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旭 | 文化视野下的话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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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文化视野下的话语研究 | 施 旭
国际主流的交际学（Communication Studies）以普世的口吻，叙述西方的概念、理论、价值、方法和问题，并依托西方的经济、科学、教育、传媒优势，形成了一套文化霸权话语体系。它不仅遮蔽了人类交际的文化（差异、竞争）性，而且抑制了文化多元对话创新的可能性。有鉴于此，本专栏推出三篇文章——《文化视野下的话语研究》《文化话语研究视角下的节能话语研究》和《试论中国话语体系下的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其目的在于展示一种超越以普世主义为名、西方中心主义为实的交际研究新范式——文化话语研究（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它指导并实践文化多元主义的话语研究，为消解话语文化霸权，揭示话语文化异同，促进话语文化和谐提供借鉴。
文化视野下的话语研究
施 旭
（杭州师范大学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国际主流的交际学（Communication Studies）包括演说、修辞、话语、媒体等研究，其从普世的立场出发，叙述西方的概念、理论、价值、原则、方法及问题，又依托西方的经济、科学、教育、传媒优势，构建了一套文化霸权的话语体系。它不仅遮蔽了人类交际的文化（差异、争夺）性，而且抑制了文化多元对话创新的可能性。本文旨在展示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秉持多元文化主义的交际学新思潮、新范式和新平台——文化话语研究（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作为新思潮，它关注人类交际的文化差异和文化权力关系；作为新范式，它筹划和提供文化多元主义研究体系的建设方略；作为新平台，它助力关于文化话语研究的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文化视野；话语研究；交际学；文化差异；文化权力
一、引言：文化缺失的交际学
当今社会科学中的（广义）交际学是在20世纪西方修辞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批判理论、文学等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广阔而独立的学科，包括不同但相联的分支，如传播学（重媒体分析）、新闻学（重信息分析）、话语分析（重文本分析）等。
交际学从普世的立场出发，叙述西方的概念、理论、价值、原则、方法和问题，并依托西方的经济、科学、教育、传播优势，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一套文化霸权话语体系。在效果上，它遮蔽了人类交际的文化性——话语体系之间的异质多元性和权力竞争性，加深了东方主义偏见和歧视，抑制了东方民族学术的传承与发展，也排除了文化多元对话创新的可能。
以传播学为例。综观国际传播学领域的中国问题研究（近年关注度显著提高），相关议题不仅反映出很强的选题偏向，更显示出很深的预设偏见（施旭 2018）。目前，在国内大学的新闻学、传播学等课程的教学内容中，西方（男性白人）学者的论著占据主要地位，无论是理论的、方法的还是实证的。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学者们采取普世主义、客观主义立场，几乎完全忽视或排除了其他文化圈的理论、实践和关切。
话语分析的情况也类似。话语分析虽然有不同分支，但普遍具有西方文化的偏向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效应。在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主义、“语言转向”等思潮影响下，学界出现了不少关于“语言构建现实”“语言施展权力”的分析，也因此引起其他学科的关注。但是，这类工作拘泥于（书面、口头）文本（text，又称语篇），解读个别语言结构的内容（语义）、成因（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功能（目的、意图），将语境（context）排除在调查、剖析、解读范围之外，只当其为阐释文本的现成工具。这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实质：1）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分裂文本和语境，拔高前者，轻视后者，刻舟求剑，断章取义，这便于从单一的语言学视角操作；2）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视角，即将话语看作言说者单向度的、以己为中心的文本生成，而忽视对方的理解和反应、交际双方的互动对话；3）采取普世的立场，即将西方的概念（比如text、context）、理论（比如认知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功能主义理论）、价值（比如民主、自由）、原则（比如解读语言结构与语境的因果关系）、方法（比如语义学、语用学）和问题（比如预设条件、身份认同）当作话语研究的“普适”标准。西方语境下的话语实践又借助西方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优势，通过教科书、标杆期刊、网络传播、（主旨）演讲、留学深造等途径，使这种范式形成一个单向度的（从西方大都市传播到东方世界）、被盲目膜拜的霸权话语体系（Alatas 2006；Thussu 2006；Miike 2009；Shi-xu 2009；施旭 2010）。
对于非西方语境下的话语实践来说，这一体系可能忽视了其他（本土）文化范式中的概念、理论、价值、原则、方法和问题。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东方世界的学术资源和遗产可能被忘却、受侵蚀。而一味地拿西方视角来透视东方世界的“现象”和“问题”，不仅只能重复陈旧的东方主义“知识”，甚至可能加深殖民主义偏见和歧视。值得思考的是，将研究目标局限在语言（解读），放弃对语境（包括物质的和机构的）问题的解构，疏于对语篇和语境的综合辩证判断，最终也不可能触及和解决实际问题。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群研究语言、修辞、交际、传播、话语的学者，不满于交际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关切世界不同的尤其是被边缘的文化圈，因而选择面向新课题、新挑战、新机遇、新知识，通过跨学科、跨文化、跨历史的路径，探索文化对话的基础与路径、文化竞争的理论与对策、文化发展的目标与策略，产出了一批以突破西方藩篱、传承东方智慧、关怀本土需求、追求文化创新为特征的学术成果，形成了交际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新思潮。
这种思潮分为三种模式，即“文化普遍型”“文化特殊型”和“文化评判型”模式。第一种模式认为，文化普遍地存在于人类交际之中，因此以文化划分的交际形态既有差异又有共性，反映在不同文化圈所使用的交际准则或信号上，而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发掘这种文化的交际准则系统（Carbaugh 2007；Carey 2008；Scollo 2011）。比如，交际民俗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Hymes 1968；Bauman & Sherzer 1974；Gumperz & Hymes 1986；Phillipson 1992；Saville-Troike 2003；Carbaugh 2007）具有较为全面和整体的交际/话语观，同时认为交际具有文化差异，并建立了统一的分析模式（SPEAKING）。但是，它不仅缺乏对于文化（话语）间（辩证、互动、权力）关系的考量，而且也缺乏明确的历史观。因此，在研究对象、焦点和目标上，它对特定话语社群的研究有余，而对不同话语社群间的（竞争）关系研究不足。换言之，虽然这种模式从人类交际普遍性出发，把注意力指向了人类交际的差异性，但是对不同文化系统间的（多元复杂）关系却避而不谈，因而也就遮蔽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的权力张力关系。
第二种模式认为，文化各不相同，反映在思维方式、核心概念、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该模式的目标一方面是建立特定文化圈独立的交际理论，如亚洲理论、非洲理论；另一方面是通过发掘与西方理论的差异，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Asante 2006；Miike 2009；Xiao & Chen 2009）。虽然这一模式重申和凸显了被西方理论压制的非西方交际的异质性，但是它也同样避开了不同文化之间交际的各类互动关系问题，当然也包括权力压迫/反抗关系问题。除此之外，该模式没有回答这些不同交际体系的共性问题、共处问题。
第三种模式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对象。文化话语研究认为，在如今（逆）全球化、本土化、多元化、多极化、网络化、智能化条件下，破解文化间差异、互动和竞争问题的必要性、急迫性变得愈加突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浪推前浪，因此必须探寻文化思潮的新方向。具体地说，“文化评判型”模式虽然与前两种模式在交际的文化性问题上有重叠和相似之处，但它明确强调“文化话语（体系）”间的互动关系（见下文），特别是其中的权力关系（Shi-xu 2005，2009，2014；Pardo 2010；Prah 2010；Shi-xu et al.2016）。尽管这是一套涉及全球人类交际的研究体系，但本文并不认为其观念是普世（适）的：既然人类交际的不同文化话语体系间存在权力关系，那么相关的学术话语体系也是开放性的、对话性的、批判性的、竞争性的。
文化话语研究这样定义其研究对象：话语是在一定历史和文化关系中，以语言（比如汉语）及媒介（比如新媒体）使用为特点的社会交际实践。这种实践可以是单一的，比如中美领导人关于贸易问题的一次谈话（“事件”）；也可以是集合的，比如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不同团体就经贸问题进行的各种交流（“活动”）。
作为社交实践的话语由六大要素组成：1）对话主体（参与个体或团体、身份、地位、社会关系等）；2）言语（“说的”）/行动（“做的”）；3）媒介（新媒体）/场域(时空选择）；4）目的/效果（包括原因、后果）；5）文化关系（思维、价值、规则等，以及民族或社群的权力关系）；6）历史关系（与以往相关话语的传承、排斥、创新关系）。须注意，这样的话语概念与Lasswell（1948）关于交际传播的“5-W”分析模式（“Who, said what,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大有区别。Lasswell的交际概念虽然显示了类似的整体、全面和多元的视角，但是其在理论上忽视了交际环节之间的辩证联系，也缺乏历史观和文化观（包括权力观）的考量。
文化话语研究的最基本预设如下：全球人类交际系统由不同族群的交际实践子系统组成；它们并非相互统一，更非相互平等；这些子系统的根本属性是文化性；这种子系统我们称之为话语，据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亚洲/发展中国家/东方话语”。这也是将本文的模式取名为文化话语研究的重要原因。
当代学术界（如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传播学、跨文化交际学、语言学等）对“文化”有不同的定义和概念（Hartley 2002：51-53；Baldwin et al. 2006）。比较流行的观点有两大类：第一类将文化看作观念、价值、规则、符号、习惯、机构系统，它客观存在于民族、社群、国家等不同社会组织的实践之中，具有影响、指导社会行动的功能（Swidler 1986；Scollon & Scollon 2000）。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平行且平等的，没有权势强弱之分，因此不存在权力利益之争。这是一种结构主义思维。第二类把文化看作意义争夺的场域，即一切（东西方）文化（差异）如同其他社会“现实”一样，都是符号构建的产物，充斥着权力和利益关系（Collier 2000；Barinaga 2007；Askehave & Holmgreen 2011）。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思维。
文化话语研究采取一种综合的立场。“文化”既不是本质、客观的，也不是虚幻、主观的，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即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交际主体（包括身份、地位）、思维方式、规律规则、概念理论、价值观、媒介工具、目标策略等的综合系统。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关系性的。
话语的“文化性”有两层含义：1）历史形成的族群话语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关系，反映在主体身份、思维方式、世界观、概念理论、价值观、行动规则、媒介工具、语境等方面；2）历史形成的族群话语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借鉴、对话、渗透、融合），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权势关系（合作、竞争、压迫、抵抗）。因为文化渗透和贯穿于话语，所以研究话语即是研究文化。就学术话语而言，其同样具有这种文化性：各民族的学术话语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和问题意识，而且这些话语体系之间有权力竞争或合作的关系、权势不平衡的状况；西方传统学术话语体系是世界话语秩序中的强势一方，不能普遍适用于世界其他情形。
那么，如何理解不同文化的话语（当然包括学术话语）之间的关系及历史发展走向呢？文化话语研究认为，多元文化交际实践的话语通过相互不断的矛盾运动，螺旋式地从文明的低层次走向更高的层次。该观点蕴含三层含义：1）不同文化的话语可以被看作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维特根斯坦语）的聚合体，它们之间有不相称的同一性。因此，尽管东西方话语有差异，但是它们有条件、有可能进行对话。2）它们处于相互作用（比如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的动态权力关系之中。中美话语不是处于简单的平行、平等关系中，它们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斗争。3）人类交际中的权力互动秩序不是永恒的，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不会永远不变。如同在阴、阳两极的矛盾循环运动中，“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然而，每一次话语秩序的更迭都是走向更高水平的权力平衡。由于人类话语秩序同构世界秩序，这也意味着人类将不断走向更高水平的文明。
根据话语研究目的的不同或侧重点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将话语分类：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话语分成社群话语、个人交际话语和群体交际话语。其中，社群话语往往是便于研究不同社会关系及其之间关系的话语，包括私人话语和公众话语。从社会行业范畴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话语分成不同的行业话语：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新闻、媒体、大众文化、法律等行业话语。这种分类一般用于探索社会行业中的话语运作规律或对行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审视和评价。从具体事件、具体话题或具体社会文化问题出发，我们可以将话语分成不同的问题事件话语，如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关于和谐社会的言说，易中天所讲述的三国故事，美国政府通过各种媒体提出的反恐言辞，第三世界表达的反霸权、求发展的主张和心声，等等。这三种分类方法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不同的话语之间存在着语境、语言符号及其使用上的差异。当然，这三种分类方法下的话语其实相互关联甚至有着重叠的方面。外交官、大学教师的行业话语可能同时带有特定社会阶层的特征，政治领域的话语可能直接体现在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
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实践领域和不同事业目标需要依托不同的话语体系；话语实践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受话语体系的影响，甚至取决于话语体系的状况。话语体系指特定社会群体在特定的社会领域就某个问题或目标，进行话语实践所依托的交际体制和交际原则的统筹系统。一般来说，交际体制包括集体性的主体，组织机构，交际手段、设备、渠道，等等，本质上偏向物质性，是话语实践的“骨骼系统”；交际原则包括相关的概念、价值、理论、策略等，本质上偏向精神性，是话语实践的“神经系统”。换言之，话语体系在功能上构成、支撑、引导特定群体的话语实践。如同作为子系统的文化、文化话语是具有关系性的，一个话语体系与其他话语体系也形成一定的互动关系，因而本身也具有开放性、变化性。一个文化圈内的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共性，也有一定的个性，比如当代中国话语系统中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科技、法律、卫生话语体系。
社会生活离不开话语，社会实践往往是以话语形式完成的。话语贯穿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教育、科技、艺术、法律和宗教的全过程，甚至占据主要位置，起主导作用。朋友交流、信息查询、读书看报、商业谈判、产品推销、工作汇报、课堂教学、法庭裁决、国际合作、反恐维稳、推行（逆）全球化，如此等等，都少不了话语。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话语构成社会生活。
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孤立的语言、媒介、心理、社会、文化现象，而是现当代生活中多元要素组成的社交现象，比如大众传播、文学欣赏、教育训练、商业广告、科学发明、法律审判、公共卫生、国防建设等实践活动。显而易见，这种交际活动往往与社会、文化、心理、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因素有关。因此，文化话语研究必然是跨学科、跨文化的。
文化话语研究重视和强调话语的实践性、文化性和历史性。这些独特性尤其表现在文化话语研究秉持的原则上：1）在研究对象和问题上，聚焦历史、当下和未来话语实践，以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方法、提出以话语促进文化和谐的战略与策略；2）在理论上，重点观照人类话语的文化多元性、文化竞争性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这尤其意味着关注弱势文化群体的利益、困境和期望以及相关的话语霸权，以实现人类文化自由、和谐与繁荣的终极目标；3）在研究方法上，运用跨语言、跨学科、跨历史和跨文化的整体多元辩证开放视角，采取文化多元、平等、和谐的政治标准；4）在研究范式的发展上，发掘、构建非西方、南半球话语的研究体系，推动、参与不同文化范式间的批评与对话，消解国际话语研究的文化隔阂与偏见，实现人类话语学术的繁荣与创新。这些原则也反映了文化话语研究者的使命、作用以及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差异性。
鉴于交际学的局限、国际社会的困境、多元文化主义的涌动，文化话语研究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方向。急切关心的重点问题包括：人类不同文化的话语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特点、差异和规律？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权势关系？各有什么优点、缺点和问题？应该如何相互借鉴、合作？相关话语社群如何交往、合作和竞争？又如何通过话语改变自身和世界？应该如何去认识、描述和评价人类文化不同的话语——包括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如何推动话语研究的文化多元对话与批评，进而实现话语研究的创新与提高？这些都是文化话语研究要回答的实证问题、方法问题和（元）理论问题（Shi-xu 2015）。文化话语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从文化自觉和文化政治的高度，去揭示人类话语的文化特点和文化困境，发掘文化和谐共存的方法和路径。
在具体问题（比如对于特定的文化话语，像当代中国话语、中国外贸话语、中国公共卫生话语）的分析上，研究者特别注重回答六方面的问题：1）谁（不）在说话？具有怎样的身份、地位？2）（没）说什么？如何说的？做了（什么）吗？3）是如何运用媒介的？在怎样的场域中？4）由于什么？为了什么？产生怎样的影响？5）上述各项有什么样的历史关系？6）上述各项有什么样的文化关系？当然，每一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材料性质进行调整。
在分析过程中还必须注意，这些分析范畴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辩证的。道理很简单。在对话主体与言语行动的关系上，中华文化有“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日》）、“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文如其人”（宋·苏轼《答张文潜书》）、“人微言轻”（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孟尝传》）的认识。用汉语还是外语，反映的文化权力关系不一样。新媒体改变了交际效果和社会关系。因此，在阐释路径上，研究者应该注意范畴之间的关联性，求得相互、循环阐释。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文化话语研究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包括反种族歧视研究、女权主义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亚非拉/东方的学术成果和文化智慧的启发；但更重要的是，受到人类多元文化现实的驱动，以及发展中世界争取民族文化自由、平等与发展之理想的激励。
文化话语研究也是交际学、话语研究的国际交流平台。为突破交际学界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威藩篱，文化话语研究集结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三世界/南半球的学者和研究生，他们成为该领域国际论著的作者、国际会议的参加者。文化话语研究有专门的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2004年成立）。文化话语研究有专门的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每年四期），该刊由笔者主编，2015年第一批进入“新兴来源检索索引（ESCI）”系统，目前已出版十四卷，刊发了本领域的典型、核心文章。除了文章交流园地之外，文化话语研究也有著作出版渠道，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丛书（Taylor & Francis出版）由笔者主编，业已出版六部专著。两年一届的国际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已在中国、巴西、荷兰召开六届。此外，文化话语研究建有自己的学术网站（https://shixu.hznu.edu.cn）。
在这个国际大平台里，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研究亚非拉等不同文化圈话语、构建东方话语研究范式、解构话语学术文化霸权、探究话语学术文化对话的论文和书籍。它们揭露主流学术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与后果，挖掘东方话语体系的特征与问题，凸显东方话语社群的身份与位置，开拓东方学术发展的战略与策略。比如，非洲学者提出，语言学家应该更多地致力于众多非洲土著语言的标准化，以扶持本土的经济发展（Prah 2010）；拉美学者提出，话语研究的目标应从语篇转向语境，进而提出新的研究问题（Pardo 2010）。
西方主导的话语分析或更广泛的交际学，不能适应文化多元、世界分化的现实状况和需求，更无助于学术的文化创新。文化话语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兴起的学术思潮、模式和平台。为追求学术文化多元化、本土化和学术创新，一群来自交际学不同领域的学者，正努力构建民族文化的话语研究范式，探索解决民族话语和人类话语的问题，产出了一系列重要并将引领未来学术发展的成果。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是文化话语研究的一份子，也是它的具体文化实践。前者与后者共生共建，推动话语研究乃至交际学朝着促进人类文化和谐繁荣的方向发展。
本研究受到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支持，特此感谢。
参考文献：
转载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
微信公众平台审核： 梁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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