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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关键词 | 王岚：反英雄
一提到“英雄”, 人们就会联想到“伟人”或“超人”。他们献身于高尚的事业, 往往具有高贵的血统、强烈的感情、坚定的意志、执着的追求、非凡的能力等优秀品质, 如希腊的神话英雄、基督教中的宗教英雄、中世纪的骑士、民族解放的领袖, 甚至杀富济贫的草莽英雄, 等等。他们是人类信心、力量和道德的化身, 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共同理想。“反英雄”则走向了“英雄”的反面, 它的出现是对传统理想中“英雄”人物的解构, 或者说是这些理想概念的破碎和丧失。
可以说, “反英雄”是伴随着“英雄”的产生而产生的。“英雄”所代表的理想, 从其本源讲, 是完美的, 具有“自足的无限的绝对的”性质。但是, 这种性质只有在文学作品中转化为外在的有限存在, 即不那么完美的非理想状态后, 通过在差异面上的对立和斗争才能得到体现。(黑格尔:223) 照此看来, 文学就是在分解普遍理想, 不断进行具体分析来表达普遍理想。换句话说, 就是在不理想的状态中希望能尽量地表现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英雄”和“反英雄”是对同一目的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因此, 在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等早期的经典文学作品中, 英雄与“反英雄”的形象就几乎同时出现了。
从宏观上看, “反英雄”不仅出现于书面文学, 在雕塑、绘画、音乐、影视等各种艺术体裁中都可能出现, 如《毕业生》 (1967) 中的达斯汀·霍夫曼和《安妮霍尔》 (1975) 中的伍迪·艾伦等就是现代电影喜剧中的“反英雄”典型。
这里考察的“反英雄”, 主要针对西方叙事文学, 尤其是小说。小说这一文类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科学、哲学等领域中的发展, 个人的自由和利益日益得到提高, 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时期, 随着以神权为中心的旧的权威的瓦解, 最终建立了尊重和肯定个人利益的根本制度, 确立了自由主义的新文化。人们对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或“真理”提出质疑, 人在处理和他人、和传统的关系中表现出了特有的独立性、主体性。这种自由主义文化是世俗文化, 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就是这种世俗文化的新生儿, 它的出现标志着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现世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成为它关注的对象。在这之前, 有影响的文学作品, 尤其是诗歌和戏剧, 往往取材于历史上的“伟人”或“英雄”们的故事, 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都是神的后裔,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核心角色常常是国王、王子、公爵、大将等显赫人物, 普通人只是配角或丑角, 是作为剧情发展的陪衬出现的。
这些早期的经典作品主要关注社会核心人物的生活, 统治阶级的活动在其中占据最显著的位置。如果说普通群众能够接受文化教育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那么他们能够接受平民文化教育则又意味着一个质的跃进。在小说这种大众文学体裁中, 普通的乡绅、农民、补锅匠、理发师、流浪汉、侍女、孤儿、小偷、强盗等都会成为书中的主角, 整个故事的发展会以他们的观察、感受和行动为核心进行组织。这样, 普通人就能够在小说中看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物的生活和命运, 就会感到真实而亲切。平民生活一旦进入艺术核心、成为“主角”, 就意味着“英雄”的衰退, “宏伟”、“远大”、“崇高”的集体理想的瓦解, 以及“高大全”形象或概念的消失。信心、追求都是在张扬个性, 在小说中, 平民获得了独立而鲜明的人格地位, 这标志着普通人的解放:他们已脱离了“英雄”的母体, 开始了平凡的生命。这就是实质意义上“反英雄”主题的开端。“反英雄”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大致可以归纳为下述4类。
一、积极向上的普通人早期的反/非英雄人物实际上就是一些有进取心、心理健康的普通人, 这类人物至今仍被许多作家讴歌。以英国文学为例, 早期的这类“反英雄”的典型作品有3部:一部是17世纪末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 (1678, 1684) , 一部是18世纪初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 (1719) , 还有一部是19世纪中叶夏罗蒂·勃朗特的《简·爱》 (1847) 。在这3部小说中, 主人公们除了拥有自己的信念外, 不再是任何价值体系的附属品或直接表征。班扬本人是个平民布道者。《天路历程》的主人公是个普通的基督徒, 他体现的是宗教精神范畴内的个人主义, 再现了人的道德和精神成长的历程。在班扬生活的17世纪, 宗教改革、教会内部的纷争使宗教的许多信条变成了讨论的焦点, 也大大撼动了基督教的绝对权威。同时, 清教、尤其是加尔文教主张教徒内省, 强调人可以不通过教会而由自己确定精神方向, 这就肯定了在精神信仰中个人的作用和地位。在《天路历程》中, 人的精神困惑以寓言的形式通过拟人的手法被予以形象化, 出现了如“柔顺”、“胆怯”、“绝望”、“名利场”等人物和场所。班扬笔下的基督徒排除以上种种障碍, 最终进入了向往的天国——一个金光闪耀的极乐境界。小说显示了普通人具有证明真理和实现理想的能力。
《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鲁滨逊讨厌无所事事的安逸生活, 不听父母的劝告, 毅然去航海冒险, 表现了资本主义开拓者的积极心态。他在荒岛上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生存环境虽然艰苦恶劣, 但是他凭借自己的智力、勇气和实干的精神, 历经磨难, 打猎、造船、生火、种庄稼、养家畜, 最后终于建立起殖民地, 并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勤劳务实的精神展示了在经济领域中个人主义具有化“野荒”为“丰饶”的神奇力量。
《简·爱》中的简同样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简是个孤儿, 其成长经历是曲折而艰苦的。但是她始终怀着淳朴的宗教信念, 真诚积极地对待他人和自己的生活, 坚决抵制维多利亚时代的不良习俗。她主张不管人的出身、背景如何, 都应把人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个体看待。简的观察和行为体现了她对人性的理解、关爱和尊重, 如她对孤儿的关心教育和对伤残病人的态度, 对婚姻、财产的处理等等, 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小说最后以简的满足与幸福结束, 证明了人在社会生活中按照自己的观察、判断而确定生活方向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这3部小说都以圆满的结局从正面证明人的信心、追求的可靠性。它们一般不宜被列入“反英雄”作品范畴, 因为其结局往往是人的胜出和理想的实现。不过, 历史地去看“反英雄”的发展轨迹, 还是可以从它们这类早期作品中找到“反英雄”形象的端倪。人类摆脱英雄文化之后, 换来的是自己当家作主, 信心十足, 积极向上, 自我超越。可以看出, “信仰是一个人的心灵的健康的活动”。(卡莱尔:195)
在20世纪现代派小说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对普通人的生活和信念的积极肯定, 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1918, 1922) 就是极好的例证。以荷马史诗中的主角命名的这部现代经典小说不仅在结构上有意对应史诗, 也有意将小人物布鲁姆、其妻莫莉等与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做对比。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否定现代生活, 而是在人物看似漫无目的和无意义的生活中使我们领悟到平凡人之间人情或亲情的可贵, 或者说普通人心灵的健康活动, 虽然小人物布鲁姆和都柏林这个现代都市的生活与古希腊英雄和他们波澜壮阔的生活相比显得很卑微琐碎。
二、从虚幻中惊醒的人们不过, 普通人“心灵的健康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常常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 他们会追求一些看似崇高的英雄理想或信念, 而这些理想信念被“证伪”后, 人物就会变得冷静平淡, 甚或扭曲变形。人与信念的有机统一在遭到破坏后往往伴有深刻的道德反思, 这是典型的“反英雄”程式, 可以为作者提供充分的展示空间和回旋余地来表现意识形态和传统价值信念如何毒害普通人的心理健康。
首先我们需要把“反英雄”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与其他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区分开来。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 反面人物的悲惨下场往往代表着道德的压倒性力量, 使读者感受到“恶有恶报”的道德正义。正面人物的悲剧性命运虽能明显地烘托出道德的巨大感染力, 但并不代表价值观念的破坏或丧失。有时候主人公本来是个正面人物, 但由于偏离了道德标准而遇到了挫折或不幸, 于是才有了“浪子回头”的一幕。这种作品带有道德不容破坏的意味。“反英雄”人物的悲剧却大为不同:主人公是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形象代表, 他的命运与它们紧密相联, 一毁俱毁, 可以说是小说批判现实最深刻的方式。“反英雄”暴露的问题往往带有普遍性, 它反映的是社会范围内人的生存矛盾和价值观念危机, 体现的是作者对整个现实的痛切关注。
这类“反英雄”形象可从以下3部创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的作品中看出:一部是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1605, 1615) , 一部是美国小说家斯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英雄勋章》 (1895) , 还有一部是英籍日裔小说家石黑一雄的《上海孤儿》 (2000) 。这几部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对人类的生存矛盾、虚幻的理想及其行动的盲目性作了深刻的披露。堂吉诃德已成为世界经典文库中的不朽形象, 而其名字本身已经有了特定的意义, 成为“奇思异想”的代名词。堂吉诃德看骑士小说看得着了迷, 决定效仿古代的游侠骑士行走天下, 惩恶除暴, 救苦救难, 建立“伟业”。所谓的“骑士”形象完全是堂吉诃德自编自导的。他的“骑士”身份、装束、坐骑等让人觉得荒唐可笑, 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他那位“高贵”的恋人, 那位粗朴不羁的村姑。这位“救世骑士”不但给他人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有时甚至成为别人的笑料。最终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他才幡然醒悟, 改掉了冥顽不化的偏执个性。他认识到自己过去的荒唐之举, 开始大骂骑士小说害人。为了表示与骑士小说彻底决裂, 他立下遗嘱, 把财产几乎全部都留给了外甥女, 前提是她不能嫁给曾看过骑士小说的人。堂吉诃德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留给我们很多思考和感叹。他的善良心愿赢得了我们的尊敬, 但他对现实的隔膜让我们觉得又可气又可笑。作品背后蕴涵着的是作者深切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人的存在危机。
与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相比, 战争文学中“反英雄”的描写可能更普遍些, 如海明威的一些作品、约瑟夫·黑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1961) 等。发表于19世纪末的《红色英雄勋章》是这方面早期的经典之一, 它生动地揭露了战争的惨无人道, 及政府舆论导向的作用和意识形态对普通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小说的主人公名叫亨利, 不过小说中几乎全用“年轻人”来指代他, 这其中就不乏“无知”与“涉世未深”的意思。他不听母亲劝告, 执意要上战场。当他穿上军装, 看到同学羡慕的样子时, 很有一种美滋滋的优越感, 他渴望能真正成为众人拥戴的“英雄”。根据他所受到的教育, 战场总是与勇敢、正义、荣耀等光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 当看到战场上的恐怖、血腥后, 他开始胆怯了。他见到的是无辜生命在相互残杀——人必须杀人, 因为不杀死别人就会被别人杀死, 战场上的逻辑就这么简单。最后这位年轻人像一头被逼上绝路的野兽, 开始疯狂地扑向来犯者, 消灭了敌人。他的“英雄”之举为他赢得了一枚“勋章”。回到家后, 他似乎才感悟到了平凡生活的丰富内涵。这部小说, 从战争和英雄与人性的对立出发, 解构了某些在人们心目中似乎已根深蒂固的概念, 是对传统战争“英雄”观的证伪。
《上海孤儿》可以看作是20世纪末的作家对“英雄”概念的解构, 它视野开阔, 风格冷峻, 可以说是斯威夫特式的夸张、讽刺和黑色幽默在当代语境下的含蓄翻版。在宏大的国际环境下, 作者利用传统的英雄历险、浪漫爱情、侦探、历史回忆等题材特点, 表现了西方殖民主义教育所造成的人性扭曲、个人的弱小无助, 以及当代社会的麻木、冷酷和精神堕落。与传统浪漫式的结局完全相反, 读者在读了意外的低格调处理的结局后会以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前面的叙述以及殖民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主人公叙述的不可靠性一方面表现了一个人在精神和感情上遭受巨大创伤后的特殊状态, 另一方面也提醒读者, 记忆、历史等具有深刻的模糊性。班克斯有英雄的抱负却没有英雄的战斗, 更没有英雄式的业绩或悲壮, 惟有永远抹不去的痛楚与无奈。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风云动荡的上海, 围绕着主人公班克斯“拯救”世界、寻找父母的“英雄”事迹而展开。孤儿班克斯是伦敦有名的大侦探。他认为父母是因为过去在上海反对鸦片贸易才被人暗算的。多年来父母的“高大”形象一直在鼓舞着他, 使他有种使命感。他来到上海一方面“拯救”就要陷入灾难中的东方世界, 再就是寻找父母的下落, 找到邪恶的根源。“谜底”被层层揭开。原来他的父亲是个安分守己的普通人, 只希望家庭和谐幸福。他明白制止鸦片贸易根本就行不通, 但是在道义上, 在坚决反对鸦片贸易的妻子面前又自惭形秽, 抬不起头来。妻子戴安娜过激的言行更使家庭失去了安宁。多年的痛苦和压抑最后逼迫他与人私奔, 客死他乡。戴安娜则被一个怀恨在心的同胞利用卑鄙的手段出卖, 成为一名中国军阀的小老婆。她忍受了军阀非人的摧残, 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委曲求全使军阀能给班克斯提供资助, 接受良好的教育。班克斯最终在香港一家疯人院见到了精神恍惚的母亲, 他终于认识到了自己崇高抱负的虚幻和可笑。
在这3部小说中, 主人公都曾怀有崇高的理想和无知的勇敢。信念被现实粉碎后, 主人公往往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并由此而变得意志消沉, 开始冷静思索。像这类具有深刻反思内容的作品, 是“反英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 揭示出来的是一个完整的由“真”及“伪”的推导程式。在这个“证伪”模式的基础上, “反英雄”形象得到了继承发展, 不断产生出新的模式, 并且越来越深刻。
三、失去信念的现代人不过, 20世纪的多数作品, 已不再是对某些价值观念的完整的“证伪”。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刻画往往暗示“证伪”活动已然完成, 我们看到的只是在价值观念丧失之后人们的表现。
现代社会不像英雄时代那样具有振奋人心的精神力量。黑格尔把这种愿望窒息的特征称为“散文气味”, 即“枯燥”的意思, (黑格尔, 第一卷:246) 它表明了现代社会普遍的信仰危机。在19世纪, 文史学家卡莱尔和哲学家尼采都高声赞美英雄, 呼唤英雄的出现, 以至于贬低, 甚至否定了普通人的价值和力量。卡莱尔在1841年出版的《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 把人类文明中那些抱有崇高信仰做出不朽业绩的人都列入了英雄人物的范畴。他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英雄的史诗, 英雄为凡人制定律例, 普通人只是英雄人物的附庸。实际上卡莱尔在呼唤伟大信仰。哲学怪才尼采则希望具有钢铁意志的“超人”来统治社会, 他的主张甚至鄙视普通人, 无视他们的痛苦和要求。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表达, 有一点是明确的, 他们都希望人类能够有统一而伟大的精神支柱, 这样的文明才是有意义、有希望的。再次呼唤英雄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以个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正朝着衰落的方向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世俗文化的发展, 对人的理性、潜力充满希望的个人主义已渐趋衰微, 人超越自我的抱负成为幻想。譬如, 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反对理性, 以悲观的态度来看待人类文明和人生;而尼采则蔑视一切文明道德传统, 提出“上帝死了”, 要求重估一切价值。西方知识界对传统信念的质疑其实并非始于19世纪:哥白尼在16世纪提出的“日心说”初步动摇了以“地心说”为核心的传统宗教信仰;达尔文在《物种起源》 (1859) 一书中提出了物种进化理论, 实际上是否认了人是神创造的这一在西方根深蒂固的观点, 使人类充分意识到了自己与动物之间而不是与上帝或神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而使人类的崇高理想或英雄情怀大打折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更是强调人的动物本能, 迫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人性中阴暗的、丑陋的原始欲望, 提出以人的非理性的无意识为基础来解释人的行为。这些都极大地动摇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界对宗教、理性和秩序的尊崇, 动摇了人对自己精神归属的自信。这些发现和理论对现代文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可以说古希腊文学中高大的英雄形象到19世纪末几乎已蜕变成人们嘲笑的对象或者感伤文学中赚人眼泪的浪漫人物。当时主要的文学思潮之一“为艺术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所谓世纪末的颓废情绪和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 如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肖像》 (1890) 等。
同时, 近代科学的迅速发展, 尤其是从英国首先开始的工业革命, 使人逐步成为机器的奴隶。“科学技术需要有在单一的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大量个人进行协作, 所以它的趋向是反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反个人主义的, 因为它要求有一个组织坚强的社会结构。” (罗素, 下卷:6) 在这样的“自由”社会中, 大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像某个大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机械而无生气, 也就是说人被大工业社会无可奈何地异化了, 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和道德信念。
所有这些造成了以理性为中心的人类价值体系的崩溃, 促使人类加深了对其自身基本存在的思索和非理性主义在哲学、文学等领域的抬头, 造成了文学的“非理性”转向。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史无前例的动荡如两次世界大战、1929—1939年间西方经济大萧条等, 更使人们满怀忧虑地思索人类存在的状况和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的文明浩劫, 不但造成巨大的财产破坏和无辜生命的死亡, 而且把几千年来的文明积累的核心价值摧毁了, 造成以海明威等旅居巴黎的作家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失落的一代”。这种迷惘情绪在20世纪初的一些人本主义哲学家, 如哲学人类学开创者马克斯·舍勒、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等的理论中, 都有深刻的反映。他们认为:“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问题的;他不再知道他是什么并且知道自己不知道。由于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由于自己有疑问, 他以无比的忧虑研究自己的意义和世界, 研究自己来自何方, 走向何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尤其是德国法西斯的残暴行为, 同样给西方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在《堂吉诃德》、《红色英雄勋章》和《上海孤儿》中, 主人公从“英雄”的生活跌落到普通人的生活这个水平线之后, 都趋于肯定平静、充实的普通生活, 但20世纪的大多数“反英雄”, 由于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和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念, 在生活中往往变得玩世不恭、麻木不仁, 无法理解平静、充实的普通生活, 给读者带来的是滑稽、痛心或者无可奈何的感觉。
《幸运的吉姆》 (1954) 里的主人公吉姆·狄克森与奥斯本在《愤怒的回顾》 (1956) 中塑造的吉米·波特一样, 都被视作英国二战后出现的“愤怒的青年”的代表。1944年的“教育法案”使得来自中下阶层家庭的孩子也可以享受中学教育, 从出发点来说是件好事。二战后教育改革的实施也的确使许多来自社会中下层的青年有机会受到较好的教育, 包括大学教育。吉姆是该法案的受益者, 他出身下层, 接受了大学教育后在一所档次较低的大学里任讲师。但英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使吉姆这样的年轻人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 因而造成了这些青年强烈的挫折感和“愤怒”感, 冷战和核军备竞赛带来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更加重了人们的压抑和悲观情绪。吉姆没钱也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 却又指望能保住工作, 常为此提心吊胆。他陷入复杂的男女关系中, 玩世不恭中透露着单纯滑稽。他深深地感到与周围环境不合拍, 既愤慨, 又无奈。从吉姆的反应来看, 生活琐碎、荒唐, 充满了欺骗和虚伪, 让人不知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应对。生活似乎在捉弄人, 出尽人的“丑态”。小说亦庄亦谐, 化烦恼为苦笑。与许多“愤怒的青年”一样, 吉姆的空虚、迷惘、压抑、孤独和悲观需要用粗俗的语言、猛烈的动作来发泄。
艾伯特·加缪的《局外人》 (1946) 再现的则是一种毫无信念的生活。主人公莫尔索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和变故都无动于衷, 他的意识似乎和这个世界没有建立过任何联系。为去世的母亲守灵时他竟然打瞌睡, 抽烟;与女友相处, 也不关心对方爱不爱自己;公司让他去巴黎并给予优厚的待遇, 他也没有多大的兴致;最后, 他打死了人, 面对审判和死亡他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平和留恋。从主人公的生活态度来看, 生活中的一件事情不会比另一件事情更好或更差, 一切都不能触动他, 让他严肃起来。环境是异己的, 主人公从精神深处根本就没有也不愿意认真地参与生活。他是现实世界的“局外人”。
卡夫卡的《变形记》 (1915) 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主人公格雷戈·萨姆沙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他有着正常人的思维和心理, 但是他“虫变”以后, 不但自己很苦恼, 还成了家里的负担。他不能去上班, 公司人以为他贪污了钱, 到家里来威胁他。家中生活每况愈下, 连最初很爱他的妹妹也希望把他清除掉。他最后痛苦不堪, 不能进食, 留下个干瘪的尸体。如果说《幸运的吉姆》里的主人公对待生活表现为无奈的苟且, 《局外人》中的主人公对生活的表现是总体上的麻木, 那么《变形记》中主人公的表现则是深切的痛苦。卡夫卡通过人的“虫化”, 形象地显示了人的内心愿望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差异和尖锐矛盾。善良的普通人已成为生活的弃儿、命运的玩偶。
四、荒原人无论如何, 上述作品中还有一定的情节和逻辑可言。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和非理性主义在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文学中更多地是表现为荒诞和意义的缺失等。一些批评家或许是从艾略特的《荒原》 (1922) 中受到启发, 称现代人为“荒原人”, 其实不外乎指现代人精神上的贫瘠和迷惘无望, 在文学作品中较直接的体现是荒诞派文学中那些没有理想、生活在不可理喻的世界上的卑微可笑的现代“反英雄”。
现代“荒诞派”文学描写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被“证伪”后的生命惨相。在我们前面分析的作品中, 人的命运无论多么悲惨和令人惋惜, 总感到有以人的理性为核心展开的观察和评价, 荒诞派文学则将人的无理性存在推向了极点。在这类文学中, 人似乎被完全剥夺了自主性, 好像中枢神经和脊椎已断裂, 既没有行动的要求, 也没有行动的能力, 最后只剩下苟延残喘的生命本身而已。“人”作为生命体的概念开始模糊、空虚起来。这类作品由于通常缺乏连贯的情节和社会背景, 几乎没有传统的人物刻画, 因此对读者的理解和欣赏构成了相当的挑战。
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积极参与法国抵抗运动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 通过存在主义哲学阐述了世界的荒诞、人生的空幻等思想, 著名戏剧家欧仁·尤奈斯库、加缪、贝克特等都对人的荒诞处境作了深刻的阐述并试图通过文学方式表现出来。“荒诞派”戏剧这一名词由著名戏剧评论家马丁·艾斯林在1961年出版的《荒诞派戏剧》一书中首先提出, 它描述的是20世纪40至50年代间巴黎戏剧界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当时生活在法国的几位敢于创新的剧作家将一些看上去很荒唐、与传统戏剧完全不同的戏剧搬上了舞台。它们大部分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情节, 也很少有逼真的现实场景和人物, 而往往通过浓缩的、高度象征性的或者夸张的戏剧场景和貌似无意义的对白来揭示人类生存状况中的某些共同的生存困境。
对于荒诞的理解, 尤奈斯库1957年在评论卡夫卡的一篇文章中做了如下解释:“荒诞指的是丧失了目标, 被割断了宗教、抽象的和超自然的根基, 人垮了, 人的所有行为都变得没有意义, 毫无用处, 不协调。”这一看似抽象的解释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哲学背景和社会背景。由于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况这一深层主题, 而不是探讨某些特定的性格或事件, 荒诞派戏剧经常采用象征性的或者夸张的戏剧场景和貌似无意义的对白, 并常常以喜剧的形式表现现代人的无奈和绝望。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1952) 便是通过这些独特的场景和对白, 体现存在主义所宣扬的世界的荒诞与冷酷、人生的毫无意义和人的自我的丧失。一棵光秃秃的树和荒郊野外的一条小路构成了一幅荒凉的图景, 两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戈戈和狄狄日复一日在路上等待着永远不会到来的戈多。他们语无伦次, 行为琐碎无聊, 既不了解戈多是什么人,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来。通过他们荒唐可笑的言行, 戏剧展示了人的内心世界的极度空虚和荒凉, 以及人如何面对荒诞并在荒诞中生存的真相。戈多会不会来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等待。这一行为本身体现了人的忍耐和对生存的渴求, 两位流浪汉之间笨拙而真诚的互相关心则由于其与绝望处境的反差而更令人感动, 发人深思, 并使很多现代人从痛苦和绝望的境遇中得到振奋。可以说这部戏剧用一种高度抽象的方式概括了当代西方普通人的生活。
荒诞文学从形式到内容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解构, 使“反英雄”式的人物发展到了极致。如在这样的荒诞后面还有余意的话, 那只能是“拯救”, 由此相伴而来的则是“价值”的重现和“英雄”的再生。
20世纪末, 在西方的年轻人中传统的价值观几乎完全崩溃, 宗教信仰自不必说, 历史观念、家庭意识等均受到巨大冲击和怀疑。但人们尚未找到能有效地取而代之的价值体系, 媒体上随处可见关于同性恋、暴力、吸毒、道德沦丧和缺乏信仰等社会现象的报道。这种“世纪末”情绪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主义对人性和生活的许多看法。不同的是, 如果说19世纪末的英国年轻人还会像作家吉卜林描绘的那样满怀豪情地去为帝国建功立业的话, 那么20世纪末的西方年轻人则早已失去任何对英雄主义的兴趣。他们感慨社会的堕落, 但他们的作品缺乏100年前文学作品中的忧郁和丰富的象征, 更多的是寓意明显的象征或直白得令人不敢正视的绝望的呐喊。
结语“反英雄”的发展是人类崇高理想逐渐衰微的渐变过程。人失去英雄形象和魄力之后, 他的伸缩能力和空间越来越小, 满足程度也逐级下降。人的生存状态随着价值观念的整体变化而改变。作家总是能够敏锐地觉察到时代变迁后的价值差异, 他们没有描写“英雄”事迹, 或从正面指出理想和希望, 而是通过“反英雄”的命运, 暗示价值观念的贬值或丧失。对“反英雄”的描写并不意味着人类希望的消失、人类最终会走向毁灭。因为, 指出问题就是改进的前提。作家们通过“反英雄”这种不理想的方式来表达对理想的渴望, 揭示人类永远不会停止对自身前途和利益的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说, “反英雄”与“英雄”一样是永远不会在作品中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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