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小城镇，大问题》发表40周年了（1983年9月21日），这又一次让我们联想到了他的“江村”和他那行行重行行的往事。《行行重行行》是费孝通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末期从实求知的一本行程报告集，集子以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中第一首《行行重行行》作篇名，分上下两册，六十余万字。全集浸润着这位躬耕田野的社会学者、朴实勤奋的思想长者“志在富民”的初心，这份初心源于第一任妻子王同惠生前与他说起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古诗“行行重行行”下一句是“与君生别离”，费孝通一生送别了两位妻子，山一程、水一程，万般艰辛。他说：“牵着我们的那条线似乎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的红绸更结实，生死离别都没有扯断。”1933年，王同惠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同年夏天费孝通从燕京大学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在燕园两人有时间上的交集。因为都师从吴文藻（冰心丈夫），两人在课业上时常交流。因为一场人口问题的争论，费孝通为了要说服王同惠，在1933年的圣诞节，送给王同惠一本新出版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书。正是这本书的结缘，天涯咫尺的两人走到了一起。下学后，费孝通骑车到未名湖的女生宿舍红色门前去找她相叙，风雪不渝；节假日，王同惠就带作业到清华园费孝通的工作室与他作伴，情丝绵绵。春天的时候，在颐和园里携手芳丛；冬天的时候，在未名湖上挽扶溜冰。费孝通说，这一段时光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是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候。两人在精神上、在学术上也是对等的。费孝通主译《社会变迁》时要求王同惠边阅边校，王同惠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时要求费孝通边学边修，两人形成了一种有来有往，相互成就的一种对等关系。1935年8月，费孝通和王同惠在燕园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婚礼，两人由志同道合的同学结为终身同工的伴侣。在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时，王同惠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这一问，成了他们共同的理想，王同惠为他们的共同理想而去，费孝通则对等地为他们的共同理想而生，这种信念成了费孝通一生事业的动力。
（1935年8月，费孝通与王同惠结婚）
1935年8月，费孝通在出国前要到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王同惠认为这是实现梦想的好机会（她的梦想就是中国人要出中国社会学的书），主动提出要和费孝通一起前往。瑶山调查路途艰辛，野草蔓生、水土不服、习俗不通、瑶民抵触，他们用真诚和敬业赢得了瑶族同胞的理解和支持，打消了瑶民的疑惑。他们及时把瑶山的调查以《桂行通讯》为名发布到北京，北京的师友们读着来自远方的文字，感受到一股清新的学术气息，讨论着他们的调研成果，想象着他们的艰辛与欢乐，他们为《桂行通讯》激动鼓舞。瑶山缺路，有时需要坐轿子，费孝通跟王同惠说：“结婚时没让你坐上轿，今天就补上吧。”1935年12月16日，他们在傍晚时分迷路了，费孝通误入当地猎人捕虎陷阱，被石头砸中动弹不得。24岁的王同惠在危急之中，不顾一切连夜赶路四处寻访村民。费孝通整夜没有等来王同惠的消息，自己徒手爬行，事后被瑶民发现救起，而王同惠再也没有回来。瑶民四处寻找，第七天，在溪涧边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那时，王同惠已怀有身孕，两人结婚仅仅108天，天偶佳人阴阳两隔。事后，费孝通开始整理他和王同惠在瑶山调查中搜集的资料，撰写《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以纪念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回到苏州十全街老家休养的那些个夜晚，费孝通独自面对窗外南园月色，无限心事涌上心头，酸甜苦辣阅尽月如钩。在那以后的几十年岁月里，费孝通五上瑶山，以此祭奠青年时代的情感。
1997年3月，王同惠的译著《甘肃土人的婚姻》出版。费孝通在出版前的3月19日，为该书写了一万多字的序——《青春作伴好还乡》。关于这本译著的前世今生，读来总是感觉扑朔迷离。在王同惠逝世43年后的1978年，费孝通偶然间在整理民族学院办公室书架时发现她当年的译著《甘肃土人的婚姻》的手稿。手稿是两人1935年回乡度蜜月中完成的，原稿一直留在苏州老家中，它安静地等待了12年。1947年，费孝通从昆明返回苏州，将它带回了清华园；1952年，院系调整，费孝通离开清华园到民族学院，记不得手稿是否随身；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从院长办公室搬至普通工作间，手稿不知踪影；1966年，文革波及，宿舍所有的书籍稿本被拖走，一去不返；1978年，在清理民族学院书架时，惊讶地触及到《甘肃土人的婚姻》的手稿，它在这里被遗忘地安睡了21年。费孝通缓缓打开泛黄布满灰尘的译稿，目视两种不同的字迹时，悲欣交集，竟无语凝噎。他说这是王同惠留给他唯一的字迹，而这本译著的发现始终是个谜。两人都是属于善于做梦的人，所做的梦基本上又是相类同的，费孝通就以王同惠的梦为基础，去为西部少数民族写出一系列像《甘肃土人的婚姻》一样的书。在此后的岁月里，费孝通十一访甘肃，他的《行行重行行》一直在圆王同惠的梦，圆的梦已不仅仅是写中国社会学的书，而是上升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发展问题。
（费孝通、王同惠合著《花篮瑶社会组织》、《甘肃土人的婚姻》）1938年末，费孝通完成博士学业离英返国抵达昆明。1939年，费孝通在昆明遇到了第二任妻子孟吟，费孝通对她有过这样的描述：我的爱人是农村来的，她的父亲是村民，但不是真正的农民。我喜欢她是由于她有些我所缺少的东西，她单纯，有“乡土气息”。她不喜欢看电影，但喜欢在屋里屋外劳动。她殷勤好客，这是在农村养成的性格。因缘际会，费孝通的大哥费振东的夫人与孟吟同在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是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起在南洋教书，后来到昆明。经大哥费振东介绍，两人开始了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生活。1940年，日军频繁轰炸，孟吟在逃难中生下一女，费孝通取名“宗惠”，以纪念前妻。女儿刚出生，加之战乱，生活极为艰辛，一家人过着缺衣少食、颠沛流离的难民生活，费孝通不断写文投稿来贴补家用。1946年，费孝通出版《内地农村》献给孟吟，以纪念在云南艰苦的日子。从相识初的战乱逃难、解放前夕的艰难辗转到反右时的交代检查、文革时的抄家批斗，孟吟备受煎熬，因恐惧焦虑落下了病根。晚年，孟吟出现脑质软化症状，意识渐失，在床上整整躺了5年。1994年12月1日，陪伴了五十五年的爱妻孟吟病逝。那晚，费孝通作《悼亡妻诗》：“老妻久病终得永息，老夫忆旧幽明难接。往事如烟忧患重积，颠簸万里悲喜交集。少怀初衷今犹如昔，残枫经秋星火不熄。”收笔刹那，老人满脸泪纵横，孤身叩问，只影向谁去？目断天南地北双飞客，如今徒留一枕清霜。晚年费孝通嘱咐儿女，将来骨灰一分为二，一半陪伴王同惠，一半陪伴孟吟，是为永念。
这段看似悲欢离合的戏幕，似乎让我们感觉“偶然”扮演了生活的多数角色。读他人的传记终究是在读自己的故事，或共鸣、或触动、或反思。风起于青萍之末，当我们不慌不忙地说来日方长的时候，那无常的变数更让我们去相信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我们愿取当下清淡的幸福。（文|陈伟，民盟苏州市吴江区委副秘书长）
提起费孝通先生，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名作《乡土中国》。然而，这本“开题即巅峰”的《乡土中国》虽家喻户晓，却不能囊括费孝通作为“中国社会总设计师”的赞誉。费老的感悟与精髓不仅融在了《乡村中国》，更表现在《江村经济》、《生育制度》等有关中国乡村经济与社会文化结构特质的经典论述之中。此外，对于理解中国，“置身事内”固然是必要的视角，而“置身事外”，站在客观公允的比较视野下的反思同样重要。然而，这既是费孝通作品中极为重要的特点和优势，却也是大多数人所忽略、缺少了解的。费孝通先生曾留居美国、探访英国，在《重访英伦》和《美国与美国人》作品中，他不仅以游记、杂感、政治等形式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更描绘了一个有着深厚中国“乡土社会生活”经验的人在文化激荡下的自我感悟。当然，费孝通先生毕生的感悟，不仅融在了社会学著作与跨文化视野的西方观察中，也表现在了他的第3类，也更不被人重视的“边角料”——小品文之中。然而，也正是融生活与职业一体的自由书写的《杂写集》，以及凝练一生治学门径与创新方法的《社会调查自白》等作品中，才展示了一个中国文人真正的整体性样貌与生活，也更全面地展示了费孝通从“中国看中国”，“再从世界看中国”后对于世界文明、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回应与理解。为此，推荐一套既值得阅读、更值得收藏的毛边板“费孝通经典作品集”。市面上费孝通作品五花八门，内容分散且版本散乱，而这套作品集精选了他最具代表性的8种12册经典作品，包含上述提到的“社会学必读经典、跨文化视野观察剖析、收录一生治学门径方法小品杂纪”3类，堪称费老一生智慧思想凝练之大成。
更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装帧采用极其少见的毛边版，毛边版是鲁迅的最爱，鲁迅自诩“毛边党”。作为个性藏品，因为要重新制版，出版社每年只选择几本书，少量印刷，作为特殊礼物使用，所以非常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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