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金帐汗国：古罗斯历史上的“蒙古冲击”》节译（三）

Original 小安迪可汗蒙古史与元史学术兀鲁思 2023-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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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期是金帐汗国史领域的英文著作《俄罗斯与金帐汗国：古罗斯历史上的“蒙古冲击”》的第一章（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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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为拓宽金帐汗国史，号主决定翻译这本金帐汗国史领域的英文著作《俄罗斯与金帐汗国：古罗斯历史上的“蒙古冲击”》（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The Mongol Impact on Medieval Russian History）。

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The Mongol Impact on Medieval Russian History

本书的作者为查尔斯·哈珀林（Charles J. Halperin）。本书的第一本米德兰图书版于1987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莫顿街北601号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

目录如下：

前言

致谢第一章中世纪民族-宗教的边界第二章基辅罗斯和草原第三章蒙古帝国与金帐汗国第四章俄罗斯的蒙古政权第五章蒙古在俄罗斯政治中的作用第六章俄罗斯的蒙古统治“理论”第七章经济和人口的因果关系第八章蒙古人与莫斯科专制第九章蒙古人与俄罗斯的社会第十章文化生活第十一章结论注释参考文献索引

第三期号主翻译的是本书正文的第一章（第二部分）。译文中若有不足之处，欢迎各位师友同学指正！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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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世纪民族-宗教的边界

第二部分

即使是最软弱无力的神学基本原理，也无法证明从异教徒那里借用制度的合理性。然而，中世纪的每个边境征服国家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阿拉伯和奥斯曼的征服者们可能仅是缺乏替代方案，他们先前都没有设立先进政治体制的经验。不过，拿瓦伦西亚的天主教西班牙人来说，他们却有自己的一套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制度，只是刚开始选择不强加给伊斯兰人口占主导的居民。在他们潜在敌对属民的绝对数量的压迫感下，他们不得不保留了当地现行的政治结构。尽管这样做非常精明而务实，但这一策略却与基督教事业的宗教立足之本格格不入。穆斯林国家一样面临，或更确切而言是避免面对同类问题。在一些地区，征服者会利用能说两种语言的、少数的间接族群作为中介，与被征服文明保持距离。例如，在西班牙，同时会说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的犹太人会被任作政府官员、书记、翻译和口译员；在十字军治下的耶路撒冷，东方基督徒（聂斯托利教派[1]等叙利亚教派、异端或分裂的基督教派）扮演了类似的角色。这些族群有助于统治阶层尽可能减少与当地主体族群的直接接触。故而，他们调和了传播信仰的宣称目标与仅在最专业意义上成立的明显事实——“许多穆斯林国家只有穆斯林，基督教国家都是基督徒”之间的反差。边界国家的本质所建构的矛盾只能被这种缓冲体制略微缓和，毕竟它仅是用与一个不相信的人的接触取代了与其他人的接触罢了。在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同聚居之地，他们依旧对以改宗或消灭为名进行的运动却导致了同居的矛盾性毫无察觉。神学的空虚试图将这种毫无快感而言的情况合理化已是显而易见。边境的“征服型社会”也毫无闲暇和财源来迎合这种倾向。相反，为解决他们的偏见和目标与其经验和成就彼此之间的差异，边境上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只好都采用了“缄默”这种与众不同的方法来作为对策。中世纪的基督教-伊斯兰教混合型社会的问题实际上已经为集体同意、民众私交或社会惯例所解决，而不便从他们周围的证据中得出结论。在现实中，侵袭宗教意识形态领域或干涉宗教偏见在日常生活是绝对不允许的。虽然异教徒为致命之仇雠的宗教原则从未受到过质疑，但也不允许妨碍两种信仰之间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和平关系。外来制度被借用或接纳，却不会被承认。仅有这些古老的名字，暴露出了瓦伦西亚使用的摩尔人税收制度或倭马亚王朝和早期奥斯曼帝国使用的拜占庭官僚体制的起源。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载谈及早期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士兵、农民、工匠和官僚的广泛使用，如同蜻蜓点水那般一掠而过。瓦伦西亚13世纪的教会文件用热情洋溢的措辞记载了基督教基础设施的创建。新的修女和修士会被创立，修道院、宗教医院和教堂建造起来了。档案文件中谨慎地对仅有15%的人崇拜基督教的上帝略而不谈。建造教堂的费用是那些从未进入过教堂的人承担的。在一个基督教国家，讳言与一群穆斯林结盟对抗另一群穆斯林、使用穆斯林雇佣军、与穆斯林商人进行贸易、引进穆斯林移民、会诊穆斯林医生等这类说法。当然，在伊斯兰国家，与基督徒进行友好联系也会带来类似的麻烦。如果有人不能诋辱他的敌人，那最好干脆别提起他。对于这两种信仰而言，明确承认对方文明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是潜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任何许可其他信仰可能具有政治或宗教合法性的暗示，都会削弱自身宗教的排他性主张，进而破坏自身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根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一如既往进行生意往来，尽可能保持缄默，等待情况好转。他们终究是做到了。当阿拔斯王朝吸纳了相当多的波斯官僚体制专业知识后，他们就弃用了倭马亚王朝曾使用的拜占庭组织机构。后来的奥斯曼人对他们的官僚技能和正统宗教资质信心满满（自我感觉良好），足以废止基督教的行政官员和体制。当西班牙人积蓄了足够的资源后，他们驱逐了摩尔人或逼迫其改宗（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数目众多，任何阿拉伯人、波斯人或突厥人的帝国消灭他们都毫无希望，尽管依旧有少数极端分子愿意做“吃螃蟹的人”）。这些力争现实与教义相一致的努力不为任何思想意识的调整所需要或尾随。承认这类隔阂的存在则会易遭非议。因此，中世纪民族-宗教边界的真正本质在历史上仍尚未得到理性揭示。边境特有的敌对状态与和平合作那种脆弱平衡的作用已淡出历史。然而，它在它的那个时代却构筑了一种主要的历史现象。人们那种普遍不愿意从不言而喻的事实中得出内心不想要的结论的心情，使这种现象成为了实现。这也许可以令人遗憾地证明人性的虚伪。然而，在某些时间和地方，意识上的沉默会使多元化社会远比诸多近现代国家更加包容。1在9~13世纪的基辅罗斯时期至蒙古征服前，罗斯人和草原上的突厥族群之间的关系基本在所有方面都与那些民族-宗教边界的例子类似（尽管罗斯[3]直到十世纪末才开始皈依基督教）。伊斯兰教只是游牧民族信奉的诸多信仰之一，但俄罗斯的民族和宗教偏见中并不歧视异教徒。尽管基辅罗斯时期的俄罗斯资料来源毫无含糊地痛斥了游牧民族，然而两国关系却依旧遵循刚才所描述的模式。东斯拉夫人与他们的突厥邻国商贸互通、机制互鉴，甚至通婚。随着蒙古征服拉开了那段俄罗斯史上以“鞑靼桎梏”闻名于世的历史时期的帷幕，成吉思汗庞大帝国的蒙古继承国——金帐汗国在1240~1480年成为了罗斯的仲裁者。蒙古人的征服和剥削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基础。同时期俄罗斯的资料来源不吝笔墨地描绘和哀叹了蒙古人的掠夺、破坏和压迫。然而随着长期以往的接触，罗斯人不可避免地深谙了蒙古人的行政管理、政治、社会和语言。不仅出现了商贸和社会互动，也进行了对东欧和波斯的联合军事行动，还出现了制度性借贷与通婚。在13世纪抵达克普恰克[4]和里海大草原的蒙古人盛行形式多样的萨满教，将其同化的大多数土著突厥人也和他们一样。新聚集的突厥-鞑靼人在13世纪下半叶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则在14世纪初成为了金帐汗国的国教。罗斯-鞑靼的“征服型社会”也随之成为了中世纪基督教-穆斯林边界生活的主流之一。与此同时，由于鞑靼人是与东方的文明联系紧密的游牧民族，俄罗斯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共处有着与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大相径庭的结果。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使他们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大草原上，而没有进入俄罗斯的森林地带。蒙古人被来自他们中亚东部和南部的邻国、波斯和埃及的伊斯兰而非俄罗斯的文化和政治结构同化了。虽然瓦伦西亚的天主教徒、巴勒斯坦的十字军战士与占领先前罗马和拜占庭土地的各种阿拉伯和突厥族群都接纳了他们新属民的体制，而鞑靼人却例外。他们不仅坚持不为罗斯人的生活所左右，反倒是罗斯人趋之若鹜地来模仿其蒙古统治者的生活方式。就像这样，大多数“征服型社会”影响力的主流方向却被颠倒了。罗斯人在蒙古统治下的经历也与众不同于波斯人或汉人，蒙古人在13世纪就征服了罗斯并一直统治到14世纪末。波斯和汉地的学者可以利用哲学方法为游牧征服作合法化的阐释，而他们俄罗斯的同行则没有这种技巧。在中国，无论是否涉及外族入侵，任何的王朝更迭都可以用“变革天命”来解释。在波斯，帝国的“周期律”使穆斯林民众心中毫无芥蒂，蒙古人的时代终将会过去（无论如何，伊儿汗国[5]对伊斯兰教的皈依都极大缓解了波斯的宗教困境）。而罗斯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以往基辅罗斯时代的罗斯“饱学之士”（编年史家、编辑员、书吏、抄写员）习惯于将罗斯人在与游牧民族小规模冲突中的胜败，解释为上帝对他的子民满意与否的标志。然而，他们从来没有被要求过为彻底的征服正名。饱学之士们没有选择处理这一思想体系上矛盾且彻底失败的事实，而是巧妙地了将蒙古征服的事实呈现的“罗斯-鞑靼”关系仅视为基辅罗斯与草原之间关系的延续，而未做实质性关系的改变。故此，罗斯的饱学之士们将意识上的沉默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并使蒙古霸权的理性含义愈加“犹抱琵琶半遮面”。作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故罗斯与其他中世纪民族-宗教边界的地区一样具有沉默意识等诸多相通的共性。与此同时，罗斯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与蒙古人至少持续统治到14世纪末的、其他横跨亚洲的地区相类似。如同蒙古人在其他地方征服的主要定居文明一样，蒙古统治也给罗斯带来了复杂的后果。2 一方面，蒙古人摧毁了罗斯的大部分经济且严重削减了罗斯的人口。他们将繁重的外来管理税强加于罗斯，并成为了罗斯诸公国政治和国位继承的“仲裁人”。另一面，蒙古人对国际商贸的促进作用也使罗斯从中得益。蒙古人的保障为罗斯东正教会的急剧增长准备了物资。鞑靼人抵御了波兰和立陶宛等东欧的敌人，并为后来的莫斯科公国提供了其所用的诸多军事、财政和官僚模式。显而易见，蒙古对罗斯的影响绝对不能被简单地定义。这本著作将立足于当时俄罗斯位居欧洲基督教世界和蒙古帝国地域——这两个世界的共同边界上的时代背景下，来探讨13~15世纪金帐汗国对俄罗斯影响的复杂性。（本章完）

【原书注释】

1 查尔斯·哈珀林，《中世纪宗教边界的沉默、偏见与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1984年7月，第26卷，第3期，第442~466页；关于西班牙天主教徒和摩尔人，可查阅罗伯特·伊格内修斯·伯恩斯，参议院期刊，《十字军治下的伊斯兰教在13世纪瓦伦西亚王国的殖民残存》（普林斯顿，1973年），同上，《西班牙伊斯兰教在过渡文化适应期的生存及其在瓦伦西亚基督教王国的价值》，斯佩罗斯·弗里奥尼斯主编，《中世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变更》（威斯巴登，1975年），第97~105页；关于拜占庭及其穆斯林邻国，可参考斯佩罗斯·弗里奥尼斯，日志响应，《拜占庭的遗赠与奥斯曼的组织》，《敦巴顿橡树论文》，第23~24期，1969~1970年，第253~308页，同上，《7~17世纪的拜占庭与伊斯兰》，东欧季刊，1968年，第2期，第205~240页；关于在巴勒斯坦的法兰西王国十字军和穆斯林，参见约书亚·普劳尔，《中世纪欧洲殖民时期下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伦敦，1972年）

2 查尔斯·哈珀林，《比较视野下蒙古帝国中的俄罗斯》，《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83年6月，第43卷，第1期，第239~261页

【译者注释】

[1] 聂斯托利教派（东方亚述教会、聂斯脱里教派、景教，Nestorianism），即聂斯托利教派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一个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428~431年在波斯建立教会。景教在唐代传入中国，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也是汉学研究的活跃领域。781年，吐火罗人伊斯出资在长安义宁坊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2] 在尊重原文表达含义、严谨求实的基础上，为增加译文的生动性，本人在一些地方采用了“达摩克利斯之剑”、“吃螃蟹的人”、“犹抱琵琶半遮面”等这类意译的方式。

[3] “罗斯”（Rus）是东欧的古东斯拉夫人的国名，适用于9世纪基辅罗斯时代到15世纪末莫斯科大公国崛起之前的古罗斯时期，也被古罗斯时期各个城市和公国的编年史家所使用。现在的“俄罗斯”（Russia）、“白俄罗斯”（Belarus）都源于“罗斯”（Rus）一词。

蒙古帝国西征后，蒙古人称罗斯诸公国为“俄罗斯”。因蒙古语中很少有以辅音R开头，遇到这种情况时要加相应的元音O，“罗斯”在蒙古语译为“Oroso”，故此《元史》中称其为“斡罗思”，也是现代“俄罗斯”一词的由来。

在文章的具体语境中，本人将基辅罗斯至金帐汗国时代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分别译作“罗斯”、“罗斯人”，而将莫斯科公国崛起之后与俄罗斯宏观历史上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分别译作“俄罗斯”、“俄罗斯人”，这也符合金帐汗国史与俄国史的治史传统。

[4] 克普恰克（钦察，Kipchak）是古代中亚和东欧地区的突厥语族群之一，俄国人称其为“波洛维茨人”，拜占庭人称其为“科马洛伊人”，阿拉伯人则称之为“库蛮”。11世纪中叶，钦察人曾占据黑海北滨的草原，成立了诸多部落联盟。后来，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的主要居民也是钦察人，他们对金帐汗国的语言和文化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金帐汗国崩溃后，其境内发展形成了哈萨克、塔塔尔（鞑靼）等操钦察突厥语的民族。阿拉伯史家将钦察人居住的黑海北部草原称为“钦察草原”。

[5] 伊儿汗国（伊利汗国、伊儿汗王朝，Ilkhanate，1256～1355），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在西亚建立的政权，也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汗国在第7位汗——合赞汗时代（1295～1304）达到了鼎盛时期。1335年，伊儿汗国第9位汗不赛因死后，伊儿汗国迅速瓦解，权臣、统将各自拥立傀儡汗。1355年，金帐汗国札尼别汗攻入帖必力思（今伊朗大不里士），伊儿汗努失儿完不知所踪，伊儿汗国彻底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