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昊 × 孟庆澍 | 《骆驼祥子》：一个时代的希望与挽歌

2021年10月31日，群学书院联袂梅园经典共读小组，以线上共读的形式，讨论交流这本老舍笔下的现代经典白话文小说——《骆驼祥子》。让我们在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陈云昊老师以及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孟庆澍老师的带领下，以北平为放大镜，看见当时中国社会内在的时代之殇及底层“新市民”生活图景。

本文为论坛纪要，由吴欣欣整理。

《骆驼祥子》

一个时代的希望与挽歌

文 | 吴欣欣

作品活跃于中国过渡时期的老舍，在文本创作上有很明显的文化反思意识，尤其见诸于他在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民族问题上的一些批判。他与张恨水比肩而立，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两座高山。

老舍先生

具体到《骆驼祥子》，从文学史的传统意义上说，《骆驼祥子》展现了一副混乱、黑暗、腐朽的民国时期社会图景，表达了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批判。而从城市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骆驼祥子》表面上是“人与车”的故事，实际上是对“人与城”的关系的思考。车夫祥子精神上的自我毁灭，体现了城市的“恶”裹挟着个人，使弱小无力的个人成为“恶”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它还刻画了由金钱主义、利己主义导致的性格悲剧，杂糅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与反思。而老舍小说中特有的“京味”，也为通俗性、大众性文学的发展添上了一把熊熊燃烧的篝火。

《骆驼祥子》初版本

2021年10月31日，群学书院联袂梅园经典共读小组，以线上共读的形式，分享交流了这本老舍笔下的现代经典白话文小说——《骆驼祥子》。本次活动的主讲人是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陈云昊老师，评议人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孟庆澍教授，主持人和记录者是梅园经典共读小组的志愿者吴欣欣，最后由小组创始人许金晶老师总结。

讲座伊始，陈云昊老师从自身的阅读体验出发，以《骆驼祥子》这部作品为例子，表达了自己略为独特的文学感受。他认为每个人的阅读体验和文学感受本就因人而异，不一定非要进入某一种批评话语当中，“性格悲剧”、“时代悲剧”、“现实主义”这些术语有时反而束缚了我们的文学想象力，以及对个人化文学感受的深刻挖掘。作家的文字意在营造一种一定范围内的独特语境，在这种文字氛围下，作者、文字以及读者，三者以一种文学感觉作为牵引，进行跨时空的、从虚拟到现实的有机联动。而这种文学感觉需要被保护、被珍惜，因为它是私人化的、具有独特性的。

陈老师结合自己阅读经历，从“鬼”这个视角出发，串联起古今中外多部作品序列，进行对比理解。最后落脚于在旧礼俗秩序崩塌后，对理性话语空间逼仄的反思，以及对于在不完善的“外卖大数据管理”形势下，今天仍然在风雨飘摇的现实处境中苦苦挣扎的“祥子们”的人文关照。

《骆驼祥子》1955年版

作家书写作品，作品是作家思想记忆的某种体现，而要更好地理解《骆驼祥子》，作家的个人经历与成长背景自然是绕不开的。老舍的父亲是一名卫戍紫禁城的卫士，庚子事变后莫名其妙地死于紫禁“空”城保卫战中，老舍与其母亲极其侥幸地幸免于难。在老舍的回忆中，这些幼时的心灵创伤所引起的讪笑多于悲哀。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这样描述老舍：“（老舍）他不仅针对表面可笑的题材大肆发挥，而且要刺探那些原应引起愤怒和眼泪的题材里的喜剧潜流。”如若我们以他的家族史作为分析其作品的一个参照，就可以理解《骆驼祥子》里由温情开篇，以残酷的堕落轨迹结尾的“老舍式”的荒谬感。

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看，《骆驼祥子》是当时北京社会史的一种生活性体现。人力车在1920年代的北京是一大公共奇景。这在陈云昊老师推荐的近期新译入的史学“旧著”，即美国史学家史谦德的《北京的人力车夫》里有可靠的数据支撑——“这座城市的16至50岁的男性当中，每六人中就有一名车夫。”而写于1936年的《骆驼祥子》就折射了当时六分之一的北平普通人的生活，这种真实折射不仅来自于小说里真实生动的描写，而且来自于他由真实轶闻所引发的创作灵感。文学作品与经验式的可靠性互为参照，而纪实性的作品又可以作为文学阅读的延伸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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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类车夫》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而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骆驼祥子》里有一章描绘了以祥子为代表的车夫们在寒冬拉车忍冻挨饿的悲惨状况——“他们整个的是在地狱里，比鬼多了一口活气，而没有鬼那样清闲自在。”他们像鬼一样，可是却和鬼有些差别。接着陈云昊老师便在自己鲁迅文学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以“鬼”为切入点进行了鲁迅和老舍文学序列的对比梳理。

鲁迅写过很多在乡间生活时为一般社会民众所信仰的礼俗社会，其中，鬼是最普通的、为人民百姓最熟悉的东西。在鲁迅的《且介亭附集·女吊》中就有描写绍兴目连戏的一段话：

这一种仪式，就是说，种种孤魂厉鬼，已经跟着鬼王和鬼卒，前来和我们一同看戏了，但人们用不着担心，他们深知道理，这一夜绝不丝毫作怪，于是戏文也接着开场，徐徐进行，人事之中，夹以出鬼：火烧鬼，淹死鬼，科场鬼，虎伤鬼......。

鲁迅小时候扮过不少鬼，他也对鬼并不陌生，这些在他的《朝花夕拾·无常》里也有提及：

这些鬼物们，大概都是由粗人和乡下人扮演的......人民之于鬼物，惟独与他（活无常）最稔熟，也最亲密，平时也常常可以遇见他。譬如城隍庙里，大殿后面就有一间暗室，叫做‘阴司间’......

当时的百姓们与“鬼”是亲密无间的，他们甚至也不惧怕鬼，可见一百年前民众的生活和想象与旧礼俗话语秩序是密不可分的。而反过来想一想，我们虽然在扮演鬼，“鬼”不是我们的生活中实在的东西，但在扮演的过程中，“鬼”的一些东西是否跟我们生活发生了直接相关性，以至于“鬼”在我们的生活其实就相当于活着。《骆驼祥子》里这样写道：“他等着吸那最后的一口气，他是个还有口气的死鬼。”最终祥子变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是为小说的结尾。“鬼”气其实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它与真实的人间并不完全割裂，相反，它深入我们的骨髓和思想。

话剧《骆驼祥子》剧照

而刚刚鲁迅的文章里提到的“科场鬼”，便让我们联系到了“孔乙己”这个经典人物，虽然“科场鬼”的意思是在考场上突然暴毙的人，但孔乙己也是一个考场多年不得意，混迹在一堆喝酒粗人里面，唯一一个穿长衫的人，这种荒诞离奇着实也有一些“鬼”的意味。《孔乙己》这篇小说与《骆驼祥子》在气氛的构造上如出一辙。一开始的叙述也充满了一种温情，带着一种乡间喜剧色彩，用一种比较低的视角去描写孔乙己这个人物，他坚持教人“茴”字有四种写法，可爱却又完全脱离时代，像死去的阴魂一般。

在今天，“茴字有四种写法”演变成一个嘲弄人卖弄学识的典故。陈老师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这句话体现的并不是对一个人掉书袋或卖弄学识的讥讽，它其实意味着这种知识形式在当时社会完全失去用处。我们不会去嘲讽“知道火箭有四种造法”，但我们会去嘲讽别人说“茴”字有四种写法，这恰恰是因为某种知识不再与当下社会大众产生意义的关联，成为一种对文化躯壳化的哀悼。

舞剧《孔乙己》剧照

陈老师认为，鲁迅的另一部短篇小说《白光》讲了陈士成这个“淹死鬼”的故事。鲁迅的这些小说并不仅仅批判传统迂腐的读书人，他还带有一种“悲”的同情，以及对旧礼俗文化的一种反思和思考。

同样，在研究者看来，老舍跟鲁迅也具有相似性和连贯性。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里把祥子和阿Q比照在一起，在两本小说的结尾都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围观杀头场景，如同嘉年华会一般。面对一群群麻木而又嗜血的人，老舍发出了鲁迅当年的讥评。与死人为伍，对祥子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能抗拒的“诱惑”，这种游行带来了虚假的壮观与热闹，更暗示游行之外一切事物的无生命、无意义和不真实。陈云昊老师由此联系到姜文导演的电影《鬼子来了》，导入现代电影艺术在这方面的体现和延伸。这部电影本是黑白片，而主人公马大三的头被砍下来后，在地上滚了一滚，整个画面瞬间变成血红色。《鬼子来了》与《骆驼祥子》的结局，都体现了一种生之溃败，一种人间与地狱颠倒的错觉，一种比真实更真实的荒诞感，一种包裹在喜剧形式里难以言说的闹剧感。

电影《鬼子来了》剧照

而这种闹剧感，还体现在“小福子”和“祥子”的名字上，名为“小福子”，其实一点福气都没有，历经劫难最后成了吊死在树上的“无福之鬼”；名为“祥子”，也一点祥和的意思都没有。接着，陈云昊老师又将这种由喜剧笔调开头而又以悲剧结尾而充满荒诞的闹剧感延伸到了赖声川的著名话剧《暗恋桃花源》。在后者悲喜剧“抢戏”的编排上，他认为悲喜剧交杂在一起能折射出闹剧形式的时代表现力，这种构思不仅属于现代文学，也属于当代文学。

想象与现实的距离有多远？1940年代老舍与汉学家浦爱德合作翻译，推动了《骆驼祥子》踏入美国并成为热销书。然而，浦爱德对中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一心一意想“像老北京”，她想在翻译中纳入创造；而老舍则希望用“苦力”的语言呈现“苦力眼中所见的”世界。他想改变洋人眼中对中国苦难东方主义式的奇观式看法，着重于“苦力”这种生存状态本身意味着什么，因此二人合作产生了分歧。那么，今天的我们，对《骆驼祥子》是否也有这样的想象？是不是也只用一种“人道主义”的、“人性论”的，“个人主义”的同情视角去看祥子的命运呢？

《骆驼祥子》英译本军供版

如果不是个人主义的悲剧，那么这种悲剧来源于何处？接下来，陈老师引用了政治哲学著作——霍布斯的《利维坦》第十三章《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中的一段话：“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下，这种战争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们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这个丛林社会不一定是由人道主义的缺失导致，也许是由把人变成鬼的环境造成的，那这个环境缺失了什么？陈老师接着引入了张旭东老师对《骆驼祥子》的政治哲学分析，尝试讨论外部条件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影响。

张旭东《作为现代寓言和政治哲学的＜骆驼祥子＞》一文，从政治哲学的维度讨论了主权国家在社会变革中的关键性影响力，但这种外在制度形式的作用却常常被中国知识分子诉诸于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领域中，形成一种文化政治的对立。在这个语境下，祥子堕落成像生活在地狱的鬼，原因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为他的劳动和尊严，赋予完整稳定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意义。如果是社会的问题，那将末路鬼祥子的命运简化成个人主义的悲剧、一个文化和思想的问题，又是否妥当呢？人道主义话语假定了像利维坦这样的国家主权形式是不重要的，国家形式和国家制度建设的空白，可以通过文化领域的不断革命来填充吗？历史主义——人本主义个人内在本质的不足，就可以解释祥子的命运吗？

陈老师认为，应该厘清制度形式与思想文化两者之间的配合关系。张旭东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从老舍的《骆驼祥子》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两部作品当中的写实主义——人道主义误读，根本上是一种历史主义——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一个能够为集体性身份归属提供有效参照的文明系统，以及一个能够为人愿意劳动、合法劳动，通过自身尊严劳动，而赋予人价值、意义、公平、财产权的社会交往体系。而这种不可取替的东西的缺失导致了祥子悲剧的存在。《骆驼祥子》里有这样一个隐喻:“我亲吻着大地”，可以知道祥子非常热爱这片土地。但是如果这片大地出现问题呢？在一个随时能够剥夺你这命的地面上，你又有什么意义呢？

电影《骆驼祥子》剧照

随即陈老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今天“骆驼祥子”还存在吗？

在建立了主权国家的今天，还是有人如《骆驼祥子》里描述的这样：

他从早到晚、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他没有自己。

这和今天外卖小哥的工作状态很相似，他们的交通事故死亡风险较大，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用祥子的某种隐喻来理解这样一个群体。在许多礼俗秩序里，我们活得像鬼，是因为法权秩序的缺失，是因为社会的组织与交互方式仍然存在缺陷。

歌剧《骆驼祥子》剧照

在此议论基础上，陈老师又进行了问题的延伸：如果法权秩序建立了，它真的可以完全吸纳和消化礼俗秩序所冻结的那些难题吗？“祥子”就不会再被生产出来了吗？

如果让更多的人不成为“祥子”是需要革命，但是法权形式的确立，也不能担保“祥子”不再出现。那么当旧礼俗秩序崩塌之后，理性秩序之外的传统话语体系该如何安放呢？我们今天的国家主权维度已经完整了，已经走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在社会分工的一些局部领域仍然有待完善，这些普通人所生活的空间可以通过礼俗的视野加以关照。陈老师通过“鬼”这种灰色形象催生出的鬼片体裁的隐喻表现力，结合了韩国的鬼片《哭声》《李尸朝鲜》来解析当下社会的礼俗状况。

在韩国鬼片《哭声》里，“为什么他们必须成为所有人的受害者？”一问振聋发聩，处在鲁迅身后一个世纪的韩国导演罗泓轸将目光从周边的世界扩展到了更为幽微深邃的领域。像这种问题，有时没办法在法权形式里面得到解决。即使社会制度很合理，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井井有条的安排，人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生活上的困惑，还是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存在。鬼神也许不存在，但是那些溢出了社会理解的非自然事实，确实给人们带来了痛苦和疑惑。如果你把某个东西描述成地狱，并不意味着地狱本身存在，但是像地狱一样的痛苦存在。痛苦是真实的，但是它不能完全归咎于制度。像这样超出理性社会描述方式的东西很多，所以鬼片在这个时代的高度发展其实具有一定合理性。

《哭声》海报

而为什么《李尸朝鲜》里把国王比喻成鬼？鬼是什么？鬼其实是真实以外的命名，它命名那种难以言说的部分，它在语言里面就相当于一个“X”或者“啊！”，只要这样没有办法描述的东西存在，那么鬼就存在。这个世界的法权秩序不可能完全消化掉这个“啊！”，不能完全消化掉“鬼”。“鬼”仍然可以在一个合理的秩序中不断地生长出来，因为这个秩序仍然值得、也必须完善。

电影：《李尸王朝》剧照

在“鬼”的视角中，我们面临一种真实的痛苦，这种痛苦的真实性在过去描述成某种礼俗秩序，但今天我们不再用“地狱”“活得像鬼”这样的话语去描述它，可是现实中确实仍然有很多难以言说的东西。陈云昊老师认为，这种东西恰恰是我们要去把握的，不能漠视它们，不能纯用启蒙理性把它消灭掉、扼杀掉，甚至简单地认为只要“大数据”算法变好了，今天的外卖小哥们就不会重蹈祥子式的结局。当体面的理想失去了旧仪式支撑之后，意义将会在哪里？旧话语也好，理性秩序也罢，都需要在一个新的意义世界里才能够安顿好人的灵魂和肉体。而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努力地完善制度、挖掘我们的思想，尤其不要漠视普通人的理性。

在评议环节，对于祥子悲剧产生的原因，评议人孟庆澍老师认为古往今来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中，对于刚刚陈云昊老师所引用的张旭东论文在外部因素层面的讨论——主权国家制度缺失或不足导致了祥子的悲剧的观点持保留态度。

接着，他推荐了新加坡学者王润华研究老舍的著作《老舍小说新论》，这本书借鉴了精神分析理论，从内部因素上对祥子的命运进行深入内里的剖析。在此基础上，孟老师认为，造成祥子悲剧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还是人性当中永恒的东西，它可能是很黑暗的概念，而这些黑暗的东西，或许难以从理性上去解释，而只能在信仰上才能为我们所感受到。

《老舍小说新论》书影

在此意义上，他认为《骆驼祥子》是老舍作品里面比较少见的一部带有某种形而上色彩的小说，当中涉及了对于人性、生存哲学的一些深层次思考。比较特殊的是他的一些宗教性思考，比如地狱、魂灵、人性的善恶、人和欲望的关系，人如何处理欲望的问题，这些问题带有终极性，是超越时代的。不管在哪个时代，我们都会遇到这种问题，都会产生这种苦恼，都会为这种东西所困扰。

而人最后的堕落、人的毁灭，很多时候也是这些问题的结果。这不是社会制度的原因，而是人性内心的痛苦、人无法解决的欲望的问题、人和自己的欲望搏斗的问题。

紧接着，孟老师认为在这个写作层面上，老舍接近了鲁迅和张爱玲。他认为鲁迅和张爱玲是两个通灵者，是可以和鬼魂对话的人，在他们的作品里面是一半是阳气，一半是阴气。他们是出入于人间和幽冥界的作家，他们既能感受到人间的气息，同时也能感受到地狱和魂灵的存在，所以他们才能写出复杂的人心。

但其实老舍本质上也不是这样的作家，他是一个写实主义的、带有烟火气的一个作家。但《骆驼祥子》为什么能拥有这样的特性呢？也许是因为他非常喜爱《神曲》，从里面他接触到了文学和未知世界、人性的幽暗世界相通的一面。《神曲》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这部作品超越了写实主义。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提到老舍，一个原因就是注意到老舍将人的心理、信仰、玄学的东西带入他的写作中的这种倾向。

最后，孟老师在小说技巧上的把握方面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一些批评。对比鲁迅，老舍在写作上不够含蓄，而是直接了当地批判国民性。比如阿Q被押赴刑场的场面与阮明被枪毙的场景，鲁迅写这些人发出的像狼一样的目光，但老舍一定要写出小市民们多么渴望看人被枪毙，他们是多么没有觉悟的人。写北平，写风俗老舍都会写得很好，但是他总是喜欢发议论，一旦发议论，就会表现出思想的某种局限性。

老舍先生

在评议环节，陈云昊老师补充道，韩国的鬼片视角挖掘到了写实问题的新的内核，即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将现实里不可描述的东西表现了出来，这是不同于我们传统中习惯的那种写实主义的手法，十分值得当代的艺术创作者学习。

比如，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多神信仰全然不冲突，这侧面反映了这些东西所描述的世界仍然会留下空的房间，这个世界的房间很大，不是完全能够穷尽的，所以这部电影通过这样一个奇幻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现有的信仰经验、理性经验所能够穷尽的。从这个意义上，陈云昊老师认为“鬼”的视角的奇特之处十分值得被认可。今天我们缺乏一套描述理性话语以外的词汇，文学也好，影视也罢，都应该去追求这样独特的观察方式。在原来那套迷信的东西消退之后，能不能再重新去弥补这套词汇以往发挥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幻片，就部分地代替了这种缺失。

针对两位老师文学性更多的探讨和剖析，有书友想再请老师从北京的城市文学书写，以及北京近代城市史史料的视角，对《骆驼祥子》多做一些探讨和分析。

陈云昊老师提到《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里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它写了当时北京人力车夫这样庞大的劳动阶层，在面对自己的职业受到公交系统的电路化改造的威胁后，因生计受到冲击而集结进行反抗的现象，强调了组成工会组织后，他们自身萌发的阶级意识、政治意识所体现出的现代意义。在二十年代中期的电车风潮管理中，就出现了类似《骆驼祥子》里车夫跟车夫之间相互排挤碾压的情况，这也许能用今天“内卷”这个词来加以说明。

最后，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许金晶老师在老舍对作品的个人情感投射以及《骆驼祥子》在北京城市书写的体现两方面，对本场沙龙进行了总结。

针对作家在作品及人物上的情感投射问题，许老师向书友们推荐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关纪新的《老舍评传》。这本书对老舍的生平与其作品书写之间紧密互动的关系，进行了还原与阐释，补充了过往在老舍的传记和研究里忽略或淡化的部分。突出讲述老舍作为一个中下层满人，在经历了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乱象之后的生存状态，而这种经历对其个人生命轨迹的发展，及其作品脉络中的身份认同、情感投射影响颇深。

而对于《骆驼祥子》在北京城市书写上的体现，从微观层面去解读，老舍以近乎白描的笔法描绘了以祥子为代表的北京中底层市民的生活场域，比如人力车车场里的生活空间：哪些地方是车夫的宿舍，哪些地方是车厂厂主刘四爷和他女儿虎妞的住所，哪些地方是办公场所，以及这些车夫的休闲去处，比如里面提到的茶馆和“白房子”（妓院）。

而将视角拉到相对宏观的层面，在建立了法权秩序之后，确实不能够完全解决旧礼俗秩序带来的种种问题，也不能完全地解决像祥子这样的中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问题。但至少从另一个反向角度来看，在一个失序颠倒的社会里，中底层民众相对普遍的悲剧性命运，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大环境，或者说由张旭东老师所说的法权秩序去影响、去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老舍整个作品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学序列，关注并探讨他所经历的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几十年的变迁，可能就能更好地理解老舍笔下的北京城市社会变迁，以及中底层人士生活和命运的变迁。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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