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须散场，猥琐趁少年（II）

青春须散场，猥琐趁少年

——有关穆齐尔的《学生托乐思的迷惘》（II）

埃贡·希勒1912年自画像

“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个一百年前的传奇。那里，为数不多的文学明星，都是少年天才级别，和穆齐尔几乎同龄的，还有维也纳犹太纺织业大亨的儿子斯蒂芬·茨威格。我从他的《昨日的世界》里，摘下一段他回忆中学的文字：

“上课成了一种冷冰冰的学习器械，从来不依靠个人进行调节，而仅仅像一具标有“良好、及格、不及格”刻度的自动装置，以此来表示学生适应教学计划的“要求”达到了什么程度。然而，恰恰是这种索然无味、缺乏个性、对人漠不关心、兵营似的生活，无意之中使我们不胜痛苦。

我们必须学习规定的课程，而且凡是学过的东西都要考试。在八年之中没有一个教师问过我们一次，我们自己希望学些什么，更没有鼓励的意思，而这正是每个学生悄悄盼望的。”

《昨日的世界》

“兵营似的生活”，不错，那时候的维也纳男孩，越是出身好、家境好的，越得早早接受军事化管理。然而，茨威格对此的理解太浅，他至多把入学看作是故意的折磨，让他们早早明白人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同样的遭遇也降临到托乐思的头上，穆齐尔同样谴责了将男孩子们与外界隔绝的教育制度，可是，除了最基本的谴责，穆齐尔把托乐思的（也是他自己的）不爽提升到了“迷惘”的高度，从一种情绪拔升到了心理形而上学的层次上：困惑，不确定性，自我分裂，它在一个人的成长历程的初期，构成了一种咬啮性的存在。

年轻时的茨威格。一看就是好人家长大的好孩子

托乐思结交的几个都是坏孩子：白内贝男爵，以及赖亭，巴喜尼也不例外，只是在书中，他是一个被白内贝极端鄙视的角色，活脱脱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他们的坏，并非来自军校的限制，军校顶多只起一个激化作用；穆齐尔认为，他们的坏，来自男孩成长到那个岁数时所必经的一块危险的柔软地带，它甚至促使他这个出生于不信教家庭的孩子，时时思虑上帝的伎俩。

就像波德莱尔或华兹华斯，穆齐尔念念不忘他在那个年代，对成年人产生的种种奇怪的幻想，他会向往成年人的“天才”，等他过了这个阶段，就将他当时的心理状况看作成人世界及其种种关切的浓缩版，而不住地回到那里去挖掘。

他发觉这份天才超出了自己的掌握，可他依然去尝试，迈步向前：在《托乐思》中，我们会多次看到，托乐思一边惴惴不安，一边走上狭窄幽暗的楼梯，仿佛白内贝等人逼着他这么做似的。这楼梯先是通往妓女的屋子，后来则通往校舍顶楼满是灰尘的储藏室，他们将在那里囚禁巴喜尼，凌虐这条像女人一样柔媚的可怜虫。

这种在紧张和兴奋下走楼梯的意象，在小说中，穆齐尔还神奇地将它与数学相类比。数学，按说是最让人踏实的学问，数字从来不骗人，二加二就是等于四，然而托乐思却说：

“我们的思考不再拥有稳定、牢固、安全的基础，而是蹈越过地面上的洞洞——我们关闭了它的一个个眼眸，一度都不存在了，直到安全地抵达彼岸。”

数字也是虚构，数学是抽象思维的学问。托乐思发现，数学就像“一座桥，只是两头有桥墩，中间的底下都是空的，可我们走过去的时候毫发无损，就仿佛它是一整块地矗立在那里。”人们虚拟出来的种种数学概念，却用它们来进行完全真实的计算，并得到明确的结果。楼梯也好，桥也罢，在托乐思这里都是务必有的东西，为此他甘心不眠不休地寻找，只有它们能解决问题：如何从一头走向另一头，如何从自己，走向无声地面对他的精神的种种事物？

一战时期的戎装穆齐尔。总觉得他可以去演清宫戏

于是，穆齐尔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空间里制造了陌生。没有有形的桥或楼梯，跳跃也可以，跳不过去，那么就要尝试不顾一切的意志行为。在《没有个性的人》里，穆齐尔同样有这样的洞察：人们不能一步跳到另一个人那里——总得有个途径。

这种奇特的思路促成了《托乐思》里阵发性的独特表述：托乐思总是抛出一个个想法，随即否定掉，不是这样，不是那样……不，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只要不死，最终我总能抵达那里。

《没有个性的人》

托乐思明白，白内贝和赖亭也在寻找这样的途径，从而从自己通向别人，从少年通向成年。尤其是白内贝，他同他扯了一大通玄奥的印度哲学，大意是精神至高无上，肉体——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都必须鄙视；托乐思觉得它们全无用处，然而，“这些话，如同一条没有尽头、看不到全貌的千回百转的路，在经过无限漫长的蜿蜒曲折之后，似乎突然出现在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前……”

受白内贝的启发，托乐思也陷入了玄思，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阶梯，通往云层背后出现的一个洞：他想到了数学里的学到的概念：“无穷大”，“他铆足力气往里闯得越远，视野变得越高，那闪闪发光的蓝色洞底反而向后退得越深，”不过，“你好像总有一天能够够着它，并用目光留住它。”

故事就在托乐思这种动辄茂盛的思绪中推进，犹如一个人在戏院散场时的人群里挤着走。巴喜尼被他们抓住，挨打，然后剥光衣服。动手打人的总是赖亭，一个拿破仑的崇拜者，对他来说，通向别人的途径很简单，就是暴力征服。暴力发生了，“不知是什么东西让托乐思露出了微笑”，巴喜尼在他们的威逼下，老实地照着说了一句“我是个卑贱无比的小偷。”

在这里，同性恋的因素并不重要，它只是用来增进人物的迷惘或错觉（同性恋文学的常规功能：扰乱），只要作者原意，巴喜尼完全可以换成一个女人，反正，环境和条件创造了这样施虐—受虐的机会。那么，穆齐尔是想展现灵魂的“病态”吗？当然也不是！不如这样讲，他想要展现的，是一个对事物极其敏感的灵魂，是如何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

长大成（男）人，是一个奇怪的、不正常的过程：不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耽于诗情画意到逐渐直面死亡，也不是像茨威格所表现的那样，是在一个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里，从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到自由渐受侵蚀，内心充满焦虑……

这几种成长都是相对容易写的。而穆齐尔的了不起，就在于避开阳关大道，搜寻一条冷僻的小径，他描写的成长，处在现实与幻想的来回碰撞之下。

从小说一开始，托乐思就是一个一再从稳定状态下移开去的人，是一个惯于否定的人：他无法避开窗户的诱惑，总觉得“另一边”有什么东西，如书中所写，“他只能短暂地集中注意力在一样事情上，片刻后就会感到孤独和被遗弃。”他曾同一个小亲王结友，后来却突然破裂，因为男性的自我意识萌发了，纯洁的、理想状态下的友谊就消失了。还有，对自己那个声誉井然的家庭，他心存一种螺旋上升的痛苦感受，当阴暗的罪感进入到他的意识里，当“性的初困扰”发生，他那位让人尊敬的母亲就无法摆脱与妓女波热娜的对照和对话了。

女人，既是母亲，又是婊子，这一双重认知在托乐思的大脑里萌芽了；同样的，施害者白内贝，受害者巴喜尼，都是那么的难以捉摸，具有双重性甚至多重性。

穆齐尔笔下的这些人物，没有一个是固着不变的，都像他们折磨巴喜尼的储藏室里的灯光，托乐思觉得那光在地板上流淌，“光线一点点地渗入那些横梁的缝隙中，最后窒息在一片灰尘遍布的、肮脏的昏暗里。”……而这个储藏室就如同性的世界，它恐怖，又让人兴奋无比。

当然，数学也一样。数学老师提示托乐思去读康德哲学，托乐思想起他父亲书柜里的康德，“你并不乐意接近它，而只愿意尊奉它，因为你很高兴，由于有这神灵的存在，你再也无须去为某些事情劳心费神了。”

穆齐尔的笔下，到处是这种对事物的不稳定性的意识，是推敲“掌握事物”这一行为的疑点。他那片刻的注意力，不断地剥夺旧目标，迫使他去选择一个新的目标，这种不断流动的特征也吻合了萨特《恶心》里洛根丹的感知：酒吧间里的一个男人，老板娘的表亲，洛根丹看着他身上穿的蓝衬衣，觉得那衬衣下面的背带，在还没有能够成为紫色的时候，就淹没在了蓝色里。

萨特

被禁锢在学校里的托乐思，缺席于那激动人心的狂暴的外在世界，然而，学校的高墙又保护了他，因为狂暴和冒险，在外在世界里是被禁止的，反倒是学校，给他划出了一个可以肆意妄为的区域。在茨威格这里，学校枯燥、机械、冷漠，唯一的正面效果就是促使他爱上了诗歌，然而穆齐尔要深刻太多了，在他这里，学校让人意识到自由和禁锢，循规蹈矩与狂野的逾矩，剥夺与获取，这一对对相反的范畴是如何不可分割的。

学校经验孵化了男孩的意识，让它扩展，充盈，于是V.S.普里切特恰如其分地评价穆齐尔说：他真正的主题，不是“意识流”，而是意识本身，“是意识的建构，意识在头脑中建造、形成风格并拆毁的整个过程。”

“我身上所有的恶，都是善良人的一部分。我要创造它们！”——穆齐尔在他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学生托乐思的迷惘》最好的诠释了这句神秘之语。我们看到，托乐思处在三种力量的拉扯之间：首先是白内贝，他信奉了一种神秘主义的生命观，他号称，自己把智力全部用于焕发灵魂，这一模糊不清的东西；然后是赖亭，他信奉不择手段的、无情的行动；此外就是巴喜尼，他代表了虚弱和性倒错所具有的引诱性的力量。

三种力量似乎都是恶的，可这恶又含有善，甚至智慧的一面，而对它们的体认，又使得恶都成为托乐思身上的一部分。他可以主宰和虐待巴喜尼，有时用赖亭那种纯身体的方式，有时则用上更加残忍的、白内贝式的精神摧残的方式。更妙的是，他自己身上巴喜尼的一面，让他沦为高年级学生虐待的对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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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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