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通论》：一部元代文学研究的通观性、实证性与总结性巨著！

东方出版中心蒙古史与元史学术兀鲁思 2023-09-19

收录于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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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元代文学权威查洪德教授十年磨剑之作，以通观性视域加实证性文献对元代文学现象作了精细深微的辨析，涵盖元代诗歌、散曲、杂剧、散文等体裁，准确体察出元代文学特色、文人精神与文学流派的衍变，全面勾勒出元代文学的真实面貌，廓清了对元代文人世风的长期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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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元代文学通论（全三册）》

作者：查洪德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页数：1368页

开本：大32开

包装：精装

定价：258.00元

ISBN：978-7-5473-1565-1

作者简介

查洪德（1957— ），南开大学文学院杰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元代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元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科成果文库》，获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主要著作有《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姚燧集》（整理）、《元代诗学通论》《元代文学通论》《元代文学散论》等。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元代文学研究权威专家查洪德教授十年磨剑之作。全书以通观性视域加实证性文献，对元代文学现象作了精细深微的辨析。内容涵盖元代诗歌、散曲、杂剧、散文等各种体裁，准确体察出元代文学特色、文人精神与文学流派的衍变，全面勾勒出有元一代文学的真实面貌，廓清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元代文人及世风的误解。

编辑推荐

★元代文学研究专家查洪德教授扛鼎之作

本书作者查洪德教授是元代文学研究专家，数十年致力于元代文学研究，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书2018年由东方出版中心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是查洪德教授元代文学研究的总结性成果。

★通观性视域，打破以往研究的局限

20世纪元代文学研究成绩辉煌，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客观；虽然元杂剧研究达到一定的高度，又总是一枝独秀。查洪德教授对元代文学作整体审视，解决了元代文学研究残缺与割裂的问题，全面而完整地把握元代文学，进而探寻元代文学独具的特色和独有的价值。

★实证性文献，探求元代文学的本真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倘若对这一特殊性不甚了解，就不可避免地用主观的想象代替历史的考察，从而产生误读和曲解。作者在征引文献时，主要以元代文献为依据，去伪存真，尊重文献原意，客观评价、准确认识元代文学。

上册：总论

绪论元代文学研究的审视与思考

第一章元代文学发展的社会环境

第一节社会失序与道德失范第二节宽松的思想和创作空间第三节等级观念之弱化与文人独立品格之形成

第二章大元气象：元代文化精神的基本概括

第一节文人对大元气象之铺张第二节 “混一海宇之盛”与“王化大行”第三节大元气象之大气包容第四节元代文学中体现的和谐精神第五节大而疏略

第三章厌乱思治：元代各体文学的共有主题

第一节去乱求治：中国古代学术的一个永恒课题第二节元代文学对世乱的描述第三节乱由上作：朝廷为世乱之源第四节教化不行与官德丧失第五节治民之官成世乱之源第六节荒年因政乱而成灾第七节僧道横行为一大乱源第八节文人的乱世诉说：恐惧、无奈、哀伤第九节对清平之世的向往

第四章文与道一：基于元代现实的理论思考

第一节文道之分：宋代道学家与文章家各为道统与文统第二节文道俱弊：宋元之际基于学术关怀对文道之分的反思第三节文与道一：元初基于现实关怀的理论思考第四节救时行道：现实要求“文与道一”第五节从“文以明道”到“文与道一”：寻找文道关系论的最佳表述

第五章多源归一的元代前中期文坛

第一节早期文坛：元代诗史的奇异开端第二节前期文坛：承金末宋季而南北并盛第三节中期文坛：至清至和的承平雅颂之声

第六章多元竞胜的元代后期文坛

第一节修三史及《唐音》所隐含的文坛走势第二节文人的末世预感与后期诗记灾记乱之作第三节元后期文学活动和诗总集编刊第四节元后期的诗歌流派和类诗人群第五节元末文人的政治抉择与元代文坛的大结局

第七章元代文学观念的多样性

第一节多元文化空间与文学观念的多样性第二节宽松环境中文学观念之歧见纷呈

第八章元代之区域学术精神与文坛风貌

第一节前期南北抗衡第二节中期东西竞胜第三节后期吴越对峙

第九章元初北方的学术格局与文学的地域分布

第一节经济之士与邢州学派诗文第二节义理之士与怀卫学派诗文第三节辞章之士：从东平行台到世祖时期之翰林院

中册：文坛特征风气论

第十章元代文坛特征论之一：文倡于下

第一节政府职能的缺失与文人的自发作为第二节文坛领袖多在野第三节文学活动多民间自发第四节文学史研究的误判

第十一章元代文坛特征论之二：雅俗分流

第一节儒士分化与创作之雅俗分途第二节对“道”的不同态度是一道分水岭第三节消除对两个作家队伍的两种误解第四节雅俗作家队伍之关系

第十二章元代文坛特征论之三：华夷一体

第一节 “声教大同”背景下蒙古、色目士人群之形成第二节多族士人的社交网络及交际中的深度融合第三节多族士人之国土、国家与文化认同第四节车书四海同：书同文，文同趣

第十三章元代文坛风气论之一：游历之风

第一节元人之游及对游的认识第二节游风兴盛之原因第三节游历与诗文第四节以诗纪游与采诗之游

第十四章元代文坛风气论之二：隐逸之风

第一节元人隐逸之风被夸大第二节隐逸观念之考察第三节元人隐逸情况的大致描述第四节南方三代隐士的不同状况与心态第五节充溢于元代文学作品中的隐逸意识

第十五章元代文坛风气论之三：雅集之风

第一节元代前期有官方背景的文人雅集第二节大都与杭州的文人雅集第三节文人雅集的心理探寻第四节元代文人雅集的纯文人化色彩

第十六章元代文坛风气论之四：题画之风

第一节元代书画收藏品题风气之盛第二节元代题画之风何以兴盛第三节诗画相资第四节画助吟思第五节题画之社会功用助推题画之风第六节元代题画诗内容的倾向性

第十七章元代文坛风气论之五：赏曲之风

第一节文人赏曲之风何以盛行第二节赏曲是元代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第三节题诗（词）赠妓形成风气第四节元代文人与歌妓关系再认识：因品格才艺而结缘

第十八章元人诗风“清和”论

第一节 “雅正”“清和”辨第二节清与恬淡第三节和与平易第四节尚“清”诗论第五节尚“和”诗论第六节 “至清至和”之诗美理想

第十九章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第一节 “海宇混一”与文人凌跨古今的盛世之感第二节文人对盛世文风的追求第三节客观认识元代盛世之文

下册：体派综论

第二十章 “元诗四大家”与元诗“治世之音”

第一节 “元诗四大家”概念的形成第二节 “盛世之文”“治世之音”的倡导第三节虞集诗体现的元诗风貌第四节杨载与范梈：古雅与清新第五节 “四大家”别调揭傒斯

第二十一章元代传记类文章的传奇性

第一节传奇人物的人生记录第二节以传奇手法记奇异之事第三节普通人物传记中的传奇因素第四节 “怪力乱神”进入高文大册

第二十二章元曲家的士人品格和杂剧中体现的担当精神

第一节元曲家的士人品格第二节元杂剧体现的担当精神

第二十三章元杂剧的淑世精神与社会重建意识

第一节 “有补于世”：剧作家淑世精神的体现第二节代表性作品“反传统”辨第三节以刺世之笔促社会重建

第二十四章元代散曲的“野逸”之趣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到底如何概括元代散曲的文体特点第二节 “野逸”概念之追溯第三节元散曲“野逸”之趣的表现形态第四节后期“清丽派”曲家的野逸之作第五节 “野逸”趣味之营造

第二十五章从苏门学派到中州文派

第一节学派宗主许衡的道与文第二节苏门学者的诗文创作第三节姚燧：承苏门之学开中州文派第四节以信史之笔为文第五节正中见奇

第二十六章姚门文章家群的人格与文品

第一节姚门文章家群核心成员考之初步考察第二节姚门文章家的作为与人格第三节姚门文章家的文品

第二十七章从金华之学到金华之文

第一节金华之学流为金华之文第二节金华三先生的诗文理论第三节金华三先生之文第四节金华三先生之诗第五节宋濂的文论与诗文第六节王袆与胡翰的文学成就第七节遗民戴良

第二十八章刘辰翁与庐陵文派

第一节刘辰翁的领袖作用第二节赵文的理论与创作第三节元初庐陵文派代表刘将孙第四节庐陵文派后劲刘诜第五节邓光荐、刘岳申及庐陵文派其他作家

附录审视成说与学术求真：我们如何研究元代文学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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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绪论元代文学研究的审视与思考

元代文学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很独特的一个时段。在 20世纪初至今的百余年中，元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进入21世纪以来，元代文学研究又呈现新的气象，一些以往未涉及的领域得以开发，以往研究中的一些偏失，也得以纠正。但客观地说，学术界对元代文学的认识，离全面、客观评价元代文学，还有不小的距离。清末人曾廉考察元代文人行迹，深深感佩元代文人志趣之异：“余美夫元时人士皆竞于文学而不竞于禄仕。”为什么会如此呢？他认为，得益于元代独特而宽大的文化政策：自元初世祖皇帝尊重隐逸，人不必仕宦，且禁网疏阔，人得行其志，“于是士气奋兴，多务潜修，而捐门户、惜气类。吕徽之、吾邱衍、褚师秀，皆寄身破屋，傲睨公卿；贯云石遂以勋贵旧家，脱屣千乘，流风所被，至于山巅海澨，骚人墨客，莫不开舍结社，讲学论文，矜风雅矣。迹其栖迟衡门，倚湖山而挹风月，舒怀醉歌，雍雍乎有文酒之乐，而无孜孜利禄之心……天下既以风雅相尚，故人皆忘其贫贱而好高蹈，非尽干誉，亦足以立名也”[1]。

他对元代文风之盛的认识，在古代文人中是少有的。他的认识，是建立在深入考察文献基础之上的，因而是可信的。客观全面地认识元代文学，就应该像曾廉那样，从原始文献中得出结论。元代文学是特殊的，其特殊性源于元代文化的特殊性。元代文化的特殊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为突出、对文学影响最大的，是元人观念的多元。元代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强制性的导向，政治力量基本上不介入文学活动，诗人、作家写什么，怎么写，是自由的，也是自主的，加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文人观念的差异，观察认识问题视角也各不相同，这就带来了元代文学观念的多样性，以及文学内容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元代文学的多样与多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有的。但同时，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度里，不管其民族构成怎么多样，区域文化有多少差异，在文化和精神上，必然有某些同一的东西在，我们称之为共有文化精神。在元代中国这同一时空中的文学创作，无论地之南北、人之华夷、体之雅俗，都必然体现这共有的文化精神。元代文学的研究，应该努力揭示和把握这一共有精神。正因为有这共有文化精神的统摄，元代的中国文学才是一体的，也才有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文学”这一概念。相应地，元代文学史研究者，就应该用通观性眼光对全部的元代文学作整体的把握。

元代文学不同于前代文学：不仅新兴文体杂剧、散曲为前代所无，元曲所体现的观念与审美趣味与前代文学有别，即使传统文学样式如诗文，也与前代不同。以诗为例，在元代，文人们已经不可能用诗歌换取社会政治地位，也不依靠诗歌博取声名。在元代写诗，不需要歌时颂圣，也没有必要刻意炫才。不能靠诗歌致显达，也不会因作诗而获罪。写诗不需要婉曲其语，深晦其意。人们读元诗，觉得没有唐宋诗那样意蕴深厚了。元代诗人几乎没有前代诗人那样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诗中也少有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对人生问题的深邃思考，这都使得元诗似乎不及唐宋诗。但诗歌创作没有政治意图的助推，也就摆脱了政治的桎梏。元代诗歌与以前诗歌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回归诗人自身：诗歌成为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写诗不是为了给人看，只是自我情感以及朋友交往的需要，“自乐吾之性情”“以诗为日用”[2]等新的观念在元代产生并为不少人接受。元代诗歌于是呈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

文学变了，我们认识文学的眼光也应该有所变化，用新的标准对元代文学作出价值判断。

因此，我们需要对以往的研究作一回顾与审视，对有关问题作一梳理。

以往研究的再审视

20世纪以来的元代文学研究，可以20世纪末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差不多整个20世纪的元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杂剧研究一枝独秀。20世纪末以来，杂剧研究突然转冷，代之而起的是元代诗文研究。

用批评的眼光审视20世纪的元代文学研究，感觉有两大缺憾：残缺与割裂。所谓残缺，即杂剧研究的一枝独秀。杂剧以外的其他文体，很少受到关注。我们写作的元代文学史，不是完整的而是残缺不全的元代文学史。所谓割裂，是说各文体研究之间的相互孤立。也有少量的其他文体研究，但各文体研究，互不关联，各说各话。甚至同为元曲的杂剧与散曲研究，也相互无关。若追寻造成残缺与割裂的原因，则是因观念的遮蔽而残缺，因不具通观视野而割裂。

在谈论观念的遮蔽之前，先要重温老一代文学史家罗根泽先生在六十多年前给我们的告诫，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第一章《绪言》之十《历史的隐藏》中说：史家的责任是求“事实的历史”之真，但“事实的历史”之真却往往隐藏不见。隐藏的方式很多，大体可归纳为“原始的隐藏”和“意识的隐藏”。他所谓“原始的隐藏”，由于史料的缺陷，在元代表现得特别突出，且已经是在千年之下无论如何也无法补救的了。我们要时时告诫和警醒自己的，是如何尽力避免“意识的隐藏”。罗根泽说：

“意识的隐藏”由于编著者的成见。哲学家不妨有成见，有成见往往可以创造独特的哲学。历史家最怕有成见，有成见则“事实的历史”便被摈于你的成见以外，使你不能发现。成见的养成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是时代意识。[3]

由于“成见”的遮蔽，“合于自己意见的史料能以发现，异于自己意见的史料容易忽略，而历史真象，便隐藏不见了”。如何避免“意识的隐藏”？他给我们开的药方是“超然”：“因此编著历史者，应当有一种超然的态度。否则虽立志‘求真’，而‘真’却无法接近。譬如编著中国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者，如沾沾于载道的观念，则对于六朝、五代、晚明、‘五四’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无法认识，无法理解。如沾沾于缘情的观念，则对于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无法认识，无法理解。”[4]

【注释】

[1] 曾廉：《元书》卷九十一《隐逸列传》，清宣统三年刻本。[2] 刘将孙：《养吾斋集》卷十《九皋诗集序》《蹠肋集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9册，90、91页。[3]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册，22页。[4] 同上书，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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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文摘1

元代文坛特征论之一：文倡于下

元朝尚武，而在朝在野的文人却极力强调“文”之不可轻，程钜夫曾说：“文之盛衰，世道之占也。”这是站位极高且极具代表性的说法。接下来他说：

我朝之盛，自古所未有，独于文若未及者。岂倡之者未至，而学之者未力耶？今天子方以复古为己任于上；弘其风，浚其流，懔焉而任于其下者，非我辈之责耶？[1]

“文”之不够“盛”，关键在“倡之者未至”，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和要害。至于“今天子方以复古为己任于上”，当是指仁宗开科举等一些文化举措，这些应该视为朝廷对文化的倡导，但远不足以改变朝廷对文化“倡之者未至”的状况，程钜夫这些话，只是表达了他希望借此在天下大扇文风的愿望。后人也指出过元朝文化倡导的缺失，如晚清况周颐论词而涉及音乐，说：“士夫精研宫律者有之，未闻君相之提倡。”[2]在古人的观念中，礼乐是“文”的核心。缺乏对音乐的倡导，是文化倡导缺失的一种表现。

元代没有明确的文化政策，当然也不会有与之相应的有力措施。忽必烈反对文人把精力花在诗歌上，认为赋诗无益修身，无益治国，甚至认为写诗文不如工匠技艺更有用，说：“高丽，小国也，匠工弈技，皆胜汉人，至于儒人，皆通经书，学孔、孟。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3]他的这些观念影响并引导着文坛。仁宗时开科取士，《行科举诏》言：“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4]其导向沿忽必烈而来，对文风的影响和引导，是很明显的。

元代皇帝除文宗外，大多不关心文化和文学问题。与其他皇帝不同，文宗是重文的，他建奎章阁，日与文人品书鉴画。奎章阁文人们也以文采相尚，赠答唱和。这与世祖以来重实用的导向异趣。所以文宗去世后不久，奎章阁文人就连遭弹劾，被贬或被逐。奎章阁文人散去，重文的风气也随之消歇。整个元代，文化和文学，基本上是在没有政府主导，当然也没有管理的情况下自发活动、自然发展的。文的倡导不在朝廷而在民间，不是政府而是文人个人，我们把这种状况概括为“文倡于下”。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元代文坛也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鲜明特征，其中“文倡于下”是一个基本特征。要认识元代文学，就应该了解和把握这一特征，可以说，它是正确认识元代文学、元代文化的一大关键。元代文学的很多现象与特点，都与这一特征有关。

“文倡于下”之说，出自明人何景明，其本意并非说元代，但借来说明元代的文坛情况，却非常合适。他说：

夫文之兴于盛世也，上倡之；其兴于衰世也，下倡之。倡于上，则尚一而道行；倡于下，合者宗，疑者沮，而卒莫之齐也。[5]

我们不管他如何界定盛世与衰世，但他认为，衰世也可以有“文之兴”，只是衰世之文，不是“倡于上”而是“倡于下”。倡于上则“尚一”，即其宗尚显示出相对的统一性；倡于下则不“一”，即显示出相对的多元性。这种多元，不仅风格宗尚多元，而且整个文学的观念、价值都呈现多元性。“倡于下”与多元性，正是元代文学与文学思想的特点。进一步说，在元代“倡于下”的不仅有文学，还有道德教化，这些本该是政府的行为，由于政府无所作为，遂由文人自觉担当。何景明说：“倡于上，则尚一而道行。”在倡于下的元代，宗尚不一，“道”之行也颇不理想。

倡于上，政府有提倡，有组织，也就有干预；倡于下，文化与文学的发展都没有政治力量的推动，同时也摆脱了政治的干预。元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倡于下”的时代范本。倡于上，学在官府；倡于下，学在民间。倡于上，多贯彻官方意志的宏大工程和标志性成果，这样的成果，元代之前的宋、之后的明清多有，现在文化史、文献学史能举得出的大型文献都是政府所倡；倡于下，则缺乏看得见的辉煌。但倡于下，学术文化不一定衰微，文人不会停止他们的思考，反倒因为没有官方意志的强力干预，思考更自由，更能收获可贵的思想，但这些成果，需要后人去发掘和认识。

元代文学与文化风气不倡于上而倡于下，是政府相关职能的缺失造成的，只能依靠文人自发为之；在上的朝廷没有号召也缺乏号召力，文人以其个人力量影响一时，天下云合景从，成为风气的主导者。除此之外，元代“文倡于下”还有各种表现，比如文坛领袖多在野，文化活动多民间自发等。我们分别考察如下。

政府职能的缺失与文人的自发作为

我们先看顺帝时，书生陈高写给时为秘书卿的泰不华（原名达普化）的一封信，信中批评“上之人”不能倡导文风、主持风气，使得文气靡弱不振：

高尝以为文章之气，与世变上下，而亦有系夫上之人，与夫作者之为之倡也。故有世道方盛，而文章不振者，非世之然也，倡之者无其人也。非无其人也，有其人而不为文章之司命，又循常习故，而莫之变焉。此文气所以日卑下，而其势固不能振起也。[6]

在朝“为文章之司命”者，即掌管文化政策的人，应该是文风甚至是文明、教化的倡导者，应能起到引领文风的作用。陈高对当时情况感到失望。他说，文风不振，是因为朝中没有引领风气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却没有担负起责任，又或者愿意担负责任，却很平庸，无所作为，使得文风日益卑下。

（未接待完）

【注释】

[1] 张文澍校点：《程钜夫集》卷十五《李仲渊御史行斋谩稿序》，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182页。

[2] 况周颐撰，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3] 《元史》卷一百五十九《赵良弼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46页。

[4] 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九，《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本。

[5] 何景明著，李淑毅等点校：《何大复集》卷三十四《汉魏诗集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93页。

[6] 郑立于点校：《陈高集》卷十五《上达秘卿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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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文摘2“元诗四大家”与元诗“治世之音”

元代诗人成就最高的有哪些？古今有不同看法。元诗总集，如《元风雅》《乾坤清气集》《元音》等，以刘因为第一人。对此，虞集的解释是，刘因“高识远志，人品英迈”，可“冠冕斯文”[1]。明人李东阳论元诗，推刘因、虞集二人[2]。明清人论元诗，多推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大家”，今人邓绍基则以刘因、赵孟烦、虞集、萨都刺、张翥和杨维桢为“元诗六家”[3]。如果把元初的元好问、元末的高启都纳入元代诗人讨论，以上看法可能都要改变。以上这些看法，以“元诗四大家”影响最大。用今人眼光看，虞、杨、范、揭确实难称元代成就最高的四位诗人，但说他们是元之中期体现元代代表性诗风的四位诗人，是没有问题的。在元诗批判史上，“四大家”之说影响极深。讨论元诗，讨论元诗特色，永远绕不开“元诗四大家”这一话题。

“元诗四大家”概念的形成

元代诗坛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并称“四家”，这一并称在四人生活的当时已经出现。明人胡广《虞揭诗记》云：

虞文靖公尝作范德机诗序，有云：当时中州人士谓清江范德机、浦城杨仲弘、豫章揭曼硕及集四人诗为四家，且以“唐临晋帖”喻范，“百战健儿”喻杨，“三日新妇”喻揭，而集为“汉庭老吏”。序出，适揭公归省墓，见之，大不悦，遂往临川访虞公。既相见，言及兹事，且曰：“傒斯与公京师二十年，未尝蒙公一言及斯，何别后乃尔？”虞公曰：“诚有之，非集之言，中州人士之言也；非惟中州人士为然，亦天下之通论也。”[4]

虞集所述是否“天下之通论”，我们无可考查[5]，而虞、杨、范、揭四人并称，无疑为当时普遍接受。在明清人的文献中，经常见到“时称虞杨范揭”之类的说法，如嘉靖时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杨仲弘载，其先浦城人，后家钱塘。与虞伯生、揭曼硕、范德机齐名，时称虞、杨、范、揭云。”[6]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八《推官杨仲弘先生载》引明《建宁府志》云：“自其诗出，一洗宋季之陋，与虞集、范椁、揭傒斯齐名，时号虞杨范揭。”[7]也有称作“虞杨揭范”的，见于明人镏绩《霏雪录》卷下等。所谓“时称”“时号”云云，自然是四人生活之当时，也即元中期延祐至天历时期。

“四家”之说虽当时已有，而“元诗四大家”这一概念应该形成于清代。清人吴景旭编《历代诗话》卷六十六《元诗》第一条即为“四大家”，云：“元诗以虞待制（伯生讳集）、杨编修（仲弘讳载）、范应奉（德机讳椁）、揭应奉（曼硕讳傒斯）为称首，谓之‘四大家’，唯赵承旨（松雪讳孟烦）得颉颃其间。”[8]这里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当时并称为“四家”“虞杨范揭”，和被称作“元诗四大家”是有质的区别的，后者是把四人作为元诗风格与成就的代表，前者则只由于某种原因将四人并称。

以“虞杨范揭”四人作为元代诗歌成就的代表且作为元中期诗风的代表，这一观念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大致与他们同时的黄溍就已经有近似说法，他在为揭傒斯写的《文安揭公神道碑》中说：

仁宗践阼之初，程公（按：指程钜夫）在翰林，公（按即揭傒斯）至京师，因馆于其门，执宾主之礼甚谨，人不知为肺腑之亲也（按揭为程从妹夫）。卢公（按指卢挚）尤爱其文，亟表荐之。方是时，东南文章巨工若邓文肃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辇下。公与临江范梈、浦城杨载继至，以文墨议论与相颉颃，而公名最为暴著，受知中书李韩公孟、集贤王文定公约、翰林赵文敏公孟频、元文敏公明善，而全平章岳柱礼遇尤至，相为推挽，不遗余力。延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为国史院编修官。[9]

这段文字描述了元中期馆阁中人物之盛，“仁宗践阼之初”“萃于辇下”的文人，除北方文人元明善与虞集等为同辈外，其他均为他们的前辈。而真正属于中期文人又是由南方北上的，也就是“继至”的杨、范、揭，加上虞集，即所谓的“元诗四大家”。到元末戴良、释来复就已经明确地把虞、杨、范、揭作为元中期所谓的繁盛时期诗人作家的代表了。戴良所作《皇元风雅序》云：

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为犹近；宋诗主议论，则其去风雅远矣。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诗者，固未易一二数。然自姚、卢、刘、赵诸先达以来，若范公德机、虞公伯生、揭公曼硕、杨公仲弘，以及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皆其卓卓然者也。[10]

戴良的区分是很明确的：姚、卢、刘、赵为“四大家”之前辈，马（祖常）、萨（都剌）、余（阙）则为西域人。中间剩下的，就是虞、杨、范、揭了。释来复《蜕庵集序》则说：

逮及于元，静修刘公复倡古作，一变浮靡之习；子昂赵公起而和之，格律高深，视唐无愧。至若德机范公之清淳，仲弘杨公之雅赡，伯生虞公之雄逸，曼硕揭公之森严，更唱迭和于延祐、天历中，足以鼓舞学者而风厉天下，其亦盛矣哉！[11]

（未接待完）

【注释】

[1] 虞集：《元风雅序》，傅习等编《元风雅》卷首，《四部丛刊》影印高丽仿元刊本。

[2] 李东阳：《麓堂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1页。[3] 邓绍基：《虞集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序第2页。[4] 胡广：《虞揭诗记》，程敏政《明文衡》卷五十五，《四部丛刊》影印明本。[5] 其说也见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论诗》条。又按：虞集此说并非序范德机诗所言，此说不确，当以《南村辍耕录》所载“有问于虞先生曰”云云为可信。[6]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85册，423页。[7] 李清馥著，徐公喜等点校：《闽中理学渊源考》，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511页。[8] 吴景旭编：《历代诗话》，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83册，664页。[9] 黄溍：《黄文献公集》，《丛书集成初编》本。[10] 李军等校点：《戴良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页。[11] 张翥：《张蜕庵诗集》卷首，《四部丛书》续编影印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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