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阮炜：外国文学应当“内敛”,抑或“溢出”?——兼论何为“Department of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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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研究领域和方向：20世纪英国小说、文明比较、西方古典学。

近年来,我国高校人文学科从业人员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意识到人文学科正处在一种被日益边缘化的境地。原因主要在于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快发展经济和科技,提出了全民创新之响亮口号,而这一切似乎跟人文学科无缘。作为外国文学从业者,我们理应关心外国文学或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处境,但是为了更深入地讨论这一话题,不妨先讨论一下作为整体的人文学科的处境,因为文学、历史、哲学等作为大学建制中的基础性文科学科,^①其总体处境与外国语言文学并无本质区别。

一

在西方古代,原本并没有人文学与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化。到了中世纪,才有了所谓“七艺”,即最初的大学都教授的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这七门基础课。“七艺”的定位,大致相当于现在大学本科的基础课程。只有读完了这些基础课,才能修相当于现在研究生课程的神学、法学、医学。这在当时,都是非常实用的学科,可以看作欧洲大学最早的学科分化。古代中国的情况大致相当。最初也只有笼统的“诗书”,后来才有了经史子集的分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大学体制引入中国之前,中国主流知识传承及生产体系是一概不细分学科的。算学或数学、医学、农田水利之学虽然实用,却并非主流,登不上大雅之堂,能在《四库全书》里占有一个小小角落,已属幸运。天文历算之学虽然同样有用甚至更为有用,却被皇帝垄断,民间人士研究这种学问乃犯了大逆之罪。总之,儒生士大夫对于实用的学问要么根本未能涉足,要么不屑一顾,而对于经史子集这些历史悠久的“正宗”学问,却是全副身心,投注毕生精力,且不分什么“学科”,而是融汇贯通。

问题是,欧洲经济社会的发展终究引发了工业革命。大约在19世纪下半叶,最迟至20世纪初,西欧和中欧的工业革命已大功告成。欧洲生产力水平在短短一两百年内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与此相应的是,欧洲社会知识的传承和生产突然升级换代为一种全新的模式,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反映和适应现代生产、生活状况的大量新知识。新知识形态反映在大学建制(当然,大学建制本身就是新知识的最大推手)中,便是大量新学科的兴起。现代学术便主要建基在各种新学科之上。从形态上看,现代学术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包括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音乐、艺术等在内的人文学科。二是理工学科,含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机械工程、土木工程、信息工程和医学等。三是社会科学学科,如法学、商学(含经济学、金融学等)、政管,以及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科学和第二类学科里的工科由于其实用性,容易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者说容易或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商品,所以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引领风骚,其发展势头早已超越了自然科学,更不用说人文学了(一直以来,包括人文学者在内的大学中人普遍认为,人文学天经地义不具有现实相关性,不直接对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状况产生影响,也无需直接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影响)。

大约也是从19世纪下半叶起,相当于现在文史哲语的人文学与专门研究数理化的科学开始成为冤家对头。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知识界还打了一场以F.R.利维斯(代表“文学文化”)为一方、C.P.斯诺(代表“科学文化”)为另一方的著名笔仗。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及至今日,科学和人文学经过一番争斗和嘶咬后,双方似乎已以圈定了各自的地盘。看上去,即便在当今这个社交媒体泛滥、人工智能勃兴、生命科学和量子科技如火如荼的时代,科学家们也并非不承认人文学科的必要性和内在价值。事实上,无论在西方各国、日本,还是在中国,几乎找不到一个人文学者丝毫没有受到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影响,也几乎找不到一个科学工作者丝毫没有受到人文学的影响。科学与人文学似乎不再互掐互殴了。

二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在当今中国高校,人文学与科学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越来越宽,人文学科显得越来越可有可无。如果某个学生跟人说他在某某大学念“外国文学”,听者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你毕业后做什么?这实在是一个“百无一用是文学”的时代。既然中国总体上仍然处在赶超欧美的阶段,那么外国文学乃至人文学的学术研究不叫“研究”而叫“科研”,就不奇怪了。既然一心一意赶超赶欧美,那么大学校长多为理工科出身,决策行事偏向“有用”的学科,边缘化甚至虐待“无用”的人文学科,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说商科、工科、医科、法学和管理等学科,就连相对“软性”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也比外国文学风光得多。实在是“冠盖满京华,斯文独憔悴”!

尽管两种学问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之间仍然存在深刻的差异,但现如今,全世界的人文学者和科学工作者都面临着共同的困境。这并不是科学与人文学的矛盾,也不是科学对人文学的蚕食和打压,甚至不是人文学在“反思启蒙思维”这一口号下对科学主义所发起的吉诃德式的反击,而是诸理学、工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学科内部的专业方向之越分越细、越分越密的结果。至少从目前来看,这种不断加剧的细密分化具有一种几乎不可能摆脱的内在压迫性。无论一个学者所从事的是人文学,还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抑或商学、法学研究,你如果恰恰是高校从业者,便不得不把眼光集中在某一个极其狭窄的面上,义无反顾、晧首穷经地一头扎进去,或在实验室里苦苦地熬到老,否则是出不了“科研成果”的。出不了“科研成果”,就得不到学位,拿不到教职,升不了教授,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还有评不上“重点学科”、拿不到“重点基地”或“博士点”的问题。你可以根本不扪心自问,你所产出的“科研成果”对于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究竟有多大的精神价值或实用价值。

这么做,大学中人不啻是在跟魔鬼做生意。在西方语言中,在汉语中被译为“科学”的“science”一词,本意是“知识”。晚清人士将之译为“科学”,可谓抓住了事情的本质。“科学”者,分科之学也。但问题是,今天各种学问的“科”,其“专业方向”越分越细,人也跟着僵化异化成各方面的“专家”,可以说已沦落为学科机制的囚徒。由此不难看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是极幸运的。或许,那时的科学真正是在生产知识,还远远没有蜕变成不断分科、专业方向越分越细的“科研”。比如达·芬奇既是大画家,又在自然科学甚至实用工程技术方面卓有成就。这种全能、多面现在已是绝对不可能了。并非世无英雄唯有竖子,而是越分越细的分科之学剥夺了诞生达·芬奇式巨匠的文化土壤。

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在内的文、史、哲各个领域其实面临同样的困境。乍看上去,这似乎像是学科繁荣——因“专业方向”划分得越来越细,“科研成果”出得越来越多,然而究其实质,则会发现这可能是一种没有必要的专业细分——除了维系大学体制内部的学科运行逻辑,对社会、国家乃至人类不可能有实质性贡献;更糟糕的是,“专业方向”之越分越细,“科研成果”之越出越多,很可能是把已被炒过无数次的论题改头换面,重新翻炒,将其包装成最新甚至最“前沿”的“学术成果”,以获取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利益。在此过程中,人文学者像理工商医农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样,已不是他们自己,而成了自身欲望与体制、流俗和偏见的奴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囿于各自狭隘的学科身份定位,全部生命都被消耗在拿学位、评职称上。他们甚至可能以人文学的专业性质为由,以其所从事学科为基础中的基础,关在象牙塔中孤芳自赏,全然无视社会的需要,全不触碰时代的脉搏。

事实上,像现代学术体制中其他学科那样,人文学经已落入一个深深的陷阱之中无以自拔。在很多人看来,在金融、法律、管理和土木工程、信息工程和生物工程等学科的人们看来,人文学原本就是没什么用的东西。雪上加霜的是,外国文学从业者因整个学术体制的原因,同样汲汲于学科分类的不断细化,不可救药地到一些无价值、无意义的作家作品中淘金淘宝,根本无意于摆脱“语言文学”的紧箍咒,跨界到其他知识领域尤其是具有现实相关性的知识生产中去。所以这里要问的问题是,我国的人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是否可以不那么“内敛”,而是跨越通常理解的学科界限,向其他学科“溢出”?毕竟,译为“文学”的英文“literature”一词最重要的词义为“人们认为有价值的图书、戏剧和诗歌”,^②外延明显大于我国文学研究界所理解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之范围,而是除此之外,还包含历史、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对“literature”的这种更为宽广的理解意味着,文学本身就是跨学科的,从本质上讲具有跨学科性。尽管从理论上讲,外国文学的研究对象比通常理解的大得多,也就是说外国文学学科完全应该“溢出”,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做法并不鼓励跨学科研究。事实上,包括外国文学从业者在内的人文学者统统被关在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铁笼”里,似乎无可逃遁。众所周知,我国大学人才培养和职称晋升机制、新开课程申报、学位点申报乃至“重点学科”、“重点基地”的申报等都使用学位高低、论文级别、项目级别、获奖级别等量化指标来衡量一个学者或一个院系的学术业绩。这种做法像五指山一般压在外国文学从业者身上,使他们动弹不得。为了学术前途,青年学子必须尽快拿出为行内所理解和接受的那种“成果”,于是不得不“内敛”,甚至把一生的黄金时间耗费在一些太小太窄因而没什么意义的论题上,完全不考虑跨学科“溢出”。但这里不妨问一个问题:我们的西方同行是否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三

如果我们把眼光移向英美国家的同行,不难发现,他们的处境比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强得多。事实上他们远不象我们这么“内敛”,而是一直在向其他学科“溢出”。他们对文学研究的这种跨学科理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当今这个论文、项目、获奖和其他自然科学式的量化评估指标已成强势话语的时代,在这个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密的时代,尤其如此。在我国外国文学从业者乃至一般人文学者心目中,爱德华·吉本无疑是一个历史学家,但对于西方国家的英语学者乃至一般人文学者和普通读者来说,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不仅是一部史学经典,也是一部文学精品,事实上也常常被当作文学范本来使用。同样有意思的是,195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温斯顿·丘吉尔。他并没有写过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如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之类的东西,瑞典文学院表彰他是因为他写了通常被归为历史类别的《二战回忆录》。“Literature”既然并非纯粹指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文论作品, “Department of English”或“Department of English Literature”究竟指什么,或究竟应做什么也就成了问题。稍稍留心一下英语国家英语系的从业者究竟在做什么,我国的外国文学从业者可能会为自己跟他/她们之间的差异所震惊。在主要英语国家,一个被称作“Department of English”的系科不仅教授和研究通常所谓英语语言文学,更做广义上的英语文化或英语国家乃至整个西方的文化、历史、社会、宗教等方方面面的研究。

不妨打开英语国家大学英文系的网页,看一看几个英文系部分教师的研究方向。

1.剑桥大学英文系

Dr Joanna Bellis:英法百年战争及其在16世纪的反映、历史与文学的分野、英法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语言与语源学理论及其对政治/国家身份建构的影响、中世纪/近代叙事中战争与暴力的表述。

Dr Sara Harris:中世纪多语现象、历史及法律书写、中世纪地方/国家/宗教身份、起源神话、系谱学、传奇、乔叟作品接受研究。

Dr Sarah Howe:16-17世纪英语文学;词语与意象;诗歌与绘画、雕刻、建筑及其他物料艺术的关系、视觉感知心理学、光学及透视理论、去偶像主义研究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符号、书籍插图及印刷图像史研究。^③

2.耶鲁大学英文系

Annabel Patterson: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审查制度史、史学、近代法律、自由主义、议会制史以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问题在近代小说中的表述。

Anthony Reed:20/21世纪美国非裔移民文学及文化(诗歌与音乐)、文学中的美学及政治、电影及其他媒介。

Michael Warner:美国早期文学及印刷文化、公民及社会运动、新闻、非学术性政论文、新媒体、知识产权、世俗化研究。^④

3.哈佛大学英文系

Homi K. Bhabha:世界主义、美学及文化视野下的人权、文学。

Stephen Greenblatt:莎士比亚、近代文学与文化、旅行及探险文学、宗教与文学、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文化理论。

Henry Louis Gates, Jr.:非洲及美国非裔文学、文化理论。

John Stauffer:19世纪美国文学与文化、美国研究、美国内战、奴隶制及废奴运动、抗争文学、宗教与文学、美国小说、自传。^⑤

这里要指出的是,因篇幅所限,只列举了三个英文系里少数做跨学科研究的从业者的研究领域,然而事实上,英语国家几乎每个有影响力的大学英文系情况大都相同。很显然,那里英语从业者的学术兴趣是跨学科的,不仅不局限于小说、诗歌、戏剧和文论等,而是广泛得多,可以说涵盖了整个西方文化或文明,而且其教学和研究往往直面重要甚至重大的现实问题,从而与当代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甚至技术发展发生勾连。二战结束以后,在如何看待少数族裔、非西方民族、女性权利、个人性取向、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上,英语国家乃至所有西方国家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甚至可以说完全告别了传统观念,这不能不说与英文从业者的推动有极大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应当毫无保留地认同英美学者的立场)。这里或毕业于这里的人们,毕竟是一个拥有话语权的特殊群体。

四

问题是,我们所理解的英语文学与英美从业者所理解的英语文学为什么如此不同?中国的外国文学系与英语国家的相应学科为什么如此不同?或者说,为什么中国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有如此明显的局限性?这当然跟英语在中国被简单地当作一门外语而非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文化内涵的人文学科有关,也与英语从业者通常属于不对社会发声、不能在思想上引领社会前行的学者群体有关。但同样重要的是,也与实用主义的倾向有关,更与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的国情密切相关。事实上,从古到今,实用主义都是一种从根本上支配中国人头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言自明的是,实用主义对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大国崛起”、“文明复兴”十分有利,却并非有利于人文学术向纵深方向和更广阔的领域拓展。经济发展非常实在,因关系到富国强兵,关系到每个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切身利益,因此必然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定位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只需教授和使用一门主要的外语——比方说英语——就行了,而英语教育也不必关注英语背后的深宏知识体系,即西方文明的历史、艺术、宗教、哲学、法律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以及中国人学英文所不可或缺的汉语言文学及相应人文知识的基本功训练,只需把英文当作一项技能来学即可,因此,我们所教授的英语语言文学不必太“文”,不必太古、太雅、太博。上世纪20、30年代,我国大学的“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似乎更富于人文内涵,所设课程中邻近学科所占比例大大多于今日的“外国语文学系”,而如今外语系大都逐渐演变为比比皆是的“外国语学院”。^⑥事实上,从光绪年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来看,“英文系课程中‘中国文学’的周课时仅次于语言技能课‘英语英文’,并设有‘拉丁语’、‘教育学’、‘英国近世文学史’等课程”;^⑦从民国时代教育部颁布的《外国语专门学校规程》来看,“英语学科规定科目共十门,但‘国文’、‘历史’、‘教育学’、‘法学通论’等人文类课程就占了七门。”^⑧也许,国家发展进步了,大学规模扩大了,甚至大众教育的时代已经来临,因而现如今大学英语教育已不需要太多人文学内容,只需把英语当作一种技能来学就够了。采用这种思路,英语教育沦落为技能培训,外国文学只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几乎是必然的。

然而对于少数重点大学来说,以上勾勒的情形很可能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小国,而是一个有远大抱负和全球担当的大国。无法想象,一个有近14亿人口,有着巨大的经济活力和科技实力,正在迅速走向世界的大国竟然不能产生一些真正熟悉相关域外国家的文化、历史、宗教、哲学和艺术等的学者,不能培养出大体上了解相关域外国家文明的本科生、硕士生。我国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是否在培养合格的人才呢?考虑到人工智能最迟将在二三十年内取代大多数翻译活动,届时公共英语和英语专业的招生规模和师资数量必将大大萎缩,从业者们是时候认真思考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定位了。除了一如既往地坚持基本功训练,从业者完全应超越先前对语言文学学科的狭隘认知,把教学和研究的关注点更多放在外国文化和文明上。这可能是一种对外国语言文学的新定位,但唯其如此,外国文学学科方有未来。（本文摘自《国外文学》2019年第4期，注释略，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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