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涛 林思雨｜加速博士生自主培养的优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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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中国高教研究》授权发布
作者：周海涛 林思雨
摘要加强人才自主培养是实现国家自主创新的根本途径，加速博士生自主培养是当务之急。需激发内生动力，引导博士生增强科研自主性、提高导师指导科学性、强化高校培养主体责任；优化能力结构，提升问题提出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理论建构能力；改进评价方式，突出质量导向、同行评价和过程评价；完善学习制度机制，持续改进学习支持制度、健全分流退出机制、夯实学术交流和实践活动制度。
关键词：博士生；自主培养；优先路径
破解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的战略目标，根本要靠人才的自主培养。处于学历教育顶端的博士生，是我国实现高水平创新的生力军，加速博士生自主培养是当务之急。自1983年我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提出“走独立自主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道路”以来，学界对博士生培养研究日趋重视；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就博士生招生制度、培养基地建设、课程设置、培养方案改革、博士生培养国际比较等内容展开了诸多探讨，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我国要从跟跑、并跑走向领跑，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形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这对博士生自主培养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更高要求。在总结已有理论文献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标新阶段的战略需求，发现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优化能力结构、改进评价方式、完善学习制度机制成为加速博士生自主培养需优先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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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内生动力是加速博士生自主培养的基石
加速博士生自主培养的优先路径
马克思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充分体现出人的主体性价值趋向。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表现为人在创造历史活动中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加速我国博士生自主培养的基石在于，以人为核心，促进人的发展，促进内生动力的激发。在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增权和赋能，来提高各主体参与博士生培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唤醒博士生的自信心和自我发展意识，促进实现自我认同和专业认同。
（一）引导博士生增强科研自主性
从留学经历看，海归博士在生活上独立生存，在学术上自主探索，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即自发的主观能动性和内生性的热情、兴趣和动机促使其坚持完成研究工作。欧洲大学的博士生大多具有合同制雇员身份，通常不被看作是纯粹的学生，而被视为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研究者，拥有大量自由时间挖掘真正感兴趣的研究问题，不断打磨研究计划，深入开展科研工作。然而国内有的被当作“科研好苗子”培养的博士生最终“逃离科研”，其原因之一是对科研失去了兴趣和热情，消退了学术动力。实际上，内在动机是激发创造力的核心，历史上一些伟大学者往往具有强烈的内在动机，保持研究激情，才能富有可持续的学术生命力。正是开放的、长时间的、自驱动的“浸泡”，他们才得以真正找到自我，发现激发内心兴趣的研究问题，做出不朽的成就。
首先，引导和唤醒博士生热爱科研的自主性。出于内部驱动的博士生学术热情、能力及抱负最高，能够更好地应对读博期间的各种压力。关注并培养学生的兴趣，认可研究本身的意义感，是吸引学生坚持科研的重要原因，能否认识并靠近伟大事物是研究生能否成为研究者的根本所在。因此，需增强博士生对学术事业的使命感和价值认同，厚植科研情怀，提高探索科研的自我效能感。
其次，尊重和爱护博士生崇尚创新的自主性。创新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不浮躁的学术环境，需要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需要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真正的创新，是在环境氛围熏陶下一种内生性自发性的生长。因此，为博士生培养提供适宜的土壤，激发每个人内在的创新活力和动力，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做好更多热爱科研、擅长科研的人才储备。
再次，帮助和维持博士生加强自律自觉的自主性。自律是自己从内心认可、自觉自愿地遵守规律生活的一种选择。更充分地探索自由，意味着更高要求的自律自主性。科研不是一条只有平坦而没有坎坷的康庄大道，不是轻而易举、随随便便就可以取得重大突破的，越是创新性问题越是需要攻坚克难。因此，要帮助博士生增强百折不挠的意志力，提升独立思考的判断力，锤炼滴水穿石的持续力，练就真本领，求得真学问，促进内生发展，保持学术热情，主动自觉获取成长的各种养料，为我国自主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提高导师指导科学性
国外大学通过终身教职制、学术休假制等推动教师潜心育人和进修提高，由此导师可以有更多指导博士生的时间和空间。随着国内高校“非升即走”聘任制的改革，强调绩效成果的考核制度，一些教师陷入纷乱和琐碎的事务，“碎片化、忙碌和节奏的些许失序”成为一些高校教师的工作状态和职业生态，引发高校教师的时间焦虑。一些高校教师自己教学科研任务繁重，分身乏术，更遑论有充足的时间精力悉心指导博士生，共同探索“闲逸的好奇”。而随着压力的传导，有的博士生忙于各种琐事，无暇顾及自己的研究兴趣，疲于应付各种指标任务，缺乏独立自主性，因此需扭转不利于创造活力的维持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情形。
其一，强化育人为本理念。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工作，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特性。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在促进博士生质量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进一步明确导师的立德树人职责，坚守育人初心，把博士生的成长发展放在第一位。听取学生的声音，关注学生的需求，尊重学生的人格。顺应经济社会变革、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时代新趋势，培养博士生长远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竞争力。
其二，不断优化师生关系。良好的学术共同体和师生关系是影响博士生学术获得感、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博士生是否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重要缘由。相互尊重、和谐稳定的高质量师生关系，有助于激发和提升博士生的创新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导师与博士生是学术伙伴，要加强互动交流、平等对话，相互理解与支持，建立共生共融的师生命运共同体。
其三，加大导师指导强度。“强导师指导-强组织氛围”模式下博士生的学术能力产出和提升程度最高，导师指导程度较弱的散养和孤独模式下的博士生时间投入难以转化为能力产出。完善学术治理体系，优化学术生态，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将导师从“繁文缛节”中解放出来，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加大指导的强度和力度，当好博士生学术生涯的“引路人”。
（三）强化高校培养主体责任
“学术自由”“教授治学”是大学的传统，在活跃学术氛围、鼓励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了招生、教学、科研等七方面的高校办学自主权，但在落实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权责不清、行使不彻底、效果不突出等问题。需明确博士生培养的权责边界，提供坚实的综合保障。
一是增强责任担当意识。高校是博士生培养的责任单位，要发挥高校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进一步明确高校的职责与义务，树立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办学理念，主动担当时代赋予的培养创新人才、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积极开展博士生教育改革与探索，不断提高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
二是优先支持博士生培养。高校要深刻认识到博士生培养的重要战略地位，协调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配置相应的人财物资源，为博士生创新发展创造良好的教学科研环境，支持鼓励博士生成长成才。
三是落实高校博士生培养自主权。要不断完善法律条款，结合我国国情，赋予高校更充分的办学自主权，给予高校博士生培养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增强博士生专业、领域等设置的灵活度，适度下放高校博士教育管理权。协调好大学与政府的权责关系，优化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激发改革内生动力，依靠高校的自主自觉性推动我国博士生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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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能力结构是加速博士生自主培养的内核
加速博士生自主培养的优先路径
为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推进，博士生的核心素养更加强调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论证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推动创新发现的理论建构能力。博士生阶段的学习研究，不再仅仅是学习获得知识，更是生产创造知识，需要突破已有的理论和实践边界，为扩展人类知识作出贡献。
（一）改进提出问题能力
随着应届博士生、直博和硕博连读比例攀升，一路升学上来的博士生比例也在增加。长期生活在大学校园的博士生，热衷于从校园到校园，从理论到理论，缺乏丰富的实践机会和产教融合平台，致使一些博士生对专业实践的感知能力弱化，对现实问题关注不够，视野相对窄化，专注于自己所研究的“一亩三分田”，对自我缺乏深度认识，对外部世界及其变化不够敏锐，没有确立并掌握提出问题的意识和方法，难以发现现实中真正潜在的创新“窗口”，不善于提出真问题和大科学问题，这正是需要破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难题的突破口。
首先，增强触发问题的能力。所谓触发，是指由一件事感悟到其他的事。博士生在阅读文献时不能仅仅拘泥于文字本身，学会读无字之书，加强联想和想象，将一篇文献中的某句话、某个观点与平时读过的其他文献相联系，与某个理论相补充，将文献中看到的问题与现实的生活相交涉，得到印证，产生关联，获得新的触发和体悟。
其次，增强捕捉问题的能力。在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更加强调博士生具有敏捷的捕捉能力。在校园学习、实验实习中加强观察训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增强信息检索能力，及时抓住事物特征、把握信息关键、分清主次轻重，留心记录平时头脑中产生的灵感火花，逐渐提升对复杂多变世界的感知敏锐度，善于发现新问题。
再次，增强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力。深化博士生对本土国情的认识和理解，扎根田野，关注学术前沿；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之中抽丝剥茧，总结关键问题，提炼核心要义；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训练中强化问题导向，学会增删取舍，凝练符合现实情况的科学问题。
（二）提升逻辑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是能进行整体思考、概括、分析、推理，从而条理清晰地表达思维过程的能力，是构建系统理论、阐述研究新发现乃至创生新学科的必备素质。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博士生需拥有良好的逻辑能力，能在诸多知识碎片中建立联系、抽象概括，形成条分缕析的整体性系统性理解，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知识，提出体系化的理论。
其一，重视逻辑的力量。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对提高科研能力大有裨益，要增强博士生对逻辑思维的重视和信赖感。帮助博士生建立清晰的专业学术概念，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开阔眼界和视野，把握事物的本质，增强表达的准确性，使得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
其二，学习逻辑的原理。促进博士生了解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基本形式，学习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比较、因果、递推、逆向思维等逻辑思维方式。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学会透过现象洞察本质。
其三，运用逻辑的方法。博士生若没有接受充分的科学思维训练，便难以很好地掌握做科研的基本逻辑工具和方法。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增设现代逻辑学的相关课程，提升分析推理能力；同时引导博士生平时有意识地开展思维训练、写作训练和辩论活动，培养思考表达能力，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扎根本土，放眼世界，提出新理论，开拓新领域。
（三）提升理论建构能力
建构能力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表现，强调主体的主动性，可基于已有知识经验生成意义、达成理解。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博士生在批判性思维、提出研究问题、学术写作等学术能力培养方面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在既有匿名评审制度和学习年限规定下，国内博士生选题较为规整、保守和四平八稳，争议性、原创性、探索性、风险性较高的题目鲜有人问津，有的唯西方理论是尊，缺乏发展中国本土科学体系的自信，开展了许多追随、模仿和验证性工作，主体性较弱，强调对理论的阐释和解读，鲜有理论建构与创新。从深层次看，既需增强专业自信、敢于建构，也需强化创新意识。
一是提高概念建构能力。激发博士生不迷信权威、敢于批判质疑的创新意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置身新的情境中，通过重新认识、加工和编码，主动搭建和自身研究相契合的概念框架，形成与我国社会文化相融合的本土概念。
二是提高观点建构能力。建构的过程需要独立思考，形成批判性思维。博士生的培养过程要强调批判性思维的训练，重视对学习研究内容的审辨分析和问题意识，突出基于数据和事实的“实证研究”，建构自己独到的观点，提出对基础前沿领域和核心技术问题的新认识，发表对我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新见解。
三是提高体系建构能力。营造“反对平庸的精致，鼓励粗粝的创新”的氛围，树立专业学科自信，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从中华传统文化和改革创新实践中汲取精华，探索建构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体系，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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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评价方式是加速博士生自主培养的杠杆
加速博士生自主培养的优先路径
评价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风向标，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和高校师生行为倾向，还深刻影响全社会的教育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教育科研生态。评价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应突出质量导向、同行评价和过程评价。
（一）突出质量导向
欧美高校大多未把发表论文与博士学位授予挂钩，而把高质量的学位论文作为主要标准；国内一些培养单位仍以论文成果来评价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对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刊物级别均有要求，存在以刊评文，重数量轻质量，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出现对SCI、SSCI、CSSCI的“标签式崇拜”，“发了多少篇核心期刊”“影响因子高达多少”成为博士生的日常关切，追逐热点、快发文章、发好期刊成为讨论的焦点。从长远来看，需要培育长期耕耘、扎实稳健的研究风格，形成甘坐冷板凳、十年如一日地钻研艰难却具有重大创新价值问题的学术氛围。
首先，重视博士生课程质量。高质量的课程教学不仅有助于提升博士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对博士生学术思维和品质也具有正向作用。高校管理与考核应重视博士生课程质量评价，引导加强跨学科、前沿性课程建设，将课程质量提升效果纳入教师评价范围。
其次，重视阶段性成果质量。突破“唯论文”藩篱，针对不同学科特点以及不同类型的博士生，建立多样化的阶段性成果评价机制，将专利、报告、发明、艺术作品、社会贡献等纳入学术水平评价内容，打破发表论文的数量及刊物级别的硬性规定，形成代表作制度，突出内容质量。
再次，重视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目前我国很多高校衡量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标准主要依赖于查重检测和外审，对学术创新和知识贡献关注较少。应加强对博士学位论文的高质量和创新性的重视，并将其作为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鼓励开展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探索，扎根实践和社会贡献，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从外延式的数量评价转为内涵式的质量评价。
（二）突出同行评价
同行评价，尤其是小同行评价，对学科划分日益细化、专业程度日益艰深的博士阶段研究具有重要的把关和指导意义，有助于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质量。国外博士论文普遍采用同行评价，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评审程序，主要包括“系内博士答辩委员会评审——系里学术委员会评审——教育学院博士论文评审——学校研究生院评审”；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博士论文答辩由导师向学院申请，提出充分的证据邀请两位熟悉学生研究领域的行业内评审专家。我国高校虽然也设置了学位委员会，但一些培养单位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发挥作用不突出，有的较多依赖第三方评价主体，高校主要通过建立外部标准来对博士生培养进行评价，自身参与程度弱化，亟需加强学术同行的实质性评价工作。
其一，完善同行评议规则。要尊重学术自由，完善学位委员会、论文评阅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建设，发挥学术同行的“守门人”作用。建立公开、客观、公正、清晰、可操作的同行评议规则和标准，加大“创新性”“原创性”等指标的比重。
其二，建立同行专家库。要建立科学的同行遴选标准，充分考虑学术道德、科研能力、研究方向、评价水平等因素，完善同行遴选机制，实行动态调整。借助文献与引文数据库，建立审稿评议的同行专家库，准确选定对口的评审专家。
其三，健全同行评价申诉与复议制度。若对同一篇博士论文存在分歧较大的评审意见，博士生对评审结果有异议，可依照相关程序提出申诉和复议申请。成立专门的申诉复议机构，完善评价异议处理办法，设立监督反馈机制，充分保证学术评审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三）突出过程评价
评价是一种测量，目的是帮助博士生不断向上向好，促进原创性成果的诞生。美国博士生学位论文评阅过程由导师全程参与，有责任保证研究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欧洲博士生学位论文采用实名评阅，由校方评阅委员会根据意见综合考虑是否授予学位。欧洲博士生教育日益强调过程评价与形成性评价，从关注最终产品的学术论文到强调关注博士生的成长过程转变。为保障公平公正，克服“人情”与“关系”的影响，我国博士学位论文多采用双盲、匿名评审制度，通过之后才能参加答辩，若盲评为“一般”，有的学校视为风险论文，捆绑停止导师招生资格一段时间的整改措施。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选题的创新性，较难保障匿名人的评阅履责落实情况，需改进过程评价。
一是加强前期选题评估。结合博士生的个人背景、研究动机、能力素质等因素，通过导师评价、学生论证、专家评议等环节，立足创新性、可行性、重要性、有效性等多角度开展选题评估，及时反馈不适宜的选题情况，引导博士生修改或更换选题。
二是强调中期过程追踪。除了导师的指导责任外，落实开题答辩委员会的评审责任，对论文执行情况进行过程追踪，进一步验证研究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记录研究投入情况，为后续评价提供依据。
三是改进后期综合评判。博士论文评审应在公平透明与鼓励创新之间把握平衡点，探索科学的评价方式。理性看待盲审的作用，引导培养单位向培养过程要质量，帮助导师、博士生集中精力做研究，而不是应对规则。建立档案记录制度和管理数据库，落实开题、中期考核到毕业答辩各个环节的责任链条，结合博士生的自我发展评价进行综合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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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学习制度机制是加速博士生自主培养的保障
加速博士生自主培养的优先路径
完善博士生学习制度机制，有效配置和整合利用各类资源，增强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是加速博士生自主培养的保障，应在学习支持、分流退出机制、学术交流和实践活动制度等方面下工夫。
（一）持续改进学习支持制度
国外大学博士生学习时间相对较长，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各个领域从开始博士项目到获得博士学位的修业年限中位数为5.8年，其中最长的是人类学专业，修业年限中位数为7.2年，最短的是化学工程、土木工程、工商管理等专业，修业年限中位数为5年。美国各个领域获得博士学位年龄的中位数为31.5岁，在26~30岁、31~35岁、36~40岁、41~45岁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分别为44.1%、31.1%、12%、5.3%，还有6.9%在45岁以后获得博士学位。其中，最年轻的是物理和地理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中位数为29.6岁，最年长的是教育学38.5岁。美国大多数的博士生项目可以接受本科毕业生申请，其课程实际包含了硕士博士两个阶段的训练，过程考核严格，加上需要从事助教（TA）、助研（RA）工作等原因，学习年限相对较长。在我国第一批公布的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有70%左右的高校博士生培养实行4年制的基本学习年限，20%左右高校实行3~4年制，还有少数高校实行3年制，其中不乏节约一年培养成本的因素，也和改革开放后亟需人才，强调“快出人才、早出人才”的历史背景有关，但只强调短平快，忽视人才培养周期，将影响我国博士生的整体水平。尽管普通国内博士生有2~3年的硕士前置学习经历，但在不同培养单位、不同研究团队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学习时间的总和与一个完整培养周期的效果仍有距离，需要完成课程学习、选题、撰写打磨论文、论文发表、学位论文答辩、寻找就业岗位等任务。此外，在项目申请和就业时，一般会有年龄限制，如有的单位要求应届博士不超过35周岁。加之虽然大部分学校规定最长学习年限可以延期至6年，但缺乏配套的延期保障机制，由此造成学习年限紧张，难以安心从事长时间的基础研究等问题，需进一步完善学习支持制度。
首先，设立弹性学习年限。引导培养单位建立基本修业年限为4年的弹性学制，根据博士生的不同特点制订个性化的学习时间和人才培养方案，保障有一个合理节奏的培养过程。同时，营造自由宽松包容的学术氛围，突破博士生发展的年龄桎梏，促进终身学习、弹性学习、实践学习。
其次，健全博士生资助体系。“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有利于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加快学业完成进度。要保证资助投入的及时性和充分性，坚持公平与效率原则，优化“生活补助、科研劳务、成果奖励”相结合的资助结构，让博士生无后顾之忧，安心从事科研工作，发挥资助的激励作用，产生更大的学术收益。
再次，配优心理咨询与学习顾问。随着学术竞争与求职压力的“内卷化”，博士生群体面临焦虑或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针对性的学业支持有助于改善博士生的心理健康状态。要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中心和学业咨询支持系统，为博士生提供心理咨询、学术发表与写作咨询、职业生涯规划咨询等服务，促进博士生的健康成长和可持续发展。
（二）健全分流退出机制
美国大学设有博士分流退出渠道，提供各种原因不适合继续读博的学生改换发展的通道。比如，斯坦福大学将博士生分流淘汰嵌入培养的全过程，将分流淘汰与前期预警、后期保障相结合，建立人性化的补偿机制，将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功能落到实处。虽然我国一些高校开始施行分流退出机制，但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许多障碍。一方面，考虑到招生和培养成本，学校和导师难以真正落实分流退出机制；受到高等教育“严进宽出”模式的影响，社会上将退学等同于“失败者”，博士生自身难以接受和承担相应的成见。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配套机制，分流退出的具体判断标准、操作程序、权责分配不明晰，退出后带来招生名额的损失，分流转硕对直博学生较为适宜，对于已经获得硕士学位的普通博士生没有太大实质价值，也缺乏退出博士生的就业派遣落户等配套制度设计，管理上有待补齐短板。
其一，建立监督与保障机制。分流退出是为了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需建立全过程的人才培养质量监督与保障机制，严把招生关，在招生环节深入考察和选拔真正具备科研潜质的后备人才。在培养过程中加强对博士生质量的监督，建立学业支持保障机制，细化分流退出标准与操作程序，重点监督资格考试、中期考核等环节，对确实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博士生及早分流与干预。
其二，建立预警与反馈机制。建立培养管理数据库，开展大数据分析，设计预警与反馈系统，了解博士生的学业科研状况和心理状态，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发出预警，生成反馈信息，给培养单位、导师和博士生提供建议，及时开展帮扶与矫正引导工作。
其三，建立调整与补偿机制。动态调整招生名额，对过程中因分流退出而流失的培养名额进行相应的补偿。开通分流退出博士生的转硕、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派遣服务和心理疏导工作，保障其合法的权益。
（三）夯实学术交流和实践活动制度
自主培养强调扎根本土、自立自强，培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创新人才。这并非闭关锁国、故步自封，成为井底之蛙，而要坚持对外开放，参与国际交流，借鉴他国先进经验。立足国内与面向世界是辩证统一的，二者并不矛盾。我国自主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应既是国内领先，又是世界一流；既能服务本土，又能参与国际对话。已有研究表明，国内外学术交流机会越丰富，博士生培养满意度越高。夯实学术交流和实践活动制度，对于有效提高我国自主培养博士生质量具有积极影响。
一是加强同伴交流。同伴是博士生获取信息与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是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的影响因素之一。通过组织博士生论坛、学术沙龙、读书会等活动，深化同伴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密切朋辈关系，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二是加强会议交流。一方面，加强国际交流，建立鼓励博士生参与国际会议的相关支持制度，全覆盖融入国际交流活动和培养项目，树立全球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开拓国际视野，学会国际表达，加强国际合作，提升我国自主培养博士生的全球公民责任感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促进国内交流，在培养单位内部建立相互访学、合作交流等机制，召开各类学术会议与论坛，搭建学科内部与跨学科交流平台。
三是加强专业实践。加强教学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活动的制度安排，为博士生提供更多参与实践的机会。加强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交融中增强本领、提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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