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书评丨黄飞立《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丨“我这一辈子，经历了许多沾沾自喜，也经历了不少垂头丧气，可以说，最好的年纪都折腾掉了。”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x0175oc5ylb&width=500&height=375&auto=0黄飞立谈金帆
28年前，黄飞立教授从中央音乐学院退休，随之投身到金帆艺术团工作。“最开始，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陶西平同志有一个想法，希望通过开展课外活动，加强中学生的美育。他曾开会听取音乐界同仁的看法，大家都很赞同，随后便成立了金帆艺术团。”当时，黄飞立教授也应邀出席会议，他十分赞成陶西平先生的提议。黄飞立教授说，中学阶段应该重视素质教育，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美育正是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当时的现实情况却是，许多学校把音乐、美术视作小课，被挤掉了”，忆起往事，黄飞立教授有些无奈，“连续两三次，有两会代表提出要加强学生的美育，但是议案没能通过。在这样的情况下，陶西平同志大胆提出，只有先通过课外活动来对中学生进行美育”。黄飞立不禁感慨，“这个思想在当时是非常有远见的。”艺术团成立后，金帆艺术团接受了一个任务——接待西德派来的中学生乐队。“艺术团让我帮学生们排练。那时，不同学校的中学生们凑到一起，借用人大附中的一个大教室，每周六下午活动。当时训练条件很差，绝大多数学生用的是低档乐器，坐着没有靠背的长条板凳。” 从这次指导排练开始，黄飞立教授就留在了金帆艺术团，成了“老金帆”的一员。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y0182xsc1vp&width=500&height=375&auto=0茅沅曲、黄飞立指挥《新春乐》
…当初向连长保证只弹革命音乐,其实什么巴赫、肖邦、莫扎特、贝多芬全都“复辟”了。一次上级来视察,我正大弹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几个军官突然开门进来,说: “弹什么呢?” “阿尔巴尼亚革命练习曲!” “继续练习!”——黄飞立，第260页。
黄飞立说：“我是十岁以后才开始正式学音乐的。那天，我的远房舅舅到上海来，父亲陪他去办货，于是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他给我买一支长笛。可是等父亲回来，发现他买的是一把小提琴——也许是小提琴的价钱更便宜吧，不知道，呵呵，那就学呗。我家五个兄弟姐妹都会乐器，大姐学钢琴，二姐学小提琴，妹妹在上海音专学钢琴，弟弟后来是学大提琴和声乐。那时候，许多亲戚朋友都主张我考上海音专，但我不愿意，因为我的志向是要做医生的，像Livingstone那样，治病救人。那时候，我报考了燕京大学生物系，那是协和医学院的预科，并且已经考取了。但是不久，卢沟桥事件爆发，母亲不让我去，只好留在沪江生物系念医预科。没想到仗一直打下去，直到我1941年毕业，上海依然沦陷。二十六岁那年，忽然意识到：我这辈子大概是做不成医生了。”
黄飞立是我国著名的指挥家、音乐教育家。他十岁开始学习小提琴，曾赴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跟随音乐大师保罗•兴德米特学习作曲理论，1951年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执教，1956年参与创办指挥系，任教授、系主任，执教三十余年，桃李满天下。黄飞立的口述史《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书中讲述了一位音乐家的成长故事和传奇经历。读者会通过上一辈音乐人对音乐的热爱和执著、他们的音乐表演天赋和非凡技巧、他们所经历的种种人生波澜、他们的理想和友谊，以及他们对音乐表现力最高境界的永无止境的追求和探索，在更深层次上理解音乐之妙和人生之美。
书评丨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
作者丨里亚朵夫
在中国音乐界，一南一北有两位桃李满天下的指挥教育家，南边的是上海音乐学院原指挥系主任黄晓同教授；北方的则是中央音乐学院原指挥系主任黄飞立先生。最近，黄飞立以口述实录的形式，出了一本自传《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讲述了他风云跌宕、五彩斑斓的艺术人生。书中还附录了马思聪先生的得意弟子、北京交响乐团原首席向泽沛，黄先生的儿子、著名作曲家黄安伦与好朋友汤铭，黄先生的学生吴灵芬以及金毓镇分别口述的四篇回忆文章。读来饶有兴味，颇多引人深思之处。
黄飞立先生并不是科班出身，他毕业于民国时代的沪江大学生物系。这也是他们这一代许多音乐家的共同特点，比如指挥大师李德伦早先就读的是辅仁大学化学系；著名女指挥家郑小瑛早年考取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在金陵女子大学念的医预科；中国音乐学院前副院长、著名音乐理论家张肖虎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等等。然而，对音乐赤诚执着的爱都促使他们放弃了原来的专业，走上了与缪斯女神相伴终生的道路。
黄飞立10岁起练习小提琴，虽然学琴的时间较晚，但因为有海菲兹的同班同学、工部局交响乐队副首席吉绍夫斯基这样的名师指点，加之自己勤奋努力，到高中毕业时已经能拉莫扎特、布鲁赫的协奏曲。以后虽然家道中落，无法再供养他学音乐，他考取了沪江大学生物系，准备将来毕业后从医维生，但就是在做化学实验的间隙，黄飞立也会见缝插针地练琴，打牢基本功。抗战烽烟四起，黄飞立与许多人一样，踏上了颠沛流离之路。他先是辗转应聘于福建音专；1945年初离开前往东江游击区的途中，还在广东兴宁开了两场独奏音乐会，由朋友的女友钢琴伴奏，黄飞立演奏了莫扎特的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的《F大调浪漫曲》、圣—桑的《引子与回旋随想取曲》等作品。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套有相当难度、能体现一个独奏家功力的高水准曲目，何况是在严酷困苦的战争岁月？！青年黄飞立的功底和对音乐执着的爱，由此可见一斑。
生于乱世，钟情艺术，难有今天和平年代的各种良好条件，黄飞立先生他们这代音乐家不太幸运；但他又是幸运的。抗战结束后他准备投考美国耶鲁大学深造音乐，意外地得到了一个仅有一面之缘的美国医生的慷慨资助，成全了他的留学梦，也应了天道酬勤这句古话；在名师如云的耶鲁，黄飞立有幸成为20世纪作曲大家欣德米特的第三位中国弟子。黄先生以平实而深情的口吻，叙述了欣德米特对他的谆谆教诲，包括他响应新中国召唤，回国前夕向恩师辞行时，欣德米特对他的殷殷叮嘱，与夫人送给他全家的礼物。欣德米特的前两位中国弟子黄自、谭小麟都不幸英年早逝，所以黄先生在书中告慰恩师：“Hindermith（欣德米特）让我不要学他们，要好好活下去。我想，我做到了。”
欣德米特，作曲家，德国。世称“20世纪的巴赫”的欣德米特，以其高超精致的对位技巧和创新的和声体系而享誉世界乐坛。本书以其作为传主，通过第一手材料，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他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和音乐活动。客观性和可靠性强。
在中国打下的艺术与人文基础，在耶鲁接受的全面严格而又充满人性化的专业音乐训练，可以说为黄飞立回国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先负责管弦系，后组建并主持指挥系，从事音乐教学和演出并取得累累硕果，提供了充足的底蕴。黄飞立讲述他在刚到耶鲁求学时的一件事，给人印象深刻。耶鲁的学业非常繁重，刚入音乐学院的新生，每人都会收到一份清单，上面开列了从巴洛克到20世纪所有著名作曲家不同风格的重要作品，包括歌剧、交响乐、室内乐、重奏、独奏、独唱等等，要求学生毕业以前都有所了解和掌握，并会通过不计成绩的考试了解他们的熟悉程度，目的是促使学生开阔艺术视野。
就这个话题，黄飞立谈了另外一件事，前些年美国的一位小提琴教授来中央音乐学院讲学，听了学生的演奏之后，问了关于这位作曲家其他作品的几个问题，那个学生几乎一问三不知。美国教授回过头对翻译说：“这个学生缺乏修养。”翻译都不好意思把这句话翻出来。类似这样的问题至今仍带有普遍性，应试教育体制造成的学音乐的学生猛练几首作品以应付考试和比赛，文化和艺术修养贫脊不堪的致命缺陷，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该引起主管部门和有识之士深刻反省的时候了。
向泽沛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则从正面回应了这个问题。向泽沛青少年时代跟随马思聪先生学琴多年，除了基本功的训练，马思聪非常重视对学生音乐想象力的培养和艺术修养的熏陶。他的家中挂满了名家书画，包括齐白石送给他的画。有时候上课中间，马思聪会话题一转，指着墙上的画对他讲起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内涵。有一次，他还特意带上向泽沛去以画《流民图》闻名天下的的名画家蒋兆和家，两位艺术大师聊了一个多小时，向泽沛在一旁边喝茶边听他们神聊，学到了不少东西。
还有一次，马思聪带儿子和向泽沛去颐和院游玩，在佛香阁上看到飞檐上的铃铛，马思聪信口念起了陆游的名诗“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向泽沛不解地问，什么是“画角哀”？马思聪启发他，那里有音乐，你听——叮当！叮当！
不知今天还有哪位音乐教师会像马思聪先生那样教授学生的？
言归正传。黄飞立回国后，先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工作，1956年奉命创办指挥系，担任系主任，一直到1987年退居二线。可以说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从一棵幼苗历经风雨长成参天大树的第一功臣。创业初期，他白手起家，四处网罗师资人才，编订确立教材，扎扎实实地为新中国培养起自己的指挥艺术人才，并且投身到舞台艺术实践之中。其中，既有成功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演出柴可夫斯基歌剧《黑桃皇后》、《叶甫根尼·奥涅金》的自豪，有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辛沪光的毕业作品——交响诗《嘎达梅林》成功搬上舞台的欢欣，也有作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排演指挥，却因山雨欲来的政治环境而被怀疑是“美国特务”受到内控，遭临时调包，失去了在人民大会堂为毛泽东主席指挥演出《红色娘子军》而蒙受的困惑；更有在十年浩劫中被突然打成“牛鬼蛇神”的空前屈辱。然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秉持着“宗教信仰追求善，艺术追求美，科学追求真”这一信念，黄飞立饱经磨难，却矢志不渝。“文革”结束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恢复重建与发展壮大中，培养出了邵恩、水蓝、陈佐湟、胡咏言等至今仍活跃在中外乐坛上的一批优秀指挥家。
从艺先做人。在这一点上，黄飞立的教学观念与傅雷先生的先做人、再做艺术家、然后才是音乐家的理念不谋而合。他的学生在书中回忆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一位瑞士华裔指挥来讲学，邵恩听后对其不屑一顾，正好被黄飞立听见，平时温文尔雅的黄先生大怒，斥责邵恩：“你才几年级，他工作多少年了？你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他忠告学生：“任何一个人讲课，可能你一上午听了都没用，但是，只要他有经验，可能一句话就让你一辈子受益。”
《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300多页，篇幅不算厚，由于是口述实录，口语化的文字让人读来亲切而生动，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可以说是言近旨远，雅俗共赏。现今学音乐的人、教音乐的人，都可以从黄飞立先生的这本自传中学到许多，悟到许多。
书评丨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
运九斤
《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是三联最近的新书，由黄飞立口述，文靖执笔。文靖执笔的《上学记》是本好书，所以这本书想必也引起了读书界的反响，它与上学记的体例相似，也是世纪学人的口述史，有时拉拉杂杂，有时直陈要害。
我注意到这本书，倒不是因为上学记，而是因为黄飞立。他今年已经93岁，是中央音乐学院首任指挥系主任，吴灵芬、邵恩、俞峰、陈佐湟、胡咏言等，都是他的学生。他早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生物系，一直爱好音乐，学习音乐，曾在福建音专教书，后留学耶鲁学作曲，与谭小麟是同一个导师，与黄自亦是校友。
大概两年前，曾与黄老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中国交响乐峰会在青岛举行，黄老以90岁之高龄莅临，我看到嘉宾名单时十分激动，就约了采访。
当天黄老已经做了主题发言，有点累，音协的同志要求我最好能快点采访，于是我简单地核实了两个问题。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马思聪的稿，看到一些材料，说在耶鲁留学至1951年时，黄飞立接到马思聪和缪天瑞的邀请，回国执教。黄先生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这回我看了看《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里的篇章，发现基本一字不差，而此前我读的一本英文版的《红色狂想曲》里，也有差不多相同的叙述。可见黄老经常被问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得相当熟练。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20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家海菲茨的。我看到一篇材料里说，海菲茨在1930年代访问上海时，曾做几场独奏音乐会，黄飞立便是观众之一。黄老那次说，他不仅在上海看过大师的演出，还曾在耶鲁与海菲茨合作，他说，虽然中国这几年出了好多优秀的小提琴家，但他觉得，跟海菲茨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延伸阅读：海菲兹谈拉琴丨我从来不相信苦练，一个人如果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一个曲子拉成形，这就说明他正在把这首乐曲判处死刑丨郑延益丨海菲兹了不起的几个原因丨能真正在琴上随心所欲的大师丨他的技巧永远从属于音乐丨“听众是来听我演奏音乐的，不是来看我笑的。”
《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一口气就读完了。上面提到的海菲茨一章中，我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当时黄先生参加了纽黑文交响乐团，拉二提琴，纽黑文市是耶鲁的所在地，大概这个乐团经常会吸收耶鲁的学生。黄先生说：“因我已有了全额奖学金，所以在乐团并没有薪水”。他在乐队工作了两年，见识了包括斯特拉文斯基（指挥自己的作品）在内的许多世界级的音乐家。他说海菲茨的演奏很快，在他看来有点“耍”，看不惯，但还是很佩服。
“如果不是朝鲜战争，我可能会在耶鲁读完硕士”，1951年7月，他决定回国。除了马思聪与缪天瑞的邀请，更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妻子的信，信里说，孩子都三岁了，你还没见过，万一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黄先生的妻子是个名人，她叫赵方幸，说她是名人，是因为青歌赛曾请她当视唱练耳的评委（听说这两年都换成了赵易山，我是一眼都没看过）。
黄先生在去向导师辞行时，他的导师Hindemith相当惊讶。“他说：你学得好好地，回去干嘛，要当共产党吗？”此书这里，后面有一个省略号，也许后面有更刺激的话？总之，这本书里这样的省略号有好几处，每一处都引起我的联想。
Hindemith听黄先生讲了孩子的事，就完全理解了他，本来他要带黄先生去瑞士，并说搞定奖学金没问题。Hindemith临别之际，除了送黄飞立许多乐谱，还送了一些玩具以及一句话，他说：“等你回去了，不要像黄自和谭小麟一样”。黄自与谭小麟都很短命，黄自34岁，谭小麟37岁。虽然这样，黄自仍是中国新音乐的鼻祖，有次我听到了他写的《都市风光幻想曲》，多彩的配器恐怕是许多后来的作曲家都无法做到的。谭小麟呢？我只听过他的一首歌，但傅雷先生的书里反复提到，谭是最有才华的中国作曲家。黄飞立在回忆导师的这句话时，说：“我想这一点我已经做到了”。庄子说：“寿则多辱”，黄先生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折腾，他的后背曾被刷过整桶的热糨糊（红卫兵在上面贴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字），所受的屈辱当然不是黄自与谭小麟所能想像。
返回国内后，黄先生就投入了如火如荼的建设中。黄先生是基督徒，他看到当时的共产党干部的忠诚与热情，认为他们可以为理想献身，具有高大的人格，所以深受感动。但是“未来的一切证明，远不是这么回事。”
黄飞立去中央音乐学院时，这所学校还在天津，条件相当差，“别说与耶鲁比，就是比当年的沪江大学，也差得远。”沪江大学是教会大学，后来被撤销，许多专业并入了复旦，黄飞立说：“在我们看来，复旦是一所二流学校，比沪江、震旦和圣约翰都差得远。”后面这三所学校全是教会大学，全都被取缔了。
当时有苏联专家来支援，黄先生有段叙述：“当时我们在合唱课上排托马斯·莫里的作品，那是西方音乐史中的重要人物，但苏联专家杜马舍夫却完全不知道。过去我在耶鲁参加合唱课，基本上都是唱16世纪的作品，我保存有那些作品的总谱，杜马舍夫看到了，如获至宝。类似的事有好几件，这让我觉得，苏联与西方已经隔膜太久。”
这些苏联专家盛气凌人，其实水平并不见得有多高，比如一位教视唱练耳的专家在上课时，黄先生就想：“我在福建音专时就教这门课，在耶鲁都免修，你做的那些事，我完全可胜任。”战后的美国已是世界文化中心，超过了欧洲，而苏联呢，本来俄罗斯就是个欧洲主流文化的二道贩子，斯大林时代又搞封闭，文化艺术方面当然就落后美国太多。这个是常识，本来不难判断，但因许多年来，国内艺术界的权威都在留苏人士手中（尤其是美术界，受灾更重吧！），所以这方面的事，就尽量回避不说，这是我国的实情！
黄先生起初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后来又受命组建指挥系，于是他赶紧回忆在耶鲁时学的那些课程，并设计了这个专业，学制为五年，起初一年只招两三个人，但负责给地方乐团的指挥培训。最初就把郑小瑛调来当老师，那时她才刚学了一年的合唱指挥。
黄飞立的叙述较多地提到了吴灵芬与邵恩两个学生，他说邵很有才华，但自由散漫，经常被他训，小泽征尔首次访华演出后，邵恩跟小泽学了许多很花的动作，被他痛斥，后来胡咏言去耶鲁深造，写信说，黄先生当年说的那些话与耶鲁的教授是完全一样的。而黄先生后来在波士顿看到小泽的指挥，与当年在中国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也相当规矩，没有花架子，不知是小泽改了风格，还是来中国时特地表演的。
合唱指挥家吴灵芬
这本书的后面还附了一篇吴灵芬的口述。我曾多次听她聊天，这篇口述里还是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吴老师在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无机会上大学（父亲是大传教士，此时已是右派），本来都分配到了海口文工团，是黄先生把她留下来学习指挥。邓琳与她附中同班，当时北京的同学轮流请大家去家里吃饭，轮到邓琳时，邓说不能请，家里没地方。于是男同学在放学后就一路跟踪，一直跟到了中南海，警卫不让进，大家第二天就开始做选择题，她的父亲是谁？邓小平、邓子恢还是邓力群？后来有人找出了这几位首长的照片，一个一个对，大家认为，肯定是邓小平。因为邓林那时穿的衣服补丁很多，骑一辆哗啦哗啦响的自行车，没人想到她的出身不凡。
还有一件事，是当年她随郑小瑛实习时，到中央歌剧院，因为个太小，演奏员们把她抱到指挥席上，演一遍，打击乐的人问：“小同学，我的音量怎么样？”吴灵芬首次上台，全蒙了，她照实说，不知道。于是乐手们商量，说再来一遍吧，得让她好好听好好学，非常友好。等到吴老师带学生时，风气就全变了，她的学生张弦，如今已是马泽尔的助手，当年吴老师带她到歌剧院实习时，一说让张弦指，乐手们马上说：你想让学生拿我们练手？当心我们就把你也换了。
吴老师还说现在音乐学院的人文化太低，她的女儿考附中考了95分，但她托关系把成绩改成了58分，因为她觉得上附中耽误人，还不如上普通中学。“我在清华北大排徐志摩和赵元任的《海韵》，说两遍学生们就理解了，在音乐学院，得说二十遍。”
啥叫礼崩乐坏呢？
黄先生的口述中还谈到许多同时代的音乐家。比如另一位著名指挥黄贻均，85岁高龄跳楼，不知何故。黄贻均是上海乐团的首任中国指挥，我看过许多关于他的回忆文章，都没提这回事，大概是为尊者讳？说到文革，黄飞立说，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们虽然受了许多苦，但没有自杀的，上海的情况糟糕得多，陈又新、李翠贞、杨嘉仁、顾圣婴、沈知白，这些名教授全部自杀，他们大都留学欧美，有极高的造诣。
黄先生的口述最后说，我这一辈子，经历了许多沾沾自喜，也经历了不少垂头丧气，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可以说，最好的年纪都折腾掉了。电影飘里有句台词：after all,tomorrow is amother day.不过，还有多少明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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