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 | 我还是个孩子，怎能眼馋大人的勾勾搭搭？

我还是个孩子，

怎能眼馋大人的勾勾搭搭？

《艰难之活：切萨雷·帕韦泽诗全集》

（意大利）切萨雷·帕韦泽 著

切萨雷·帕韦泽不是最重要的那一类诗人，也不是最重要的小说家。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在刚刚走进人生巅峰的时刻，自杀了。

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原因。1950年8月，帕韦泽在都灵的罗马旅馆结束了生命，其时他刚刚得到了意大利最重量级的文学奖，年纪也不过42岁。一个文人要能在读者心中扎根，必须有一些独一无二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帕韦泽是有的，却又仿佛对此很不自信似的，匆匆忙忙地把自己彻底消音。这个人很羞涩，很局促，一生几乎没有什么攻击性，乃至于他的自杀，倒像是存心让那些才华不如他却好好活着的同行感到羞愧。

他生在一个很热闹的时代，从一战的始末，到法西斯主义起起落落，又到二战起起落落，可他自己的人生相对而言比较简陋，就那么一些事情。他家住在都灵附近的山区——他家是有一座山的。六岁的时候，他当法官的父亲去世，到了十岁，家里卖掉了祖产，山没了，在这么大的打击之下，帕韦泽写起了短篇故事，其中经常写到山，一种类似失乐园的象征。

他早年写的中篇小说《海滩》很优秀，里面有他自己。一群年轻人在意大利的一处海滩度假，共度整个夏天，其中一人观察一对年轻夫妇的每一个动作。看一下帕韦泽自己的诗，就知道这篇故事大概的调子：

“太多的海。我们见过太多的海/天色已晚，潮水渐渐退去/进入暗淡的虚空，朋友凝视大海/我凝望他，我们都不说话/夜色弥漫，我们找了一家面海的酒馆/岛笼罩在雾气中，我们对饮着，朋友谈起他做过的梦……”（《远离人群》）

他的诗所描写的自然风景，基本都是这样的海以及山，好像那一场夏日的海边聚会永远没有结束，他始终沉浸在当年所看到的景象里面。“我们都不说话”，只是观察，不言不语的观察成了一种延续的知觉行为。在《风景（一）》中，帕韦泽写到了山：“山坡和山谷都遍染绿色/一群盛装的乡下姑娘/穿过葡萄藤下的小径/欢快地赶着羊群在平地上跑来跑去……”接下去还是平静的描写，结尾是说农民坐在山脚下，偷偷嘲笑女孩们，“说她们穿的衣服就像破羊皮”。

他重新捡拾一个业已不再了的环境——注意我用的词是“捡拾”，而不是“找回”，与许多深耕记忆的作家相比，帕韦泽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的动作止步于把记忆里的画面捡起来。他缺少一个回返的动作，哪怕是“梦回”都谈不上；他仅仅是认出孕育出未来的自己的那一粒种子，在他的句子里没有叹息的“唉”，没有惊讶的“啊”，没有疑问的“咦”，而始终是一声不变的“噢”，在此情可待成追忆后，短少一个“只是当时已惘然”的伤心总结。

他的笔下有远郊和城市的对比、并置，天然存在的山和海是一边，城里密密麻麻的人造建筑物是另一边，不过他并没有抑城市而扬山区，他对两者都有一定的忠诚度。在山区，帕韦泽崇拜且羡慕那里的农民，同时对他们的野蛮存有忌惮，他会把一些他无法接触或无法了解的女人想象成来自大山的人，她们让他从小就只能远观（“大山闪现在她的回忆里/年轻，充满活力，如同她的身体”——《醉酒的老妇人》）。而在海边，资本家盘踞着大片的土地，帕韦泽十分拒斥那些人的拜物教，可又无法抵挡闲逸、阔绰的生活的魅惑，动不动就要描绘那些来路不明的好时光：“女孩们在黄昏时下到水里/海水退去，一片静谧。每片叶子都/震颤着，好像摆脱了树林，谨慎地/去坐在岸边的沙滩上吧。”（《多情的女人》）

而城市呢？这里拥有工人，有那些受过教育的无产者——左派知识分子，帕韦泽也是其中的一员，然而，他对自己的归属很是烦恼。他对政治无感，本不想加入这个群体，是一系列阴差阳错导致了他后来的命运。1932年他24岁，加入了墨索里尼的纳粹党，但是27岁那年他被捕了，由于他写了一些不招法西斯当局待见的文章，本人又跟反法西斯活跃分子走得很近，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抓了起来，判刑，流放南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十个月。流放了，可是想想看，那是个怎样的流放地？那不是古拉格，不是宁古塔，再怎么破落、荒凉，至少也在深入地中海的那只靴筒上边。

《政治犯》一诗是他1943年发表的，读一读，大致就知道他的“政治犯”经验是怎样的：

我们很早就去海鲜市场

为了换个心情：银色的鱼，

鲜红色的鱼，绿色的鱼和海蓝色的鱼。

海面上闪着粼粼的波浪，

鱼儿也很鲜活，而我们只想着早日回家。

流放的心情就是“想着早日回家”，这里有一种弱弱的讽刺性。他不想长大，他把儿时的一些记忆拿了过来，表示在被判流放的时候，他最大的懊悔也就在于自己还是孩子，不该卷入到成年人的一缸浑水里头。接下去，他又写到了他离不开的主题：女人。确切地说是观看女人，想她们，还没开始调情，一想到自己又在琢磨这些没出息的勾当，“我们都笑了，海上落雨了”。

三年后他带着一堆新写的短篇小说回到都灵，萎靡不振，不是因为什么壮志未酬，而是因为失恋。他羞怯的性格终于郁积成了一块心病。

他去找好友莱奥内·金兹伯格，没完没了地叙谈苦闷，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斗，讲自己的遭遇时，他两手捂着脑袋，讲到半夜，他从衣架上拿下围巾把脖子一兜，披上大衣，沿着法兰西大街疾步走了，肩膀缩得很紧。帕韦泽个头很高，脸色苍白，那时他的所有收入就是在一所高中里代课，外带翻译一点美国小说和诗歌，至于他自己的诗，反正不能指望靠它们过日子。

不过他最后还是加入了莱奥内所在的小出版社。他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艰难之活》。可是围绕着出版社聚集了一群反法西斯抵抗者，也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帕韦泽很头疼，这群人成天讲他不要听的东西，还密谋着做点大事。而他就乐于自己做做翻译，他翻译了一些书，像是格特鲁德·斯坦因的《三个女人》和福克纳的《村子》。

常有一些人，带着各种方案和建议找到出版社，帕韦泽从来不见。有必要听取建议吗？咱们的建议够多了，都顶到肚子上了——他恼怒地说。有些小文青会把自己的诗拿来这里念，帕韦泽跷着脚漠然地听，听得不耐烦了，就敲敲烟斗的底部，把小文青吓一哆嗦，诗稿都拿不稳了。后来莱奥内再次被捕，帕韦泽也没空关心，他连自己还操心不过来呢：他的每次恋爱顶多持续个一两年，然后就进入到精神上的灾后重建阶段。

他傲慢而精明，总是语带讽刺谈论朋友们。友谊不是他重视的，既已拥有，就不需要多加留意。他在乎的是爱情，在意程度甚至超过了写作，彻底投入，往死里爱了一个又一个女人，也被她们一刀刀割伤，谁要是开他跟那些女人的玩笑，他就大发雷霆。

帕韦泽的写作中纵贯着一种彻底的、死心塌地的无力感，有时是在比喻意义上，有时是在字面意义上，有时夸大，有时则恰如其分。包括他的小说乃至日记在内，帕韦泽一直在书写的动作是退却，是一个个离去；他活在一种绵延的萎靡和空虚里面。讽刺他人和怜悯自己，在他的诗里会成双出现，比如在《我们这些懦夫》中他写：“就在那时，我们这些懦夫/喜欢躲在那些房间里/窃窃私语，传播真理/在河的两岸/肮脏的红光照亮着/那些地方，有一种快乐/却带着无声的悲伤——”

他反复玩味自己人生最大的失败。《古老的习性》一诗中有具体的场面和十分细腻的心理，他写一个醉汉“不知道怎么开口叫住女人”，就跟在女人后边晃来晃去，女人们的笑声让他很困扰：“为什么她们要这样大声地笑，为什么啊/她们哭时，也会这样大声吗？”结果他抱住了另一个喝醉了的人，就好像抱住了自己的儿子，他可不是那些女人生的，“那些只会骂他和哭泣的小女人怎么可能/给他生一个如此贴心的儿子呢？”

一旦着手写诗，他便能回到二十岁出头的小年轻的状态，被那些更懂世情的女人诱惑。他们总是在最简单的场合相遇：

“女人耸起她的肩膀/感叹地说，她鲜艳的围巾丢了/那几乎就是她晚上的取暖器……围巾得自里约，她告诉我，但现在/她很高兴失去了它，因为她遇到了我。”（《两支烟》）

围巾是一个水手送给她的，然后这个女人小声说：“如果我想上去，她会给我看他的照片，——/卷曲的头发，晒黑的皮肤。”男孩没上去，因为女人说“上面”的取暖器坏了，他们相对抽烟，把烟丢在沥青路面上。两个人“手挽手过马路，调皮地互相取暖”。诗便结束了。在另一首诗《祖先》中，他说出了自己为什么总是处在一种淡淡的、虬曲的、梳理不清的困惑之中，又为什么似乎总是不言不语：

“我知道在我出生之前我就生活在/稳重而成熟的男人堆里，他们是自己的上帝/无人能够从容应对感情之事，一切都会归于沉寂。”

想到“一切都会归于沉寂”，他那渴求爱情的心便无法转化成积极的表白。他并不曾埋怨谁，却一次次地对他失去的机会表露惆怅。面对童年，他丧失了成人的机会，面对山和海的往日，他丧失了进入城市的机会，而在女人面前，他丧失了爱的机会。和诗歌一样，帕韦泽的小说也总是写局促不安的少男，他们和女人之间的友谊刚刚炽烈起来，就被它灼痛了，连连后退，而一旦冒出性的火花，友谊立即悲摧地崩解。

看看在他生命倒数第二年发表的《山中恶魔》，它基本延续了《海滩》的主题和味道，写的则是一对年轻夫妇拥有一座山庄，正在播种季节，迎来了三个来这里度假的小青年。这对男女各有魅力，男的酷爱哲学，女的则很善于挑逗，其中一个小青年——帕韦泽把自己内心的一大部分托付给了他——激切地恋上了他们所在的山，另一个小青年则迷上了那位山庄女主人。然后，突然之间，男主人就得了肺结核，假期顷刻中止，三个小青年各自回到了自己所来自的地方。他们还是孩子，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介入到稍许复杂一点的事情之中，“我们只想着早点回家”。

他的小说情节感都比较弱，他的人物都是一些特别微末、特别不快乐的小碎块，渴望一些不现实的关系，对现有的交往很不满意，又容易停留在从未做出过的情感行为之中。不过，他的文学造诣并不仅仅在于弱情节之中。卡尔维诺是他的好友，也是很忠诚的门徒，他说帕韦泽对世界持有一种“抒情道德家的看法”，诗人W.H.奥登则说，帕韦泽的心灵既是高度敏感的，又是极其智性的。批评家莱斯利·菲德勒说，帕韦泽的文字有着节奏的控制，这让他的语言平静而有咒语般的魔力。

他们都看到了帕韦泽文字的诗化气息。无论在小说还是在诗歌，他都不窥探人的内心世界，而只是描写外在。他有一种独特的知趣感，他笔下的诗意描写以及吉光片羽般的对话，都被一丝不苟地限制着，仿佛稍不加控制就要闯入他人自己的空间，他就得满面惭色、喏喏连声地退出去。他的诗普遍让人觉得“不过瘾”，既没有凝炼的珠玉，又达不到或恢宏或细微的程度，但这与他羞涩内敛的性格却十分吻合，像是《悲伤的酒（一）》一诗，他说在小酒馆里遇到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他跟着他回家，并说一些心事：

“我回来找那些健康而善良的女孩/她们的裙子剪得很高——节食几个月的结果——/我结婚了，因为我喝醉了/而其他人很清醒——糊涂的爱情/我娶了最粗鲁、最强壮的女孩/因此我再次品味生活，因此我不愿死在/办公桌后面，办公室里都是陌生人……”

语句有点碎，可是叙事的画面是清晰的。然后，男人又说到自己太太，名叫内拉，有个前夫，已经死了，好像是发疯绝望而死，“那个懦夫……”不，男人随即说，“我想我是懦夫”，太太有个孩子，他也不知道是谁的，“她花所有时间在家，我只是一个陌生人/无法让她一直快乐。我不敢说什么/无法给内拉承诺。她只是看着我。”

诗人从别人那里了解到的就是这么多，连一句多余的联想都没有。而他的天才，便在于他的沉默，一次又一次在别人和自己面前的沉默。和男人聊完后，他刚觉得听人喝醉了发牢骚是种快乐，转念便想“是谁从前方归来，需要你的宽恕”。他又想起了那人的话：“我在卢森托工作，孩子，我将永远对这种生活满意吗？”

帕韦泽收得很深，他的谨小自律带给人一种陌生感：我有什么资格置喙别人的经历？我有什么资格听别人忏悔，再表示宽恕他？他只能听，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被人拉来倾吐的男孩，“她有一个小口袋本，本子里有面碎掉的镜子。我理解她。”仿佛要说几句同情的话，却忍住了，就像一个乘客在急刹车后勉强站住，而同情就在词语的缺席中涌流过去。

有时这种沉默是会在一个句子，仅有的一个句子中发生。路边一家咖啡馆里，一个女人端详着她那位神气的小骑士，帕韦泽写：“金发浓密的菲博，他不懂那里的方言，却在那个乡下地方连连找到机会，这真是惊人的事情。”“惊人”二字，就是帕韦泽唯一的看法了，他看到的是一个明显是外来的小伙子，在这片乡下招摇过市，吸引了当地女人的注意和着迷。同样的，“惊人”二字透露了目击者帕韦泽总想说一些什么，却踌躇着没说出口后陷入沉默的样子。

他看到别人如鱼得水，便也带着几分妒意回想起自己的那些“艳遇”。在他的某些诗中，你也能读到亢奋的情绪，可是亢奋的前提是把自己放回到孩子的躯壳里：我还是个孩子啊！我想这么多干什么呢？大人的恋爱是我能觊觎的吗？在《苦难》一诗中，他先是说“我徘徊在那些街道上，直到我累死/我学着怎样自力更生，如何应对/每个行人的眼睛里闪现的同一女人”，随后他突然兴奋起来，企图驱散之前的失落感：

“而我想要的现在应该是多彩的。色彩不会流泪/它们会被唤醒，明天的多姿多彩/会到来。每个女人都会走在大街上/每个人都神采焕发，甚至孩子/……环顾四周/我看到自己在人群当中。每一个新的早晨/我都将走在大街上，寻找光彩。”

他一直当着编辑，但不久后战争爆发，军队没有要他，他就跑了。德国人进攻法国时，帕韦泽很紧张，纳粹党早就放过了他，把他看作一个毫无威胁的软弱文人，可他还是怕，怕战争的持续不断，战争结束后他害怕又发生一场新的战争。他比所有人都怕，恐惧对他的打击比对所有人的打击都大。一打仗就不能恋爱了，爱也爱不爽了，就连失恋都成了妄想了。

在他妈妈和姐姐所在的塞拉伦加农场里，他躲过了战争最后也是最血腥的一年。战后，他重又为那家出版商工作，担任都灵分社的总编，还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他开始杂七杂八地出版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集。有可能，他在战争期间就想过要死，这个常常动摇的人，对于死的信念恐怕是相当坚定的。那些总害怕死的人反而能活得好好的，可是，帕韦泽害怕的是生活。生活不止带给他一事无成的感受——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生活推着他去面对他不敢面对的东西，他无法像成年人那样去行为，然后为此负责。

帕韦泽与康斯坦丝·道灵

当然，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害怕忏悔，《艰难之活》等诗集中欲言又止的沉默所凝结成的诗意，让卡尔维诺这样的同行晚辈十分折服。帕韦泽平衡着过去与现在，平衡着得与失，生与死，在平衡中他延续着一个无穷无尽的、神秘的现在，不让它过去。但不知他是否企盼过这样一个结局：人们奔走相告一个诗人自杀的消息，找他写的书来看。这么说也许更合适吧：他需要死亡，来让忏悔变得伟大一些。

1949年，他跟到意大利拍片的美国女明星康斯坦丝·道灵结识，两人热乎了一年后分手。他次年凭《月亮与篝火》获得意大利最重要的文学奖——斯特雷加文学奖，报章上的评论声鹊起，个人前途柳暗花明。这两件事，一反一正，都是压弯骆驼后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吗？在出版于他死后的诗集《死神将会到来，取走你的眼睛》中，出现了他之前很少使用的人称代词“你”：“黎明时的微弱气息/从你的嘴巴里呼出”，“你就是光明，你就是清晨”，“难能可贵的希望啊/到了那天我们也将知道/你的生命是虚无的”，“你是一个生命，因此你会死亡”。一个个“你”给他的生命按下了快进键，让之前的创作都变成推迟，变成一场等待绞索的漫长缓刑。并没有点滴的累积，实际上，骆驼一直就悬吊在一根稻草下边。

往期回顾

本文系原创

首发 -《经济观察报》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