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 申丹：修辞性叙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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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申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长江学者，主要丛事叙事文学和文体学研究。
本文来源：《外国文学》2020年第1期，参考文献和注释省略。
内容提要：修辞性叙事学从芝加哥学派第一代发展而来。这一代学者着力建构文本诗学，与其竞争对手新批评派共同挑战以往重历史而轻文本的传统。布思的《小说修辞学》是芝加哥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作，它从注重文本本身转向注重作者与读者的修辞交流。第三代学者将修辞研究与叙事学的方法相结合，由此形成修辞性叙事学。费伦是这一代的领军者，拉比诺维茨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更年轻的芝加哥学派第四代刚刚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后面这三代学者与不断变化的文化学术语境产生不同形式的互动，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建构和发展修辞性叙事学，使之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主流学派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界产生了持续影响。
关键词：修辞性叙事学 芝加哥学派 作者与读者 文化学术语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取代法国成为国际叙事学研究的中心，修辞性叙事学（rhetorical narratology）、女性主义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构成后经典叙事学的三大主流学派。修辞性叙事学从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第一代发展而来，迄今已有四代芝加哥学派的学者。第一代学者以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基本原则为指导，这一传统在不同程度上被后来的学者继承，故芝加哥学派也称“新亚里士多德”（neo-Aristotelian）学派。然而，后三代与第一代之间也存在本质差异：如果说第一代着力建构的是“文本诗学”（textual poetics）的话，后面三代学者着力建构的则是“修辞诗学”（rhetorical poetics）：从关注文本结构和其产生的效果转为关注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强调作者的修辞意图，着力分析作者旨在影响读者的种种修辞手段和技巧。这种修辞关注在与叙事学的方法相结合时，就形成了“修辞性叙事学”。后面三代学者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受到不同文化学术氛围的影响和制约，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建构和发展了修辞性叙事学。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和发展限于20世纪30至60年代，仅涉及第一、二代学者（Leitch 52-69），而对修辞性叙事学的介绍则未以芝加哥学派为主线，忽略了修辞性叙事学是芝加哥学派的新发展。在2015年劳特利奇出版社推出的《20世纪人文学的理论学派和学术圈》（Theoretical Schools and Circl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umanities）一书中，修辞性叙事学的领军人物费伦（James Phelan）发表了《芝加哥学派：从新亚里士多德诗学到修辞性叙事理论》（"Chicago"），对学界以往的看法进行挑战，系统梳理了几代芝加哥学派之间的传承关系，阐明了修辞性叙事学构成芝加哥学派在当代的新发展。为了更好地把握修辞性叙事学的源流和传承，我们不妨以芝加哥学派的发展为中轴，来对之加以更具历史感的综述。①
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从历史转向文本
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主要由在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执教的学者组成，代表性人物有克莱恩（R. S. Crane）、麦基翁（Richard McKeon）和奥尔森（Elder Olson）等，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探讨英语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改革。1952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克莱恩主编的《批评家与批评》（Critics and Criticism），作为领军者的克莱恩为该书撰写的导论和书中收入的六位芝加哥学派学者的论文集中表达了这一学派的宗旨、原则和方法。
20世纪30年代之前，文学批评界注重文学史、作者的生平、社会背景等，而忽略了文本本身。芝加哥学派挑战了这一传统，号召将注意力转向文本，对其进行仔细考察，而不是通过各种史料来了解文本；此外，芝加哥学派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形式决定或者塑造内容。在这一方面，其与新批评实质相通。
芝加哥学派第一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传统，成为学界公认的新亚里士多德学派。该学派注重情节、人物等结构因素，认为这些因素组成艺术整体的构架，支撑起整个作品，语言文字则仅仅是砖块般的建筑材料，处于从属地位。与此相对照，新批评赋予语言首要地位，注重的是语言的复杂性。这两个形式主义学派因此形成竞争和敌对的关系。
芝加哥学派还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着力建构文本诗学。与此同时，它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关注文类之间的区分，旨在建构的是不同文类的诗学，如悲剧诗学、喜剧诗学、小说诗学等，以此为模式来探讨古今文本中的各种成分如何在艺术整体中起作用，注意挖掘产生文本效果的种种原因。
此外，芝加哥学派注重批评的多元性（pluralism）。其实，它也需要这一立场来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当时学界注重文学的历史性，芝加哥学派则强调作品不仅是历史的产物，而且也是艺术整体，因此既需要历史的方法，也需要文本诗学。但与此同时，这一学派认为新批评的方法不可取，对之加以排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两个形式主义学派都认为自己的方法能更好地阐释作品，形成直接竞争的关系。
学界在谈到结构主义叙事学的鼻祖时，往往会提到亚里士多德，但无人关注结构主义叙事学与“新亚里士多德”学派之间的关系。① 而实际上，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与结构主义叙事学具有一定的相通性。首先，两者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偏重普适性的宏观情节结构。早期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情节模式聚焦于抽象的深层结构（申丹，《叙述学》21-41），尽管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关注有所不同，但也是宏观情节类型（Crane,，"Concept" 620-22）。无论是新老亚里士多德学派还是结构主义叙事学，都注重文本内部结构因素之间的关系，着力建构叙事的“诗学”。
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与新批评的关系也类似于当代叙事学与文体学的关系。芝加哥学派与叙事学都认为情节、人物、时间等结构因素是最重要的，而新批评和文体学都认为语言文字是最重要的。费伦在上文提到的《芝加哥学派》一文中，辟专节探讨了芝加哥学派与新批评之间的关系。时至今日，费伦依然认为芝加哥学派优于新批评，并为前者在与后者争斗中的落败感到遗憾。其实，我们不妨借鉴芝加哥学派的多元论立场，将芝加哥学派和新批评视为互为补充的学派，而不是两者需择其一，而摒弃另一；对于叙事学和文体学来说，也是如此（Shen，"Future" 159-82）。新批评聚焦于诗歌，而芝加哥学派则较为关注小说和戏剧。在不少诗歌（以及实验语言的小说）中，细读语言的复杂性非常重要，而在小说和戏剧中，显然不能仅仅关注语言。此外，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叙事性的）诗歌，只有同时关注其结构层面和文字层面，才能对其达到较为全面的理解。在费伦任第一主编的《叙事理论指南》（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中，笔者发表了《叙述学与文体学能相互做什么》（"What Narratology" 136-49），廓清了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这也类似于芝加哥学派与新批评之间的互补关系。a回顾历史，不妨假设：在当时重历史轻文本的语境中，倘若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不与新批评为敌，而是与之联合，携手并进，学界同时借鉴这两个学派的方法，对作品展开更加全面的形式研究，②芝加哥学派本身也应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芝加哥学派的第二代：从文本转向作者与读者的交流
芝加哥学派第二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是布思（Wayne C. Booth）。c他以发展修辞学为己任，注重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其《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1961）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不妨从以下两方面来看布思研究的特点。
1. 与芝加哥学派第一代的不同
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在挑战重历史轻文本的传统时，聚焦于文本，较少关注读者反应，遑论作者。其成员之一麦基翁回忆了该学派与修辞批评之间的关系：“虽然修辞批评在诗人与听众交流的语境中考虑一首诗歌……但我们认为其批评关切可以重新表述为艺术作品本身的特征”（17）。从以文本为中心的立场出发，该派学者如果考虑“意图”，也往往会关注文本的意图，而不是作者的意图：在文类规约的作用下，文本内部成分相互关联，组成一个艺术整体，对作者提出要求（Leitch 56）。也就是说，作品会有其内在的意图，这样就将意图文本化了。与此相对照，虽然布思也挑战重历史轻文本的立场，但他将注意力转向了作者与读者的交流，着力探讨作者通过什么方式、采用哪些技巧来影响读者，达到自己的修辞目的。
布思所处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式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仅谈文本，不谈作者成为时尚。在这种学术环境中，如何坚持探讨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成为一大难题。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睿智地提出了"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与“真实作者”的区分。所谓“隐含作者”，其实就是创作过程中的作者，其以特定立场和状态来写作，做出各种文本选择。若要了解"隐含作者"，读者仅需要阅读作品本身，从"隐含作者"做出的文本选择中推导出其形象。而所谓"真实作者"，就是处于创作过程之外、日常生活之中的作者。若要了解"真实作者"，读者则需要阅读传记、日记、访谈等各种史料，从中推导出其形象。布思为了对写作作品的"隐含作者"进行文本化的伪装，采用了"真实作者创造出隐含作者"这一隐喻，所有西方学者都落入了这一隐喻构成的阐释陷阱，误以为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在写作时"创造"出来的。a与此同时，布思强调隐含作者做出了所有的文本选择（Booth, Rhetoric 71ff.）。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这达到了既将隐含作者文本化，又能继续探讨作者与读者之间修辞交流的目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形式主义氛围消退，对语境和作者的考虑回归学术前台，"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在西方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误认为其割裂了作者与文本的关联，且造成逻辑混乱。近年来这种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纠正，中国学者在纠正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申丹，《"隐含作者"》）。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对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加以区分，布思提出了"不可靠叙述"（unreliability）的概念，并以隐含作者的规范（norms）作为衡量标准。当出现不可靠叙述时，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在叙述者背后暗暗进行交流，对叙述者加以反讽。这一概念被叙事学界广为接受，在叙事学批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hen，"Unreliability"）。
在对待历史语境的态度上，布思跟芝加哥学派第一代表面一致，实质不同。在《小说修辞学》的序言中，他明确宣称自己"武断地将技巧与所有影响作者和读者的社会、心理力量隔离开来"。然而，由于他从文本诗学转向了修辞学，实际上为考虑语境留下了余地。如果说芝加哥学派第一代注重的是在"任何时期的任何作品中都会保持不变的效果，那些根据同样的艺术组合原则建构出来的效果"（Crane，"Concept" 92），布思强调的则是隐含作者"根据具体作品的特定需要"、针对特定的读者所做出的特定文本选择（Rhetoric 71）。倘若隐含作者在创作一个作品时，受到了生活经历和社会语境的影响，若要正确理解其文本选择，就需要考虑相关历史因素，否则无法成功进行修辞交流。也就是说，通过从文本诗学转向作者与读者的修辞交流，布思无意中使自己的理论具有了考虑历史语境的潜能（Shen，"Implied" 149-51）。②
20世纪7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领域发生了政治文化转向，《小说修辞学》的第二版于1983年面世，在其长篇后记中，布思考虑了社会历史语境，但这是在学术环境压力下的被动转变。就作者而言，布思既承认作者无法控制各种各样的实际读者，又依然强调作者对读者的引导作用。就读者而言，布思一方面认为不应将自己对文本的反应当成所有读者的反应，而应考虑不同读者的不同反应，但另一方面又依然强调读者的共同体验和阐释的规约。值得注意的是，布思在对大部分文化研究持保留态度的同时，明确赞赏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理论。布思认为形式与意义或价值不可分离，因此既反对意识形态批评对形式的忽略，又反对不探讨价值的纯形式研究，而巴赫金将对形式的关注与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有机结合，从前者入手来探讨后者，得到布思的赞赏也就在情理之中。然而，巴赫金所关注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布思所关注的作品的伦理道德不尽相同；且布思强调作者对读者的修辞引导，将人物视为修辞工具，而巴赫金则推崇作者放飞人物主体意识并与其平等对话的复调小说（Problems）。①
2. 与经典叙事诗学的异同
布思的小说修辞学与经典叙事诗学有以下相通之处：1）两者关心的不是对具体文本的解读，而是对修辞或结构技巧的探索，作品仅仅构成说明这些形式特征的例证，这有别于新批评和文体学。2）两者都认为文学语言的作用从属于作品的整体结构，偏重情节、人物或者时间安排，而不是像新批评或文体学那样偏重遣词造句。3）两者都注重对不同叙事类型和叙述技巧的分类，并系统探讨各个类别的功能。正因为这些本质上的相通，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一些概念和分类被叙事学界广为接受，包括：隐含作者、叙述者的可靠性与不可靠性，各种叙事距离等。
然而，布思的小说修辞学与叙事学也存在一些本质差异：1）在建构诗学时，叙事学家旨在探讨叙事作品中普遍存在的结构、规律及其功能，而布思则旨在探讨修辞效果。虽然布思的目的不是阐释特定文本，但他从修辞效果出发，十分关注具体作品在修辞方面的特殊需要，关注修辞手段在特定上下文中发挥的作用。2）布思注重追溯小说修辞技巧的源流和演变，这与以共时研究为特点的经典叙事学形成对照，但与关注历史语境的后经典叙事学具有相通之处。3）虽然布思将纯粹说教性的作品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但他十分注重作品的伦理道德效果，主张从如何让读者做出正确的伦理道德判断这一角度来看修辞技巧的选择。② 4）布思对“展示”（showing）与“讲述”（telling）的探讨，也表现出与叙事学的较大差异。20世纪初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传统全知叙述中作者权威性的评论说教味太浓，只有戏剧性地直接展示事件和人物才符合逼真性、客观性和艺术性的标准。然而，作者的议论构成重要的修辞手段，能产生很强的修辞效果，尤其是道德方面的效果。故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着力说明恰当议论的必要性，阐明其各种作用。与此相对照，叙事学家对作者的议论一般很少关注。
总体而言，布思的《小说修辞学》是美国当代修辞性叙事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第二版向后经典立场的有限迈进，也为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发展作了一定铺垫。
在转向芝加哥学派第三代之前，我们不妨简要介绍深受布思影响的著名叙事学家查特曼（Seymour Chatman）①。他的《故事与话语》（Story and Discourse）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作，但又体现出叙事学和修辞学的结合。该书共有五章，前三章聚焦于“故事”，是纯粹的叙事学探讨；后两章聚焦于“话语”，则体现出叙事学与小说修辞学的交叉和融合，不仅采用了“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等多种布思提出的概念，且用了较多篇幅探讨全知叙述者的议论。查特曼1990年出版了《叙事术语评论：小说和电影中的叙事修辞学》（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②，明确了叙事与修辞的关联。该书最后一章集中探讨“‘小说’的‘修辞学’”，与布思展开直接对话。由于查特曼是著名叙事理论家，他将叙事学与修辞学相结合的努力，促进了修辞性叙事学的发展（申丹，《修辞性》232-41）。
芝加哥学派的第三代：更全面、更动态、更多维的修辞交流
布思最为赞赏和信任的学生费伦是芝加哥学派第三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叙事研究界的领军人物。c因为他在叙事理论界享有巨大影响，因此他的研究强有力地推动了修辞性叙事学的发展。
1. 关于叙事的定义
费伦近年来一再重申他1996年提出的关于叙事的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Narrative as Rhetoric 218）：
某人在某一场合为了某种目的告诉另一人发生了某件事（Somebody telling somebody else on some occasion and for some purposes that something happened）
这一定义视叙事为“行为”（action），突出了交流的两个主体。费伦2017年出版专著《某人告诉另一人：叙事的修辞诗学》（Somebody Telling Someone Else: A Rhetorical Poetics of Narrative），从主标题可清楚地看到对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的强调，这与偏重文本的芝加哥学派第一代和经典叙事学都形成对照。然而，我们从书的副标题可以看到“诗学”——对文本结构技巧的系统研究，这是这些流派的相通之处。
费伦的定义体现了“修辞诗学”的一个特点：全面性和平衡性。它既不像形式主义流派那样侧重文本，不像传统批评那样偏重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背景，也不像认知叙事学那样聚焦于读者对文本的建构，更不像读者反应批评那样专注于读者的主观阐释。修辞性叙事学全面考虑作者、文本和读者：隐含作者将特定读者群设为理想读者，为了特定的修辞目的做出了所有的文本选择；这些文本选择构成作者的修辞手段；通过这些手段，作者与读者进行修辞交流（Phelan，"Authors"）。
费伦的定义也强调了作者的修辞目的。尽管作者早已在世纪之交“复活”，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作者的目的难以确定，无法追寻。在他们看来，修辞批评家自认为了解作者的修辞意图，并自认为代表了其他读者的理解，这不合情理，因此提倡通过实证调查，考察不同读者的不同反应（Alber 35; Prince 44）。费伦在反驳时指出：批评他的学者也在推断他的目的，并在阐释作品时不自觉地推断作者的目的，说明这是一种常见的批评实践（"Debating" 154-55）。的确，我们在阅读时，往往会尽力推导作者的创作目的。修辞叙事学家并非认为自己对作者和作品的判断就是正确的，而是在承认这种判断有可能会失误的基础上，依然力求通过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来推断作者的修辞目的。
从上面的定义还可看到处于不同社会语境中的费伦与布思的两个不同之处：一是明确考虑历史语境（“某一场合”）。在20世纪90年代，语境主义占据学术前台，这促使费伦在定义中明确提及交流的场合。二是体现出泛叙事的时代潮流。布思在形式主义的高峰期考虑的是进入“理想的、文学的”创作状态的作者。此后，不仅出现了对日常会话中“自然叙事”（natural narrative）的探讨（Fludernik），而且叙事研究拓展到了新闻、法律、医学等各个领域。费伦采用了一个能涵盖各种叙事的定义，这与这种泛叙事的学术潮流不无关联。
为了更好地把握修辞性叙事学的本质，我们不妨将费伦的定义与卡恩斯（Michael Kearns）的相关论述做一比较。卡恩斯1999年出版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修辞性叙事学》（Rhetorical Narratology），当时语境主义发展势头强劲，卡恩斯断言：“恰当的语境几乎可以让读者将任何文本都视为叙事文，而任何语言成分都无法保证读者这样接受文本”（2）。语境的确重要，但我们不应忽略作者意图、文本特征、文类规约和读者阐释的作用。当一本电话簿、广告集、科学论著出现在贴有“浪漫主义文学”标签的书架上时，仍然会是电话簿、广告集、科学论著，了解浪漫主义文学的读者也会认为这本书放错了地方。卡恩斯对语境的片面强调严重偏离了修辞性叙事研究的轨道（qtd. in Shen, "Why Contextual" 161-64）。他宣称“在本书中我从头到尾都会提倡这种强硬的语境立场”（Kearns 22），而实际上他有时也会转向修辞性叙事研究的立场。譬如，他声称自己“相信作者式阅读……作者式阅读就是接受‘作者的邀请，按照特定社会程式来阅读作品，这种阅读方式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52-53）。不难看出，“作者式阅读”就是以作者为出发点，并强调作者与读者之间要达到一致，这种修辞立场与卡恩斯“强硬的语境立场”直接冲突。传记作者会邀请读者将作品读作传记。倘若一本自传被错放到了贴有“浪漫主义文学”标签的书架上，而读者未能纠正这一错误，那就无法成功进行作者式阅读。也就是说，作者式阅读完全排除了语境单方面的决定作用。卡恩斯对语境的片面强调，反衬出修辞性叙事学的全面和平衡。
2. 对“不可靠叙述”的拓展
费伦逐步发展了“不可靠叙述”的理论。布思仅关注了两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其一涉及事实/事件轴，其二涉及价值/判断轴。费伦将注意力拓展到知识/感知轴，并区分了六种不可靠叙述的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他还将注意力引向了三个轴之间可能出现的对照或对立：叙述者可能在一个轴上可靠（譬如客观报道），而在另一个轴上不可靠（譬如错误判断）。此外，费伦区分了“疏远型不可靠叙述”（estranging unreliability）和“密切型不可靠叙述”（bonding unreliability），并且划分了后者的六种亚类型（Experiencing 226-32）。以往的研究聚焦于不可靠叙述产生的反讽效果，这种效果扩大了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而费伦提出的“密切型”不可靠叙述则能缩短这种距离，使叙述者与读者在智力、情感和伦理上的关系更为紧密。
3. 对“叙事进程”的动态研究
在费伦看来，叙事是读者参与的发展“进程”（progression），叙事在时间维度上的运动对于读者的阐释经验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他的分析随着阅读过程逐步向前发展。他强调阐释经验是多层面的，同时涉及读者的智力、伦理、情感和审美等多个维度。①
就不可靠叙述而言，他比布思更为关注其在叙事进程中的变化和读者相应的阅读经验。他不仅分别考察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在“事实/事件轴”“价值/判断轴”“知识/感知轴”上的动态变化，而且注意观察在第一人称叙述中，“我”作为“叙述者”和作为“人物”的双重身份在叙事进程中何时重合，何时分离。
在对叙事的整体研究上，费伦借鉴了叙事学关于“故事”和“话语”的区分（Shen, "Story-Discourse"），来解释叙事运动的逻辑得以展开的方式。他既关注故事层面的“不稳定因素”（instabilities），即“人物之间或内部的冲突关系，它们导致行动的错综复杂，但有时冲突最终能得以解决”，也关注话语层面的“紧张因素”（tensions），即“作者与读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冲突关系，这涉及价值、信仰或知识等方面的重要分歧”（Narrative 90）。值得注意的是，费伦在借用“故事”与“话语”之分时，忽略了结构主义模式与修辞模式的本质差异：前者关注的是文本自身，而后者关注的则是文本与阐释经验之间的关系。“故事”与“话语”是文本内部的两个层面。费伦对于“不稳定因素”的界定无意中排斥了读者的阅读经验，而在界定“紧张因素”时，又忽视了“话语”无法涵盖文本之外的作者与读者。我们应该看到，费伦的修辞模式关注的并非故事的不稳定因素与话语的紧张因素本身，而是读者在阐释过程中对于这些动态因素的动态反应。
4. 三维人物观
费伦在1989年出版的《解读人物，解读情节》（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中，提出了由“模仿性”（mimetic）、“主题性”（thematic）和“虚构性”（synthetic）这三种成分组成的人物模式，读者也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人物。① 在此后出版的四部专著（Narrative as Rhetoric; Living; Experiencing; Somebody）中，费伦不断运用和强调这个三维模式，并将之从人物拓展到叙事作品的其他方面。
以往各派学者倾向于从单一的角度来看人物。经典叙事学将人物视为情节中的功能或类型化的行动者，突出了人物的建构性或虚构性，忽略了人物的模仿性。此外，经典叙事学关注具有普遍意义的叙事语法，也忽略了人物在具体语境中的主题性。与之相比，不少传统批评家聚焦于人物的模仿性，将作品中的人物看成真人。费伦的三维模式克服了这样的片面性：修辞模式注重作品的修辞效果，因而注重读者对人物产生的同情、厌恶等各种情感反应，反应的基础就是模仿性——在阅读时将人物视为“真实的存在”；但费伦的模式同时考虑了“作者的读者”眼中看到的人物的虚构本质。有学者认为，费伦模式中的“模仿性”维度说明其聚焦于现实主义作品，而忽略或排斥打破模仿常规的“非自然叙事”（unnatural narrative; Clarkand Phelan）。在笔者看来，“模仿性”可用于探讨任何作品：有的作品模仿性很强，有的则很弱，有的则是“非自然叙事”那样打破模仿规约的“反模仿叙事”的作品（Shen, "What Are"）。
费伦进一步区分了人物的“主题性特点”与“主题功能”；“模仿性特点”与“模仿功能”；“虚构性特点”与“虚构功能”。所谓“特点”，即脱离作品语境而独立存在的人物特征，而“功能”则是在情节向前发展的进程中对特点的运用。也就是说，有的“特点”会发展成“功能”，有的则不会（Reading 9-14）。b其实，只有在作品中具有“主题功能”的人物特征方能称作“主题性特点”，而倘若人物性格与表达主题意义无甚关联，那么就仅仅构成“模仿性特点”。就“模仿性”来说，任何模仿性特点都具有模仿功能，这是作品的逼真性在起作用。从此处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可以看到结构主义叙事学对修辞性叙事学的影响：在建构文本诗学时，注重对结构成分进行系统和对称的区分。
三维模式有利于对人物或作品的其他方面进行提纲挈领的把握。费伦将对线性阐释经验的忠实与综合归纳有机结合，使研究既带有很强的动态感，又具有统观全局的整体感。
5. 多维读者观和交流互动观
芝加哥学派第三代的另一代表人物拉比诺维茨（Peter Rabinowitz）于1977年提出了四维度的读者观：一是有血有肉的读者（flesh-and-blood audience），其对作品的反应受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的影响；二是作者的读者（authorial audience），即作者心中的理想读者，处于与作者相对应的接受位置，对人物的虚构性有清醒的认识；三是叙述读者（narrative audience），即叙述者为之叙述的想象中的读者，充当故事世界里的观察者，认为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四是理想的叙述读者，即叙述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完全相信叙述者的所有言辞，这是四种可同时起作用的阅读位置（"Truth"; Before）。①
20世纪70年代中期，修辞批评对作者的修辞目的和理想读者的强调受到政治文化批评的强烈攻击。如果修辞批评顺应当时的学术潮流，转而聚焦于个体读者的主体性，那就会失去其本质特色。拉比诺维茨适时提出了可共时作用的多维度阅读位置，使修辞批评得以既坚持自己的立场，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攻击。布思、费伦和其他修辞批评家都采用了这种多维观，特别是对“作者的读者”和“有血有肉的读者”这两个阅读位置的区分。费伦一方面强调阅读时我们会力求进入“作者的读者”的阅读位置，另一方面又注意探讨不同读者的不同经历和身份如何导致对作品的不同阐释。不难看出，多维度的读者观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修辞批评“全面”和“平衡”的特点。
在经典修辞模式受到强烈冲击的20世纪90年代，费伦在1996年出版的专著中，声称自己的修辞研究发生了转向：以前采用的是布思创立的关注作者如何建构文本并如何引导控制读者阐释的模式，而现在则认为难以准确推断作者的意图，作者也难以控制读者的阐释，因此放弃了布思的模式，转向了关注“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的协同作用”，或者“循环往复的关系”的互动型修辞模式（Narrative as Rhetoric 19）。b进入新世纪之后，激进的学术氛围有所缓解，作者也开始“复活”，费伦在2007年出版的专著中又回归布思的模式，再次强调在作者的引导下，读者如何争取进入“作者的读者”的阅读位置，从而可对作品进行大致相同的阐释（Experiencing）。然而，这一强调“共享阅读”（shared reading）的著作受到了语境主义学者的攻击，费伦被迫再度改变立场。
其实，若能坚持区分“作者的读者”和“有血有肉的读者”这两种阅读位置，就不用变来变去。就“作者的读者”而言，作者以特定读者群为目标读者进行创作，若要正确理解作者的修辞目的，个体读者就需要接受作者的引导，力争进入其心目中理想读者的阅读位置。如果大家的这种努力比较成功，就能形成“共享阅读”。与此相对照，不同的“有血有肉的读者”受不同生活经历、社会身份和历史语境的影响，可能会对作品做出大相径庭的解读。费伦认为，作者在通过文本建构读者反应的同时，读者反应也建构了文本。而实际上，不同读者的反应只能建构这些读者自己眼中的文本。费伦强调“我们”对作者、文本、读者这三个因素中任何一种的关注“既影响其他两个因素，同时又被这两个因素所影响”（Narrative as Rhetoric 19）。其实，这仅仅涉及批评家的关注点和阐释结果的变化。在近年的论著中，费伦还关注读者对文本设计的检验（"Debating"）。但所有这些发生在阐释过程中的活动，都不能改变文本自身，也无法作用于作者的修辞目的。也就是说，费伦转向的互动模式，仅适用于“有血有肉的读者”和批评家，而修辞批评本身的特点则在于对“作者的读者”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读者”并非像西方语境主义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是一个脱离语境的概念。拉比诺维茨在提出这一概念时，说明了其对了解历史语境的要求：“小说作者为某种假定的读者（作者的读者）修辞性地设计其作品……登比（Demby）的《地下墓穴》（The Catacombs）的读者必须知道当情节发展到1963年11月22号时，约翰·F.肯尼迪会遇刺，这样小说才能制造出死亡迫在眉睫的感觉”（"Truth" 126）。不难看出，“作者的读者”是处于历史语境中的读者，如果我们要进入这一作者心目中理想的阅读位置，就必须具备相关历史知识。也就是说，这一概念实际上有考虑历史语境的要求，但这种历史化的因素由于种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Shen, "Implied" 151-54）。
6. 对叙事判断的强调
费伦十分重视叙事判断的作用，提出了关于叙事判断的六个命题（“Narrative Judgments”）。第一个命题：叙事进程中读者的叙事判断对于叙事伦理、叙事形式和叙事审美都至关重要。第二个命题：读者做出以下三种主要的叙事判断，每一种都可能会影响另两种，或者与其相交融：对于事件或其他叙事因素之性质的阐释判断；对于人物和事件之伦理价值的伦理判断；对于该叙事及其组成部分的审美判断。第三个命题：具体的叙事文本清晰或暗暗地建立自己的伦理标准，以便引导读者作出特定的伦理判断。也就是说，就修辞性伦理而言，叙事判断是从内向外，而非从外向内作出的。第四个命题：叙事中的伦理判断不仅包括我们对人物和人物行为的判断，而且也包括我们对叙事伦理的判断，尤其是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伦理。第五个命题：个体读者需要评价具体叙事作品的伦理标准，而他们的阐释可能会不尽相同。第六个命题：个体读者的伦理判断与他们的审美判断密不可分。
这里可以明显看到修辞性叙事学对伦理道德的强调。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个命题和第五个命题相冲突，因为第五个命题涉及的叙事判断是由外向内做出的，而第三个命题则明确排斥了这一方向的叙事判断。若要解决这一冲突，我们需要在坚持“作者的读者”（包括成功接受作者引导的实际读者）和“有血有肉的读者”之区分的基础上，说明前者的判断是修辞性的，而后者的判断则不是修辞性的，但也需要加以考虑，才能较为全面地说明实际阐释过程。
这六个命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修辞性叙事研究的多维度、平衡性和“诗学化”（注意对文本因素以及阐释经验进行系统区分）。
芝加哥学派的第四代：多角度的开拓创新
费伦在《芝加哥学派》（"Chicago" 148-49）中，简要提及了“迅速发展的”（burgeoning）芝加哥学派第四代的五位学者和其笔下的专著，包括约翰逊（Gary Johnson）的《寓言的活力》（The Vitality of Allegory）、纳什（Katherine Nash）的《女性主义叙事伦理》（Feminist Narrative Ethics）、申丹（Dan Shen）的《短篇叙事小说的文体与修辞》（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拜拉姆（Katra Byram）的《伦理与动态观察者—叙述者》（Ethics and the Dynamic Observer Narrator）和马什（Kelly Marsh）的《寻求母亲的愉悦》（In Search of the Mother's Pleasure）①。这些著作均在2012至2016之间面世。时至21世纪，从事修辞性叙事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开拓创新才能站住脚。费伦自己在2007年出版的《体验虚构叙事》中，将注意力引向了图像叙事、抒情叙事以及非虚构作品；在2017年面世的《某人告诉另一人》中，则将研究拓展到人物的会话交流以及“密切型不可靠叙述”等以往被忽略的范畴。
开拓创新更是成为芝加哥学派第四代学者的显著标识。约翰逊在其著作中挑战了传统的寓言观和不少学者认为寓言在现当代小说中已不复存在的观点。他从修辞的角度对寓言重新定义，并从欧美和非洲小说中提供例证，说明寓言如何以各种方式活跃在现当代小说中。纳什在其专著中将修辞理论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建构了一种新的叙事伦理理论，探讨隐含作者的修辞技巧如何促使历史语境中的读者重新考虑关于妇女权利的伦理立场。拜拉姆在其专著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动态的观察者—叙述者”，探讨第一人称叙述者在叙述他人故事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历史上的创伤和目前情形的互动，来逐步确立自己的身份。该书突出了历史、身份、叙事和伦理在现代德语小说中的关联。马什在其专著中聚焦于小说女主人公在婚恋过程中如何追寻已故母亲婚恋时的性快感，后者属于相关历史语境中的不可叙述之事，因此构成她界定的“隐匿情节”。如果说纳什关注的是情节本身的一个暗藏的层面，申丹在其专著中则打破了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聚焦于情节发展的研究传统，提出了挖掘情节发展背后“隐性进程”（covert progressions）的新的修辞研究框架（"Dual"），对一些英美经典短篇小说进行了重新阐释。值得注意的是，费伦将在中国和英国受教育、在中国做研究的申丹视为芝加哥学派第四代的学者，这表明其代表人物是否与芝加哥大学相关已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如果说结构主义叙事学旨在探讨“叙事是什么”，那么修辞性叙事学则着重探讨“叙事在作者与读者的交流中是如何运作的”。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和经典叙事学均聚焦于文本，而从芝加哥学派的第二代开始，注意力转向了作者与读者的交流；第三和第四代将修辞关注与叙事学的方法相结合，构成了“修辞性叙事学”，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全面性和平衡性。20世纪之前，批评界关注作者、文学史和历史语境；20世纪上中叶，形式主义转而聚焦于文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批评关注又转向文化、政治和读者；90年代以来读者认知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修辞性叙事学则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着力探讨作者如何利用文本资源来与读者交流。作者为了达到特定目的，面向特定的读者群（其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创作，如果读者能够成功进入这种作者预设的阅读位置，修辞交流就能成功。一般来说，不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不以把握作者的修辞目的为己任，任凭自己在阐释时任意发挥；二是抵制作者的修辞立场，进行抵抗式阅读；三是处于不同社会历史语境的读者，其自身经历、社会身份、知识水平等妨碍对作者修辞目的的把握。我们知道，无人能确定作者的修辞目的，而只能对之进行推断，但叙事研究是否以推断作者的修辞目的为己任，是否关注作者与其目标读者的修辞交流，则构成其是否是修辞性叙事学的判断标准。通过区分“作者的读者”与历史语境中各不相同的实际读者，修辞性叙事学可以同时关注修辞交流和对修辞交流的各种偏离，并同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和历史语境。相信这一流派能在具有不同偏向的学术潮流中起到一种稳定和平衡的作用，得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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