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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康| 我们为什么总陷入“公婆各有理”的“说理”困境 | 讲理:日常生活的逻辑与理性 圆桌会议②

欧阳康 探索与争鸣杂志
2024-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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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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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3月5日,据澎湃新闻消息,“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陈霞带来一份《推广现代逻辑教育、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提案。陈霞委员在提案中指出,逻辑学作为基础的基础,是所有科学知识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论证工具。人类只要思考就离不开逻辑,审辨思维是进行审辨的标准,其基础也是逻辑。逻辑学不仅是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基石之一,逻辑学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和谐社会构建也息息相关。同时,逻辑不仅在思维中,更在生活中。当人们认为有必要协调彼此的立场时,通常会使用言语劝使他人对某事物采取某种态度,这就是说理,即言语互动论证。让让大众学会在日常生活中推理和说理,有理才能走遍天下,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


此提案引发公众广泛赞同,有观点指出,“这个提案好,跟逻辑混乱、强词夺理的人说话真的累” ”网络上一些文章和网友评论滥用概念、以偏概全……不一而足,推广逻辑教育、强调说理很重要“。如何寻求日常生活的逻辑与理性,在分歧中寻找共识,在实践中捍卫常识,是我们日常交往与认知的重要内容。日常生活积淀的那些恒久、坚实、朴素的道理,如尊重常识和科学、悍卫法治、守护良知、坚持理性、寻求共识等,它们在关键时刻守护着我们,进而构成了现代文明的韧性又坚实的基座。2023年《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策划“回归日常,回到常识”系列论坛,旨在以常识唤起心灵觉醒的力量,以理性坚守日常生活的底线与意义。“讲理:日常生活的逻辑与理性”系本系列的第一场论坛,学者围绕讲理的逻辑、日常生活中的讲理、讲理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本公众号推出本组文章,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社会认识中的“公婆各有理”——基于社会复杂性视角的多维分析

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特岗学者”

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欧阳康教授



讲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华文化向来重视讲理,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但我们又讲“得理也要让三分”,有时候有的人却“无理也要搅三分”。有理讲理,没理怎么办?社会生活中有种普遍现象,叫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发现“公婆都有理”或者“公婆各有理”。笔者就从这个角度引出话题,尝试就社会认识中的“公婆各有理”做些探析。



社会认识中“公婆各有理”问题的提出

讲理是我们都期盼的问题解决方式,但是在讲理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往往是讲理中的各方占据着不同的视角,对何为“理”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就好像大家都讲正义,麦金太尔进一步追问,是“谁之正义”。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讲什么理”“谁和谁讲理”“讲谁的理”,这些问题既非常复杂也非常广泛地存在。

人们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家庭生活中的典型案例即我们所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的时候道理比较清晰,在公婆的某一方,也不排除“公婆都有理”或“公婆各有理”。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处于争议或者对抗的不同社会群体,往往各有一定的道理。甚至在国家之间、国际社会中也是如此。因此,谈到讲理,就存在着“何为理”“谁之理”“如何讲理”“谁来判断是否讲理”等系列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民族文化甚至国际关系中,成为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经常会出现“公婆各有理”或者“公婆都有理”的情况,还存在着“谁来仲裁”“谁能仲裁”“如何仲裁”等问题,非常复杂,需要深入地加以探讨。

从社会复杂性视角对“公婆各有理”的多维分析

为什么在社会生活中会存在如此普遍和广泛的“公婆各有理”问题?这需要也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加以分析。
第一,从社会本体论的角度看,存在着社会复杂性问题。对于讲理或不讲理,它有一个评判依据,即是否符合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也就是说,道理是有其客观基础的,讲理中的道理表达,依托的是客观的社会存在,我们把它叫作社会本体论。我自己多年研究社会认识论,发现了社会生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社会的复杂性。对于社会复杂性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考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各自都生活在社会中,但是其实不同的人是生活在复杂的社会有机体的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地方。这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社会存在。例如,我们讲的盲人摸象,有的人说摸到了墙,有的人说摸到了柱子,有的人说摸到了绳子。直接来看,这个问题好像是认识论的问题,其实它首先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就是说,这只象本来就有身子(墙),有腿(柱子),有尾巴(绳子)等不同的部位,不同的人摸到的是象的不同的部位,因此才会有不同的感知,而且他们各自所说的都是对的。人们都在社会中生活,但不同的人在社会中的生活本身就是不一样的,对社会认识也存在差异。而且这些不同的认识又各有其客观存在作为对象,因此这些认识本身可能都是真实的。这是我们探讨讲理问题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性问题,也是经常会被忽略的问题。大家在讨论某人讲得对不对,其实是要知道他的立场对不对。一个人所处的方位决定了他看到的事物,不同的人所描绘的是各自所生活的社会,也是他看到的社会。这就是讲社会之理所必须具有的社会本体论前提。

第二,从社会价值论的角度看,存在着社会价值的多元性问题。社会价值论问题比社会本体论问题还要复杂。人和社会都是价值存在物,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就是一种价值实体和价值存在。对这样一种价值存在,我们往往把它看成一个一体的东西,其实对于不同的讲理主体来说,它是很不一样的。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站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的方面、层次、位置,实际上还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定位的问题。这是社会的价值要素对于每一个人的生存发展方式的定位。比如,笔者给一些企业家培训班做讲座时就发现,国有企业的领导往往觉得民营企业有灵活性和自主权,能更好地抓住市场机会,而民营企业家则往往觉得国有制企业有特权,其垄断性优势有助于赢得更多机会。国企和民企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具有不同地位和特性,在社会生产和市场体系中居于不同的地位,从社会的获得和对社会的贡献也不同。再比如,从公务员视角来看社会看企业和从企业家视角看社会看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因为他们是带着不同的价值前提去看具有多元价值属性的社会和企业的。再如,在疫情防控体系中,从一个地方主政者角度、医务工作者角度、社区工作者角度和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角度,大家所思所感的也都是不一样的,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
第三,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存在着认知差异,甚至可能引出认知正义问题。如何去认识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本体,尤其是包含了多元价值规定的社会本体,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社会认知是个体行为的基础,个体带着不同的认知定势和思维模式,在获取社会信息的途径方面,在运用信息工具的能力方面,在得到社会信息的丰富性和准确性方面,在理解社会信息的能力和水平方面,在表达社会认识成果的方式方面,在思想的境界方面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对同一社会问题会存在各种不同看法,以致有的问题还可以上升到社会认识的公正性问题,产生认知正义等更加复杂和重要的问题。
第四,从社会评价论的角度来看,存在着评价标准的合理性问题。对于社会认识及其成果,我们强调的主要是客观性和真理性。对社会的真理性认识判断,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讲理首先就是看讲的理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而到了社会评价论的领域,谈社会评价的时候,讲的是价值性和合理性。而对社会价值性和社会合理性,存在着更多的主体性、个体性和差异性。不同的社会主体对同样的社会问题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产生不同的态度,得出不同的结论。讲理的时候,不同的人依托的是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讲的是不同的理。在存在巨大社会价值分化和利益对立的情况下,这方面的问题会更加突出。
第五,从话语体系角度来看,存在着不同主体使用不同话语的问题。我们现在强调话语体系的构建,尤其要求构建自主话语体系,就是因为我国目前存在着多元话语体系并存的复杂局面。我们既有历史话语体系的现代运用,也有外来话语体系的引入和借鉴,还有我们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话语等。不同话语被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方式采用。有的更多地带有传统文化和传统话语体系的色彩;有的更多带有外来文化和外来话语体系的色彩;有的则更具混合性和多义性。尤其很多新话语不断涌现,让人眼花缭乱。而且话语的差异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会有不同的体现,甚至出现话语的混杂情况不同话语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有时带着跨时代对话的特点,有时带有跨文化对话的特点,有时带有跨群体对话的特点,不仅显示出话语的“代沟”,还会显示出话语的“围城”。他们之间既有交集,也有互动,还有碰撞,不乏各种形式的话语矛盾和话语冲突。有时会出现“牛头不对马嘴”“鸡同鸭讲”的复杂情况,给正常的讲理和沟通带来困难。
第六,从社会非理性的角度看,可能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殊。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非逻辑的差异和博弈,可能是探讨讲理问题时更重要也更复杂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讲理就是要符合理性,符合逻辑。但非理性是人性的重要方面,所有人都是情感的存在物,讲理时不可能没有情感因素的投入。有的时候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是统一的、协同的,有的时候不那么协同,甚至会出现分化、对立和冲突。尤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不那么讲理、不讲逻辑的情景,往往与情感、意志、利益、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的介入有关。西方哲学分化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种分化情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我们需要予以关注和重视。

营造有利于充分讲理的良好社会环境

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讲理,存在着如此复杂的情况,是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可能讲理和对话的世界呢?不是。面对复杂性,我们可以寻找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营造良好的讲理环境,提高对话和讲理的能力。这也是社会话语体系建设乃至社会建设中需要高度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一,要在社会生活中倡导讲理。讲理与社会生活是什么关系?讲理是一种有序和有意义的社会交流方式。各方社会成员能够彼此尊重,站在某个合理的位置,依据一定的事实,讲出自己的观点,听取他人的声音,谋求各方的沟通与理解。讲理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正常的、必要的交流手段,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是社会良性运行的一个必要前提和重要表现。

第二,要承认讲理的复杂性。为什么在社会生活中讲理有时比较困难,还会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婆各有理”的情况呢?如前所述,就是因为讲理是充满复杂性的人际互动。当我们把讲理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加以探讨,并在社会生活中加以积极倡导的时候,实际上是承认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中不讲理情况的存在,而且有时对其还有点无可奈何。这里最为根本的是承认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甚至多变性这样一个客观的前提。有时不是人们不想讲理,而是每个人实际上是面对着不同的社会存在,依托于不同的价值归属,运用不同的认知模式和评价体系,使用不同的话语体系,还受到比较复杂的情感因素的影响,所以要做到都讲理、讲好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认真加以对待。
第三,要加强社会价值体系的合理构建。讲理要讲正确之理、合理之理,这是讲理有效和有用的必要前提。正确的社会之理代表的是社会的真理和价值,是真理性和合理性的统一。讲理的逻辑体系实际上是社会生存体系、交往体系、思想体系的一种理性表达。合理的价值体系是讲理的必要社会前提。从个人生活到社会交往再到国家治理,都需构建起合理的价值体系。因此,构建一个讲理的逻辑社会,前提是构建一个合理的多元价值社会。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有了巨大的进步,但随着社会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价值多元化,个体之间的思想差距也加大了,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好的社会应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正当社会权利和合理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充分保障,所有人在社会生活中都能够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社会能够稳定、繁荣、安宁、祥和。为此我们要努力推进社会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建设,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创造更多的共同生活基础,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寻求更多的社会共识,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第四,要加强社会认知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建设。要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获得更加客观、全面和准确地认识社会的途径,扩展其生活和交往的可能性空间。这里当然要承认个体的差异,但社会应当加强建设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帮助人们消除差异,尤其化解其中的特殊困难。例如,在当前已经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个体能不能用手机、能不能够上网、能不能够很好地去操作各种各样的网络系统,都决定着他们在社会信息体系中的生活地位和生存状态,也决定着他们获取社会信息和社会资源的可能。我们已经在一个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下一步的目标,应是让十四亿人都消除精神的贫困,全面进入信息社会。为此,应该为全体社会成员构建可以真正“共商共建共享”的信息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充分而有效的公共信息服务和交流平台,为全社会构建良好的讲理环境和社会条件。
第五,要着眼于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理论素养和文化品格。讲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良性健康互动,既要求良好的社会环境,也要求社会成员的彼此尊重和沟通,表征着社会的文明程度。一个能够充分和有效讲理的社会是健康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建构从根本上说有赖于塑造高素养的社会成员。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充分讲理的愿望和能力,懂得与他人正常沟通、和平相处之道。要努力提高全社会的理论素养和文化品格,培养具有足够理论素养和对话能力的社会成员。冯契先生曾经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这对于我们研究如何提高国民的素养和构建一个充分讲理的社会具有重要的思想和方法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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