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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在中国的社会改革中，如何改变知识分子的现状、匡正定位，形成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如何为年轻人创造机会，发动年轻人的力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动力？对此，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在采访中指出：
其一，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创造知识，而不是追求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至今还在纠结依靠谁的问题，还在主动地追求依附和影响力，没有自己独立的定位；
其二，总是觉得以前比现在好，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因为缺乏想象力，所以总是怀念过去，而鲜有面向未来的有力思想；
其三，当前出现的“佛系”等各种现象意味着很多年轻人在生活面前放弃抗争了，这确实代表着社会存在问题，如果年轻人放弃希望，这个社会也将没有希望。
作者简介
郑永年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界存在的现象之一，是许多学者将研究重心放在理论上，人人都标榜自己是理论家，习惯于理论先行，或通过搜集、罗列一系列现象去论证理论。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没有先天的理论，而是先有实践，把实践的内在逻辑解释清楚了就叫理论。以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例，《政治学》有没有理论？没有，但为什么说它是一本伟大的理论著作呢？因为他是把古希腊各个城邦不同的政治运作方式进行比较和分析。包括民主，也没有理论，民主是一种实践。另外还有产权等一系列我们现在奉为最高理论的那些制度，其实都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行为方式。所以我不喜欢先找一个理论，然后进行解释，因为那样无法成为一个好的学者。理论应当是隐含在观察当中的，所以我从没写过纯理论的著作，我一直在写经验，经验当中有些理论思考，但那不是理论，理论是封闭的，但我的知识体系永远是开放的。围绕理论做社会科学研究，容易犯先入为主的错误。这可能导致学者在搜集、选择社会材料的时候，不是为了解释现实，而是为了用现实论证理论，甚至是偏见，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我对科学方法的理解是，现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不是自己预先想象的那样。我不能宣称自己观察到的就是真理，但我在不断接近真理，这样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就可以不断接近。我对近代的知识体系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基本都是西方化的产物，不是在解释中国，而是在歪曲中国。这是方法论的问题，我们研究的范式、经验都是西方的，中国人在用西方的视角看中国。中国近代的知识体系大多是西方化的产物，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均来自西方。用西方的视角看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歪曲中国。比如，黑格尔以欧洲历史观看中国，得出了“中国没有历史”的错误结论；马克思把社会发展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但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西方那种大规模的奴隶社会阶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中国就更难说是封建社会了。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而儒家伦理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然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却证明了儒家伦理同样可以发展资本主义。这种种对于中国的曲解，主要是由于中国与西方的哲学观念不同，西方文明产生的观念之一是政府不能干预经济，即政治和经济是独立的，而在中国的观念中，管理经济是政府的主要责任之一。西方到现在为止，理解中国几千年历史基本只有一个出发点：东方专制主义。现在各种版本的集权主义、权威主义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这怎么能正确认识中国呢？
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界被西方理论“殖民”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出现了偏差。中国古时候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每个阶层各安其份，这样的区分在以前的社会没有问题，但近代以后，“士”阶层遇到了困境。中国人讲究“学而优则仕”，“士”阶层既是知识分子又是政府官僚，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知识分子做官的通道没了，于是就失去了方向。知识分子去干嘛呢？康有为等一批人开始走上改良改革的道路，包括后来孙中山创立国民党，也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共产党革命时期也是，但革命结束后，知识分子又没有目标了。在新的和平时期，知识分子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解决。在西方的传统中，追求知识、创造知识是知识分子的终生职业，而中国直到如今还没有这种理念。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今还在纠结依靠谁的问题，要么依靠政权，要么依靠资本，心甘情愿地成为其他事物的附庸。这种依附型知识分子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主体，他们从来没有把创造知识作为自己的使命，缺乏自己独立的定位，这是最悲哀的。人类的思维能力是没有边界的，但一旦依附于权力和利益，思维就有了边界，知识就没有了想象力。中国社会的进步取决于超越权力和利益之外的独立知识体系的出现，这是中国未来知识体系建设的最低条件。因此，中国的变革和社会进步，需要一大批思想独立，同时又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努力并不是为了权力或者其他利益，而是为了理解和解释世间万物。
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评价“五四运动”，历史不能假设，当时确实有客观条件。“五四”要分为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两部分来看。“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定要肯定的，提倡白话文、移风易俗，把一些对人权不尊重的传统给否定了。后来“五四运动”很快就被政治化了，这是比较遗憾的。我们参照西方的发展来看，西方先是文艺复兴，到了18世纪开始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给启蒙运动奠定了文化基础。中国“五四运动”的早期就像文艺复兴，但在没有足够的文化启蒙的情况下，直接跳到了政治启蒙，从而产生了激进化的后果，这导致中国至今仍然没有确立现代版本的人文主义。中国真的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确立现代版本的人文主义，所以中国真的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当然，文艺复兴不是排斥西方，而是怎样把西方的文化也吸收进来，就像宋朝时期的二程、朱熹把外来的佛教文化整合进来那样。西方的文艺复兴也一样，从古希腊文明中把民主找出来，从阿拉伯世界中把科学找出来……所以文艺复兴并不是欧洲国家的文化复兴，而是人类优秀文明的文艺复兴，具有开放性和普世性的价值。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民主自由思想已经成为普遍共识，我们不应当排斥，而应当吸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西方的方式来满足大众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我们也可以用中国的方式来满足大众的要求。如今中国开始推动文化复兴，然而曾经的“牛鬼蛇神”又纷纷涌现出来，诸如女德班、小孩念经班……这些被“五四运动”否定的最糟糕的文化，又冒出来了。我们可以看看日本，以前所谓的脱亚入欧其实是假象，日本只借鉴了西方工具性的东西，而对自身的文明保留得非常好，主体性还是自己的。所以，参照西方和日本成功的经验，我们也要思考该怎么做，当然不是简单地重复他们的模式，开放包容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个精神今天仍需要保留，不能简单地排斥西方，要有现实主义感。80年代与“五四”时期一脉相承，如果说“五四运动”是第一波西方思想在中国大地的文化争鸣，80年代则是第二波。1949年以后，中国留下了马克思主义，在80年代，西方的其他思想又重新涌入，所以又回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主义纷纷出现，但依然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主义。我们的启蒙还是用西方思想启蒙，80年代根本上还是一种政治启蒙。说起当下知识分子圈层对80年代的怀旧感，中国人总是这样，从孔子开始，永远认为以前比现在好。如今许多对现状不满的人，会吹捧以前的共和时期，其实那时社会比现在糟糕多了，但好多人还是说以前好。这是中国人的弊病，因为缺乏想象力，所以总是怀念过去，因此中国有大量的历史学家，却鲜有未来学家。大家觉得80年代好，很大程度是因为以前社会情况太坏了。我不认为现在比80年代差，80年代我在农村，想读书连书都找不到，后来我考上北大高兴得不得了，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那么多的书。以前我也没钱买书，而现在书籍资源如此丰富，连免费的书都那么多，我出国之前只看到过一次电脑，所以现在的条件已经好多了。总是觉得以前比现在好，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
近代以来，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再到80年代的思想浪潮，主力军都是青年。可见，青年人的参与是每一个新时期社会改革的内生动力。但今天中国青年的集体状态却让人感到忧虑。所谓的“佛系”青年，体现出很多年轻人在生活面前放弃抗争的态度，更不关心社会改革和国家命运。日本的情况同样堪忧，500万宅男，不要性生活，不结婚，不要小孩，这些社会现象值得我们深切警惕和反思。年轻人不关心社会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大环境的改变。首先这应当是好的表现，现在生活平稳，没有出现大的危机，因此年轻人不需要再思考这些问题，如果出现危机，年轻人也会思考。我们那时候连温饱都成问题，所以年轻人肯定要思考。我不能说现在每个年轻人都不思考，有些年轻人也在思考，而且最有成就的一定是独立思考的那些人，成就不大的就是随大流的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随大流的人多一点，社会就好治理一点，但对个人发展来说，希望就小一点。而说到年轻人不关心社会，不关心政治，没人关心只是暂时的，中国现在就是梁启超说的“年轻人的世界”。现在年轻人不关心改革，是因为年轻人看不到机会，譬如时下的“佛系青年”。但这只是危机来临前的一个稳定时期会发生的现象，不会持续很久。我们这个社会是有利于老年人的，而非年轻人，但这样的社会会有问题，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在于是否给年轻人前途。我们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程，而这也表明我们把未来几代人的资源提前消耗了。所以我一直在呼吁，要健全社会政策，要完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呼吁要给年轻人机会。现在这代年轻人面临的社会与以往也大不相同，其最显著的趋势是信息过载。要说独立思考，现在这一代人跟我们那一代人比较起来，面对的社会大不相同。以前信息匮乏，现在信息过载，所以我很担心，未来人群会出现两极分化，少部分人越来越聪明，大部分人越来越愚昧。现代社会，人们看到的信息多源自头条推送，买东西会受推荐内容的影响，这种兴趣推荐就像蚕蛹，不知不觉将人们裹挟其中，年轻人处在这样一个信息茧房里是很危险的。过度沉迷手机与“吸毒”无异，聪明的年轻人应远离手机，这就好比毒贩自己从来不吸毒。以前阿尔伯特·赫希曼写过一本书，探讨“钟摆的情绪”，书中讲的是法国1968年革命，年轻人在公共空间造反游行一段时间后厌倦了，就退到私人生活，不再关心社会事务。然而一段时间后对私人生活也厌倦了，因此又重回原先的状态。中国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为。我不认为当前多数年轻人处于这种状态，把身份证卖掉毕竟还是少数人，大部分人还是需要身份证的。但是作为长辈来说，我觉得这确实代表着社会存在问题，如果年轻人放弃希望，这个社会也将没有希望。郑永年： “中国叙事”的方法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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