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道家文化为何不能成为全民化宗教？

原创 2016-10-26 强光中 文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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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子百家争鸣中，儒家学说的基本教义与中国原始宗教就已经一脉相承，它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土壤，它代表着贵族阶层的利益。从理论上说，中国式的全民化宗教必须打破这种与 “古典时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宗教形式才能产生出来。那么，从百家学说的争鸣之中，哪一派最有可能呢？我们认为，最能发展成为中国式全民化宗教的可能就数道家学说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墨家学说的平民文化气息与儒家学说的贵族文化气息都是很难为全社会的人们所接受的，它们之间是根本对立的。而且，墨家学说的基本教义没有与儒家学说根本区别开来，它只是针对贵族文化的一种改良，它与儒家都属于“公说公有理，婆有婆有理”的可思辨的学问。此外，很少有人能经得起其学说中苦行僧式生活的“折磨”，况且其过于严密的组织形式也对其学说更加广泛的传播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

战国时代，中国本土产生的儒、道、墨、法等主要学说中，庄子学说无疑可以说是最接近于“全球化”与“世界性”的了。这是由于，在人类最初产生的文化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世界的本质，拯救人类的灵魂，从而在“天人”——自然（“神”）、人、社会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关系。而在中国先秦时期，只有道家文化深入地探讨了这些问题。儒家、墨家因为过于关注现实世界的具体问题而与世界其他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

从人类创造的宗教文化中，更容易看出人类思想的高度同一性。这是由于人生在世，人所遇到的问题都是高度一致的。虽然各种宗教在形式上有着诸多不同之处，但从它们的基本教义来看，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完全可以从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的相似性中看出这一点。

从人类思想的同一性这个角度出发，将道家文化与其他民族的宗教文化进行对比，也让我们从中看出很多有趣的文化现象。即庄子学说与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仅以佛教为例，佛教初来中国时，由于译经方面缺乏词汇，所以佛经吸取了中国百家学说中最接近佛典的道家学说中的语汇，作为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代用品”。汉代佛典《四十二章》，言辞似《庄子》，思想通道家，甚至在读经时分不出是佛是道。从此开始，佛经常常披着老庄文辞的外衣来表达佛教的思想。后来从老庄子学说中发展出了玄学，在魏晋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而中国的佛教最初即以玄学为附庸，出现于南朝。当然，老庄认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它教人如何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它教人如何归于涅槃彼岸。归根结蒂，道佛虽然相通，但道仍是道，佛还是佛。

那么，道家学说为什么不能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发展成为中国式全民化的宗教呢？

无组织性

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与佛教、基督教等其他民族相类似的全民化宗教没能产生出来，最大的原因与中国政治对文化发展走向的强势影响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显然是有道理的，但纵观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也未必如此。政治势力有可能被宗教力量对全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左右。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大部分人都已经信仰了某种宗教文化，仅靠极少数贵族精英以世俗王权来控制这个民族的命运，也将最终归于失败。

显然，中国战国时代的几种“显学”不能发展成为全民化宗教与自身存在的某些因素不无关系。

世界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都带有一定的组织性，我们可以把宗教文化传播的组织性按照组织的严密程度分成无组织性、初级组织性、高度组织性三种形式。如果把宗教活动的组织同人类文化的核心结构——神话、宗教、哲学、政治结合起来，那么可以把这三种形式大致表述为：无组织性是指宗教活动不具有同政治行为相关的任何组织性；初级组织性是指宗教活动只是通过自身的内部组织行为来体现、传播其教义（通常可以认为由它所影响的国家所实行的是政教分离的运行体制）；而高度组织性是指宗教活动与文化的核心结构均发生了直接联系并以一定的强制力推行其教义（通常可以认为由它所影响的国家所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运行体制）。

世界上各民族的宗教，从本质上说，都体现了人类的共同意志，也就是说体现了特定民族的普世价值，亦即体现了思想与行动的全民化意志。一个普世化的宗教诞生过程往往都要同一个民族旧有的宗教传统发生冲突，往往只有极少数有生命力的全民化宗教形式能够在这种新与旧的冲突中最终胜出。

史实表明，假如耶稣在罗马帝国的偏僻角落落加利勒（Galilaea）如常人一样终老一生的话，那么他的言谈、他的隐喻、他的《山中圣训》几乎是不可能流传百世，因为他的福音的力量与他在神圣之城——耶路撒冷登峰造极的壮烈命运息息相关。犹太人耶稣宣告的既非犹太人的神国，又非某种教会的建立，而在于：宣告了即将来临的天国、预示的“应许之地”（向往之乡）及天国的衡量标准。然而，他的福音和实践导致了他与宗教和政治上的统治阶层的对立，那是一种生与死的冲突。由于他对当时的宗教传统以及统治者的权势所作的批判过于激烈；他对宗教的戒律的见解过于自由；他与穷人、失落者以及“可怜鬼”过于情同手足，民众总是引发他的悲悯。他对那些触犯了宗教律法的人总有太多的体恤，这不免总让那些固守律法的虔诚者痛心疾首。无穷无尽地宽恕、舍弃权益而不求回报、不分贵贱一视同仁——耶稣把这些方式应用在实践中，以实际行动隐喻地表达了他的思想。耶稣的行为与当时宗教当局的冲突不断升级。耶稣对当时的神庙秩序、与此相关的宗教等级系统与既得利益者的挑战，是他最终被拘捕和审判的关键。耶稣死的时候年仅30出头，他从事传教、发生影响力的时间出乎意料地短——最多不过3年，甚至可能仅仅几个月。他被门徒和追随者出卖并被否定、被他的反对者嘲弄并遭审讯。关于他的死刑方式，根据罗马法律，即使是罪犯也不能受这种刑罚，只有逃跑的奴隶和政治造反派才受到此极刑——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位受难者生命的最后信号，是一声惨叫。从此以后，十字架成了基督徒的标志。也正是这十字架，使基督徒对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的阴暗面——苦难、罪过、意义的失落、死亡等等的征服成为可能。

大约在公元570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Muhammad)出生于麦加的古来氏(Quraish)部落哈希姆（Hashim）家族。他是个孤儿，从小由祖父、伯父以及部落首领抚养成人。当时，在伊斯兰教产生前，不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大多是多神崇拜。当穆罕默德40岁时宣布，他得到了神的启示的时候，真是令人惊讶不已！起初他只是在至亲好友中传播他的教义。在他们中间他赢得了一小部分信徒。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清醒地意识到，他那先知的使命乃是无所不包的。因为他总是从神那里得到新的启示，并不断地向他的信徒讲述、传诵。三年之后，当穆罕默德正式宣布真主的启示时，绝大多数的人都并不承认他是“警告者”以及敦促者”，反而觉得他可笑。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由于当时商业城市麦加经济高度繁荣，穆罕默德的教义受到了那些自私自利、物质至上的腰缠万贯的商人们的反对；另外，穆罕默德主张听命于一个唯一的上帝，这个上帝是公正而又仁慈的，这威胁到了原来的多神崇拜以及世俗的经济和财政制度。尽管如此，穆斯林公社还是形成了。这一团体的基础并不是要拥有某一特定社会地位，而是共同的信仰、祈祷仪式、对真主的虔诚以及公正的伦理道德。这样便引发了持续长达十年的冲突。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呆不下去了，只得流亡国外，即希吉拉（Hidja）。公元622年——这以后被确定为新的伊斯兰教纪年的纪元——先知穆罕默德流亡至雅兹里布（Yathrib），即后来的麦地那（al-Madina，先知之“城”）。在麦地那，众多部落和氏族之间的纷争很厉害，他们需要仲裁者和争执的调解人。于是，穆斯林们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离开了他们的部落，中断了和他们宗族之间的联系，他们从此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们从此不再属于某个部落，而是属于一个信仰团体，他们不再信仰多个旧神，而只信仰一个真主。阿拉伯人的团体逐渐演变成了穆斯林公社。在麦地那，穆罕默德建立了第一个名叫“乌玛”（Umma）的穆斯林公社。它是日后穆斯林大型团体组织的核心，这个组织直到今天依然被称作“乌玛”。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它兼宗教组织与政治团体于一身，也就是说，宗教和国家是不可分离的！伊斯兰教国家是“神权政治国家”，是由“神来统治的”。穆罕默德发动了6年之久的战争，公元630年他胜利进驻麦加，而后又重新回到麦地那居住，并在这里建立了一切清真寺原始的雏形。公元632年，穆罕默德生命结束时，整个阿拉伯半岛已经完全被穆罕默德所控制，阿拉伯已经成为伊斯兰教的中心。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也是有一定组织性的，它虽然强调信教自由，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得到了某些政治集团的支持。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曾经有政教合一的尝试，但由于受到王权势力的挑战而失败了。因此，我们认为，佛教与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都具有初级组织性。伊斯兰教则由于强调宗教神权与国家政权不可分割的关系，因而，伊斯兰教传播过程显然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

与世界三大宗教传播方式相比，道家学说的传播可以说是完全无组织性的。庄子对中国宗教传统与政治观念所具有的批判精神，是十分值得褒扬的，但他似乎只做了一半就仓惶退出了。他主张远离政治，不与任何政治势力合作，对中国文化的旧传统与旧政治严重缺乏斗争精神，不会像耶稣那样以死捍卫自己的学说，也不会像穆罕默德将宗教行为与国家行为结合起 38 39935 38 15289 0 0 2373 0 0:00:16 0:00:06 0:00:10 2991推行自己的教义。当然，从庄子学说的基本精神来看，他和耶稣和穆罕默德根本不是一类人。

无神性

道家学说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认识，虽然其中有着十分感性化的色彩。信仰道家文化的人们很难达到庄子道学思维的层次。因而要想知道、识道、悟道、得道，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是不可能的。如果道家文化发展成为一种宗教，它只能成为极少数人信仰的高级宗教。或者说，由于其学说中的高度理性化，它本身就是反宗教的。如果将庄子学说改造成为一种宗教，那么这种宗教的教义本身，可能就是违反庄子学说的。

道家学说的独特性在于其相对主义的思维模式，然而成败皆源于此。因为它让人们找不到可以确定的东西，其学问也就很难为广大的普通大众所把握，而只能被少数人所了解。相对主义思维模式与宗教思维具有相近的特征，但它在本质上说仍属于思辨性的哲学语境，而非宗教语境。

庄子是一个人，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关注的对象是天人关系中的第三极——“道”，而不是“神”。然而，思考“道”的却是人，而不可能是“道”本身，“道”不可能由其本身产生出一种普遍性的教义。与此相反，其他民族信仰的“神”却是大致相同的，不同的人对于“神”的解读不可能存在太大的差异，而“人”却是可以不同的。站在不同的角度（如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看待“道”，得出的结论往往完全不同。因而，人世间不可能存在确定性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道”。也就是说，“人”是没法统一人间的所有具有不同思维主体的思想，不同的人所创立的学说无法成为人们共同的意志。这也许正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不止的根本原因吧！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创立基于哲学思想的完全能够统一人们意志的学说。

也就是说，其他民族所创立的宗教，其思维仿佛在半梦半醒之间，而庄子学说似乎更像是彻底醒了的人，他透彻、深刻地将世界的本质看了个通透，看清了一切的一切。西方哲学发展到今天，所得到的结论，与庄子学说中的观点有着很多相近之处，只不过彼此之间思维的路径有所不同而已。如果试图将庄子学说解读为一种宗教，这就如同一个人将已经睁开了的眼睛再重新闭上，永远地忘记他所看到的一切，这又是怎么可能呢？

无功利性

庄子思想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拯救世界与人的灵魂，他虽然十分同情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但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自觉意义上的救世者。宗教教义从本质上说，源于对人欲的控制与规范。由它而产生的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最终形成普遍性的宗教戒律，这些戒律一般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即使是自由信教者，也会在精神上强制自己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必须做到什么。每一个信仰者都必须遵守这些规范，戒律让信仰者都有趋同性的一面。关于信仰者如何修行、甚至是苦行的教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有相似的一面。

不能说庄子学说是消极的，而是说他的学说中所体现的是一种消极救世的思想，或者说是被动救世，而绝不是主动救世。仅仅在这一点上，这就与世界三大宗教有了本质的区别。实际上，一种学说上升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宗教，还必须打破已有政治集团的阻碍，没有主动性的传道行为是完全不可能的。庄子式的不以救世的方式而救世的一种学问，必然陷入内在两难困境。对于苦难中的人们来说，是应该拯救还是不应该拯救呢？人们悟道、得道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悟道与得道本身吗？这似乎又是说不通的。失去了功利性，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应该向何处前进呢？

庄子学说不以改变现实为目的，因而严重缺乏现实性。如关于人的生死问题，如何有一种现实性的与道家文化理念相符的安排方式？《庄子》中有“三呼而出”、“鼓盆而歌”的故事，还有庄子对于“天葬”的见解。实际上，这些都不能彻底颠覆儒家的丧葬文化习俗，从而冲击儒家文化关于人的生死问题的安排方式。反而让人联想到，甚至于庄子之妻的安葬，也是按照儒家文化的习俗来安排的，只是做到的程度不同而已，道家文化超越现实的有限性于此可见。如果试图以庄子学说为基础形成类似世界上的三大宗教，连这个现实性的安排也没有，显然是困难的。

能够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宗教，在于这些宗教在功能上都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就拿世界三大宗教来说，它们大致在两个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宗教的教义是建立在启发人类思维的基础上的；其次，它对人类灵魂具有解脱与拯救的作用。它通常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让人解除人生的烦恼，解决人在人世间所遇到的种种难题与困惑。

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因他的家乡地处印度、尼泊尔交界处的释迦家族高贵的王国，他后来被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智者”。佛教徒称之为“佛”或“佛陀”，意为觉醒者、觉悟者。他29岁时因感于人生无常而出家。出家后又经历了6年苦行僧般的生活，但仍然没能解脱。有一天他来到位于今天的北印度的联邦州比哈尔的一座小城乌鲁维拉，在一棵树下经过长时间的禅定，终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觉悟，这样便成了“佛陀”。因此人们称这颗树为“菩提树”，意思为觉悟之树。佛陀并没有将寺院、礼俗以及仪轨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同样对关于各种神祗、鬼怪的问题他也不是很重视。对于世界根源的提问，被佛陀斥为不是急切重要的问题而未予回答。佛教虽然没有给出有关世界的解释，但它的思维方式是理性化的，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佛陀的道，是要在世间向人们宣讲解脱的办法。他有关生存的“四圣谛”应当帮助人们把握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人生。这些问题包括苦是什么？苦是怎样形成的？怎样才能克服苦？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觉悟？乔达摩以人们普遍可以理解的、易懂好记的箴言诗句、小故事、比喻等多种形式来解答这些问题，而不是将讲道的内容确定为咒语、教条以及神秘的宗教仪式。乔达摩传道的方法是远离两个极端的：感官享受和自我折磨，也就是享乐主义与苦行主义，他是以“中道”的方法来传播佛教教义的。如佛教戒律中的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不邪淫等都是人们可以做到的“中道”方法。

基督教的教义也是通俗易懂的。基督教的本质，就存在于人们对于它的创始人耶稣精神的理解中。只有通过他的精神，基督教才能作为精神力量长存于世；只有通过他的名，许许多多各种不同记述才能汇集为新约圣经，而后建立的各种基督宗教才能共同持存，它们的根本形式就是基督。耶稣并非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一位真实的、是在历史长河中以独一无二的、完全具体的、人性的形式出现的基督。

终日辛勤耕耘的农民，怎么能够像庄子那样“坐忘”、“朝彻”呢？庄子学说对于广大平民来说，无论从哪一点上说，都是说不通的。庄子学说虽然把人生问题说透了，但却不能从“功利性”的目标上解决人的存在问题，不能像佛教那样，把人的“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都从宗教的教义上作出详尽的“功利性”的“安排”。

非全民性

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那种不分彼此的平等性、大众化在世界三大宗教的活动中都是随处可见的，即它们不是将不同的人区别开来，而是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让不同的人在“神”面前变成相同的人，这也许正是它们历经千余年而不衰的秘密！

伊斯兰教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在，所有穆斯林在真主面前都是平等的。这一点正显现在其礼拜仪式之中，教长和普通教徒的服饰并没有区别。原则上来讲，每个穆斯林都可以成为领读祈祷文者。伊斯兰教中不设教长的职位，也不举行教长的授职仪式，没有不许一般人进入的密室，也不设圣坛，宗教领袖没有特殊的服饰，在清真寺中也没有为教长阶层特设的房间。每天的礼拜仪式都是纪律严明的。在清真寺内做礼拜的全体教徒都必须排列成行，参加礼拜都必须专注于真主。每个人都可以加入到这个大规模的，简单而又直接的礼拜仪式中来。

反观庄子学说所立足的中国社会，中国人作为群体来说，其本身是被撕裂开来的。在等级制度主导下中国，道家文化是贵族文化的一种，或者说是处于边缘地带的一种贵族文化，它绝对不属于平民文化的范畴。因而，广大平民虽然能够受到道家学说的影响，但他们在骨子里的东西与道家学说却有本质的不同。虽然庄子学说中强调“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不仅人与人可以是平等的，连人与物也是平等的，因为人与物通过“道”的变化是循环的。但道家学说所关注的对象并不是“全民化”意义上“人”，而是贵族文化语境下的“人”。换句话说，平民百姓的生活模式与道家学说的基本教义是对不上号的。比如，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庄子式的解释方式是不能让广大平民百姓所接受的，除非他们真的是不想好好活着了！道家学说信仰者的那种飘逸、闲适的“道”化生活，从来都是远离广大平民百姓生活方式的。

参考书目：《世界宗教寻踪》（[德]汉斯·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7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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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所创建的“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因思想深刻、特色鲜明而长期受到学界重视。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23.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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