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课】观点 | 理解新媒介（连载4· 虚拟即存在）（总第83期）

理解新媒介之虚拟即存在

文｜杜骏飞

（说明：本文系据旧文重发）

“ 

60多年来，媒介理论的抱负，曾经是对文本世界的探询，对符号世界的解析，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不过，照我看来，它的终极意义，应该是对人的阐释。

”

信息曾经抗拒现实，曾经迎合现实，曾经扭曲现实，曾经拟真现实。现在，全新的信息世界莅临了。在这里，新媒介的信息成为现实的总体，成为社会本身。

信息即社会，虚拟即存在。

批判学派围绕媒介的争论：谁控制媒介，控制媒介的什么，如何控制媒介，控制媒介的结果。这里，控制的对象之物是媒介，经过对媒介的控制，抵达人。

而这一切会在新媒介哲学那里得到新的起点：谁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的什么，如何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的结果。

当媒介成为人，控制的对象之物也就直接成为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元素是人，它的表现方式是信息。

基本元素是人，意味着虚拟的传播在人的层面上是实在的：符号世界与现实世界终于接壤，而且融合。社会的表现方式是信息，意味着人的概念的分散：一人是多人，多人是一人，一人是一人，多人是多人。

这是一个后现代意义的结局；但是，谁能说它不是有关“人”的意义的本意？

当信息不再是人的异质时，媒介不再成为人的异化。

新媒介不仅可以反抗人的异化，而且可以提供人类新的进化。

前提是：新媒介所呈现的权力、人、关系、事件和意义都是现实。

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一词，衍自实体社区的概念，藉以表示在网际网络上所呈现出来的“类社区”现象。莱恩格尔德定义虚拟社区为“一群主要借着计算机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彼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与信息、相当程度如同对待友人般彼此关怀，所形成的团体” （1993）。

但是，我以为，就网络的社会化历史而言，虚拟社区却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亲友化特征的区域社会，而是整个网络社会的社会；并且，在“泛层级化”以后，成为了复杂社会连带（solidarity）的渊薮，它比传统的社区社会的概念更广阔、更复合、更深刻；也惟其如此，它才能得以在虚拟中显现真实（2002）。

迪尔凯姆是在回答“社会如何可能”时使用 “社会连带”一词的，他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社会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形式、性质及状况，而是整体社会的结构特征，他强调社会作为优于个人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同样，在个人身份通常被隐匿的虚拟社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社会作为优于个人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新媒介在符号上是虚拟的虚拟，在所指上却是真实的虚拟；在微观上固然是虚拟的真实，但是在宏观上，却是真实的真实。

卡斯泰尔在讨论“真实虚拟的文化”时，曾经借助词典来解释virtual 这个词：virtual ：严格而论或就名义上而言虽然不是，但实际上是”，“real：确实存在”。由此，卡斯泰尔干脆推而广之的论道：一如我们的经验，现实总是虚拟的，因为现实总是通过象征而被感知的，而这些象征以其逃离严格语意定义的某种意义而架构了实践（2000）。

无独有偶，在索绪尔发现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后，拉康发现了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固定的联系，它们是“滑动的所指”和“浮动的能指”。德里达发现先有符号，后有意义。

也许海德格尔更为直截了当：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存在论的重新解释——这是另一种存在论，关于不可见、不可触、不在场之存在的存在论。

信息是不确定的信息，媒介是不确定的媒介，意义是不确定的意义。

既然如此，属于网络传播的虚拟性何在？

当一切消解，我们只剩下人本身。当新的新媒介来临，我们好在发现了人。我们终于确定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不管符号如何可疑和可信，人是唯一的媒介存在。当我们探求媒介，我们就是探求自身；此时，能指与所指的争议，变为了有关人的争议。不管这争议中是否出现意义，争议本身已经是意义。

我们不需要现代主义，不需要后现代主义。如果要，我愿意要“虚拟现实主义”。

现代性的一个表述：乡愁。后现代性的一个表述：无家可归。在虚拟现实主义的新媒介时代，我们终于可以做到我们唯一能做的事：“真实的”活下去；即使，我们是象巴特所说的那样“自指着面具前行”（1958）。

如果后现代哲学家可以严厉的告诉我们：存在是一个虚无，是一个被构建的美梦。那么虚拟现实主义的回应则可以是：虚拟是一个存在，是一个无需构建的现实。

后现代主义惧怕媒介既定的意义，以为只有通过反本质、反中心的解构才能探求真的真实，然而当新媒介展现出“无处不中心、处处是边缘”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费心解构吗？

新媒介无处不在，无需解读。新媒介中的人无处不在，那些在媒介中存在的人就是权力本身，所以权力无需争夺。

事实上，如果确实要给新媒介一个权力的定义，那就是“第五种权力”。“第五种权力”不需要争夺，它是新媒介的天赋。

曾经，新闻舆论被当作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公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曾经，在民主社会里，政治的力量对媒体感到戒备和恐惧，因为媒介的公信力可以象洪水一样漫过国家权力的长堤；然而，随着资本力量的膨胀，随着国家权力的变异，特别是——在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度，媒介也可能成为国家权力的共谋。另一个现实是，在一个“媒介的世界”，当跨越国家的传媒帝国，以个人和集团利益主导世界时，谁来保卫公众的利益？

拉莫内开出的药方是：必须建立“第五种权力”，以公民的力量，对抗当下主宰者——四种权力的联合阵线（1993）。

曾经，我们并不清楚，如何获得这第五种权力。现在我们知道，它已经在我们身边，新的新媒介就是我们的第五种权力。

因为我们置身其中，我们必须保卫新媒介的它的“媒体”，保卫它就是保卫我们自己。

电影《超人》的台词：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所以，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担另一个责任：新媒介的实在的社会责任。当我们的法理被形形色色的网络纠纷所困扰时，唯一要记住的是：虚拟即现实。当你虚拟行事，你就是在现实行事。现实性有多大，你的法律、伦理责任就有多大。

在网上，没有任何非人，也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一条狗。新媒介是现实，而且很完整。

新媒介的服务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网站的管理、网民的自律以及把关的技术手段与博客的发展速度远远不相匹配。更严峻的挑战在于，网站是否能够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守望精神的家园，捍卫文化的尊严。

当网站的服务理念简单幼稚，当它们为了表面的繁荣在新媒介的长远利益的时候，它们忘记了网站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可以说，法律、道德对现实中的个人限度有多少，对网民的限度就有多少，虚拟世界的社会责任是一样的。

海姆在《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对虚拟实在定义为“遥在”（telepresence），即：人实时地以远程的方式于某处虚拟出场（2000）。然而，当网络传播能够令人在现场之外实时地感知现场并有效地进行某种操作时，它还是虚拟的吗？

进一步的，当新媒介所呈现的权力、人、关系、事件和意义都是真实的时候，它还是虚拟的吗？

电话作为主宰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麦克卢汉回忆说：“虚假”（phony）在英语俚语里的意思是“不真实”，它最初的意思是“像在电话上说话那样不真实”（1978）。

10年来，我们这些媒介学者一直在议论着网络传播的“虚拟”，网络符号的虚拟，网络交流的虚拟，网络交往的虚拟，我们生活的网络社区的虚拟，如此等等。50年后，我们会回忆这一切，会发现“虚拟”是一个多么古老而陌生的词汇，而当下，人类对网络中的自己是多么的不自信。

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实。人类的一天已经向晚，是回到现实的时候了。远处，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历史的天空正霞蔚云蒸。

读后感

文｜胡园

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了“拟态环境”，他认为由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并非客观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1968年，日本学者藤竹晓也提出了“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大众媒介的信息来判断的采取行动的，这些行动的结果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区分。

在如今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社会，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人们在一个又一个网络虚拟社区中畅快地遨游，发展出有别于现实社会的纵横交错的网络人际关系，享受虚拟世界中的自我表达和交流互动。人们同时也将自己的真实情感叠加于看似虚拟的互联网空间。新媒介环境下，自媒体借助平台发声，在某种程度上与传统媒体抗衡，受众身份也已不是“他人赋予”的被动状态，他们有着相当程度上的自主性，既可以是信息的生产者，也可以是大众议程的设置者。

几乎人人都是媒介，人人都参与了“拟态环境”的构造，人人都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尺度虚拟了这个世界。虚拟即现实，虚拟即存在。在这个“去中心化”的时代，“媒介的终极意义在于对人类本身的阐释。”

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人们与其要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区分，还不如专心地置身其中，承担起自己所应肩负的责任，运用好新媒介的力量守护我们的物质和精神家园，并循着脚下的路走向未来。

感谢阅读本期《杜课》，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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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园

责编｜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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