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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中国人精神的空白,往往由历史填补

李开元 槛外记 2023-11-30

▲田崴《封狼居胥》
对于死后世界的思考,是催生宗教的源头。各种宗教,无一不产生于对于死后世界的超越关怀。天堂、地狱、人间,前世、今生、来世,都是宗教的观念。
在佛教传来以前,古老的中国缺少对于死后的关怀,诸子百家关注生,回避死,追求生命的延续,逃避生命的终结,古老的中国文化,成为一种重生避死的世俗文化。
因此之故,古老的中国,有哲学而没有宗教,有天而没有神,有追求而没有信仰,关注兴盛的延续而忽视衰亡的新生……
我读《论语》,“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智慧的孔子,以应当致力于人事的理由,回避了对于神事的倾注,以应当关注生的理由,回避了对于死的追问。
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生,在神与人之间选择了人,创造了广及宇宙自然、道德伦理、政治军事的东方理性文化,却与宗教失之交臂,留下了精神的空白。
古来中国人精神的空白,往往由历史填补,千百年来,历史成了中国人的宗教。
我们没有圣经而有古典;我们没有神殿而有宗庙;我们没有神的教谕而有历史的教训;我们没有最后的审判而有历史的裁决;我们没有永遭惩罚的地狱,而有遗臭万年的历史耻辱柱;我们没有进入天堂的永恒至福,而有写入青史的千古留名。
孔子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在历史的殿堂中接受审判获得位置,成了中国人的来世追求。

唐代诗人陈子昂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面对久远的历史、无限的空间,诗人感叹生命的短暂、认识的有限。面对此情此景,历史学家另有感悟,“前不见古人,历史可以复活;后不见来者,历史可以预测;念天地之悠悠,历史绵延不绝;独怆然而涕下,历史慰藉心灵”。
如果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历史学家就是祭司。
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远古的史官,正是上观天文、下察人事的卜师,也是沟通神与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先知。史官如实地记录人事,虔诚地上达神明,谦虚地倾听天声,忠实地下达人间,如此得到神意,作为行动指南。
不真实的记录,不忠实的传达,无异于欺骗神明,必将遭受灾难惩罚。历史学家的秉笔直书,植根于正确预测未来的期待,来源于人类对于神明的敬畏。
多少年来,耳边都是无神论,喧嚣着人定胜天、人是万物之灵、人是自然的主人,如今看来都是虚妄之心、狂放之言,颠倒了主客、倒置了本末。
花草一季,树木百年,千万年的河山,永恒的星空,人何以堪?在伟大的自然面前,人类渺小如同蝼蚁蟪蛄,短暂如同雪花飘落。
也并非天人合一,而是天主人客。人与自然,不是对等,而是主客。自然是永恒的主人,人类是短暂的过客。人来做客要感恩,人来做客要知足,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去,保持清洁的环境,留给后来的新客。
自然是超越人类的存在,不管是在时间的永恒,还是在空间的无限;自然是君临人类的神明,不管是在未知的无限,还是在力量的无穷。自然是人类应当感恩的主,自然是人类应当敬畏的神。
我读《圣经》,了解人类的原罪。我读佛经,知晓人欲的虚妄。我读《周易》,明了福祸天降。我读《老子》,体会万物自然。我读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心领神会,铸为心中的模范丰碑,奉为史家的最高境界。
中国自殷周革命以来,天取代鬼神成了心灵的皈依和精神的敬畏。天是自然化的神明,天是规律化的主宰,天是历史理性化的本源。运行的天道,主宰着宇宙万物,主宰着历史和人类、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历史学家游走在星空和大地之间,在天道和人道之间求索,观望星宿的移动,推演大地的分野,观察天道的变化,预测人世的变迁。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中国文化中历史意识的觉醒,也在殷周之际。殷灭夏,正是周灭商的镜鉴。以水为镜,可以知容颜;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自己看不见自己,需要借助于镜子;当代不能认识当代,需要借助于历史。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已经参透了今借助于古,当代借助于历史以自我认识的奥妙。

司马迁生于后战国时代,列国并立,诸子百家的流风遗韵尚存,他继承家风遗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观望历史变迁,体察兴盛衰亡,成就一家之言。
他是孔子的继承者,他引孔子之言自述心志:“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著《史记》,是延续孔子整理《周易》《春秋》《诗》《书》《礼》《乐》的传统,寓义理于历史,五百年后自成一家。
两千年来,《史记》堪称中国历史叙事的峰巅,其叙事之良美有据,思想之微露深藏,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诸子之别家。
司马迁的人格风格,特立独行而坚韧高洁,起伏曲折而独领风骚。他体察生死有不同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相信生的价值要到死后才能确定:“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伟大的司马迁,他将生命注入历史,在著述立言中求得永生,历史是他的宗教,他是历史的祭司。 
2010年 7月,我送父亲的骨灰到青城后山墓地与母亲合葬。祭祀之余,环视群山,仰望云天,空谷绝响中,再次听到父亲的训诫:“人生无常,万物有主,慎之敬之,留名于世。”小子须臾不敢忘。
古圣先贤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小子无德无功,唯立言以不辱先人。
叔本华说,立言者的天空,有流星、行星和恒星。流星闪烁,转瞬即逝;行星借光,与时并行;唯有恒星,矢志不渝地放射自身的光芒,因其高远,需要多年才能抵达地球人间。
承先父遗训,有幸学史的我,已将立言的价值交由时间审量。怅望无垠的星空,能留下几丝光亮?
本文节选自著名历史学者李开元的《楚亡》一书。李开元是历史大家田余庆高足,被誉为“历史侦探”。他是一个史学界的传奇人物,熊逸、罗振宇多次引用他的观点,罗振宇甚至称他的书为镇店之宝。
他的历史叙事三部曲《秦崩》《楚亡》《汉兴》,读来如历史小说,精彩绝伦,但字字都来源于史料研读、实物分析和田野考察。
李开元极擅长对文献、考古、历史地理及合理推测等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尤其是实地考察,以至他的历史叙事又被称为“行走的史学”。
田余庆说,李开元走得多,走出治史写史的特色,难得。
而最能体现李开元“历史侦探”洞察力、思辨力的,便是他在权力分配视域下,研究政治集团史的一部绝版多年的神作——《汉帝国建立与刘邦集团》:
汉初最可能走出另一条道路。因为秦帝国时间太短,中国王朝循环史还没有形成强大惯性。
李开元从分析刘邦集团入手,早在二十年前,就创造性提出“军功受益阶层”。它不仅支配汉初政治半个多世纪,而且出现于历朝历代开国之初。
这段历史之重要,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华帝国之整体,及历朝历代史,甚至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当代史。
秦、楚、汉初奠定两千年中国走向,李开元写秦、楚、汉初是一绝。先知书店一次集齐《秦崩》《楚亡》《汉兴》,《汉帝国建立与刘邦集团》更是由于种种原因,时隔二十年才得以再版。李开元先生现定居海外,签名不易,先知书店有幸获得少量签名本,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一并选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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