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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娟×孔德罡:《子夜》与20世纪中国社会

葛丁超 群学书院 2021-11-03

题图:《子夜》插图(作者刘岘)



在黎明尚未到来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不同的军政实体纷争不断,思想观念争论不休。这期间民族工商业历经沉浮的过程,在茅盾的笔下以《子夜》中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缩影生动地演绎。而茅盾对一系列各阶层人物从行动到心理的细致刻画,在贡献了左翼文学代表性巨著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颇具社会科学价值的文本。

2021年10月10日,正逢辛亥革命110周年,群学书院联袂梅园经典共读小组,邀请东南大学副教授张娟、南京师范大学讲师孔德罡共读《子夜》。
本文为论坛纪要,由主持人葛丁超整理。




《子夜》与20世纪中国社会

对话 | 张娟、孔德罡

主持 | 葛丁超

文本整理 | 葛丁超

配图 | 刘岘(《子夜》插图)



葛丁超:今日的生活形态有着复杂的历史成因,除了军政领域的节点性事件,还离不开文学写作者的耕耘和发声。正逢辛亥革命110周年,我们共读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在这部划时代的作品中感受文本的魅力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今天有幸请到了东南大学副教授张娟老师和南京师范大学讲师、南国剧社艺术总监孔德罡老师,以对谈的形式探讨这部经典小说的内涵与外延。首先请问老师,《子夜》在茅盾的作品中为何如此重要,以及它有什么样的写作背景?

 

张娟:茅盾通过《子夜》探讨中国实业救国的可能性。丝业、棉纱种植和纺织业是当时东南沿海最重要的产业,书中的主角吴荪甫正是丝厂的老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忙于战事,中国这些产业在法国的里昂、美国的纽约等城市曾经占据了很高的份额。然而之后被迅速发展起来的日本赶超,成本难以与之竞争,加上军阀混战的局面,三十年代的民族工商业举步维艰,茅盾欲以《子夜》进行一场面向民族工商业困境的文本实验。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常去表叔卢鉴泉的公馆,此时茅盾受眼病影响不能写小说,日常课程就是看人家怎么在交易所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办厂。感受到流动在都市中的资金并未投入生产方面,而是投入投机市场。这些经历是当时的左翼作家鲜有的条件,于是我们可以在茅盾的小说中看到那个跌宕起伏的时代中上海从工人到资本家等各个阶层。这让茅盾的作品在文学价值之外,也有了社会学考察的意义。

 

孔德罡:茅盾之后有很多文章阐述写作时的想法,他提到当时正处在一个有关民族未来的论战之中,即面对已有雏形的民族资产阶级应当采取何种态度。茅盾总结出三种,一是正视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它本身存在的阶级属性,二是类似“托派”将其视为革命的主力,三是认为资产阶级不仅是革命阶段的一股力量,更是未来发展的主导。茅盾说,自己以吴荪甫的失败来反驳后两者立场。


以我个人的阅读体验,会以很强的代入感透过吴荪甫进入到小说的世界当中。我在阅读时发现,吴荪甫很少真正试图以产品的生产流通来盈利。与他交流的同行们也是类似的情况,他们更加倾向于以通过公债市场这样的渠道赚取快钱。其它行业也有其困难之处,比如当时话剧团即使每场戏都满座都很难维持运转,这种环境无法支持各个阶级健康地发展。

 


张娟:据我所知,中国八十年代刚刚推出股市时是有人将《子夜》当作炒股的教材并且确有其效,两个时代上海的金融业状况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子夜》最开始的英文副标题意为“1930年中国的浪漫史”,小说的中心也是为塑造“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可以看出茅盾把吴荪甫这个人物塑造为想要借助实业革命来尝试新的中国道路的形象。


茅盾把吴荪甫设定为一个德国的海归,怀着学习德国工业体系的抱负。然而现实与理想的摩擦影响了作者与小说人物,吴荪甫在实业道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上促使他进入公债市场通过投机寻找翻身的机会。同时,在这些内容的严谨刻画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茅盾对于经济学有着非常专业的理解。

 


葛丁超:讲到吴荪甫,我也很想提一下与上海隔水相望的南通在当时一位非常重要民族工商业人物,张謇。在二十年代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获得过非常丰厚的营收,积累的资金很大一部投入到了教育、慈善等公共事业当中以进行整体性的近现代化建设。关于张謇有一个经典的评价,即胡适所说的“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我们看到吴荪甫的失败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一种古希腊悲剧英雄般的气概。请问老师们,小说在对于吴荪甫的塑造上有什么独特的手法?

 

张娟:每个人的成就既看个人的努力,也要考虑时代的进程,相比张謇经营纱厂的二十年代,吴荪甫所处的三十年代局面更为危机重重。我们在阅读时可以感受到茅盾的矛盾,作家与笔下的主人公面对着那个时代的困惑。他在彼时的文学性写作与日后的合理化解释是存在着割裂的。作为五四一代的青年,茅盾和很多人一样受到尼采那种酒神精神的影响。吴荪甫的个性就具有这种“酒神”式的超人精神。看上去非常的暴躁,并不是一个传统的英雄形象,但我们也可以借他看到自己性格上的局限。在读者调研时,人们基本上可以接受吴荪甫的弱点,希望他获得成功,这基于读者阅读时对人物的带入,反映了《子夜》作为文学写作的成功。


孔德罡:我觉得,吴荪甫作为文学形象的成功恰恰部分因为他的“不真实”。书中描写吴荪甫的笑一般都是“狞笑”,用词也常偏负面,似乎“德不配位”。吴荪甫更像是一个艺术家而非商人,这个冲动、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物并非民族工商业最佳的代言者,却让故事有了更多悲剧的美学性。另外,茅盾试图在这本书中体现一个社会的全景,却对工人群体缺少足够深入的体察。这让读者的接受与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接受有了一些错位。

 


葛丁超:这种在利益博弈的双方有所倾向的情况在我们现在有关张謇的叙事中也有所体现。张謇除了纱厂的事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创立通海垦牧公司等组织,将江苏沿海的滩涂地区的盐灶改为主要种植棉花的良田。然而这期间也出现了类似圈地运动那样的失地农民等问题,我们很容易在情感上倾向于张謇一方而忽视了一些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的情况。《子夜》书中除了吴荪甫以外,老师们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角色,茅盾又是否通过这些角色表达了自己某些观念,或是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某种特质?

 

张娟:茅盾在《子夜》中塑造了多愁善感的都市小资青年的群像,可以说是中国城市文学的发端之一。吴荪甫的妻子林佩瑶是一个典型五四女性,身处一个对女性相对友好的时空环境,有着较为丰富的生活方式。在她和她身边的女性身上能看到上海物质化的、消费主义的,甚至有些颓废的一面。上海在当时是全球五大城市之一,好莱坞最新的电影同步放映,每年有百种报纸新增。较为发达的商业环境让女性有了不同的确证自我价值的方式。


同时,上海这个远离殖民者宗主国的“飞地”,犹如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放大了人性的各个方面。

 

孔德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二小姐等人在茶馆遇见了正在观察楼下学生与工人队伍的范博文,他声称正在寻找写诗的灵感。这些看上去很颓废的人物恰恰反映了上海独特的一面。茅盾在开头对上海的美妙之处的描写让我们相信这样的上海是能够把吴老太爷吓死的,他这里的文笔让我新感觉派对上海的书写。当时的上海与相关的写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我们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忽略了现代性的迷人,忽略了波德莱尔面对商品橱窗和巴黎拱廊街时的震颤,这个过程中情感是极美的。感受到了这种“极美”方能对彼时的上海这个滋生了诸多罪恶的城市有更为全面的理解。

 


葛丁超:上海作为被城市文学着墨最多的城市,我们也可以平行地看一下其他作家或艺术家如何描写他们眼中的上海。

 

张娟:海派文学和海派文化已经看作一个单独的学科,上海可以说在当时以一城之力对抗整个乡土社会。把上海称为“魔都”的叫法来自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当时初来上海的日本人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样光怪迷离的都市。新感觉派的很多人从东京留学回到上海,对于上海的描写侧重于浮华的一面。茅盾对上海的理解相对深刻,能够兼顾表现工人群体的生存状况,只是他缺少底层生活的经验,在这方面的写作有所局限。


经过三十年代人们对于上海的震惊体验,到张爱玲写作时,都市生活对作者已是习以为常,写作内容更多有关日常生活。在她那里有着与这个城市肌肤相亲的感受,今天大家对于张爱玲的喜爱也是因为她的作品与今天的城市经验有许多贴合。

 

孔德罡:上海的发展无形中制造了一层壁垒,让其中的人们认为自己是普通的、能够体谅不同阶层的,而忽视了这里与乡土社会的差异。新感觉派对上海不同的面向的描写更多出于文学的自觉和美学的考量,而非社会层面的关切。不过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无法超越自身有限的经验,能够努力地理解经验之外的事物已经很不错了。《子夜》在当时少见地让读者在资本家的角度看待工人运动,写出了各方所处的困境,带来了很强的文学张力。

 


葛丁超:民国时期与共和国时期的上海书写有什么不同?

 

张娟:民国时期的上海书写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新感觉派的写作、茅盾的写作、张爱玲的写作。而在共和国早期,有《上海的早晨》这样在革命叙事的脉络下的写作,反映城乡不同价值观的碰撞。而新时期的上海书写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安忆的《长恨歌》,回到对了凡俗生活中的人性。

 

孔德罡:当经历了几十年集体生活的人们于八十年代之后再次身处作为国际化大都会的上海时,心态与民国时期的市民阶层是不一样的,这在金宇澄的《繁花》中可以看到。我也一直期盼当代中国有相应的作品来书写今日的城市生活,书写这个原生于城市的全新时代,这是文学的责任。

 


葛丁超:《子夜》这本书在茅盾的写作生涯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的经典化还有什么内部和外部的原因?

 

张娟:《子夜》是茅盾最重要的作品,在此之前他还尚未受到广泛的关注。在二十年代末茅盾接触了自然主义作家左拉,受到左拉对于第二帝国时代卢贡·马加尔家族全方位描写的启发。他想以《子夜》等作品构成一副三十年代中国整体的画卷,这个画卷中也包括以双桥镇为代表的乡土中国,之一部分后来被写成了一系列的短篇,如《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


我们应当客观的看待瞿秋白等人与《子夜》写作的关系。瞿秋白将《子夜》视为一篇社会文献,他对茅盾提出过一些建议,而茅盾确实也大多采纳。但我们可以在工人群体多面的形象中也可以看到《子夜》的写作仍然保留了作为文学作品最大的自由度。


《子夜》在最初被赋予极高的地位之后,也经历了诸如“主题先行”等问题的质疑,而最近几年又被重新确立它的价值,尤其是肯定它社会全景式的写作手法。现在也有研究者把《子夜》视为一部非虚构文本,文中细致的梳理了《子夜》与当时历史事实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同时也是对近年非虚构潮流的一种回应。《子夜》在富有文学性的张力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社会档案。


在小说开头吴老太爷的去世,如同乡土的消逝与城市的诞生。前来吊唁这个大家长的众人并非沉痛地哀悼,而是聚集在吴家的客厅讨论各自的未来。这个都市不仅建立在高楼大厦等物质载体,更是在全新的价值观念之上的。


《子夜》的最后没有让吴荪甫死去,他在失败之后还会寻找重新开始的机会。不成熟的作家很容易依赖主角的死亡来结束整个故事,但是写死一个角色很容易,让其面对现实继续生活下去是更加难能可贵的。

 

孔德罡:豆瓣读书可以看到十几年来对同一本书读者体验的流变。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重新认可《子夜》的读者越来越多。


30年代缺乏一部城市主题的长篇小说,《子夜》的横空出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31年甚至因此被称为“子夜年”。它突破了以主人公为视角移步换景的模式,使用了很多蒙太奇式的写法,以各种断片组成时代的全景。它固然因为各种原因被捧上了极高的位置,也因此反而引起了不少人的主观的低估。我们不妨以平和的形态,把它看作一个每个人都能共情的,普通人追求理想的悲剧来阅读,这样跨越了时代限制的作品便值得更多人继续地阅读下去了。



葛丁超: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时有一个经典的提法“鲁、郭、茅、巴、老、曹”,排在第一位的鲁迅与茅盾在写作手法上有什么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张娟:茅盾可以说是少年成名,早年将《小说月报》进行改版,引入左翼文学,基于对于城市的理解让左翼文学成为了一种时髦,并大量译介国外的文学理论,将它做成了当时最火的纯文学刊物。我们的新文学也得益于《小说月报》对于很多作家的推介,包括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茅盾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积极的评论。茅盾除了写过《鲁迅论》,还写过《冰心论》《徐志摩论》《女作家丁玲》等。可以说茅盾是我们今天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家文学道路的一个引路人。


茅盾和鲁迅在上海有一段时期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在缺乏经费的条件下共同编辑了《译文》杂志,在其中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可以说有着革命的友谊。鲁迅和茅盾分别倾向于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写作,这和两人的性格也有关系。鲁迅可以敏感地发现容易被忽视的细节,而这个细节其实是可以联系到社会各个层面的。而茅盾则常常从大处入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小说。

 


葛丁超:对于象征体系的敏锐关注让文人群体在时代转型时期变得极为重要。经过数千年的封建王朝浴火重生的中国的确需要这样史诗般的作品为全新的民族国家形态的建构予以文本的支撑。那么接下来有请现场书友进行提问吧。

 

Q1:这部作品的命名有何深意?

张娟:最初茅盾其实想要把它命名为《夕阳》,后来接受了瞿秋白的建议改为《子夜》,来表达一个光明的未来。茅盾并没有完全围绕这个意向展开,这与他后来关于自己创作意图的解释有所不同。

 

Q2:为什么缺少能够反映当代城市生活的优秀文学作品?

张娟:中国文学界的一位评论家前辈提到《小时代》作品本身并不合格,但它的标题起得很好。我们现在确实身处一个“小时代”,在城市社会更加关注个体的日常生活。韩寒编辑的刊物《独唱团》的名字了反映了类似的价值取向,每个人的声音共同组成了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史诗也许并不遗憾,现在整个世界的文学也越来越多地关注日常、关注边缘人群,这在最近诺贝尔奖的颁布上也有所体现。


孔德罡:我们可以对史诗这个字眼有更多的理解,对于个体的描写也可以成为一部史诗,可以代表一个时代或一种永恒的价值。我和合作伙伴最近经常谈“赛博神学”这样的概念,新生的“z世代”把很多关怀寄托在了网络之上,对于这样今天新出现的群体的故事讲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葛丁超:我们作为网络社会的原住民,需要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所自觉,通过《子夜》这些文本的阅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今日生活模式和叙事习惯的历史来源。这对于我们反映当下也许会有帮助。

 

Q3:从城市文学的角度看《子夜》,可以研讨一下它与《霓虹灯外》《上海摩登》等城市研究的内在理路上的关系。

 

张娟:这是最近几年流行的研究思路。可以参考一下司昆仑通过巴金的小说切入成都的城市研究。《子夜》确实也是一个适合以此方式研究的文本,它在学术界被重新关注与非虚构的风潮有关,这个八十年代以来的风潮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国外文坛,我们最近二十年也开始有所接受。以现在的标准,它的社会文献价值与它的文学性不再冲突。

 

孔德罡:在《子夜》中有很强的方位感,我们可以了解到吴荪甫的行动路线,这种空间的营造是城市文学的优势之处,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我们能够像大型开放世界游戏一样切身地体验到进入一个城市的感受。

 

Q4:老师们有什么比较喜爱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可以推荐给大家?

 

张娟:茅盾文学奖以长篇小说为奖励对象,而鲁迅文学奖则颁发给散文、中短篇小说等,因为过去中国读者的习惯长篇小说往往获得更高的关注度。茅盾文学奖经常会出现爆款,其中早期有一个现象级的作品《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也是在我们东南大学的图书馆借阅量一直高居榜首。现在的新生代也许缺乏类似的生活经验,但依然能够从中获取向上的力量。我在这里推荐一部徐怀中的《牵风记》,在这个个人角度的战争书写中能够感受到人性的光辉。

 

许金晶:这次沙龙是今年小组少有的线下活动。线上沙龙的优势在于可以囊括海内外的优秀学者,但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相遇与交流还是任何技术媒介难以替代的。南京作为一个发达沿海省份的省会,可以说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不管我们是否来自他乡,现在都身在此处。在城市中共读城市文学与城市史、城市研究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习以为常的生活。从城市文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在茅盾、鲁迅的作品中挖掘出更多的意蕴,看到它们所展现的人性与社会各阶层的复杂性。

 

葛丁超:经典文本的接受过程中可能伴随着一些刻板印象,抛开成见静心阅读也许可以在其中发现不一样的价值。城市与文学的紧密联系不仅体现在有关城市的书写上,也在于有今天这样博学的老师、热心的书友、雅致的空间组成的一场场优质的读书沙龙等活动,这也是我心目中南京可以成为“世界文学之都”一个重要的原因。最后,由衷地感谢老师的精彩讲解和大家的积极参与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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