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形象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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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
原文刊载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作 者
关 锋, 男,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三级教授。
【摘要】国家形象因其复杂、可塑和重要，它的建构已成为现代国家非常重视的课题。国家形象建构是理解、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光辉历程不可或缺的维度，因为建构稳定和向好的大国形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重要的内在关切和诉求，我们对此有自觉的认识和努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各方面的客观源像，建构了诸如社会主义大国、东方大国、全球性大国等形象，总体上日渐趋好，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取得很大成绩。国家形象建构和新中国建设、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良性互动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在分析不足的基础上探讨进一步优化国家形象的根本路径，有助于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健康前行。
【关键字】新中国; 国家形象; 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2018年12月，习近平在庆祝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总结说，40年春风化雨、春华秋实，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这四大面貌的改变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建设的成果，改革开放起了主要的加速促进作用。
“四大面貌”和国家形象关系非常密切，它们构成国家形象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这意味着，立足于国家形象建构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和发展历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实际上，两者之间恰恰存在着内在的互促互成关系：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新中国重要的奋斗目标，它不断引导和影响着新中国建设的历程，且嵌入和渗透到新中国建设、发展的很多方面；而新中国建设不断成功、发展所取得的接连不断的成就，形塑和建构着越来越好的国家形象；更重要的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形象建构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思考新的突破，无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前行、深化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在新时代更好实现两者良性互动必不可少的环节。
一、国家形象建构
何以可能、何以必要
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形象建构，首先要搞清楚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即什么是国家形象，它为什么可以建构，又缘何有必要建构。
(一) 何为国家形象
据考证，经济学家博尔丁最早提出“国家形象”，指认它“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这个界定虽偏于简单，却抓住了西方语境中“形象”（image）最核心的意蕴，即人们大脑中形成的反映、观念或概念。被誉为“现代营销学之父”的科特勒据此强调“形象是指人们所持有的关于某一对象的信念、观念与印象”。但科特勒同时强调形象不是纯粹主观创建的，而是源自客观对象。尼默和萨瓦格1976年提出的形象就是“人对目标之物、事或他者建构的认知与态度”，之所以被广为引用，就是因为它把主观和客观都考虑在内。著名传播学者费斯克对此阐析说：物质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差异，形成信息，此为“形”，通过一定的媒介传输到受众的大脑，受众对其加工形成“像”，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输出”，最后形成“形象”。形象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是主体对客观刺激物所形成的信息进行主观加工形成的印象，这个说法或者类似判断，大体成为理解形象的共识和通识。
涉及到国家形象，有两个突出之处。其一，国家并非具体事物，它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复杂系统和抽象的客观存在，作为主观认知、判断、评价、印象层面的国家形象，应是总体、综合和相对稳定的印象。所以，科特勒主张，“国家形象是个人对某一国家的亲身经历、领悟、观点、回忆和印象的总和”；马丁等主张国家形象是人们“关于某一特定国家的说明、推论、讯息等主观信念所形成的总和”；巴劳库等人认为国家形象是“对某一国家认知和感受的总和，是一个人基于该国所有变量因素而形成的总体印象”。国内学者中，这样的认识更为普遍。如杨伟芬把国家形象界定为“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固定的总体评价”；汤光鸿认为“国家形象是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某国的总体判断和社会评价”。
其二，国家形象实质上是“在物质本源基础之上，人们经由各种媒介，对某一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总体感知”。国内不少学者把“物质本源”即国家客观实际本身称为“源像”，它代表着客观方面，国家形象的主观方面就是社会主体对“源像”的加工和再造。
(二) 国家形象建构何以可能
前已述及，国家形象就是由客观的国家源像转变为人们内心中主观形象的过程，但这个转变过程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复杂性，也因之决定了它具有建构向度。
首先，国家源像是很多客观实际的汇聚，有学者将其分为七个主要方面：政治，包括政治体制、国家制度、政府信誉等；经济，包括金融和财政实力、国民收入等；文化，包括历史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素质等；科教，包括科技实力、创新能力、教育水平等；外交；军事。复杂的是，这些要素未必和谐统一，它们在国家形象形成中的地位、作用机理各不相同，有学者为此将之分成常量（地理、人口、历史等）和变量（政体、经济、军事、文化等）两类，强调“国家形象的改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量的变化”。在现实中屡见不鲜的是，一些局部、细小要素出现问题，会严重破坏整个国家形象。这无疑加大了良好国家形象形成的难度。
其次，由客观源像到主观形象过程中，主体的认知、评判、定位也非常复杂。它不仅涉及到大量国内民众，还涉及到不同文化背景、价值立场、感知方式的海外公众。国内民众和国际公众对同一个国家会形成差别很大的形象认知，而不同国别的国际公众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有学者提出国家形象有三种存在状态：“一种是具有不可描述性的国家形象的‘源像’；一种是本国系统中主控族群所力图树立的形象；第三是国际信道传输和其他国家主控族群所描述下的一国的形象”，后两种分别称为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
再次，更复杂之处在于，客观源像经过各种传播渠道演化成国际形象的过程中，“国家形象传播过程的链条更长，涉及包括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国际形势在内的更多的影响因素，以至于源像和最终的形象之间会有n个层级的变形”。这就是说，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国家形象标识、国情综合形象、政府形象、企业形象、城市形象、历史形象、文化形象和国民素质等“多维塑造”；还涉及新媒体传播、广告传播、事件营销、口碑营销、公共外交、公共关系等“立体传播”。由此“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国家形象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实际状况，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塑造的”。国家形象的复杂性和可塑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支撑关系。
我们可称国家源像为国家形象的客观形成，而终端的主观印象，是社会主体综合各种信息加工塑造出来的，可称国家形象的主观塑造，两者的统一就是国家形象建构。不过，客观形成和主观塑造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有些国家其客观实然总体上并不具优势，但却可通过自塑、他塑的合力，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相反的情况同样存在。国家形象因之具有了很多建构的空间，通过建构，既可以使好的国家源像转化为好的主观印象，也可以使客观情况一般的国家因某些优点突出而获得很好的主观形象。
(三) 国家形象建构何以必要
国家形象的复杂性使其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已成共识。还有一点几无争议的是，国家形象极为重要。它对内关涉国内民众的认同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对外关涉国际吸引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在国内政治方面，它关系到政治（包括政治制度、执政党、政府）的合法性、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政治动员的有效性和政策的执行力。在国际政治方面，它关系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足够的“硬实力”可转化为有效的威慑力，预防和化解战争与冲突风险；好的“软实力”，可转化为对国际公众的亲和力、吸引力，有利于深化国际政治交往和密切国际合作、优化国际竞争。在经济方面，好的国家形象，既有助于为国内经济发展汇聚各种积极力量，助力改革创新，更有助于对外互利往来。有人做过调查，“世界500强企业当中，有3/4的总裁认为，对某个国家或某个原产地的认同感对他们的采购决策有很大影响”，由此，“最优质的投资通常更愿意投向那些商业环境口碑不错的国家”，“改善国家形象有利于提高外国直接投资的回报率，投资质量也会同步得到提高”。在文化方面，好的国家形象，既有助于培养国内民众的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和尊严感，更有助于增强国际公众对本国的好感、认同度，促进文化交流，弱化文化隔阂。政治学名家杰维斯为此指认，良好的国家形象通常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大幅增长更有用；相反，糟糕的形象对这个国家所造成的损失是任何实力都无法弥补的。
很多国家为此都非常重视国家形象建构。比如美国长期刻意经营民主、包容、创新的大国形象和世界警察、人权卫士的道义形象。进入21世纪，世界主要大国对此更为积极。2002年，英国发起以“酷不列颠”和“创意英国”为主题的国家形象推广活动，试图打造创意产业“领头羊”的新形象。2003年，法国推出以13名普通法国女子（其中8名北非移民或移民后代）为代表的国家形象广告，以反映多元文化融合的开放形象。2006年，德国以举办世界杯为契机，确定“创意国度”的定位，连续多年推出国家形象塑造的主题活动，近年多次获评最佳国家形象。
一言蔽之，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崛起的大国来说，国家形象建构既是可能、可求和可行的，也是必要、必须和必然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
对国家形象建构的认知和努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深刻洞悉历史发展趋势、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大党，很早就知道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重新崛起这个伟大历史使命和营建、塑造良好国家形象联系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进行探索，努力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国家形象。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初步探索
早在1940年初，毛泽东就代表中共对国家形象进行了美好勾画，强调要建设有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即“新中国”；中共七大上他再次强调要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这个美好形象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短短一年间，就确立包括政务院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权机关，清除帝国主义特权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有效控制物价飞涨和化解灾情，恢复国民经济；开辟外交新局面，与苏联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十七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至于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上总结说：“经过了这一年，中国已经比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经历了更重要的变化；旧面貌的中国正在迅速的消失，新的人民的中国已经确定的生长起来了。”随后，我们努力建构更为具体的国家形象。1955年，毛泽东以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苦干实干感人事迹为例，强调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立自强，称“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这一时期，为了独立自主，我们一是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建构热爱和平的民族国家形象。二是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霸凌主义。1964年初，毛泽东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明确强调：“不许有哪一个大国在我国头上拉屎拉尿，……谁要控制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还为此提出了著名的“不怕鬼”的说法。三是打破常规，发展科技，确立大国形象。毛泽东1964年底专门强调：“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为此在极为艰苦、困难的情况下，发展出“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极大地震动了世界，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力地塑造了大国形象。与此同时，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特别强调工业现代化的重要性，力图打造工业国家形象。1956年11月，毛泽东借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时机，向全国人民提出：“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332第一个五年计划因此把社会主义改造和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作为两个重点任务。尤为可贵的是，1957年还提出要建设“使人可亲”的“大强国”，很有预见性地以软实力来补充完善“四个现代化”。
(二) 改革开放时期的系统化、深化探索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同样非常重视国家形象。“文革”刚结束，邓小平就立足于国家形象的高度告诫全党全国，正确评价毛泽东，“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相反，“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序幕一拉开，中共就将国家形象塑造作为改革开放的内在诉求和重要指标。1982年十二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六大正式改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性的、总体性的国家形象。随后，中共结合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提出更为具体的形象目标来丰富和完善国家形象。
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上，邓小平提出，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1989年针对复杂的社会形势以及社会各种争议，他代表中共再次强调要“组成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向世人牢固展现改革开放的大国、大党形象。稍后他还系统要求，通过改革开放并在改革开放中，其一，“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其二，要“给国内国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榜样”；其三，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与此同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强调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但新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国家形象。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改革开放毕竟处在早期探索阶段，我们党对国家形象的吁求还处于比较基本的层面，希冀建构基本和稳定的形象。江泽民、胡锦涛担任新一代领导人时期，改革开放使得综合国力大幅提高，国家面貌发生巨变，改革逐渐步入全面、深化阶段，国家形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共对国家形象的吁求更为积极主动，也有了更清晰、更高层次的定位。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说：“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这同时是在坚决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体性的基本国家形象。不过很快，在1999年初外宣工作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共不但强调“加强和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树立我国的良好形象”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使命，而且把“良好形象”具体化为“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象” “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形象”“反对霸权、维护和平、支持国际正义事业爱好和平的形象”“为维护安定团结和实现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的形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象”。这些正是改革开放所要追求和打造的国家形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21世纪，改革的全面性、深层次性和开放格局的全方位性，作为前所未有的社会需要凸显出来，国家形象的重要性也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首倡“北京共识”的雷默，在2004年前后就断言，“国家形象问题是中国当前最棘手的战略问题”。它“将决定中国改革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假如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那么许多其他困惑和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个断言的准确性，或许值得商榷，但它指出国家形象对中国在21世纪新形势下极为重要，毋庸置疑。应该说，我们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2007年3月，温家宝在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大力开展经贸、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的对外交往与合作，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树立中国和平、民主、文明、进步的形象”，既强调了国家形象的重要性，也结合时势对国家形象具体内容作了明确说明。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受到很大冲击，严重影响了世界的经济往来、市场开放。但“我国经济多年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以及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使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发展模式给予较大关注”，更好地塑造国家形象、塑造更好的国家形象既迫在眉睫，也迎来了历史机遇。2010年6月，中宣部副部长王晨以官方身份代表党和国家在《人民日报》、国新办网站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塑造国家形象”，21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发展，一定要注意塑造“繁荣发展进步的国家形象、改革创新进取的国家形象、文明开放现代的国家形象、和平和谐稳定的国家形象、团结友爱自强的国家形象”。这个颇具代表性的系统分析和具体阐述，一方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就，已有更好更完整地塑造国家形象的实力、底气和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党和国家对国家形象的认知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大国形象”的全面深化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更为重视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搞好国家形象，力图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形象更好地统一起来。十八大第一次以党代会报告的形式强调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使国家形象得以有效传播。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强调：“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国家形象问题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务必关注的大问题，务必做到“四个讲清楚”。2013年底，习近平在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上更具体地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注意塑造“四种大国形象”，即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2016年11月，他在中国文联、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殷切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主动“抒写多彩的中国、进步的中国、团结的中国”的“中国形象”。应该说，这既是立足于新时代对国家形象吁求具体、全面、系统的提炼，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要求。
新时代塑造好国际交往中的国家角色形象，是塑造好国家形象尤为重要的维度。2015年6月底，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世界和平论坛上强调，中国无论怎样深化改革开放和推动社会发展，始终都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同时也是国际和地区秩序坚定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2015年10月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将此进一步细化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立足于新时代大国外交和国家形象塑造，先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十九大报告等重要文件中反复吁求以上“三者”国家形象，他实际上代表中共强调，这就是新时代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建构的主要国际形象。
很明显，国家形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的内在关切和诉求，是贯穿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红线。良好的大国形象，是党和人民一直努力追求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新中国总体性和基本性的国家形象诉求，我们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实力、发展水平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细化和丰富更为具体的形象要求。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家形象建构取得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各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不断改善、优化国家客观源像，与此同时，在上述对国家形象主观认知的影响下，努力塑造更好的主观印象，取得了很大成就。
(一) 新中国70年来的伟大征程，全方位深层次改变了中国原貌，客观上建构了正面的、积极的新国家源像
这一点得到不少海外有识之士的认可与肯定。如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称赞中国在实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过程中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强调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民族独立、经济发展、扶贫减贫、对外开放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说70年的新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让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是全世界最大的减贫成果，中国正在成为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力倡导者。
中国奠立了很多世界第一及最大的客观地位，如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铁运营网、高速公路网和移动宽带网，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编织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建构了世界上最大的义务教育制度。从数据和数量上看，基建大国、科技大国、教育大国的客观形象无可争辩。中国涌现出诸如华为、腾讯、阿里巴巴、海尔等一大批世界级国际知名公司，截止到2018年7月，世界五百强有120家中国企业，其中至少25家是民营企业，总数仅次于美国。在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载人航天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核电技术等方面出现了一批占据世界前列的自主创新成果。量子信息和通信、超强超短激光、非线性光学晶体研究引领世界研究前沿。在书写当今史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的同时，创造了蜚声世界的“新四大发明”。
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积极主动走入世界舞台、加入全球化进程、参与国际治理，日益融入广阔世界，中国和世界越来越互相离不开。根据2017年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1961.5亿美元，2018年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298.3亿美元，多年蝉联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地位，占全球比重首次超过10%；2013-2018年，中国最终消费年均贡献率基本占据世界第一，习近平为此说，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从更为宏观、整体的层面讲，新中国70年从经济发展看实现了从封闭型经济弱国向开放型全球经济大国的转变；从治国理政看实现了从单极化传统管理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治理的转变；从城乡结构看实现了从落后的乡村型社会向富足的城乡融合型社会转变；从社会民生看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整体性转变。
(二) 随着国家源像不断优化，终端的国家形象，无论是在国内民众那里，还是国际公众那里，都在不断改善
国内民众的认同感、自豪感、满意度都在不断攀升，总体评价越来越好。美国皮尤中心2005年的调查显示，72%的中国人对国家总体现状表示满意，76%的中国人对未来表示乐观，远超西班牙（51%）、英国（44%）、加拿大（45%）、美国（39%），排在第一位；美国世界民意网站2008年专项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领导人的信任度高达93%，大大高于同期西方国家；同年由皮尤中心举行的国家满意度调查显示，86%的中国民众表示总体满意。美国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发布的“2018年全球信任度晴雨表”数据显示，在2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感高达84%，蝉联世界第一。全球第三大市场研究集团益普索2018年国际调查报告《令世界担忧的事》披露，在国民自认国家方向正确的少数国家中，中国以91%的群众满意度再次名列最让国民放心的国家榜首。应该说，这些国外的调查数据，都是客观可信的。
而在国际公众方面，总体上对中国的评价日趋正面。1996-2001年，中国国际形象一直处于前20名之内，1999年甚至高居第9名。根据“全球扫描”主持的国际形象调查，中国2011年在全球“最受欢迎国家”排行榜中荣升为第5位，2013年42%的国外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而皮尤中心调查表明，2014年49%的国际民众对中国持有正面观点，到2015年这个数据上升至54%。“拉美晴雨表”2017年底公布调查数据称，拉美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60%；盖洛普公司最新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超过半数（53%）美国民众开始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领导力的认可度达到31%，超过美国位居第二。有世贸组织官员不惜用“从‘新成员’到‘领军者’”来高度肯定中国在世贸领域的地位和形象变化。纵观从2012年开始、由中国外文局等机构主持的每年一度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中国对国际的贡献度日益被认可，海外形象总体上稳中有升，大部分海外公众认可中国的大国形象。
(三) 党和政府对我国国际形象建构的自觉性、专业化、针对性不断提升
由不断改善的国家源像，到国内民众、国际公众心目中不断向好的国家印象，在此过程中，党和政府不仅仅把国家形象塑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吁求和战略意图，而且采取、推行了很多实际措施，积极进行主观塑造和建构。这一点，在国际形象建构方面尤为明显。
这首先表现为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利用国际会议、外媒采访、国外出访、会见国际友人和来宾等各种机会，阐释中国的国家主张、现实国情、基本原则和未来规划，或直接或间接地描绘、传播了我们的国家形象，以及我们要建构的国家形象。
其次，党和政府开始自觉、系统、有组织地甚至专业性地对外进行国家形象宣传和建构。这在改革开放以后表现尤为明显。1993年，党和中央政府利用申奥机会，第一次系统地、有组织地进行对外宣传中国形象；2001年国家资助名为《新北京，新奥运》申奥宣传片，是我们第一次以国家宣传片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2009年由商务部出资制作题为“中国制造”的广告片，旨在塑造中国产品质量日益提高、与世界密切合作的形象；2010年国务院新闻办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制作国家形象宣传片，力图建构“智慧、美丽、勇敢、才能、财富”的中国人形象，和“开放而有自信” “增长而能持续”“发展而能共享”“多元而能共荣”的中国形象，以较长时段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国家公关时代”；2012年3月国家旅游局推出《文化中国》系列形象宣传片在纽约时代广场滚动播出；2017年《人民日报》发布了最新“国家形象宣传片”《中国进入新时代》。
外宣机构也越来越专业化，分工和合作愈显成效。除国务院新闻办作为主要宏观统筹部门外，还设置了众多具体实施机构。明显具有官方性的有：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等；具有半官方性的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一个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大外宣格局正在逐渐形成。党和国家推出的这一系列举措和活动，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定型和改善，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再次，针对国际上颇有影响的污蔑中国、丑化中国形象的言论，诸如中国粮食威胁论、中国气候或环境威胁论、中国不负责任论（对所谓“不民主不人道”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袒护），党和国家及时推出各种实际活动，如在提高粮食自给率基础上加大对外捐助力度，主动推出减排措施，积极加入气候公约和相关国际组织，认真履行环保责任，努力降低这些不当言论的负面效应。
最后，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交流和价值理念外交，打造文化可亲可敬的国家形象。在文化交流方面，既注重加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性文化交流组织和活动，也注重利用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与东盟地区领导人峰会以及东亚峰会等区域性或多国性组织和活动进行人文交流，还注重国与国之间直接的文化交流，如中韩文化交流、中俄文化交流等；与此同时通过对外汉语教育、文艺表演、互派留学生等形式扩大民间交流，并力图把官方渠道和民间渠道统一起来。在价值理念外交方面，2005年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十八大以来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
由察哈尔学会、中国外文局联合首次举行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显示，在针对美、英、澳、印度、南非、马来西亚六个国家近2400位民众的调查中，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进取的”国家；印度和马来西亚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是负责任的联合国成员”，“崛起不会影响世界和平”；超过30%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发展得很好”，“中国人很自信”。2013年度调查显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国际认同高达62%，海外公众中58%认可中国是经济崛起大国、47%认可是世界大国；66%的国际民众对中国科技创新做出积极正面评价，其中34%认为很强；近一半海外民众认为中国会稳定发展甚至成为世界第一大国。2014年度调查显示，中国形象不断上升，领导人形象成为新亮点；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64%的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做出正面评价。2015年度调查显示，“历史悠久、充满魅力”成为中国最突出的国际印象，中国受访者普遍认为自己国家“历史悠久、充满魅力”（67%）、“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65%）、“国家治理良好，社会和谐稳定”（53%）、“亲和，开放，有活力”（51%）。2016-2017年度调查显示，历史悠久、充满魅力的东方大国（海外受访者比例平均达到57%）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选择比例近40%，在发展中国家的认同比例高达48%）成为中国最突出的国家形象，近三成海外民众有意来中国体验。
(四) 国家形象建构和新中国发展形成了深度良性互动
显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发展与国家形象建构是同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步与国家形象的优化是同向的；国家形象建构内生和内嵌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进程中，并因之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重要表征，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时至今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塑造和建构了如下中国形象，如独立自主、改革开放的大国，负责任、讲诚信的大国，日益崛起的、充满希望的大国，制度独特而又很有绩效合法性的社会主义大国，文化历史悠久、复杂而又富有魅力的东方大国，政治稳定、经济飞跃、基建发达、科技蒸蒸日上、对世界贡献越来越大的全球性大国，宣扬和平、广交朋友、世界交好的大国，等。
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共生共荣、相互支持的深度互动关系。一方面，如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和艰辛努力，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建构了更好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这种被不断建构、日趋向好的国家形象，成为新中国不断前行、深化的重要支撑力量。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比较稳定且颇有成效地持续进行，我们所塑造和建构的国家基本形象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国家形象在内凝聚了民心，为党的执政和国家治理获取更大的持久合法性做了很大贡献，对外对于营建平等往来、互惠互利的国际关系提供了基本而又不可或缺的支撑，进而为社会主义建设营造了必需的和平和谐的国际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形象对我国发展的正面作用更为显要。当前国际形势风云突变，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新霸权主义依稀可见，贸易战阴云笼罩，美国公开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以挤压我们的发展空间。但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伙伴关系网络对世界不同类型国家和国际组织实现“全覆盖”，伙伴国家总数增至100个左右，“朋友圈”越来越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事关改革开放新征程的“一带一路”，已有10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118份合作协议。另外，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推进，取得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开放型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开放型经济迈向更高层次。这些新成就、新局面，如果没有经济大国、负责任大国、全球发展贡献大国形象，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国际和平事业的捍卫者等国家角色形象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
四、当前国家形象建构
存在的不足与优化的根本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客观地说，也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它们应该成为我们优化国家形象建构相对应的具体着力点和根本的优化路径。
(一) 当前国家形象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当下中国的客观源像和主观印象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偏差，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并没有很好地反映真实的中国。实事求是地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不仅巨大，而且是多方面甚至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经济、科技、教育和军事实力的大发展，同时也是民主法治、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生态维护等的发展和进步。但公众主观的中国形象，要么是对发展、进步认识不到位，要么不全面，这在国际公众中尤为明显。即使是国内公众，大多都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较之以前有很大进步，但具体到在哪些方面有进步、进步到什么程度，进步和付出的代价、现有进步和应有进步之间的关系等，却是有争议的。国内甚至有一些公知，以自己心目中的价值标准、理想形态（如所谓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来衡量当下中国，进而去主观建构恶的、坏的、丑的中国形象。
第二，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自塑”（即中国政府、国内民众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塑造出来）的国家形象和“他塑”（即国际公众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严重失衡。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自塑形象相对地更接近客观源像，它理应主导着国际公众对该国的主观感知和印象，但我国实际情况与此还有一定差距。比如，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从未主动发生过对外战争，但中国武力或军事威胁论在国际公众中却颇有市场，我们自认的“和平大国”“和平崛起”形象仍受到质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少发生违约、背信弃义的大事，我们自认是“负责任、守诚信”大国，可发达国家公众中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国“难以亲近”“不可信赖”。中国形象塑造呈现出严重的“他塑”现象，中国很多时候只能被“他塑”为“东方的”或“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沉默他者”。《新闻周刊》为此指出中国国家形象“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人对自己的认知和外国人对它的看法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中国人相信强大会让他们获得良好形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澳大利亚学者约翰·李颇为同情地说：“这就是中国的困境：它越努力示好，看起来就越可疑；它越努力和世界接触、想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它看起来就越具威胁性。”
西方某颇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多年来一直将中国归入“不自由”国家行列；BBC2013年全球民调显示，25个调查国家中只有12个国家对中国基本持正面看法，有13个国家基本持负面看法。这些评价和调查充满意识形态偏见，调查设计和结论很难说是很客观很公正的，但它们的确也折射出中国他塑形象存在的困境。也正因此，诸如“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等诋毁中国形象的言论还有一定的市场，妖魔化、丑化中国和中国人的影视还有不少的受众，发达国家的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并不高，在他们的认知中，中国是大国家，远不是“好国家”“强国家”。
第三，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软硬”明显不对称。在诸如经济、科技、军事、教育等所谓硬实力方面，发展快、实力强的事实被普遍接受，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军事强国形象认可度高，但软实力方面失分较多。在全球文化产值中，中国只占了3.4%，而美国占了43%，在文化创新力、渗透力、感召力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都不小。更重要的是，与软实力息息相关的中国价值形象、道义形象、亲善形象、文明形象，在海外公众中还没有普遍地形成。尽管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加，政治影响力有所提升，但国际通行的软实力得分并未与之相称，2005-2010年初期得分在30到34之间，2010年为30.7分，排名虽居世界第8，但却比美国少了56.3分。
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联合美国南加州大学共同发布的颇有影响的《软实力排名前30》(The Soft Power 30)，推行排名制。中国2015年才第一次跻身于这个排名榜，为第30名。除2017年达到最高排名（第25位）外，2018、2019年都为第27名，远低于日本、美国。国外这些打分和排名虽然有很多可质疑之处，但也确实反映出我们国际形象建构中“软硬”不对称的问题。
第四，中国国家形象在一些具体方面，如产品质量形象、国民素质形象、政府形象、城市建设形象、文化价值形象等，都存在短板或不尽人意的地方。中国制造廉价质劣的形象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品牌效应明显不够。在联合国发布的报告中，中国国民素质连续几十年排名世界160位以后。更重要的是，它们会最终影响总体性的国家形象。
(二) 当前国家形象建构优化的根本路径
以上这些问题的形成都很复杂，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中国国际形象，其中意识形态偏见、文化差异、信息不对称不充分甚至信息失真等因素，都起着重要作用。不过，我们的国家形象建构理念、举措、方式、手段无疑也存在着很多需要改善与进步的地方，比如国家形象自塑渠道比较单一，过于依赖官方渠道，具体运作时却又“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对外传播的专业性、系统性和公信力都相对欠缺；传播手段中，自媒体和新媒体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传播话语方式中，“广告味”和“宣传腔”过浓，情理交融的“生活味”不够等等。
很明显，如何搞好国家形象建构、进一步提升中国形象，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国际环境，提供更多助力和推力，实现两者良性共振，无疑是新时代要努力解答的时代课题。
国内不少学者结合上述问题建言献策。有学者提出要做好几种层面的工作，如在主体层面上积极激活民间传播力量；在客体层面上使目标受众精细化、分众化；在体系层面上要努力打造联动系统。还有学者更为系统、细致地建议：国家形象建构有必要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做好长远规划；筹建国家形象委员会专门负责、专司其责来策划与推广；利用各种手段、场合加强国际化的策划和包装；完善国家新闻发布会制度，更加注重新闻发言人的形象代言功能；提升境外旅游者来中国旅游的体验等等。这些立足于专业领域的建议，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更有必要上升到最根本的层次来思考。质言之，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则是新时代搞好国家形象建构、全面提升中国形象的根本路径。
当然，此处“改革”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体制，在促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到更高水平基础上，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使国民素质得以普遍提高，进而使国家源像不断完善、优化。这无疑是新时代搞好国家形象建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客观源像无疑是最根本的，终端的国家形象是对它的主观映射，从长期、总体上看，两者存在着直接的正相关关系。一个客观源像几无是处的国家，无论如何很难建构起正面、良好的国家形象。
另一种是专门意义上的，即全面深化改革国家形象的传播。之所以出现客观源像与主观认知之间的错位和偏差（在西方公众那里错位和偏差更明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播不到位、不细致、不深入，国家形象传播的方式、渠道、路径等各方面都需要改革与优化。
具体言之，一是内容要进一步聚焦，重点搞好“四个讲清楚”，塑造“四种大国形象”，生动活泼地阐释宣传“中国梦”。二是加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更加注重文化软实力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性，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强化文化输出。三是要有针对性地补强短板、改善不足。比如，在传播主体上，要更加注重民间、大众传播的作用；针对越来越庞大的留学生群体、来华游客群体、海外中国产品消费者群体，要有专门的应对策略，大力发掘这方面的传播作用；在传播渠道上，更要善于全方位多层次地利用国外主流媒体，要更为重视非主流媒体、非专业性的媒体特别是网络自媒体的传播作用，要善于营造新媒体的“民间舆论场”；要学会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把产品品牌传播和广告传播、大众旅游传播、影视传播、文化交流传播、卫生体育传播、国际会议传播整合起来，形成传播的合力。四是要高度重视出国旅游人群，据统计2017年度我国出国旅游达到1.3亿人次，这个群体对国家形象建构越来越重要，针对他们要加强培育国民维护国家形象的责任意识和自觉意识。
尽可能地促成公众全面、真实地获取国家源像信息，这对保障国家客观形象和主观形象的一致，无疑具有关键性意义。对国际公众来说，其认知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通过亲身经历、体验，如与中国国家机构、组织打过交道或与中国公民有过来往，或有过购买、使用中国产品的经历，进而形成对中国国家的认知、评判；二是通过各种媒介宣传进而间接地认知、评判。不管哪种，都需要对外开放、国际交往来支撑。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和改善，需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合力。进一步强化对外的经贸往来、科技交流，更积极地开展亲、诚、惠、容外交，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以增加了解、增强互信、增大共识。
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国家形象建构的完善、优化得以顺利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文明发展的现代大国形象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以客观全面、真实可信、可亲可敬的形象特质被公众广泛接受、认可和赞许。这样的国家形象，必将反哺、助力改革开放，使其向更深处、高更层次迈进，结出更丰硕的成果，形成更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更健康的步伐前行，以更具有感召力的姿态呈现。新中国和国家形象建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美妙共振、和谐互动，必将使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尽早实现，形象得以更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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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本次刊登有删减调整，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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