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隋唐部分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

古代汉语文学 20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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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版◎

第四编隋唐部分

第八章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

　　中唐的文体文风改革：自内容言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与政治改革有关；自形式言由骈而散，是散文自身发展的要求。这是有目的、有理论主张、有广泛参与者并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今人称为“古文运动”。

第一节政治改革与文体文风改革

一、前人的努力。

（一）西魏苏绰、隋李谔提出文体复古主张，未产生实际影响。

（二）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在唐代影响很大，但未形成文体文风改革普遍风气。

（三）文体由骈而散，开元时已有相当发展，安史之乱后作为改革思潮出现。

二、背景—变革中兴的愿望。复兴儒学的思潮：

（一）唐初修《五经正义》重章句之学，疏义理探讨，受到刘知几和王元感批评，却未能改变此学风。

（二）安史乱后，儒学出现重大义而轻章句的新倾向，代表有独孤及、柳冕、权德舆等，代表学派是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派（对《经》越过传注回归本义，从章句之学回到义理探讨，促成儒学复兴和致用）。

（三）韩柳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

1.韩愈：

（1）重建儒家道统，越过西汉后经学复归孔孟；

（2）着眼点是“适于时，救其弊”，解救现实危难；

（3）最严重是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前者导致皇权削弱；后者影响儒家思想传播。

（4）写《原道》等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抨击藩镇、佛老。

2.柳宗元。与韩愈不同，对儒家道统没多大兴趣，不排斥佛教，更重视源于啖、赵学派不拘空名、从宜救乱、通经以致用的经世儒学。

三、永贞元年（805），以王叔文为首，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为中坚的一批进步士人，发起一场旨在打击宦官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实施一系列改革，使贞元弊政廓然一清，直接影响到元和中兴。

四、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文体文风改革高潮。

（一）韩柳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

1.韩愈“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目的是建立儒家道统，并用“道”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舆论工具。

2.柳宗元改革失败后，主张以文明其“道”。

3.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韩柳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将文体文风改革作为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返归质实真切。

4.主力有：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湜、樊宗师、侯喜等。

第二节倡导古文的理论主张与杂文学观念的复归

一、导致文体文风改革的因素：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触发；文章发展内部规律。骈文发端于先秦，成于魏晋，盛于南北朝，弊端如对偶求工、四六句型限制内容表达、用典求繁使晦涩难懂、追求华丽辞藻使内容空虚，华美形式成为表达思想、反映现实障碍。

二、唐骈文的新变化：

（一）初唐“四杰”始，不少作品于工整对偶、华丽辞藻外，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重骨力的刚健风格，如王勃《滕王阁序》、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杨炯《王勃集序》、卢照邻《释疾文》。

（二）盛唐骈体文风更大改变。

1.张说、苏颋在骈文写作中崇雅黜浮，运散入骈，展示出雍容雄浑的气势；

2.李白诗笔情调注文中，破板滞为流动，变用典为白描：《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

3.中唐陆贽的奏议较彻底地去除丽辞浮藻，不用典，不征事，代之以散体文气，达骈文变化极致。“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如《论裴延龄奸蠹书》《奉天改元大赦制》。

（三）理论批评。

1.初唐。杨炯指斥龙朔文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集序》）；陈子昂提出应继承“汉魏风骨”，反对“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作品。

2.天宝中期后。元结、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权德舆等形成若干文人群落，以复古宗经相号召，以古文创作为旨归，从文体角度倡导改革。

（1）萧颖士、李华倡导宗经，因而走向文学复古，否定屈宋尤其魏晋后文学，表现追慕古风，希图由文返质的文学发展观。

（2）独孤及主张“先道德而后文学”（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引），抨击“俪偶章句”（《赵郡李公中集序》）。梁肃承其观点，强调文章的内容、气势和骨力，是对当时空洞浮靡文风的批判，对其弟子韩愈文气说具直接影响。

（3）柳冕理论主张更系统、集中，也更绝对：

①以文明道，极力突出文章的教化功用：“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别是一枝耳。”（《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

②由教化论出发，否定与教化无关的文学性作品：“屈宋以降，则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则感物色而亡兴致。教化兴亡，则君子之风尽矣。”（《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实质要由文返质，倡导复古。

（4）上述文论的意义：

①一味强调教化乃至否定一切文学性作品的态度是偏颇的；

②缺乏实践性品格，带空言明道性质，不可能给创作带来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生命力；

③宗经复古、以道领文、充实文章内容而反对浮靡文风等观点具积极意义。

3.韩柳古文理论更明确、更具现实针对性。

（1）内容：

①“文以明道”。

②重道亦重文的态度，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博采前人遗产。韩：“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柳：“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③宜“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韩：学习古文辞应“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在文章体式上主张写“古文”，在具体写法上反对模仿因袭：“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答李翊书》述创新三阶段：开始欲力去“陈言”不易；接下来渐有心得有所去取；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达到随心所欲、“浩乎其沛然”的自由境界。柳：反对“渔猎前作，戕贼文史”（《与友人论为文书》）复古而能变古，反对因袭而志在创新，是韩柳古文理论的关键。

④韩认为写好文章的关键是重视作家道德修养和文章情感力量。

A.“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答尉迟生书》）“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认为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文章才能充实光大。

B.发展孟子“养气说”和梁肃“文气说”，提出为文普遍原则：“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气”是修养的结果，其中既有道德因素贯注，又有源于个性秉赋和社会实践的精神气质、情感力量。

C.强调“郁于中而泄于外”的“不平之鸣”（《送孟东野序》），主张“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等“勃然不释”（《送高闲上人序》）之情的畅快渲泻。

（2）韩柳理论核心是“文以明道”说，其文体文风改革以之为标志。但就内涵看，与之前理论家相似；而且一旦作为一种普遍理论，便会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使得文章缺乏真情实感，充满道学气;其理论精华在于对“文”的论述。

（3）韩柳古文理论之所以重“道”亦重“文”，甚至有时重“文”超过重“道”，是受杂文学观念影响。

三、“杂文学”。

（一）相对于纯文学而言。纯文学指非功利、重抒情的美文；混美文与非美文为一的称为杂文学观念。

（二）早期文学与非文学不分→魏晋后文学逐渐独立成科→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仍指文章之学→齐梁际有文笔问题讨论，有把美文与非美文区别开来的意向（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把是否有浓烈的感情和声律、词采之美作为区分文、笔的标准；萧统《文选》将史传、诸子排除）。

（三）唐时仍有影响→盛唐后逐渐消退，文笔之分为“文章”概念取代。陈子昂后，用“文章”包括一切文体的用法成习惯，这反映了杂文学观念的复归，提高了古文地位。韩柳文体文风改革与杂文学观念的影响相关。

（四）杂文学→文笔之分→以“文章”合一的现象，就文学自身演进来说是倒退；但就杂文学观念在特定时期重建的意义而言进步，因为蕴含以复古为新变的内容。

第三节韩、柳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散体文的发展：

（一）唐初文风仍延江左之旧，但一些总结历史、议论时政的文章已较少浮词赘典。如魏征《论时政疏》《论治道疏》《十渐疏》等，虽为骈体，却多杂散语单句；王绩《无心子传》《醉乡记》《五斗先生传》等，用语更明白晓畅，情感真切自然。

（二）陈子昂在唐前期文风转变的关键作用。提倡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一些章表奏疏用间有骈句的散体写成，绝去雕饰，“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如《谏灵驾人京书》；开元末写散体文人数增多，表现领域扩大。如姚崇《十事要说》、张说《并州论边事表》；张说碑志叙中杂议，使内容沉实厚重，对韩愈碑志有影响。

（三）出自诗人之手的书信和抒情小文。如李白和王维，将诗人的激情意绪注入文中，既具诗的特点，又不失文的本色，形成盛唐时特有的“诗人之文”。李白《与韩荆州书》，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崔颢《荐樊衡书》，王昌龄《上李侍郎书》。

（四）天宝中期后，元结、李华等的散体文。如李华《著作郎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元结《菊圃记》《右溪记》诸篇，于平易中寄寓感慨，发为议论，开柳宗元山水游记先河；建中元年科举策问始用散体，出现独孤及、梁肃、权德舆、柳冕等。

（五）这时散体文不具备与骈体文一争高下的实力，主要原因是缺乏艺术独创性，大都对先秦两汉文体文风模仿，语言和表现方法陈旧，生气不足。清赵翼“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为散，其胜处有先秦两汉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廿二史札记》）。

（六）韩柳在散体文创作上的开拓：

1.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散文美学规范。

（1）文学观念上否定六朝“文笔”之分，把散文引入杂文学路途；

（2）创作实践重视辞采、语言和技巧，突破文体界限和陈规旧制；

（3）辞采方面，既反对骈文末流，又吸收骈文优长，用整齐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句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在破坏的同时，重视散文重建；

（4）语言既倡“去陈言”，又强调“文从字顺”（《南阳樊诏述墓志铭》）和“体备”“词足”（《答尉迟生书》）。柳重视遣词造句和文势营造，并对常用助字的性质和作用予以辨析：“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复杜温夫书》）主要目的在于严格语言文辞的使用标准，避免歧义；

（5）从技巧看，韩善用变化多端的构思方法组织文章，通过比喻、排比、细节描写丰富文章形象性和感染力，又有规律可寻，在无法有法间，创立了新散文规范秩序。

2.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中，加强了作品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提高古文地位。韩在应用文中感怀言志，以感激怨怼奇怪之辞，发穷苦愁思不平之声，既变“笔”为“文”，又使“文”具源于现实的情感力度；柳文简古峭拔，立意精警：书信充溢身世之悲；游记渗透人与自然亲和之情。韩柳文于浑厚坚实中寓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

二、韩愈。

（一）论说文

1. 从内容上分：

（1）重在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等；

（2）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矛盾，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还有反流俗、反传统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师说》。

2.艺术。

（1）善辩主要源于胆壮气盛，使其议论文具震慑人气势。如《原毁》《讳辩》《争臣论》《论佛骨表》等，大气磅礴、笔力雄健、排宕顿挫、感情激烈。

（2）有为而发，不平则鸣，无意塑造形象，而形象在情感激流和雄辩中自然展现，是它近于文学性散文的主要原因。

（三）杂文更自由随便。如《进学解》《送穷文》；最可瞩目的是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短文，如《杂说》《获麟解》《伯夷颂》等。

（四）序文言简意赅，形式多样，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石处士序》《送董邵南序》“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祭十二郎文》。

（五）传记、碑志状物叙事。

1.如传记文《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用传记体为毛笔立传，以戏谑形式讽刺现实；《石鼎联句诗序》以传奇家笔墨，将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联诗的情景给予戏剧化表现。这两篇作品已与传奇小说无甚差别。

2.碑志。

（1）重细节描写，借琐事将传主性格、心态巧妙展现，使之成为人物传记。如《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

（2）借墓主事迹发议论、寓讽刺，表现强烈爱憎之情。如《柳子厚墓志铭》等。

三、柳宗元。

（一）哲学论文：冷静思考各类社会人生问题，如《贞符》《封建论》《天说》等。

（二）杂文：

1.正话反说，借问答体抒发被贬幽愤，如《答问》《愚溪对》等。

2.巧借形似之物，抨击政敌和现实。如《骂尸虫文》《憎王孙文》《斩曲几文》等。

（三）寓言文大都结构短小而富哲理意味，如《三戒》《罴说》《蝜蝂传》等。

（四）传记文与抒情文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祭吕衡州温文》最动人。

（五）山水游记。

1.是悲剧人生审美情趣的结晶。如《囚人赋》《永州龙兴寺东丘记》等，以渲泻悲情表现自然，将悲情潜于作品中，形成“凄神寒骨”特色。

2.永州记游之作大多表现奇异美丽却遭人忽视、为世所弃的山水。如《小石城山记》《钴鉧潭西小丘记》都具“借题感慨”（林云铭《古文析义》）特点，既重自然景物的真实描摹，又将主体情感不露痕迹地融注其中。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3.善选深奥幽美型小景物，经过精心刻划，展现高于自然原型的艺术美。如“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石涧记》）；“流沫成轮，然后徐行”（《钴鉧潭记》）；“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袁家渴记》）；园林之石“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山野之石“涣若奔云，错若置棋，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袁家渴记》）。“牢笼百态”。

4.上承郦道元《水经注》成就，又有突破性提高：不是纯客观描写，而是贯注寂寥心境，且借之表现永恒的宇宙情怀。如《钴鉧潭西小丘记》。

第四节晚唐古文的衰落与骈文的复兴

一、韩门弟子如李翱、皇甫湜等片面发展韩创新主张，追求奇异怪僻，渐失生命力。

二、晚唐小品是韩柳杂说寓言小品等文体新发展，晚唐社会矛盾产物。基本特点：

（一）篇幅短小精悍；（二）多刺时作，批判性强；（三）情感炽烈，生气贯注。

三、皮日休，字逸少，后改袭美。宗旨：“上剥远非，下补近失”（《皮子文薮序》），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或不敢发，使其小品文如弹丸脱手，字字见血。如《读司马法》：“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原谤》等。

四、陆龟蒙，字鲁望，后隐居甫里，自号甫里先生。小品文主要在《笠泽丛书》中，现实针对性强，议论精切，如《野庙碑》《记稻鼠》。

五、罗隐，字昭谏。

（一）文集名《谗书》多“愤闷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谗书重序》）。

（二）好谐谑，遇感辄发，多取寓言形式，一针见血。如《说天鸡》《英雄之言》《蒙叟遗意》《越妇言》《辨害》。

　　鲁迅：“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

六、晚唐文人分化明显，多走上消极颓废一途，寄情声色之乐，追求形式之美，于是骈文卷土重来，呈现出复归式演进的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