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辛亥革命与湖州③：湖州辛亥革命群英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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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特邀作者：沐辛渐
据《南浔镇志》记载：“辛亥革命前夕，张静江受孙中山之命，从巴黎回上海，与宋教仁、陈英士、廖仲恺、蔡元培、谭人凤、庞青城、周柏年、周佩箴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推陈英士当会长，设立同盟会上海支部。”南浔在清末得地利之便与风气之先，迅速发展成经济重镇，而南浔籍同盟会员在跟随孙中山先生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毁家纾难，不仅投身革命活动，且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了辛亥革命。
即便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初生的民族资产阶级走向共和的道路依然布满荆棘：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国，密令浙江督军朱瑞破坏革命烈士秋瑾坟茔；1913年3月，袁世凯密使国务总理赵秉钧派人在上海沪宁车站暗杀宋教仁，孙中山当即从日本返回上海号召“二次革命”，声讨袁世凯；1916年5月18日，受袁世凯指使的张宗昌派出程国瑞，假借签约援助讨袁经费，暗杀陈英士……历史在尚未寻找到新的发展道路时危机四伏，而南浔籍的同盟会志士在当年阴云密布的艰难岁月里，仍能以坚忍不拔的意志走向民主共和的曙光。
湖州海岛教案是清末的一场争地纠纷，当事双方为湖州地方士绅和美国南监理会。通过谈判、起诉等诸多方式，湖州地方士绅经过近七年的不懈努力，最终收回了失去的大片土地。海岛教案是晚清教案交涉中少有的通过法律途径成功解决的案例之一，南浔士绅刘锦藻、张弁群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事件的起源要追溯到1902年春，美国南监理会派遣传教士韩明德等来到湖州，向归安县令朱懋清表示，希望购买土地为教会兴建教堂和医院。朱懋清向传教士推荐了位于湖州城北门内飞英铺的一片地：海岛。根据晚清教会购地之章程，有主之地的交易，必须取得土地所有者之同意，签订转卖契约后交由官府盖印过税方为合法。为此朱懋清曾专门派人协助传教士与上述土地所有者交涉土地买卖事项。韩明德发现海岛地区有部分“荒地”，也希望购买。朱懋清在没有核实土地来源的情况下，把这十亩“荒地”，估值四百元转卖给南监理会，然而实际上这片荒地是府学尊经阁的地基。韩明德还提出另买旁地以置换颜鲁公、曹孝子二祠之地，典史史悠斌和千总柳寿春为换地契约签押作保，经朱懋清同意并为之盖印、写入告示。1903年丁燮继任知县后亦不到地履勘，即为教会其他投税各契盖印放行。韩明德依据史、柳所签押之换地契，将尚存之曹孝子庙拆除，另在左边空地照式重建一座，丁燮亦不阻拦，甚至派差役驱逐曹孝子庙之看庙人，以助拆迁。韩明德随后在土地上构筑围墙，并将府学旧有之敬一亭、绎志亭、射圃等地基，以及部分民地荒地皆圈占入内。直至此时，湖州士绅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湖州府学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历代屡毁屡修，至清末尊经阁、颜鲁公祠等已成废墟，唯曹孝子庙尚存。洋教士圈占文庙建筑之地基，拆除忠孝二祠遗址兴建洋房和教堂，这不啻刨了儒家祖坟，在晚清洋儒关系紧张、教案迭起的背景下，强烈刺激了儒家知识分子。湖州士绅闻讯群情激愤。以南浔“四象”之首刘家的代表刘锦藻率领湖绅向韩明德提出交涉，韩称上述土地早经县令通告转卖完毕，对士绅们的要求不予理睬。
从此，以湖州士绅为代表的当地群众，为争回被侵占的土地，与洋人进行了长达近七年的斗争。湖州籍官绅先后向归安县令、浙江巡抚以及都察院、外务部等多部门呈控，并托人入内廷奏报，其中有时任修订法律大臣的湖州人沈家本，希望通过行政渠道争取利益。1904年，朝廷连发两道上谕，要求浙巡抚聂缉椝查办此事。浙抚不敢怠慢，速派官员赴海岛勘察界址，先后与湖州士绅、传教士和美国驻杭领事安得森(G.E.Anderson)等会商。谈判虽有一定进展，无奈最终未能达成协议。行政程序走不通，湖州士绅们决计将南监理会和韩明德告上领事法庭，走法律程序。案件的焦点在于韩明德购地是否合法和原合同是否有效。然而判决的结果仍然离湖绅之诉求相去甚远。法律程序走不通，士绅们开始借用群众反洋教的力量。韩明德胜诉之后，在土地上加紧施工，湖州民众愈加不满。湖绅呼吁举行一场大型集会抗议，舆情越发紧张。湖州绅民异常愤怒，遂号召湖州府七县商民举行集会，抗议韩明德之悔约行为。浙江巡抚增韫深恐集会酿出杀人毁堂之举，极力劝慰民众，表示已派官员与美国领事进行交涉，希望湖州绅民切莫轻举妄动，以免贻人口实。刘锦藻等士绅也对湖州民众再三劝慰，称将采取合法途径解决此案。经过仔细商议，湖绅决定将此案诉至新成立的美国驻华法院，时称“美国按察署”。
1907年4月，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在上海召开，南监理会会督韦理生(A.W.Wilson)也前往出席。湖绅抓住机会，请张弁群为代表赴上海向南监理会高层详细陈述此案。随后韦理生派基督教监理公会牧师蓝华德（W.R.Lambuth）为全权代表，与美国监理会传教医师柏乐文(W.H.Park)同赴湖州与士绅进行谈判。蓝、柏二人与湖绅代表亲赴海岛地界履勘、丈量。时值大雨，众人跋涉于泥泞之中，不辞辛苦，至此蓝华德方知韩明德占地之真相。随后双方磋商两日夜之久，终于达成协议。此次索回的土地比原合同的二十亩之数还要多。湖州士绅们认为该合同条款用语非常得体，显示了双方的平等和善意，蓝、柏二人对此结果也甚为满意。但韩明德不同意，官司继续打下去。
在法律交锋的背后，双方仍旧在积极寻求和解的契机。经过数日艰难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和解协议。协议规定，在蓝华德合同划界基础上，湖州士绅们需将东面围墙附近的一块地划还给教会，此外教会基本依照蓝华德合同所定界限退还土地，但需将地契转交士绅而非官府；公地因无地契，可免还地契；教会应当在判决5个月之内将应归还土地上的建筑物拆除，由湖州士绅们再额外支付1500元，作为赎回土地和教会拆除医院、修整土地的费用；此外，士绅还承诺，愿意在土地转换、盖印等事务上帮助教会。至此，海岛教案终于以湖州士绅的胜利结束。
海岛教案是清末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湖州地方的一个缩影，这面多棱镜不仅折射出中西双方在文化、利益与法律层面的冲突和湖州士绅群体接轨世界的努力，清政府在地统治的系统性失效也昭示了旧体制是阻碍中国进步的桎梏，湖州尤其是南浔的士绅必然会寻找新的出路。
周佩箴(1884-1952)，原名周延绅，以字行。早年由于家境不佳，弃学进入商界，因叔父周昌福与上海籍巨商徐润(号雨之，1838-1911)有世交，遂进徐氏房地产号宝源祥工作，由办事员逐年提升为总账房。旋被同乡亲友张静江聘请任上海通义银行及通运信托公司经理。因张静江介绍和工作上的接触，结识孙中山，1905年参加同盟会，为辛亥革命积极筹措经费，深为孙中山所器重。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上海支部成立时，周佩箴当选为评议员。1911年为光复上海和杭州，同盟会上海支部与光复会为团结反清，共同组织光复军，分别攻打上海制造局和浙江巡抚署，周佩箴担任秘密联络员。杭州光复后周佩箴应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之邀，出任浙江省官产处处长。
1919年宋教仁遇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掀起讨袁风潮。周佩箴闻讯即托病辞去浙江省官产处处长之职。当时，戴季陶自沪来密电，周佩箴便立即离杭赴沪投入反袁运动。1916年周佩箴曾陪侍孙中山到杭州、绍兴、舟山等地考察。为筹措革命经费，根据孙中山指示，由沪地工商界人士筹办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20年2月正式成立，周佩箴任常务董事，虞洽卿为理事长，张静江为监察。这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纷纷以经纪人身份参加交易所活动。接着周佩箴又参加上海市总商会，被推选为会董。当时周佩箴曾捐赠大量图书给上海总商会图书馆，名书法家、同乡沈尹默深为赞许，特撰文介绍周佩箴的事迹。
1923年孙中山为加强中国国民党本部财务工作，于是年1月26日委托周佩箴为本部财务部副部长。由于周佩箴在推动上海工商人士拥护革命、打倒军阀，特别在筹措革命经费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孙中山在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曾以一全身照片亲笔签名赠送给周，并以“天下为公”为横幅赐赠，上款为“佩箴兄属”以资勉励。其后，周佩箴追随孙中山赴粤参加北伐革命，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厅长、广东沙田清理处处长、广东全省护国军司令、黄埔商埠公司执行委员。1927年北伐胜利后，改任上海中央银行行长，并任财政部杭州造币厂厂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其后任审计部主任秘书兼总务处处长、邮政储金汇业局监察委员、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兼代总经理、亚东银行董事长等职。抗战时期，周佩箴离沪赴渝，除继续担任上述三银行职务，并兼任战时劝募公债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周佩箴由渝返沪，继续担任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亚东银行董事长及交通银行常务董事。
周佩箴在中国近代金融界任职40年之久，他一生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是金融界、财政界的后世楷模。1997年，周佩箴的骨灰由后人护送至南浔陵园安放，终于实现了他生前叶落归根、回归故乡的愿望。
庞元澄(1875-1945)，原字清臣，后改字青城，号渊知，系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秀才。庞家是南浔“四象”之一，清末又成为对外贸易的巨商，给庞青城提供了接受新文化新思潮的有利条件。庞青城与张静江系姑表舅甥关系，从小往来密切，向往民主。从改字一事可以知晓青年时代庞青城的反清革命倾向：当年庞云鏳望子成龙，向清政府献银10万两赈捐豫直灾害，其兄庞元济受慈禧太后恩赏官职时，庞元澄却拒领例赏，改字青城，青者年轻，并寓“青出于蓝”之意。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但新思潮已冲击了封建统治，废科举，教育从新，兼习西学。庞青城随兄庞莱臣赴日本考察回国后，于1901年独资创办了浔溪公学，建校舍于南浔镇东栅上塘原“宜园”的东邻，聘杭州名流、清末维新派叶翰为校务主任，教师中多佼佼者，如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山阴人杜亚泉、国民党元老绍兴人邵力子，安徽的周梅泉等。浔溪公学仿日本学制，为南浔最早的中学堂，原国民党要人朱家骅、张乃燕及新闻学家黄远庸等均曾在该校读书。在杜亚泉的悉心治理下，浔溪公学很快走上正轨，设置了图书馆、仪器馆，学校面貌一新。对此，蔡元培曾赞叹说：“吾是时击节叹赏，以为吾国学校界，以吾所见，殆无若浔溪公学之善者也。”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组织“爱国学社”，宣传革命，两江总督魏光焘密奏，查禁严办。因蔡元培曾任浔溪书院山长，与庞青城过从甚密，浔溪公学因而停办。不久，庞氏兄弟提倡西医，在浔溪公学原址办起了浔溪医院，并聘吴彦臣为院长，同济大学医科毕业的杨辑五为副院长兼外科主任，南通医学院毕业的郁冠球为内科主任。浔溪医院因设备较全，医疗上乘，收费低廉，为病家称颂，成为江南水乡颇有声誉的乡镇医院。抗战胜利后，原浔溪医院隋兆样医师在百间楼河东地段沿用浔溪医院之名开设诊所。1906年马相伯为抗议帝国主义势力干涉中国教育，在上海募集资金创办复旦公学(1917年改名复旦大学)，庞青城列名复旦公学劝募公启。
张静江结识孙中山之后，即把时任上海通运公司总理的长兄张弁群与时任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的舅父庞青城推荐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为同盟会会员。张静江还建议孙中山日后去上海活动时可借住庞家。庞青城的别墅在上海英租界戈登路7号(今江宁路336号)，雇有白俄保镖，比较安全可靠。据庞青城之女庞莲回忆，这幢别墅是父亲亲自集资六万两而建造的一幢英国堡垒式洋房，内有大小房间42间，其中西式客厅里常挂着一幅照片，内有孙中山和宋庆龄、秋瑾、庞青城、孙科及孙中山的两个女儿，还有一众革命元老。花园里设有网球场，占地约10亩。由于房子设计奇特，客人往往进门如入盘陀路，不经指点难以出门。后来孙中山与宋庆龄到上海就住在庞青城家中，庞青城精心接待保护孙中山，并捐巨款支持革命，与孙中山建立了亲密关系。庞家也成了革命联络点，一度成为同盟会财政部的临时办事处。当时辛亥革命要人，如黄兴、宋教仁、于右任、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周柏年、吴铁城等经常出入。
上海军政府为蓝天蔚北伐饯行合影。中坐左起第四人为陈英士，第八人为王一亭；后排左起第一人庞青城，第九人为姚勇忱。
庞青城结识孙中山之后，不仅在经济上支助孙中山，而且也直接参与了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胜利前夕，张静江受孙中山之命，从巴黎回到上海，与宋教仁、廖仲恺、陈英士、蔡元培、周柏年、周佩箴等人，在上海公共租界马霍路德福里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庞青城是核心人物之一。1909年，浙江咨议局成立，庞青城当选为议员。宣统三年，为光复上海和杭州，陈英士、王金发等组织敢死队，分别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杭州军械局和浙江巡抚署，庞青城出巨资支助。据说，攻打上海制造局敢死队所需费用，一半由庞青城支助。其后，庞青城又以近万元资助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后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将总统职位让给了袁世凯。庞青城知袁世凯心怀叵测，辞职不去北京。1913年宋教仁遇刺事件震动全国，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庞青城、张静江竭力支持陈英士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并与部分浙江省议员致函浙江都督朱瑞，揭露袁世凯阴谋称帝，破坏民主革命，要他宣布独立，一起声讨袁世凯。岂知朱瑞早已被袁世凯收买，受命镇压讨袁活动。朱瑞派旅长叶颂青带兵到南浔，召集地方绅士，通缉查抄张静江和庞青城，并查封了庞青城在南浔筹办的浔溪造纸厂。
1916年，袁世凯派人在上海暗杀陈英士，庞青城亦被列入黑名单，他被迫与子庞衡及周柏年等流亡日本，直至袁世凯称帝失败病死，始回上海，继续支持孙中山革命。庞青城流亡后，英国商人白莱先生偕同家人就住进了庞家，正门换上了这位英国朋友名牌，以“外国人住宅”为掩护，避免袁党爪牙来抄查。戈登路7号这幢别墅后来因庞青城为孙中山筹集经费抵押给了别人。押款不足筹划的数目，庞青城又将江西路、虹口的地皮一并变卖。
庞青城与夫人合影像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危，庞青城应召前去探病，始终侍候在侧。据说孙中山病逝后，庞青城是主祭人。孙中山丧事处理完毕后，庞青城就在上海做寓公，不问政治潜心于书画碑帖，鉴赏奇石。他工书法，爱好藏书，辟室自题“百柜楼”，与文化界知名人士梅兰芳、徐悲鸿、吴昌硕等往来，徐悲鸿为其作骏马图祝寿。庞青城的好友、辛亥革命元老居正被蒋介石囚于上海龙华某地时，庞青城亲自出力营救，并得以释放。1945年，这位一生致力于革命事业的南浔奇人病逝于上海，终年71岁。
周柏年（1880-1933），原名周延龄，一名周觉，字君鹤，光绪二十五年（1899）中秀才，但已接受新思潮，追求维新。
周柏年20岁负笈东瀛，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8年与陈英士一起回国，任职于同盟会上海支部，周柏年任评议员兼常务议员，与革命党人于右任、朱少屏、戴季陶等时相过从。当时于为《民呼报》总理，朱为《民立报》经理，戴主持《民权报》笔政，三报的经费由张静江的世界社拨给。辛亥革命前夕，为加强同盟会组织，张静江受孙中山之命，于1910年从巴黎回上海，在马霍路德福里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陈英士任会长。上海设支部，并成立文化团体“世界社”为革命党联络点，由周负责。周柏年手下有两个得力人员，一是徐崇，后来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印铸局局长；另一是何浏生，后改名何思敬，共产党员，解放后为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周柏年与“三报”职员中的宋教仁、杨千里、汪绮云等革命党人过从甚密，鼓吹革命不遗余力。他经常往来于上海、香港和广州间，与胡汉民、汪精卫、蔡元培、冯自由、于右任、居正、张继等联络，组织武装力量。辛亥革命前夕，在上海参与陈英士等组织光复军。陈英士和周柏年相商，由周秘密刻制印章，张贴革命文告。周一口承担，即嘱咐“新世界”（“新世界”商店系世界社所设，名为经营印石文具，实为革命党联络站）雇员盐城人底奇峰刻制；在攻打制造局战斗中周参与组织敢死队，到处张贴光复军布告。上海光复后，成立军政府，陈英士任都督，曾委周柏年要职，但周坚辞不就。后任《民权报》驻北京代表。
1913年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加强镇压南方反袁革命势力，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殒命，反对派遭到恫吓。是年7月，袁世凯密令他的爪牙浙江都督朱瑞镇压反袁活动，并派部队到南浔，包围民团局，解散地方团队，收缴全部枪支弹药，通缉张静江和庞青城，抄了他们的家，封了庞青城筹办的青城造纸厂。为此周柏年偕庞青城全家和张继一起被迫东渡，流亡日本。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周柏年衔命回国，从事反袁活动，利用《民权报》等原有宣传阵地，展开攻势，抨击袁氏不遗余力。周柏年与于右任等均认为用画报形式揭露袁氏阴谋，是一有力武器。钱病鹤在《民权报》上刊登“百猿图”，用连环画形式，逐期揭载，把袁世凯和他的文臣武将的丑态一一勾勒，引起了读者的兴趣与支持，后来又整理出版《猿政府外史》，都曾得到周柏年的支持。袁世凯洪宪称帝彻底失败后，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职，1924年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柏年当选中央委员。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周任监察委员。1926年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周柏年任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周柏年（第二排左起第二）
周柏年早年参与辛亥革命、北伐革命，他秉性耿直，往往与执政者意见相左，即愤然而起。上海光复，陈英士出任沪军都督，拟委以要职，周不愿接受。北伐后，他对蒋介石的专横跋扈深为不满，即以多病为由毅然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之职。时于右仁出任监察院院长，又举周为监察委员，但周常在南浔养病，仅挂虚衔。供职监院期间，他对军阀深恶痛绝，1930年大胆弹劾安徽省政府主席刘珍年，轰动全国。
1933年12月7日周庆云病故，周柏年“闻赴震悼，痛门庭之多故，感人事之不常，触动旧疾，一夕而卒，距先君（周庆云）病殁前后不及两时也”。南浔周氏伯侄两人同日溘逝，各界人士为之震惊。1934年1月13日，旅沪湖州会馆、湖社、浙湖绸业会所、旅沪南浔公会、湖州旅沪中小学、市北中学等单位于湖社大礼堂联合为周庆云、周柏年举行追悼大会。
钱病鹤（1879-1944），又名云鹤，本名鑫，字味辛，湖州南浔镇人，一生倾注艺术，结社论艺，教书育人，宣传展览，著书作画，从不息倦。钱病鹤是民初最富代表性的杰出漫画家之一，他的作品反映了民初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起到了唤起民众、反帝救国的进步作用。钱病鹤用漫画为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摇旗呐喊，是一位孜孜不倦、默默无闻地贡献，却又名不见经传的勇猛斗士。
钱病鹤、黄宾虹、王云僧、陶冷月（左起）游虞山公园。
钱病鹤少攻举子业，自幼善绘事。家藏金石碑帖、名人书画，偶一临摹，无不毕肖，被人惊为逸才。25岁时，乡试中举，文名大噪，但他嗜画如命，无意进取，旋与乡人刘语石、李家如等，在南浔创设南林画社，精研创作。画法纯宗宋元，尤喜陈老莲笔法，所绘人物山水仕女，构图别致，独具慧眼，浓艳清逸，兼而有之。且善诗文，识者称之谓郑虔后生。
清末，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新闻报刊迅猛发展，这些报刊大多附有画刊，油光纸石印，刊期不一，漫画有了用武之地，逐渐形成了中国漫画史上的第一个高潮。1905年，钱病鹤移居上海，不久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钱氏拥有扎实的绘画根基，初尝漫画便一举成功，受到同仁鼓励，更一发不可收拾，遂与漫画结下不解之缘，专事漫画创作。
《袁政府画史》为16开石印本，1913年8月上海沪江评论社出版。封面由周浩题签，邓家彦和陈志群分别作序，收漫画一百余幅，后附“老猿百态”组画。漫画多为钱病鹤创作。
自1908年起，钱病鹤历任报刊图画主笔，先后以“鹤”“有”“倜厂”“老倜”等笔名，在上海《民权画报》《民立画报》《民国日报》及《申报》上发表大量作品，表现了对时局的清晰洞察和资产阶级革命者的鲜明立场。
钱病鹤漫画《各国联合龙灯大会》
1912年，钱病鹤在《民权画报》上发表了诸多漫画作品。漫画《博物院之最新陈列品》描绘王朝宫廷所用的各种物品送进了博物院，成为“最新陈列品”，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所抱的支持态度。钱病鹤还把讽刺的匕首直投帝国主义，漫画《各国联合龙灯大会》中的“龙灯”由火车头和车厢所组成，而操纵者却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洋大人，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中国铁路主权的罪恶阴谋昭然若揭。
钱病鹤的代表作是1913年发表在《民权画报》和《民国新闻》副刊上的大量讽刺独夫民贼袁世凯的百幅组画《老猿百态》。《老猿百态》，又称《老猿图》或《猿政府外史》。钱病鹤巧妙地利用谐音，将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妄图复辟称帝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及时配合了当时轰轰烈烈的讨袁斗争。《老猿百态》大体上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揭露袁氏的累累罪行和篡权阴谋，如《共和新梦》《呜呼共和》《假面具》等，揭露袁氏破坏共和、大搞专制的罪行；《杀人卖国》《借款签字》《摇尾乞怜》等，暴露了袁氏与帝国主义及清王朝之间的丑恶关系；《梦登大宝》《黄袍加身》等揭露袁氏企图复辟的阴谋；其他漫画如《刀大杀人多》《饮人膏血》《惨无人道》《置民死地》《袒护要犯》《派兵南下》《蹂躏选举》《拘捕议员》《违背约法》等，从不同角度，反映袁氏阴险狡诈的丑恶嘴脸。另一方面，《老猿百态》热情讴歌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讨袁斗争，指出了袁氏必然会落得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如《宣布罪状》《万人唾骂》《全国人民注意》《书电万急》等漫画，均反映了这一内容，尤其是《首先起义》《闻风而动》《义旗所指》《矢集独夫》等漫画，更热情讴歌了孙中山先生的二次革命以及江西、江苏、山东、湖北、河南等地讨袁义军的正义行动。
郑逸梅在《对几位漫画家的回忆》一文中指出：“时袁世凯攘窃革命果实，由总统而谋帝制。《民权报》抨击袁氏不遗余力，病鹤在《民权画报》上绘《百猿图》，一如连环画式逐期揭载，把袁氏的诡计，丑化为老猿的活动。”《老猿百态》图既是一篇以漫画形式写的讨袁檄文，也是讨袁斗争历史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钱病鹤的行动被当局视为大逆不道，连钱病鹤自行出资刊成的《老猿百态》单印本，书局也不予代发。好在群众拥戴，交与小书摊贩暗地出售，得者无不拍手称快，视作珍品，广为流传。后袁氏走狗得悉，下令没收画册，并通缉绘画者，钱病鹤只得逃离租界方免罹难。
之后，钱病鹤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不少漫画。其内容主要是针对袁世凯死后的反动军阀之流。1917年7月所画的《两逆之声势》，把日帝走狗封建军阀段祺瑞画成一条狗，与手拿青龙破旗身穿宫服的张勋，在北京城内互比声势，暴露了军阀之间狗咬狗的矛盾。漫画《自作孽，不可活》中，一块石碑压在拖着长辫的张勋身上，上书“民国六年七月一日立此镇压”，表达了对复辟逆流张勋无比憎恨的心情。1920年12月，钱病鹤在《申报》上画《共去厌物，道路平坦》的漫画，把军阀画成无枝无叶的枯树，人民正奋起砍伐，齐心合力将“厌物”连根拔起，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军阀的强烈不满和急切希望早日结束军阀混战的迫切愿望。
1927年北伐战争后，钱病鹤目睹宁汉分裂，心如火焚。作漫画提示国民党应摒弃前嫌，遵循遗训，国共合作，共谋国事，却因此遭到上海警备多次传讯警告。钱病鹤大为愤慨，遂辞去《申报》“自由谈”漫画笔政，以卖画为生。他在改订卖画润格中写道：“行年五十，改名云鹤，除去一切时务，专事研摩古法，广结墨缘。”
虽然钱病鹤不幸在黑暗的旧社会中潦倒而终，但他在辛亥革命中所表现的大无畏气概，以及他留给我们的《老猿百态》图，依然熠熠生辉，功不可没。
中国近代浙江妇女解放运动中有两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一位是杀身成仁的秋瑾，另一位则是她的挚友徐自华。
徐自华
徐自华（1873-1935），字寄尘，号忏慧。原籍石门（今属桐乡)。其祖父徐宝谦是光绪年间进士，官至安徽庐州知府，父徐多镠，国学生，累官县令。徐自华自幼聪慧，五岁能诗，深得祖父喜爱，少承家学，熟读经史，尤喜诗词。徐自华与桐乡吴芝瑛齐名，世称“吴徐二夫人”。曾随父赴任广东顺德县，见多识广。1892年，徐自华嫁与南浔富绅梅谦吉之子梅福均为妻，1900年夫卒，年少寡居，有一子一女。她把女儿留在身边，但未几夭折，日以赋诗填词自遣。
1906年春，张静江长兄张弁群为开文明之风，提倡妇女教育，创办浔溪女校，聘徐自华为校长。时秋瑾自日本归国，经蔡元培、褚辅成介绍，至浔溪女校执教，秋瑾抵浔时，身穿黑色长衫，头梳大辫，足登革履，面戴墨镜，灵气流露，俨然须眉男子。秋瑾来浔后，食宿都在梅家。徐自华才华横溢，秋瑾对她的诗作十分推崇，誉之为“不栉进士”。二人朝夕相伴，同校共事，情投意合，革命友谊不断加深，成为莫逆，留下了诸多酬唱诗歌。徐自华的妹妹蕴华也在女校求学，是秋瑾得意门生。
秋瑾在浔溪女校任教时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妇女解放，传播革命思想，她对国族与革命怀有的赤诚献身精神，使徐自华这位传统礼教培养出的名门闺秀大为感动。秋瑾常在诗词唱酬中和倾诉衷肠时从思想上开导、帮助徐自华，引导她走上革命的道路，譬如在七绝《柬徐自华》中劝诫女友不可将女性的才能仅仅花在闺中诗词，而应为国投身革命洪流：
“祖国沦亡已若斯，家庭苦恋太情痴。只愁转眼瓜分惨，百首空成花蕊词。何人慷慨说同仇，谁识得当年郭解流？时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
如果说担任浔溪女校校长使徐自华开始摆脱狭小的家庭生活圈进入社会，对秋瑾言行的衷心钦佩则使徐自华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徐自华在《和鉴湖女侠感怀原韵》中回复道：“好散千金交侠客，相从燕市买吴钩。”在秋瑾的循循诱导下，徐自华进步很快，不久经秋瑾介绍，秘密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
秋瑾在徐自华的大力支持下，不遗余力地宣传男女平等，反对缠足，不受封建礼教束缚，为南浔妇女解放播下了种子。此后，不少妇女走出闺房，参加社会活动，南浔光复后，最早的一批女校长、女教师如金一之、沈馥亚、沈仲庄等人都是秋瑾和徐自华的学生。
秋瑾
秋瑾以民主革命思想熏陶女学师生，锋芒毕露，使当地的封建卫士深感畏惧，处心积虑要把这个“不安分”的女革命家驱逐出南浔。思想顽固的浔溪女学校董金子羽捏造家长意见，讽示秋瑾辞职。1906年农历四月，秋瑾被迫离开南浔前往上海筹办《中国女报》，离浔时，许多学生啜啜饮泣。不久，徐自华也由此而愤辞职，徐蕴华（后为纪念秋瑾，改名志秋）也听从秋瑾的劝导读上海爱国女校。徐自华以父丧回娘家侍候老母，与秋瑾保持密切联系。秋瑾在上海得徐自华与徐蕴华捐款1000元支持，于1906年冬创刊《中国女报》。不久，《中国女报》停办，秋瑾返绍兴主持大通学校，发展会党作武装起义准备。
1907年初秋瑾来杭州，二人同游西湖，登凤凰山，至岳坟，戏订西泠埋骨之约。五月秋瑾为筹措起义资金来石门相商，徐自华立即将所蓄黄金30余两及珠宝饰物全部捐赠。秋瑾感她情真义重，把手腕上的双龙翠镯取下交给徐自华留为纪念，并谓此去万一献身革命，请埋骨西泠。不久，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浙江计划亦遭泄露，秋瑾不幸被捕，于是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就义。这时徐自华寓居杭州，闻讯后悲痛欲绝，不顾家人反对及社会“人言可畏”，当即撰写《祭秋女士文》一篇，以抒发她的悼念深情。后与吴芝瑛商量由徐自华购地，吴出助葬费200银元，营造秋墓。1908年2月，徐自华强抑悲痛，不顾身体孱弱及爱女刚刚逝世，便风雪渡江，冒死与秋瑾胞兄秋誉章秘密护送灵枢至杭州，按秋瑾遗愿下葬在西湖西泠桥西（今风雨亭北侧），不顾当局迫害开追悼秋瑾大会，与会者四百余人。此时徐自华完全脱离了闺中孀妇的身份，俨然以革命家的形象规划与指挥着一切。她亲自撰写《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由吴芝瑛书写，胡菊龄篆刻，记录秋瑾事迹，以留永念。下葬未及半年，被清廷巡查御史常徽察觉，上奏平墓；秋誉章获悉，立即雇人将秋瑾灵柩取出，运回绍兴，再厝于严家潭，后又迁回湖南与其夫合葬。1908年秋，徐自华、吴芝瑛等人为纪念秋瑾，在杭州西子湖畔成立秋社，徐自华被推为社长，聘孙中山为名誉社长。
辛亥革命后，徐自华等人力主把秋瑾灵柩还葬西湖，由秋社发起，派陈去病赴湖南还柩回浙，在西泠桥畔重建秋墓。秋瑾墓在袁世凯窃国期间再遭破坏，当时杭州督军朱瑞原为秋瑾旧部，此时卖友求荣，变节投靠袁世凯，受封为兴国将军，承袁氏密旨，将秋瑾墓顶所立冲天之剑削低五尺，并废秋瑾石像。
1912年为纪念秋瑾，王金发等在上海创办竞雄女校，徐自华为秋墓一事力争不得，受孙中山劝告出任女校校长。徐自华担任校长十六年，培育出上千名学生，多有当时的优秀人才。1913年，光复、同盟两会留沪会员，拟图占领苏州，作为反袁基地，徐自华秘密担任联络员。1916年5月，讨袁军总司令陈英士在沪被袁世凯暗杀，讨袁失败，徐自华回到上海。1927年，在纪念秋瑾成仁20周年，徐自华将竞雄女校校务及秋瑾留存双龙翠镯遗物，一并移交给秋瑾的女儿王灿芝，并留下了一篇感人肺腑的《还钏记》。从此以后徐自华退居湖上，颐养天年。
徐自华与柳亚子、陈去病为同盟，她与其妹徐蕴华都是南社成员。她反对袁世凯窃政，主张民主共和，可为妇女界的表率。1935年病卒，终年63岁。秋社同人根据徐自华遗愿，营葬在西子湖畔秋瑾墓侧，成全“埋骨西泠之约”。墓前有柳亚子的诗句：“地下故人应待我，春来跃马酬孤山”，柳亚子还写了篇《忏慧女义传》，对徐自华的生平作了介绍。徐自华遗著有《听竹楼诗稿》《忏慧词集》《炉边琐忆》《忏慧词》，由陈去病在广东排印出版。
地缘是历史研究必须把握的一个维度。在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重新思考与审视湖州乃至具体到南浔一地在辛亥革命时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不得不感叹当时的湖州在横向的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诸多仁人志士更在纵向的历史进程中奋力推动着古老的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回顾往昔，梳理湖州辛亥革命群英谱，不仅仅是为了给后来者还原与想象历史的资源，更是为了学习与铭记革命先驱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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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州发布制图：戴若瑜编辑：金臻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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