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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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作者从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出发, 认为翻译在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作者认为,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大大地明显于文化的趋同性, 应该说, 这正是这种文化的定位和重新定位的一个直接后果。因此在这方面, 翻译一直在扮演着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一种协调者和翻译者的角色。翻译的定义早已经超越了其简单的语言文字上的转换功能。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的大规模的文学和文化翻译使得中国文学和文化越来越接近世界文化和文学主流的话, 那么近一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的实践则使得中国文学和文化具备了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之能力了。但前者是以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全盘西化”为代价, 而后者则将促使中国文学和文化对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作出更大的贡献。作者呼吁翻译的重点应转向中译外, 从而使得翻译以一种积极的姿态“重新定位”全球文化, 并为世界文学的重新绘图发挥重要的作用。关键词： 文化翻译; 文化定位; 中译外; 中国文化; 国际化。作者简介： 王宁,教育部长江学者,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研究, 文化研究, 比较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源自：《中国翻译》2013年第2期，侵删。

按照当代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的看法, 翻译, 尤其是文化翻译, 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文化 (culture) 进行定位 (location) (1994) 。在这里, 巴巴所用的文化一词是单数, 而我根据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和多样特征, 将其表现为复数。也即, 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 (cultures) 进行重新定位 (relocation) :有些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通过翻译的能动性干预逐步向中心运动;而有些原来处于中心的文化由于翻译的缺失等因素而逐步向边缘退后。这样看来, 翻译所承担的任务就更加重要了。毫无疑问, 巴巴的这种观点曾广泛地影响了当代翻译研究, 特别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进行的翻译研究, 并使得翻译的领地大大地扩展了。但是人们不禁要问, 在全球文化的版图上, 中国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得以“重新定位”呢?这确实是一个令所有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感兴趣的问题。在我看来,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大大地明显于文化的趋同性, 应该说, 这正是这种文化的定位和重新定位的一个直接后果。因而在这方面, 翻译一直在扮演着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一种协调者 (mediator) 和翻译者的角色。在此意义上的翻译早已经超越了其简单的语言文字上的转换功能。如果我们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的大规模的文学和文化翻译使得中国文学和文化越来越接近世界文化和文学主流的话, 那么近一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的实践则使得中国文学和文化具备了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之能力了。可以说, 前者是以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全盘西化”作为代价的, 而后者则将促使中国文学和文化对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因为它正在以一种积极的姿态“重新定位”全球文化, 并为世界文学的重新绘图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从全球英语到全球汉语

我在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探讨全球化与文化的英文论文中, 曾试图用复数的形式来描述当前英语 (Englishes) 和汉语 (Chineses) 的状况, 旨在强调全球化带给当代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Wang, 2010:159-174) 。毫无疑问, 在全球化的波及下, 英语和汉语分别作为世界上的两大主要语言, 已经出现了裂变的状态:英语早就从一种民族语言逐渐过渡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通用语言 (lingua franca) , 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使用中出现了不同的变体;同样,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 汉语也开始发生了裂变:从一种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使用的民族语言逐渐过渡到一种区域性的语言, 并且向着世界性语言的方向发展 (同上)。在本文这一部分, 我首先要重温这个话题, 但把重点主要放在汉语的全球性特征上。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 世界上出现了所谓的“汉语热”, 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数百个孔子学院, 但我们仍然应该承认, 英语作为当今世界的通用语的地位至少在短时期内是不可改变的。然而, 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 “作为当今世界国际交流中的首要语言, 英语的扩张显然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即使使用英语的人群的数量还在扩展, 但是种种迹象已经表明, 这一语言的全球统治地位或许会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逐渐淡出。” (Kinnock, 2006:1) 也即随着另几种世界性语言的崛起, 英语的霸权终将被打破。确实, 在全球化的时代, 作为全球通用语的英语的霸权地位已经受到另几种强势语言的有力挑战, 在这些强势语言中, 汉语无疑占有最为突出的地位, 并且将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遏制的强大生命力。

我们都知道, 近十多年来, 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快速提高, 汉语的地位也在快速上升, 但是正如人们所不得不承认的, “当今世界所出版的图书有百分之三十是英语 (汉语图书排名第二, 占百分之十一) 。” (Tonkin, 2007:1288) 但是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 极少进入世界各地的图书市场。随着“汉语热”的升温, 这一百分比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改变。近几年来国际书展上出现的中文图书热和中文图书的版权输出逐渐增多已经证明了这一趋势。因而诚如巴巴所不无洞见地指出的, 在当今世界, 一方面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另一方面则是少数人化 (minoritization) 进程的缓慢推进, 但后者应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 (1) 。因此在巴巴看来, ……我们被引导去为构想一种处于动态的甚或辩证的关系的少数人化和全球化而负有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 因为这种关系超越了本土与全球、中心与边缘, 或者公民与局外人的极致。最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文化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就指出, 少数人化的状态确实是一种全球性的公民身份。(Bhabha, 2002:201-202)

当然, 这种“少数人化”在这里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用法, 意指那些不具有霸权的弱势群体。中国虽然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但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不高, 而且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并不掌握很多话语权。但是在全球化/少数人化的双峰对峙的情势下, 世界语言体系已经大大地“被重新绘图”了, 原先处于霸权地位的一些语言, 如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 逐渐走向衰弱和萎缩, 而另一些新崛起的语言则变得越来越通行, 例如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汉语, 因而导致了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因此, 我们用“全球本土化” (glocalization) 这一术语来描述世界文化在未来的发展走向应该是十分恰当的。既然如此, 人们也许会提出另一个问题, 在全球化的时代, 既然中国经济在近20年里飞速增长, 中国文化的地位也随之大大地提高, 那么汉语的未来走向又如何呢?这正是我后面所要讨论的。在这部分, 我只想描述汉语在近十年里所发生的变化:它已经逐步从一种基本上属于民族/国家的语言变成了一种区域性 (regional) 乃至世界性的主要语言之一。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一个大国, 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央帝国” (Middle Kingdom) 之称号, 但是曾几何时爆发了1840年鸦片战争, 软弱腐败的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沙俄帝国以及日本帝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根据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 大片中国土地被割让或处于殖民统治下。这种状况自然影响了汉语的地位。在中国的东北和台湾地区, 人们被迫学习俄语和日语, 甚至在自己的祖国用这些外来的语言进行交流和工作。在香港, 所有的政府公务员首先要掌握英语, 因为直到1997年回归以前, 所有的政府公文都首先用英文发布, 曾经的黄金帝国就这样濒临解体并逐渐在世界上被边缘化了。为了恢复过去的辉煌和综合国力,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不得不向当时的那些经济发达国家看齐, 发起了大规模的翻译运动, 经过这种“全盘西化”的尝试, 中国文化几乎沦为被边缘化的“殖民”文化。大面积的文学和文化翻译以及西方学术思想的译介致使汉语一度被“欧化”或“殖民化”。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认为, 为了向发达国家看齐, 就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它们。那么究竟如何去赶超那些发达国家呢?只有尽可能多地译介西方的文化思潮、哲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因而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现代性便作为翻译的一个必然后果应运而生了。由此可见, 翻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起到的政治和文化启蒙作用是无与伦比的, 远非仅仅居于语言文字的层面。甚至鲁迅这样的主要知识分子和作家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译介国外的文学作品, 因而他的译著的字数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著作的字数。

另一方面, 中国文化本身也随着众多华人在不同国家的移民而在世界各地旅行, 但其速度却十分缓慢, 不少人为了在所定居的国家安身立命, 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母语, 而改用当地的语言进行交流。他们一开始还充当着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协调者和翻译者的角色, 但到后来, 其中的不少人便逐渐本土化了。尽管如此, 在他们记忆的深处仍然隐匿着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操。虽然这种大规模的移民确实使得中国文化的一些习俗传播到了国外, 但汉语本身并没有在全世界产生多大影响。这些移民到国外的华人中, 许多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跻身所定居的国家的主流文化, 他们清醒地认识到, 要想跻身主流文化圈内, 首先就要掌握其语言。而若是真想掌握一门外语的精髓, 就得用那种语言进行思维和表达, 有时甚至要暂时忘记自己的母语。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经常出现在许多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中, 这些作家中的不少人不愿被人称为“华裔”美国作家, 他们坚持用英语创作, 但由于他们遗传下来并隐匿在记忆深处的中国文化思想却不时地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流露于笔端。因此他们同样也扮演了一种文化“翻译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不断地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建构和定位。但许多人所做的工作只是一味地使中国文化适应自己所定居的国家的文化习俗, 以便迎合国外的读者和受众。

另有许多华人移民却持续不断地在自己所定居的国家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 他们坚持用汉语写作, 在异国他乡出版汉语报纸和书刊杂志。这里仅以北美为例, 在当今的不少北美大学, 许多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移民的子女都在东亚语言文学系选修中国语言文化课, 以便通过此举来寻找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认同, 这也是许多华裔美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亲身经历 (2) 。他们中的不少人常常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 试图用英语来表达得自中国文化经验的思想, 另一方面为了迎合主流文化的欣赏趣味, 又不得不以一种批判的甚至歪曲的方式来描述中国的文化习俗, 把中国人的一些丑陋的东西展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但是无论如何,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翻译”和传播毕竟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了中国文化。对于这种作用我们切不可低估。

事实上,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 汉语已经逐步成为另一种主要的世界性语言, 这对于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普及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汉语真的变得像英语那样包容和混杂的话, 那就完全有可能成为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语言, 因为它可以起到英语有时起不到的作用, 而在更多的方面, 它作为一种主要的世界性语言, 也可以与英语形成一种互动和互补的态势。

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政府在普及和推广汉语以及中国文化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并且开始初见成效。就像当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地在海外大力推广英语教学和文化传播那样, 中国政府也在海外建立了数百个孔子学院, 并通过这一中介来起到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但是这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早已取得了巨大的收益, 包括丰厚的经济效益, 而后者虽已投入巨资, 但却刚开始初见成效。可以预见, 在未来的年月里, 这些孔子学院将在文化影响和经济效益方面逐步取得显著的成效。

由此可见, 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 同时也扩展了世界上主要语言的边界。一方面, 汉语作为一种区域性-世界性的语言推进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 文化上的全球化又促进了汉语在全世界的推广和普及。在语言角色的转变过程中, 一些次要的语言成了文化全球化的牺牲品, 而另一些本来就比较通用的语言, 如英语、汉语和西班牙语等, 则变得原来越流行, 这不仅有助于重构世界语言体系的版图, 同时也有利于构建全球文化的新格局, 在这一新的格局中, 汉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因而我们可以预言, 在全球化的作用下, 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即将形成, 它不仅仍在很大程度上以民族-国家为边界, 同时也以语言本身作为边界, 也即不仅只有一种英语文化, 而是有多种用英语书写和记载的文化, 在这方面, 文化 (cultures) 和英语(Englishes) 都应该用复数来表达。同样, 在未来的不同文化共存的新格局中, 中国文化也将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的不断升温而变得日益重要。作为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 我们也应回答这样的问题:既然翻译的功能和作用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我们将如何在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重新定位中国文化呢?这正是我将在下一部分所要讨论的。

二、翻译中国和在国际学界发表著述

毫无疑问, 翻译中国和在国际学界发表著述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翻译的中介, 实际上, 这是翻译的两种不同形式。即使我们直接用英文著述也离不开把中国的材料、经验、视角和观点转换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所能理解的语言去加以表达, 因此这大大地不同于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所实践的将外语著述译成汉语, 而且难度也更高。众所周知, 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史上, 翻译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通过翻译, 国外最新的文化思潮和理论以及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进入了中国, 从而使得中国文化和文学更加接近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主流。在许多人眼里, 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翻译过来的”文学史, 国外的, 特别是来自西方的影响十分明显。但是当我们反思文学和文化翻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 不禁会感到某种遗憾:在大规模地将国外的, 特别是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时, 我们却很少将中国自己的文化理论和文学作品翻译成主要的世界性语言。即使有杨宪益夫妇这样的优秀翻译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中国文学的佳作译成英文, 但这些作品的流通渠道却不甚理想, 许多翻译过去的中国文学作品仅偶尔被一些从事汉学研究或翻译研究的学者查阅, 远未进入英语图书市场, 更未为广大英语世界的读者所阅读。因而许多人认为, 将中国文化和文学译介出去主要是目标语译者的任务, 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是我们仔细回顾一下, 在那些精通汉语的汉学家中, 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将其毕生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译介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上呢?可以说为数极少, 因而迄今只有少数幸运儿受益。华裔法国作家高行健之所以能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他的英译者陈文妍 (Mabel Lee) , 因为是她将高行健的代表作《灵山》译成优美的英文, 从而使其得到英语世界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认可进而一举获得诺奖。同样, 2012年诺奖得主莫言更是如此, 试想, 如果没有汉学家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和陈安娜 (Anna Chen) 将他的主要作品译成优美的英文和瑞典文的话, 莫言的获奖至少会延宕十年左右, 或许他一生都有可能与这项崇高的奖项失之交臂。这样的例子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少见, 可见翻译的作用是多么重要啊!当然, 中国当代作家中并不乏与莫言同样优秀的作家, 但是莫言确实是十分幸运的, 葛浩文的翻译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用英语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 而且还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 使其具有美感而能打动读者。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学翻译的巨大作用和功能。由此可见, 优秀的翻译家不仅能忠实地转达原著的意思, 还能使原作在美学形式上增色, 而相比之下, 拙劣的翻译者甚至会使本来很好的作品在目标语中变得黯然失色。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和翻译史上举不胜举。对此我在本文后面还要讨论。

正如解构主义理论家希利斯·米勒所总结的, “在某种意义上, 即使一部作品被属于另一个国家和另一种文化的人以原文的形式来阅读, 但它毕竟还是‘被翻译’, 被移位、被传载了。以我自己的情况来看, 我从乔治·普莱的著作以及后来的雅克·德里达的著作中学到的东西 (当我初次阅读这些著作时) , 无疑应该是一些在他们看来有点奇怪的东西, 尽管我可以通过法文原文来阅读它们。虽然我通过原文来阅读这些著作, 但我还是将普莱和德里达‘翻译’成了我自己的表达风格。” (Miller, 1993:3) 在这里, 我想强调的是, 用英文撰写学术论文和专著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翻译, 特别对我们中国的人文学者更是如此。因为我们用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写作和发表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著述, 或者从我们独特的中国视角来考察和分析问题, 这本身就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翻译, 但是对这种形式的翻译之重要性, 不少中国学者尚未认识到。他们还在拘泥于所谓“翻译的外部研究”和“翻译的本体研究”之争, 很少介入国际翻译理论的讨论。

我们至今仍记得, 印度藉的美国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Spivak) 曾在一篇题为《底层人能言说吗?》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的著名论文中试图为那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底层人辩护, 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他们想言说, 也无法被别人“听到”, 或得到人们的“认可”。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找到某种中介, 通过这些中介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我们所知道的, 尽管中国由于其经济腾飞而受到世界瞩目, 但毕竟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因此我们如果沿着斯皮瓦克的思路来反思一下国际中国研究的现状, 就会发现, 中国国内的学者在国际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很少有话语权, 尤其在人文学科方面更是如此。因此, 我们是否可以把斯皮瓦克的这篇文章改个题目:《中国人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声音吗?》(Can the Chinese Speak on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即使在过去也还是能够言说的, 只是他们没有机会言说, 或者说, 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言说。也即即使他们有了这样的机会, 所发出的声音也难以被人听到, 或者说别人压根就不想听他们言说。我想这一方面是翻译的缺席, 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国内的学者很少注意到直接用外语著述 (另一种形式的翻译) 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的状况。在那些年代, 当我们拿起一本中国研究的英文刊物, 几乎很难见到中国作者的名字。即使偶尔见到一位中文的名字, 但一查他/她的介绍就会发现, 此人不是来自港台就是一位定居在西方的华人学者。确实, 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很难有机会在这类刊物上发表论文, 而相比之下, 他们在自然科学界的国内同行却早已经瞄准国际前沿学术课题并开始在那些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了。

我们都知道,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十分开放的国家, 几乎所有的西方前沿学术理论著作以及文学作品都被译介到了中国, 当时这些译者中有许多人都是新手, 我本人也是在那个年代里不知天高地厚地就敢于问鼎世界文学和学术名著, 翻译了上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这样一来, 就导致了中西文化学术交流上出现了一种不平衡性:开放的中国十分热切地希望了解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尤其是西方学界的一些最新进展, 而外部世界却对中国知之甚少, 或者说不太关注中国发生的一切, 尤其不愿意听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显然, 这背后有多种原因, 当然, 当时的中国经济上还比较落后, 而落后的国家是没有资格向世界提供好的经验的。过去曾有人说“弱国无外交”, 若用于学界, 也即“弱国无学术”, 或“弱国无文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英语都不好, 既不能口头交流, 更达不到发表著述的水平。因此, 在那个时代的国际学界, 中国学者确实是“失语”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等待戈多”那样被动地等候国外汉学家的“发现”, 但即使如此,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著作也不可能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

然而, 就在中国学者“失语”的那些年月里, 国际学界对中国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听任汉学家的描述, 他们似乎是在为中国代言, 并且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中国研究方面的著述。坦率地说, 大多数汉学家对中国同行还是比较友好的, 他们热爱中国, 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大都基于自己长期深入的研究和认真的思考。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东方主义的局限和偏见,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之形象始终是一种虚幻的和不真实的, 这不能不影响到这些汉学家的研究。因而其中的少数汉学家自视甚高, 根本瞧不起中国国内的学者, 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在国际学界言说和描述中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恰在于, 他们对中国的言说或描述大多基于那些关于中国的误解或曲解, 所掌握的资料也不是很全面的, 因此并不能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当然, 在那些封闭的年代, 他们的这些言说和著述或多或少还是能使外界相信的。但是在本质上, 他们绝不能代表整个国际中国研究的水平。

20多年过去了,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十分欣慰地看到,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里, 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著作和期刊。更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 在几乎所有的中国研究刊物中, 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一些中国作者的名字, 而且其中有些作者就是中国大陆的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学者。据我所知, 几乎所有这些刊物的编辑都十分热切地希望听到中国国内学者的声音, 有些主编们还要我向他们推荐中国学者的优秀论文, 即使用中文写作的, 他们也可以组织人力将其译成英文。人们或许会问, 难道这些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国作者的英语水平真的比80年代的那些学者更好吗?我看未必见得。我本人于1990-1991年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时, 曾在汉学刊物《中国信息》 (China Information) 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 讨论的是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传播和接受。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 我当时在莱顿大学汉学院作了一个相关的演讲, 该刊的编辑认真地听了我的讲座, 然后希望我把文稿交给她看看, 是否合适在该刊发表。她态度既友好同时又严肃认真地审读了我的文章, 并作了较大的修改和润色, 然后把清样寄给我审核。正是通过我在国际中国研究刊物上发表的那篇英文论文, 使我熟悉了英语学术写作的一些知识和规范, 为我后来接连不断地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打下了基础。

无论如何,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中国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之一, 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政治上, 还体现在文化上。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大国的国际形象已不再受到任何怀疑了, 但文化大国形象的建立还有待于我们的努力。这方面, 翻译将发挥独特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全球化的到来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可以平等地对话, 交流并讨论对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的看法。在这方面, 自然科学家确实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他们早已经注重在国际学界发表著述了。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又有何作为呢?

作为一个新兴的科学技术大国, 中国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上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尽管国内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在国际上发表著述的重要性, 但对其成效则并不容乐观。既然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里, 只有极少数中国学者能够在主要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我们又如何让国际社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呢?以我所在的人文学科为例。在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期刊上, 我们几乎很难见到中国学者的论文, 更谈不上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了。我认为除了缺乏必要的专业英语写作训练外, 不少学者甚至缺少基本的学术思考和写作的训练, 他们只能用中文将国际学术大师的理论观点转述给国内读者, 而无法与自己的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和对话。也就是说, 在与国际同行讨论问题时, 缺乏根本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权。但是尽管如此, 不少国际学术期刊包括中国研究期刊的编辑们依然想读到中国学者的著述。他们知道, 在讨论一些基本的理论话题时, 需要听到所有学者的声音, 不管他们是来自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其中一些期刊的主编甚至邀请有影响的中国学者编辑专题研究专辑, 由他们自己去邀请相关学科的重要学者对该专辑撰文。这样, 这些编辑们就能听到真正来自中国的学者对大家共同关心的前沿话题的看法了。对于那些学术造诣深厚而英语欠缺或不懂的中国学者的优秀论文, 他们甚至组织力量将其译成英文刊发在他们的期刊上。还有一些主要的国际学术出版机构, 也开始组织人编辑中国研究丛书, 除了邀请学者直接用英文著述外, 还组织力量将中国学者的优秀著作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出版 (3) 。但是平心而论, 能够被这些出版机构看中并组织翻译出版其著作的中国学者实在是寥寥无几。与国内出版界争相译介和出版西方学术著作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本人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就不断应邀为一些国际学术期刊编辑专辑 (4) , 虽然我所编辑的专辑只有极少数是发表在中国研究刊物上的, 但是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 几乎所有这些专辑都与中国研究相关, 或从一个全球的或比较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和西方学界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 在进行国际发表时, 我们中国学者应该聚焦于中国问题, 尤其是当代的问题, 这恰恰是国外的中国研究者所难以做好的课题, 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内学者的长项。在用英语著述和发表时, 我们实际上扮演了一个翻译者的角色:并非那种逐字逐句地将我们事先用中文写好的论文译成英文, 二是直接用英文思维把我们的思想加以表达。我始终认为, 为了在全世界推广中国文化, 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汉学家的帮助, 但是我们却更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 尤其是在将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方面, 更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因为这一学科的汉学家数量实在太少, 而其中优秀的精通两种以上的语言和文化者更是凤毛麟角, 即使他们达到了这一境地, 往往也像我们一样, 更加注重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而不太愿意去花时间将别人的东西译成自己的母语。我相信,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注重用英文写作或发表自己的著述, 国际中国研究的刊物也将在发表中国学者的优秀著述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样, 我们中国学者就真正能够克服“失语”的弊病, 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三、翻译与汉语的未来

2012年10月11日, 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理由是他的作品“将梦幻现实主义与历史的和当代的民间故事融为一体”, 取得了别人难以替代的成就。按照文学院院长彼得·昂格伦德 (Peter Englund) 的看法, 莫言“具有这样一种独具一格的写作方式, 以致于你读半页莫言的作品就会立即识别出:这就是他。” (5) 这确实是很高的评价, 其中不免带有夸张之词。但是人们不禁要问, 昂格伦德究竟是读了莫言的原著, 还是葛浩文的英译本或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显然是后二者,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瑞典文学院的十八位院士中, 懂中文者只有马悦然, 但是马悦然并没有说这话。可见成功的翻译已经达到了有助于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境地, 这也正是文学翻译所应该达到的“再创造”的高级境地。同样, 也正是由于读了葛浩文的英译本和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唐纳德·莫里森(Donald Morrison) 才能够称莫言为“所有中国作家中最有名的、经常被禁同时又广为盗版的作家之一” (6) 。

毫无疑问,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在国内外文学界和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和广大读者都认为这是中国文学真正得到国际权威机构承认的一个令人可喜的开始。实际上, 据我所知, 莫言的获奖绝非偶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 葛浩文就开始了莫言作品的翻译, 并于1993年出版了第一部译著《红高粱》 (Red Sorghum) , 而那时莫言刚刚在国内文坛崭露头角, 其知名度远远落在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后面。尽管当时莫言的文学成就并未得到国内权威文学机构的充分认可, 但西方的一些卓有远见的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就已经发现, 他是一位有着巨大的创造性潜力的优秀作家。荷兰比较文学学者和汉学家杜威·佛克马 (Douwe Fokkema) 十年后从西方的和比较的视角重读了莫言的作品, 在他发表于2008年的一篇讨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论文中, 讨论了其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家, 而莫言则是他讨论的第一人 (Fokkema, 2008:151) 。我想这大概也不是偶然的吧。

确实, 莫言从其文学生涯的一开始就有着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他不仅为自己的故乡高密县的乡亲或中国的读者而写作, 而更是为全世界的读者而写作, 这样他的作品在创作之初就已经带有了某种程度的“可译性”, 因为他所探讨的是整个人类所共同面对并关注的问题。在他所读过的所有西方作家中, 他最为崇拜的就是现代主义作家威廉·福克纳和后现代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他毫不隐讳地承认自己的创作受到这两位文学大师的启迪和影响。确实, 诚如福克纳的作品专门描写美国南部拉法叶县的一个“邮票般”大小的小城镇上的故事, 莫言也将自己的许多作品聚焦于他的故乡山东省高密县。同样, 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 莫言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创造出一种荒诞的甚至近乎“梦幻的” (hallucinatory) 氛围, 在这之中神秘的和现实的因素交织一体, 暴力和死亡显露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怪诞。实际上, 他对自己所讲述的故事本身的内容并不十分感兴趣, 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调动一切艺术手法和叙事技巧把自己的故事讲好, 因此对他来说, 小说家的长处就在于将那些碎片式的事件放入自己的叙事空间, 从而使得一个不可信的故事变得可信, 就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事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 正是由于他的精湛的叙事技艺, 莫言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极少数有着广泛国际声誉和众多读者的作家之一, 几乎他的所有重要作品都被译成了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主要的世界性语言 (7) 。而且还有一些讨论他的作品的批评性论文发表在国际文学和学术期刊上。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也是十分罕见的。这再一次证明, 翻译可以使本来就写得很好的文学作品变得更好, 并加速它的经典化进程, 而拙劣的翻译倒有可能破坏本来很好的作品的形式, 使之继续在另一种语境下处于“死亡”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优秀的译作应该与原作具有同等的价值, 而优秀的译者也应该像优秀的作者一样得到同样的尊重。

写到这里, 我不得不针对这样一个现象进行思考, 假如莫言的作品不是由葛浩文和陈安娜这样优秀的翻译家来翻译的话, 莫言能否获得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尽管我们可以说,他们若不翻译的话, 别的译者照样可以来翻译, 不错, 但是据我所知, 像上述这两位译者如此热爱文学、视文学为生命的汉学家在当今世界确实屈指可数, 而像他们如此敬业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可以肯定的是, 假如不是他们来翻译莫言的作品, 莫言的获奖至少会延宕几年甚至几十年, 甚至很可能他一生就会与诺奖失之交臂。这样的例子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还少吗?我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文学翻译家都娴熟地掌握中文, 并心甘情愿地将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将中国文学译成主要的世界性语言上。因此就这一点而言, 我们应该果断地将当下中国翻译界的重点转移:从外译中转向中译外, 也即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 尤其是英语。但尽管如此, 将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仍然是必要的, 只是重点应该有所转移。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真正有效地走向世界。显然, 在加速中国文学和人文学科研究国际化的进程方面, 后者应该大大地加强。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海外推广和普及汉语的重要性, 尽管对于外国人来说, 掌握汉语要比中国人掌握英语难得多。如果我们加强与我们的国际同行和合作, 我们就肯定能成功地提升汉语作为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语言的地位。但是这又离不开翻译的中介, 没有翻译的参与或干预我们是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 因为翻译能够帮助我们在当今时代和不远的未来对世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在这方面, 正是葛浩文和陈安娜这样的优秀翻译家和汉学家的无与伦比的翻译使得莫言的作品在域外有了“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Benjamin, 1992: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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