海老看了作品后大加鼓励说“你可多搞些国画创作，不要怕批判，国画以后还是用得着的”。海粟先生看到了陶老的革新探索精神，所以，当时用毛笔即兴写下了"鹰击长空"四个字，以此赠勉。海老的鼓励使陶老在极为感动之余，看到了自己艺术发展的更大空间，从此，陶老对艺术的追求一发不可收拾，画技突飞猛进。

为吴作人先生设计金色画册

   著名画家吴作人老先生（曾任中央美院院长），请陶老为其作品设计一本最精致、最高贵的画册，陶老一口答应。经精心设计，陶老大胆尝试用金泊做封面边框，可是，在那年代，哪去找黄金做金泊啊？在无奈之下，吴作人只能以学校的单位名义，向上级打报告给中国银行，买了一两黄金，后加工成金铂，镶在画册的封面，数天后，一本金光闪闪、光辉耀眼的《吴作人画集》问世，吴作人先生爱不择手，此事当时震撼了整个美术界，人们翘首赞言：陶烈哉真是用心设计，真是用金做书啊！吴作人先生极力感谢陶老的精心设计，可陶老分文未收。两人结下深厚友谊。

  作者与恩师在闵行区敬老院合影  

陶老请田汉先生为北京人民大会堂青海厅题词

   1958年，陶老负责北京人民大会堂青海厅总体设计时，在大厅正中墙上计划挂一个书屏，大约有3个多平方，因青海有著名的昆仑山脉，故决定用毛泽东同志的《念奴娇·昆仑》。但由谁来执笔书写呢？大家正为此发愁时，陶老突然想起了时任中央美院院长的吴作人先生，他立马前去求救，吴老一口答应，挥笔给田汉写了封信，陶老如获珍宝，拿了此信，亲自去田老家拜访，并向田老说明来意，田老看了吴老的亲笔信，加之陶老的求援心切，田老马上答应，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青海厅书写了挂屏，还分毫不取，田老的这一举动使陶老感激万分，至今还常给我提起此事，那时文艺工作者的高尚质量，如今想想，真是不可思议。（田汉先生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毕业歌》等著名歌曲的词作者，"文革"中惨遭残害，病死狱中。

陶老师赠送给作者的画集，并谦虚的签名题词“炳兴学弟惠存---烈哉八十六岁”

水彩画《五棵小树》的真实含义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陶老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为响应上海新闻出版系统的号召，他积极报名，带着在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当法官的妻子和五个小孩(那时最大的十岁,最小的才两岁)离乡背井，一起去了大西北青海，被分配在科学院《科学报》工作，开始了无法形容的艰苦生活。有一天，院领导传达省委指示：决定派陶老去北京负责人民大会堂青海厅的总体设计。临走时，领导对他说：老陶啊，你带批人去，到那里大胆干，你是"中右"嘛（中右要比右派好些），到那里后,你要好好地工作。这时的陶老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一盆冷水，不是浇清醒了，而是浇糊涂了，他想，自己是在上海敲锣打鼓，戴着大红花，被送上火车的呀，怎么是“中右”了？我只是在共产党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前提下,给领导提了点意见, 讲了几句真话嘛,咋就成“中右”了?原来我是“犯错误”下放来的?!他真是: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说。于是,他在青海画下了一幅名为《五棵小树》的水彩画,一是发泄内心的愤慨,二是让五个孩子牢记,他们在青海的经历。也在那时,陶老与朱乃正先生一起参加了为时两年的人民大会堂青海厅设计、绘画、制作工作,朝夕相处,结为难兄难弟(那时朱老也被打成右派)。60年代初,国家遭遇困难,陶老又响应“哪里来哪里去”的号召,重返上海,回来后，失去了出版社的工作，在外贸绘制出口去美国的油画,后又去美校任教,藉以维持一家众口生计。陶老最年富力壮的青春,都在为全家的糊口而走南闯北,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他似乎喘不过气了。

陶烈哉先生作品

我与恩师的缘份

   我与陶老师是在“文革”中,画“红海洋”时相遇,我俩一见如故,结成师徒。当时,我刚中学毕业,因为会画画(我六岁开始学画),所以被许多单位请去画毛主席像,因那时会画、敢画毛主席像的人少,要画的单位又多,毎个单位为表示对毛泽东的忠心、爱戴、崇拜,从工厂到机关,从学校到农村,似乎毎个革委会门口都必须画上伟大领袖的画像，我一时无法应付当时需求,二则,我也不敢画快,那时我才十多岁，身背“两代黑”的“先天性”罪名,一旦把“红太阳”画歪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全家会遭灭顶之灾。我白天在画,晚上在想,越想越后怕,全家也为我提心吊胆(教我画画的老师，“文革”初期被逼成了神经病,疯掉了,我成了无师孤生,无依无靠)。我一定要去找个老师，万一碰到画画的难题，也可请老师求援，心里踏实，父母也可放心了。于是，我顶着烈日,骑着自行车，走弄穿巷，到处寻找“老师”。一天,我正好从福州路买油画颜料回家,在番禺路的一家工厂门口,看见有个四十多岁的人，爬在脚手架上在画《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我也画过,色彩难度很大)。只见这位老师,画作运用的色彩如此协调、丰富、饱满,跟我们一般人用色完全不同,真有西洋画的浓浓味道，这就是我要找的艺术感觉和效果，这就是我要找的老师!我心花怒放,心想:我一定要请他当我老师!但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但我观察到老师抽的是“光荣牌”香烟，马上到隔壁烟纸店买了包三毛二的“光荣”烟和两分钱的一盒火柴，等老师下脚手架休息抽烟的片刻，我箭步上去把早已拿在手里的烟递给了老师，老师笑笑表示谢意，并问我：你怎么不抽？

   我为了让老师不感到我做作，我硬着头皮，点燃了我生平笫一根烟！然后，他和蔼可亲，满面笑容，炯炯有神的眼光打量着我：学生脸，白衬衫，蓝军裤，绿色解放鞋（当时最流行的着装）。接着深深吸了一口浓烟，关切的问我：您叫什么？住哪里？干什么工作？寒暄客套后,慢慢拉起了家常，当然，乘我们在聊天中，我向他表白了我的心愿，我说:“老师我要拜你为师,请收下我好吗?”谁知老师急忙说:“不,咱们是同行,是同志,我比你年长，我就认你学弟吧!”一根“光荣牌”香烟,认到了一个画家老师,当今可能吗?（他86岁高龄时,在给我的画册上还签名称我为“炳兴学弟”)他平易近人,毫无名家之傲气,又待人谦虚善良,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作者在敬老院探望恩师

   自那时起，我如鱼得水，绘画艺术上得到了更好的指点，深化了我的艺术创作造诣，好不自在啊！有了心中日思夜想的老师，我似乎走路时衣角都会碰倒人了，突然神气了，长大了，成熟了。但在那个年代，一个出身不好的孩子，你把“红太阳”画得再好，但要走出一条好的人生路(如参军、入党、上学、提干等)，是很难很难的，也可说是不可能的。

不久，我选择了逃避“一月风暴”的发源地，丢下了最心爱的画笔，告别家乡，吿别父母，离开了心中朝思暮想的恩师。与陶老十年前去青海一样，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写下血书,作为“知识青年”，去到祖国的西南边疆,去接受“没知识”人群的教育。先进城市的孩子,去从事毁林开荒、刀耕火种的“原生态”劳作。手中的画笔换成了锄头,换来满手的水泡、血泡，磨出了满手老茧，开始了“触及灵魂”的革命。

三十二年前，作者（右）在上海植物园为恩师过66岁生日合影

   说来也怪，我与老师在“革命”的风浪中，随波遂流，随人摆布，都在走着人生的一条崎岖、坎坷之路。老师讲了句“不该讲”的话，全家受牵连去了青海。我是出身在“不能选择”的家庭，去了云南兵团。后来,我与老师都相继重返上海，老师没了出版社的安定工作，我放下了心爱的画笔，为成家立业，开始辛劳奔波。现实是无情的,残酷的,世上更没什么“救世主”,生活所逼是不以你的意志而转移的。我毅然选择了下海经商，做自已一辈子不愿做的事，走着自己不想走的路。

    我和老师有着太多共同之处，动乱年代中，他“上山”过，我“下乡”过，他“下岗”过，我“下海”过，我俩常常酒入愁肠，颇有同感。每次老师见到我，就会滔滔不尽地讲着过去的事情，我也会不断提醒他，“老师这事你已讲了三遍了”。过去的事没有忘，眼前的事转身忘，这就是人老了的表现。

陶烈哉先生写给时任上海文史馆孟庆馆长的亲笔信

为促进两岸统一，

他为蒋纬国作画

   1994年，因统战形势需要，上海文史馆为满足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先生的心愿，组织数位老画家，到蒋家故居溪口,实地写生创作，并准备精选两幅，赠给蒋纬国先生。上海电视台全程对此次写生创作进行录制，同年2月7曰，由中央台向全球播放了这个节目。经过反复筛选，陶老的国画《溪口之秋》被选中。当年4月23曰，上海文史馆将此画赠给了蒋纬国委托前来接画的陈进登先生，5月9日，蒋纬国看到《溪口之秋》后，触景生情，他在大病卧床时，还提笔写道：“纬国念乡之倩，此乃人之常情，非仅止于一土一水也，如无此心，则非人也。身为中国人，不管何种缘由，游走他乡，总得随局势变之转变。面对中国，心向中国，身归中国，此乃受中华文化影响之中国人所应有之情怀。”1995年2月14日，蒋纬国先生在台湾亲笔写信："大陆画家陶烈哉先生所画《溪口之秋》触景生情，儿时记忆顿浮脑海，真是不胜感慨系之。盼望早曰能重返故里，再见乡亲，祭祖扫墓，以尽普通人可尽之人子孝道，并为佑我此番脱重病险境，亲自叩谢再生之恩！”最后蒋纬国先生还说：“愿两岸艺文界人士在既有中华文化基础上，尽力求同存异，相互包容，并把握时代脉动，一切朝良性方面冹展，以营造有利于统一之和平气氛。”如果蒋纬国先生知道，送他画的陶烈哉先生，仅比他小７岁，冒着严寒在溪口实地写生，而且还是民革促进会的会员，又是浙江老乡，爱喝绍兴酒的兄弟，也许两个老人的心一定会贴得更近。正当蒋老实现欲回故乡的愿望近在只咫之时，1995年，79岁的他不幸去世了。

人未老艺无涯丹青不知老将至

   上世纪80年代后，改革春风从中国的南海边吹来，陶老焕发新的青春，1987年9月，由当时上海市委书记签署的《上海文史馆馆员聘书》送到了老师手中，这沉甸甸、热乎乎的《聘书》，使老人无比激动，这是对他老人家过去的肯定，也是对他多年来莫须有罪名的正本清源！

陶老师向作者介绍自己的作品

   他的通过表现千年老树的绘画作品《岁月祭》，足以表现陶老自身性格的写照及饱经风霜、坚韧不拔、坚不可摧的精神。如今，老师已是高龄高寿，每次我去看望他时，他还在坚持作画不止。一颗永远求索向上的滚烫的心在热烈地跳跃、奔放！几十年来，他深刻理解刘海粟为他写的“鹰击长空”四个字的含义，他把西洋画的技巧、经验，融合到国画创作中，在中国画的发展中，臻于成熟。他认为，中国画经千年沿袭至今，已是陈陈相因，发展舒缓，只有通过现实的变化，让笔墨随时代而变，大胆表现个人气质，才能有所创新和突破。

    恩师陶烈哉先生，以德服人，以画育人，使我受益匪浅，真是“人未老，艺无涯，丹青不知老将至。” 

一生风骨此为人

凡尘俗世不染身

挥笔山川云缥缈

重墨游龙画乾坤

此时，恩师已驾鹤西游了，我作为他的学生，心中无限悲痛，恩师的音容笑貌，将永铭心中。愿恩师一路走好。

2020年4月12日于上海虹桥晶典苑

作者简介

诸炳兴，上海老知青，曾上山下乡到云南农垦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先在基层劳动，后调场机关工作。他目前是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上海市闵行区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版纳记事》《多彩生命》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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